价值论视角下传统媒体离职潮再思考
王海涛
摘要：该研究试图突破以知名媒体人离职为代表阐述其具体离职原由的方式，将离职范围扩大至所有传统媒体人离职层面，从人与职业这对主体与客体的本质关系中把握。通过分析发现，离职行为的本身体现着人性的精华，传统媒体人的离职是人作为主体对满足自身需要的价值诉求，而离职潮是价值本身相对于主体时效性的体现，同时也是离职人员价值意识和观念的反映。
关键词：价值 主客体 需要 传统媒体 离职潮
近年来，传统媒体一片唱衰，大批优秀传统媒体人转入新媒体行业。以南方报业集团离职情况为例，2012年至2014年离职人数分别为141人、176人、202人，离职率加速上升。这一现象也因此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王传宝与王佳璇认为媒体人离职原因较为复杂，但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为了“财务自由”，二是为了拓展发展空间，三是为了顺应社会化媒体发展的趋势。①此研究出自于离职人员的角度，而忽视了外在客观因素对离职人员的影响。陆敏与张晓纯的研究结果弥补了这一不足，通过对2009年—2015年间52位知名媒体人的离职告白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后发现，个人职业规划、媒体经营的压力、传媒体制的禁锢、新技术的冲击等内外四个方面是媒体人阐述自己离职理由时的主要归因。②然而，此研究的不足在于只关注于传统媒体行业极其优秀的媒体人，而忽视了普通媒体人，因而不具有普遍意义。而杨可、付春玲、吴莹莹的研究将离职原因归为个人、媒体、社会三个层面，个人因素为主要方面，③离职归因详细具体，但其依据是基于20份资深媒体人离职信的文本内容考察，因而同样存在忽视普通媒体人的问题。想要弄清传统媒体近几年离职潮的根本原因，就必须对离职媒体人一视同仁，从人与职业的本质关系上去寻找答案。
人与职业在本质上是一对主体与客体，而工作（实践的方式之一）正是人与职业相联系的桥梁。职业本身之所以重要，因其具备满足人需要的意义。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曾在1943年《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提出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五个层次逐层递进，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后就会向较高层次发展。人因需要而产生行为的动机，从而促使人这一主体通过实践作用于客体，最终满足自我需求。而工作作为实践的重要环节，使得人与职业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价值，人因工作保障了自身生存的需求，在工作中建立社交关系（人本身就是社会人）满足情感和归属上的需要，更重要的是通过工作建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做出自己的社会贡献，从而赢得社会的尊重和实现自我价值。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离职是人作为主体对满足自身需要的价值诉求。
当然，这并不是说媒体人在传统媒体内无法满足价值需求，而是在当下社会环境下，需求层次发生了变化。人的需求早已从对生理等的低层次需求，逐渐过渡到了尊重和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求。也就是说，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人离职或创业或进入互联网公司本质上都是从主体角度出发，对满足自身需要的更高层次的价值追求。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也并非意味着忽视客观因素对离职人员的影响。原因在于，人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以主体的内在尺度作用于客体对象，更表现在主体将客体当作一面镜子，以客体的尺度主动调节自身的行为。那么，以上述研究者的研究为例，媒体离职人员追求收入、拓展发展空间、顺应新媒体发展潮流或是进行职业規划，都是主体人从内在尺度出发，按照自身需要作出的相应行为。而体制机制、新技术的冲击、媒体经营的压力等来自社会和媒体的动因便可以当作主体人根据客体的外在尺度适时调整自己行为的表现，归根结底是进行客体的主体化过程并由此获得人的自身发展。
也许，从托马斯的情境定义④中，能加深我们对媒体人离职的理解。托马斯认为，任何一个自我决定的行动，在开始之前都有一个考察和深思熟虑的阶段，人们不仅对所处情境加以解释，更主要的是按自己对情境的定义做出反应。需要指出的是在主体意识“朝向”外部存在时，其本身并不是一张“白纸”或一块“白板”，而是本身已有一定主体性内容的意识。⑤这也充分证明了媒体人的离职，是主体人在对自身所处的情境按照自身的意识和内在尺度定义后进行的自主性选择。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一旦被情境所限定，他们的行动也就随之而确定了。通过观察可以发现，传统媒体人的创业或再就业依然在传媒行业，这也就是说传统媒体行业内的职业本身有其规定性，当主体限于某种选择情境时，会对主体的行动产生影响，但最终主体人会根据其规定性，做出对自身发展最有利的选择。
新媒体行业能否较时下的传统媒体行业满足离职人员更高层次的需求？当下，媒体环境早已发生巨大改变，其中媒体技术起着关键性作用。以往传统媒体拥有的绝大部分受众群体转移到了新媒体行业，尤其是自媒体的出现和一部分自媒体的成功，使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新的希望，致使更多人离开传统媒体进行创业。传统媒体在失去受众的情况下广告费用骤减，自然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原有利润，从而使得媒体人员的收入逐渐降低。而人的需求是从低级向高级递进，收入的降低使得人的低层次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因而也就很难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最终目标。反观新媒体行业，越来越多的人从传统媒体转向互联网继而转向移动媒体。也就是说，在强有力的用户支撑下，新媒体的发展前景和空间巨大，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行业更能够给予媒体工作人员更高的收入保障预期，保证其生理和安全等低层次的需求。另外，就新媒体本身来说，自新媒体出现就带有互动的特性，并前所未有地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本身就足以满足人社交的需要，再加上近几年来papi酱、罗振宇等一批自媒体网红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对那些传统媒体离职人员更具有吸引力，因为在成名的那一刻，意味着自身更高需求层次的满足，即个人自我价值（这里指做媒体人的价值）的实现。
传统媒体人离职何以成为一种潮流？不可否认，离职的优秀媒体人本身自带的名人效应会对其他传统媒体人起到示范作用，但没有足够证据表明这样的示范效果显著。从价值的时效性角度来说，任何一种具体的价值都具有主体的时间性，其表现为人们的价值水准不断地改变、更新、转移和提高，价值的时效性归根结底取决于主体人的不断发展和需要的不断增长。⑥因而可以说离职媒体人通过对当下媒体行业的自我价值判断，形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新的价值认知，从而触发了他们集中性的离职行为。另外，就媒体人的价值意识与观念来看，曾经拥有新闻信念与理想的媒体人，身处快速发展的新媒体环境当中，逐渐失去了对传统媒体的兴趣，在情感层面也难以将更多希望寄托于传统媒体，因而其普遍离职也在所难免。
马克思说，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才使得自己“处在”一定的主客体关系中，他作为这种关系的建立者和推动者，才是其中的主体而不是客体。人的这种能力、作用和地位，体现着人性的精华，即人的自主、有目的、主动、能动、自由地活动的地位和特性，⑦这些特性同时也决定着作为主体的人基于自我价值判断之上的行为。传统媒体人的离职不也是如此吗？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栏目责编：陈道生
注释：①王传宝，王佳璇：《传媒人才的流动趋势》，《青年记者》，2015（9）。
②陈 敏，张晓纯：《告别“黄金时代”——对52 位传统媒体人离职告白的内容分析》，《新闻记者》，2016（2）。
③杨 可，付春玲，吴莹莹：《媒体人离职的若干背景因素》，《重庆社会科学》，2016（4）。
④于 海：《西方社会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版，2010年。
⑤⑥⑦李德顺：《价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1页，第113—118页，第51页。
摘要：该研究试图突破以知名媒体人离职为代表阐述其具体离职原由的方式，将离职范围扩大至所有传统媒体人离职层面，从人与职业这对主体与客体的本质关系中把握。通过分析发现，离职行为的本身体现着人性的精华，传统媒体人的离职是人作为主体对满足自身需要的价值诉求，而离职潮是价值本身相对于主体时效性的体现，同时也是离职人员价值意识和观念的反映。
关键词：价值 主客体 需要 传统媒体 离职潮
近年来，传统媒体一片唱衰，大批优秀传统媒体人转入新媒体行业。以南方报业集团离职情况为例，2012年至2014年离职人数分别为141人、176人、202人，离职率加速上升。这一现象也因此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王传宝与王佳璇认为媒体人离职原因较为复杂，但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为了“财务自由”，二是为了拓展发展空间，三是为了顺应社会化媒体发展的趋势。①此研究出自于离职人员的角度，而忽视了外在客观因素对离职人员的影响。陆敏与张晓纯的研究结果弥补了这一不足，通过对2009年—2015年间52位知名媒体人的离职告白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后发现，个人职业规划、媒体经营的压力、传媒体制的禁锢、新技术的冲击等内外四个方面是媒体人阐述自己离职理由时的主要归因。②然而，此研究的不足在于只关注于传统媒体行业极其优秀的媒体人，而忽视了普通媒体人，因而不具有普遍意义。而杨可、付春玲、吴莹莹的研究将离职原因归为个人、媒体、社会三个层面，个人因素为主要方面，③离职归因详细具体，但其依据是基于20份资深媒体人离职信的文本内容考察，因而同样存在忽视普通媒体人的问题。想要弄清传统媒体近几年离职潮的根本原因，就必须对离职媒体人一视同仁，从人与职业的本质关系上去寻找答案。
人与职业在本质上是一对主体与客体，而工作（实践的方式之一）正是人与职业相联系的桥梁。职业本身之所以重要，因其具备满足人需要的意义。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曾在1943年《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提出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五个层次逐层递进，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后就会向较高层次发展。人因需要而产生行为的动机，从而促使人这一主体通过实践作用于客体，最终满足自我需求。而工作作为实践的重要环节，使得人与职业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价值，人因工作保障了自身生存的需求，在工作中建立社交关系（人本身就是社会人）满足情感和归属上的需要，更重要的是通过工作建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做出自己的社会贡献，从而赢得社会的尊重和实现自我价值。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离职是人作为主体对满足自身需要的价值诉求。
当然，这并不是说媒体人在传统媒体内无法满足价值需求，而是在当下社会环境下，需求层次发生了变化。人的需求早已从对生理等的低层次需求，逐渐过渡到了尊重和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求。也就是说，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人离职或创业或进入互联网公司本质上都是从主体角度出发，对满足自身需要的更高层次的价值追求。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也并非意味着忽视客观因素对离职人员的影响。原因在于，人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以主体的内在尺度作用于客体对象，更表现在主体将客体当作一面镜子，以客体的尺度主动调节自身的行为。那么，以上述研究者的研究为例，媒体离职人员追求收入、拓展发展空间、顺应新媒体发展潮流或是进行职业規划，都是主体人从内在尺度出发，按照自身需要作出的相应行为。而体制机制、新技术的冲击、媒体经营的压力等来自社会和媒体的动因便可以当作主体人根据客体的外在尺度适时调整自己行为的表现，归根结底是进行客体的主体化过程并由此获得人的自身发展。
也许，从托马斯的情境定义④中，能加深我们对媒体人离职的理解。托马斯认为，任何一个自我决定的行动，在开始之前都有一个考察和深思熟虑的阶段，人们不仅对所处情境加以解释，更主要的是按自己对情境的定义做出反应。需要指出的是在主体意识“朝向”外部存在时，其本身并不是一张“白纸”或一块“白板”，而是本身已有一定主体性内容的意识。⑤这也充分证明了媒体人的离职，是主体人在对自身所处的情境按照自身的意识和内在尺度定义后进行的自主性选择。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一旦被情境所限定，他们的行动也就随之而确定了。通过观察可以发现，传统媒体人的创业或再就业依然在传媒行业，这也就是说传统媒体行业内的职业本身有其规定性，当主体限于某种选择情境时，会对主体的行动产生影响，但最终主体人会根据其规定性，做出对自身发展最有利的选择。
新媒体行业能否较时下的传统媒体行业满足离职人员更高层次的需求？当下，媒体环境早已发生巨大改变，其中媒体技术起着关键性作用。以往传统媒体拥有的绝大部分受众群体转移到了新媒体行业，尤其是自媒体的出现和一部分自媒体的成功，使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新的希望，致使更多人离开传统媒体进行创业。传统媒体在失去受众的情况下广告费用骤减，自然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原有利润，从而使得媒体人员的收入逐渐降低。而人的需求是从低级向高级递进，收入的降低使得人的低层次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因而也就很难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最终目标。反观新媒体行业，越来越多的人从传统媒体转向互联网继而转向移动媒体。也就是说，在强有力的用户支撑下，新媒体的发展前景和空间巨大，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行业更能够给予媒体工作人员更高的收入保障预期，保证其生理和安全等低层次的需求。另外，就新媒体本身来说，自新媒体出现就带有互动的特性，并前所未有地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本身就足以满足人社交的需要，再加上近几年来papi酱、罗振宇等一批自媒体网红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对那些传统媒体离职人员更具有吸引力，因为在成名的那一刻，意味着自身更高需求层次的满足，即个人自我价值（这里指做媒体人的价值）的实现。
传统媒体人离职何以成为一种潮流？不可否认，离职的优秀媒体人本身自带的名人效应会对其他传统媒体人起到示范作用，但没有足够证据表明这样的示范效果显著。从价值的时效性角度来说，任何一种具体的价值都具有主体的时间性，其表现为人们的价值水准不断地改变、更新、转移和提高，价值的时效性归根结底取决于主体人的不断发展和需要的不断增长。⑥因而可以说离职媒体人通过对当下媒体行业的自我价值判断，形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新的价值认知，从而触发了他们集中性的离职行为。另外，就媒体人的价值意识与观念来看，曾经拥有新闻信念与理想的媒体人，身处快速发展的新媒体环境当中，逐渐失去了对传统媒体的兴趣，在情感层面也难以将更多希望寄托于传统媒体，因而其普遍离职也在所难免。
马克思说，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才使得自己“处在”一定的主客体关系中，他作为这种关系的建立者和推动者，才是其中的主体而不是客体。人的这种能力、作用和地位，体现着人性的精华，即人的自主、有目的、主动、能动、自由地活动的地位和特性，⑦这些特性同时也决定着作为主体的人基于自我价值判断之上的行为。传统媒体人的离职不也是如此吗？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栏目责编：陈道生
注释：①王传宝，王佳璇：《传媒人才的流动趋势》，《青年记者》，2015（9）。
②陈 敏，张晓纯：《告别“黄金时代”——对52 位传统媒体人离职告白的内容分析》，《新闻记者》，2016（2）。
③杨 可，付春玲，吴莹莹：《媒体人离职的若干背景因素》，《重庆社会科学》，2016（4）。
④于 海：《西方社会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版，2010年。
⑤⑥⑦李德顺：《价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1页，第113—118页，第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