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诉讼日记

    

    抗日战争期间，重庆遭受日军飞机极为惨烈的轰炸。1938年至1943年的5年间，5717架日机，130多次狂轰滥炸，炸死10600多人，伤10100多人。

    2004年底，当年的受害者组织起来，成立了重庆大轰炸诉讼团，每年日本东京裁判所开庭三四次。今年4月中旬至6月底有5次庭审，本文作者魏奕雄作为乐山代表参加了 5月7日的庭审。

    魏先生在赴日7天的时间里，详细记录了自己和受害者罗保清老人参加诉讼的全过程。虽然日方设置重重障碍，而且结果还是未知数，但在魏先生看来，这样的民间诉讼早已大大超出了经济赔偿的范围，也超出了诉讼本身的法律意义，实际上成为中国人民讨回公道、讨回正义、讨回民族尊严和澄清历史真相的斗争。

    机昂首云天，向东京飞去。

    我和罗保清老人搭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421航班，从成都到日本参加重庆大轰炸案对日索赔诉讼。

    抗日战争期间，四川乐山两次遭受日军飞机轰炸。第一次，1939年8月19日，36架九六式中型攻击机投下100多枚炸弹和烧夷弹，炸死838人，炸伤600多人，半个城区成废墟；第二次，1941年8月23日，7架飞机轰炸乐山城区，另外7架轰炸苏稽镇，炸死82人，伤171人。

    作为战时首都，重庆也遭受日军飞机极为惨烈的轰炸，1938年至1943年的5年间，5717架次日机，130多次狂轰滥炸，炸死10600多人，伤10100多人。

    从2004年底，当年的受害者组织起来，成立了重庆大轰炸诉讼团，开始了民间对日索赔的艰难历程。乐山加入的立案时间是2006年3月30日。我从这年初开始研究乐山大轰炸。

    重庆大轰炸案的原告共188名，其中重庆85名，乐山50名，成都39名，自贡7名，松潘6名。每年开庭三四次，每次都只能派代表参加。

    包括我在内，乐山共有7名原告代表先后8次赴东京，每次都有声援团同行。罗保清老人是第三次到东京。他的父亲，一位金漆匾对店的业主，和手下的4名工人、徒弟，于1939年8月19日被日军罪恶的炸弹夺去了生命。

    今年4月中旬至6月底这一回合有5次庭审，每个城市一次，我将参加的5月7日庭审是第27次。今年是庭审次数最多的一年。

    日本法律规定，日本的法庭只能由日本律师参加诉讼。为我方提供法律援助的是以土屋公献为团长的重庆大轰炸案辩护团（日方写作“重庆大爆击事件诉讼弁护团”）。土屋先生是日本著名律师，曾任日本律师协会会长。辩护团事务局长（办公室主任）兼首席律师一濑敬一郎，是东京一濑法律事务所所长，今年66岁。

    按照日本法律，如果日本律师收受外国原告的薪酬而为之辩护，将受到严励惩处，但是可以自愿义务辩护。所以，所有愿意为中国原告辩护的左派律师们，不但分文不取，而且来中国取证调查的往返路费和其他一切开支，都由他们所在的法律事务所承担。只这一点，就让我肃然起敬了！

    5月5日

    东京时间11点，留学生王学士来宾馆接我们到一濑法律事务所。参加这次庭审的重庆学者证人唐润明，比我们早来一天，住2804室。他和我都是第一次来东京。

    一濑的事务所设在都港区新西桥一丁目21番5号，占了巷道里的一座楼房的两层，每层三个房间，每间都只有十多平方米。除了办公桌椅，四面墙都是书架，不但架上塞满了书，走廊上、楼梯旁、桌子下面，凡有空地，都堆着各种各样的书，挤得满满的，人员进出都得侧身行走。

    这一回合的5次庭审，都采取我方律师发问，5个城市的证人或原告回答的方式。律师所拟问题，都以《质问项目》为题，在3月份寄送给各位证人和原告。今明两天，由对应的律师与证人、原告，在这里预先沟通和演练，为5月7日的庭审作准备。

    与重庆的唐润明搭档的律师萱野一树和内藤裕子，今天没有来，王学士带唐到二楼办公室交谈。13点25分，来了一位40岁出头的戴眼镜的律师，看上去颇为精干。一濑介绍说，他是来自萩原健二法律事务所的吉田哲也先生。从1995年开始，全日本像他这样义务为中国众多索赔案服务的律师，大概有二三百人。今天，由吉田先生负责向原告罗保清发问。

    考虑到罗大爷的乐山话不好懂，一濑将翻译工作安排给了峨眉姑娘张斯维。这位小张25岁，日本明治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三年前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为一濑事务所打工。近两年来，她和王学士经常与我通电话，发电子邮件，今天在这里第一次见面。

    负责向我发问的长谷川直彦律师，明天下午才能来，我今天就和一濑旁听吉田与罗大爷的交流。吉田偶尔向一濑和我询问一些小问题，更多的是教罗大爷怎样规范地简洁地回答。

    中午没有吃午饭，15点30分左右，一濑夫人买来10多个饭团，大家都饿了，就着茶水分而食之。完后，又接着交流。

    距离一濑事务所30多米左右，有家中华料理“长安刀削面”店。晚上，一濑夫人带我们到这里吃晚饭。我听到老板娘讲东北口音普通话，就一边吃面，一边与她聊。得知她姓浦，50岁，来自哈尔滨。她的母亲是日本遗孤，抗日战争胜利时才两岁。那时候日本人慌乱从中国撤离，母亲被遗弃在吉林，当地一位大娘收养了她，长大后与中国人结婚。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多数日本遗孤回到日本，浦老板随母亲定居东京，10多年前开了这家刀削面店。

    浦老板惊叹，认识一濑先生多年了，这才晓得这位邻居是个热心肠，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她伸出大拇指，说了许多敬重的话。“怪不得一濑夫妇经常带一些中国人到我这里用餐。你今天不说，我还不知道那些同胞都是来索赔的。我坚决支持，因为我母亲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欢迎你们明天再来，我会优惠你们。”

    他乡遇知己，浓浓同胞情！

    5月6日

    9点，早稻田大学讲师张剑波博士（湖南汩罗人）来宾馆接我们到一濑事务所。重庆唐润明与内藤裕子律师交谈，张剑波翻译。罗大爷由峨眉小张辅导。我上午没有具体安排，自己看资料。

    从二楼资料室一个专门陈放重庆案的书架上，我见到几个报纸剪贴卷宗，都是有关重庆、成都等五城市诉讼的新闻报道，有中文的，也有日文的。这里复印有日本防卫省防卫研修所军史部图书馆收藏的日本飞机轰炸中国大陆各地的《战斗概报》和《战斗详报》，日本海军航空部队编印的。当年的“军极密”文件，现在事过70年，都解密了。一濑夫人说，“凡是能找到的战斗详报，我们都复印回来了。”研究日军的无差别轰炸，只有中国方面的档案材料，没有日本方面的相关资料，是不可能全面准确的。

    我从另一个卷宗中找到了轰炸乐山的九六式陆上中型攻击机的照片及其性能特点的文字说明，轰炸乐山用的“六番陆用爆击弹”和“力四爆弹”（烧夷弹）的文字说明，一一复印，请张剑波老师译成中文。明年初，我要出版《日本轰炸乐山备忘录》一书，我会把这些资料都用上去。

    14点，长谷川直彦律师来了。他59岁，十分儒雅。一濑和他一同就《质问项目》与我交换意见，对每个问题如何回答进行沟通。我建议对所提问题作一些调整和修改，比如问过基本情况和必要的数据后，增加轰炸时和轰炸后残酷场面的具体描述，让法官增添有感染力的感性印象；还可以发挥轰炸前一些乐山老照片的作用，等等，一濑和长谷川都接受了。我们前后谈了三个小时。

    重庆大轰炸案辩护团团长田代博之来看望我们。我立即起立与他热烈握手。他说：“好久不见了！”这话好亲切。他是浜松合同法律事务所的律师，2009年接替逝世的土屋公献任团长，虽然年过八旬，依然精神矍铄，温文尔雅。他曾经多次访问乐山。

    我将预先录有许多照片和资料的U盘交给一濑，将选择一部分明天在法庭映上屏幕。他请我将乐山被轰炸的全毁12条街道和半毁3条街道，在地图上一一标出，工作人员打印出来后，叫我签署名字和年月日，明天要送交法官。

    21点10分，我们回宾馆休息，一濑他们还要继续加班，将明天需要的材料，全部清理一番，再打印出来。

    早点上床吧，明天要上法庭一搏。

    5月7日

    今天的法庭调查分三段进行， 10点至12点是证人唐润明作重庆大轰炸档案材料分析，13点15分至14点45分由我作乐山大轰炸被害分析，15点至16点30分调查原告罗保清全家受害情况。

    9点30分，峨眉小张带我们到达东京裁判所。进门要接受安全检查，跟飞机场的安检一样。今天在103庭审理，已经有很多人坐在听众席了。一濑告诉我，除了来自东京的，还有从大阪、广岛、高松、埼玉、市川等地赶来助威的。我环顾这个法庭，只见用木栏杆隔为两半，一边是法官的审判桌，书记员、被告、原告、证人和律师的席位；另一边是听众席，可坐50人左右。

    我看见斋藤纪代美坐在听众席。2006年8月，东京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连带会会长三角忠率律师田代博之、一濑敬一郎、心理学家斋藤纪代美等9位日本朋友访问乐山。这个连带会是自发组织支持中国原告的群众团体，他们与乐山的受害者、学者、市人大政协干部座谈时，我将乐山大轰炸的照片赠送与三角忠。斋藤纪代美当场写道：“作为日本人，我要向你们谢罪！”

    身材魁梧的三角忠一跨进法庭，我就看到了，赶紧上前握手。转眼间8年过去了，我印象中他的鬓发全黑的，而今满头飞霜。不过，这位71岁的壮汉，身板还硬朗得很。从今天早上8点30分开始，他就带领百多名左派人士在东京裁判所附近的街道上，进行支持重庆大轰炸诉讼的游行。以前每次庭审前，他也都要率众游行一番。

    广岛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由木荣司，高而胖，挺腹，光头，穿着短袖花衬衫，格外引人注目，我和他紧紧拥抱。他曾于2010年8月和2013年10月两次访问乐山。今天，他带了七八个人来参加庭审。

    著名军事评论家、东京国际大学教授前田哲男来了。2012年5月他造访乐山，赠送一本他的著作《二战时期的战略大轰炸》中文版给我。他预祝我作证成功。

    10点，法官刚刚入场，一濑就叫小张带我和罗大爷离庭，到一濑事务所去，让吉田哲也和长谷川直彦分别与我俩再仔细切磋。重庆唐润明的作证情况，没能听成，颇感遗憾。

    13点15分，该我上场了。三名法官准时进场，全体起立。坐下后，位于中间的主审法官宣布：今天下午听取证人魏奕雄的证词，调查原告罗保清一家的受害情况。然后传翻译张斯维入场，宣誓忠实地做好语言翻译，否则要负法律责任。接着传我。我将法庭书记员提供的誓词“我凭良心，讲述真实，不讲假话，特此宣誓”读了一遍。

    坐在右边被告席上的是日本政府的两名代表，左边律师席上是田代博之、一濑敬一郎和长谷川直彦。

    首先由一濑问我关于乐山的地理位置、抗战时期的交通和产业情况。他特地将乐山当时最大工商户杨家的老德兴成商铺和豪宅“和睦堂”的照片，先后映在屏幕上，问轰炸时这两处发生了什么事情？答：这是原告杨铭佳祖父的产业和住处，都在“8·19”被日军炸毁了。又映迎春门码头堆放着很多货物准备装船外运的照片，我说这处繁荣的码头被炸，死伤甚多。再映瞻峨门的照片，我答：“8·19”炸后无人认领的尸体，由县政府组织的人员在这座城门附近不远西湖塘挖坑集中掩埋，具体地点是现今乐山师范学院足球场。

    接下来，长谷川主要问两次轰炸乐山的时间、地点、飞机架数、伤亡人数、街道毁坏、产业破坏、企业和居民财产损失、灭火疗伤挖尸情况，当时乐山有没有军事设施、军工厂和弹药仓库，当时乐山城区的面积、人口、工商业经济情况，你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轰炸情况，采访了多少受害者，等等。重点问题是第一次轰炸的伤亡人数，多花了一点时间。

    问：据你出示的四川省政府档案记载，“8·19”那天亡838人，伤380人，共1218人，而你的研究结论为什么却是1500多人？答：1939年9月2日乐山县县长刘芳致四川省政府的电报上，明确写有“轻伤重伤各三百余人”。又据1939年10月7日县长刘芳致国民政府军委会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的电报，当时中央政府只拨了5万元抚恤金，按抚恤标准，不够分发，还差8714元，就尽量将轻伤人数压缩，其后按压缩后的数据，上报省政府统计处，所以轰炸伤亡登记表上的“伤”一栏，只有380人，这显然指的重伤，不包括轻伤，将300多轻伤加上，伤亡总数应是1500多人。

    屏幕上同时出现这些档案、电报复印件。法官没有提出异议。

    当问到两次轰炸乐山的特点时，我答：两次都是日军借轰炸军事设施之名，而实际炸了繁华商业区和居民密集区的无差别大轰炸。1939年8月20日东京《日日新闻》对轰炸乐山的报道中有一句“敌方狼狈不堪，毫无抵抗”，这说明当时乐山是连高射炮都没有的不设防城市。如有高射炮，肯定要抵抗，就不至于让日机如入无人之境，低飞盘旋投弹。轰炸这样的不设防城市，违反了国际法。轰炸时，有的腹破肠流，有的手足肌肉飞挂树梢鲜血淋漓，有的青少年头破血流受惊疯了狂奔乱跳。有的躲进消防水缸被弹火活活烫死，有49户全家炸光成绝户。最多一家9人全炸死，希望法官公正判决，还受害者以公道和正义。

    最后，田代博之指着乐山“8·19”大轰炸死难同胞纪念碑照片，先后提出多个问题。我依序答完碑名、建碑时间，特地提高声音：“每年‘8·19鸣警报、献花圈、开座谈会；我收集到的162个死亡名单，东京《日日新闻》对轰炸乐山的报道，已刻在碑上；成立了乐山‘8·19大轰炸史实研究会，每年研讨一次编印一本研究成果的刊物，让乐山人民世世代代永远铭记。”

    本来给我的时间是90分钟，包括翻译，实际上多用了20分钟。被告席上两名日本政府代表默默听着，一言不发。结束时法官征求他们的意见，答：无问题可提。于是15点10分，法官一敲法槌，休庭。

    当我步向听众席，三角忠和前田哲男迎面与我握手。张剑波老师说，你的声音好宏亮，堂堂正正。

    20分钟后，原告罗保清上场。宣誓后，吉田律师发问，小张翻译，同样配有屏幕图像。问答内容如我5月5日所记。虽然罗大爷年近九旬，但头脑清醒，口齿清楚，只是音速稍慢。由于准备充分，回答得颇为简练、得体。原计划90分钟，只用了67分钟就结束了。

    这次法庭调查，让我深切体会到，对于大轰炸这一类的历史案件，档案材料和老照片至关重要，无论是中方的、日方的，那都是有充分说服力的证据。所以档案馆的藏件和收藏家们的藏品，都是宝贝噢。

    紧接着是记者见面会，三角忠引领我、唐、罗步上裁判所二楼的一个小会议室，会见日本记者。18点，一濑带我们步行到相邻的弁护士会馆（东京律师协会办公楼）1006室，参加“重庆大轰炸第27回裁判报告集会”。

    5月8日

    今天有三项活动，一与东京空袭牺牲者遗族会交流，二向日本外务省（外交部）官员提出我们的诉求，三跟部分日本议员座谈。

    东京空袭牺牲者遗族会办公室，也是东京大空袭诉讼原告团和日本全国空袭被害者联络协议会的办公室，位于墨田区。翻译小张带我和唐、罗乘地铁到达时，将近11点了，一濑和斋藤纪代美，还有一位来自香川县高松市的电影摄影师前田真吹女士从不同线路来了。前田于2011年12月访问乐山，昨天也参加了庭审。

    这是一间狭长的办公室，约20多平方米，中间一排长桌，两旁20多把椅子，挤得满满的。迎面墙上挂着横幅“支持重庆大轰炸诉讼，欢迎原告罗保清先生”。已有10多人等候着。

    遗族会副会长榎本喜久治致过欢迎词，唐润明和我先后简要叙说重庆、乐山被炸情况，罗保清讲述他家的悲惨遭遇。日本全国空袭被害者联络协议会运营委员长星野弘也详细介绍了美国轰炸日本有关情况。一位80多岁老太太讲述她全家五口被美机炸死的惨况。榎本喜久治出示许多东京被炸的残酷场面照片和图画，向我和唐润明各赠送数张照片复印件。因为日本最高法院已经终审，不可能再上诉了，他们还将继续编印轰炸的文献资料，留给后人。

    我们表示要相互沟通，相互支持。虽然炸重庆炸东京都属于无差别轰炸，但毕竟原因不同，有很大区别。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希望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改善中日关系。

    14点，我们一行7人按约到达日本外务省。完成安全检查后，进入一楼一间小会议室。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中国蒙古第一课课长助理猪口奈津子和随员本多基宏，听取我们对轰炸的简要介绍和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的诉求，共65分钟。散会时，猪口女士用中文对我们说：“过去不了解轰炸的情况，希望以后多交流。”

    15点35分，日本众议院一个大会议室里已经坐了十多位日本朋友，6位参议院和众议员的秘书，在这里听取我们的诉求。本来一濑他们联系好了议员们，但议员们都很忙，各派秘书代劳。众议员近藤昭一的秘书川村一之主持，我、唐、罗将跟外务省官员说的内容重复了一遍，不同的是借助多媒体图像的讲述，更为生动直观。著名军事评论家前田哲男、东京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连带会事务局长西川重则、辩护团团长田代博之先后发言，表示坚决支持中国原告将诉讼进行到底。座谈会开了90分钟。

    晚上，应一濑的要求，我和唐、罗在一濑的事务所里，各录了约10分钟的讲述录像，将在日本的网络上播放，让更多的日本民众了解真相。

    5月9日

    今天要到三个地方，先看靖国神社，再到市川市郭沫若故居，后赴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不知大使馆从哪个渠道了解到我们到了东京，昨晚通过一濑事务所转告，约请今天17点会晤。

    近些年，不断有日本政要参拜供有二战甲级战犯灵牌的靖国神社，引起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强烈不满。我们很想知道，这个靖国神社是个什么样的场所。

    上午10点，庆义大学硕士留学生邹杨，带我和罗大爷到千代区看靖国神社。这里是祭祀亡灵的园林式庙宇，占地约百亩，规模很大，风景秀丽。从《靖国神社简介》得知，系由近代日本陆军创始人大村益次郎创建。起初只供奉为保卫日本国家而牺牲的阵亡者灵牌，后来凡对日本国家利益有功者的灵牌也供奉之。用于祭祀神灵的正殿建于1872年，现有拜殿、元宫、灵玺簿奉安殿、镇灵社、参集殿、招魂斋庭等十多座宫殿式建筑。这里规定不能进行宣传活动、集会示威游行、贩卖货物，车马不能入内。

    我看到拜殿里陈列着许多亡者灵牌，不少日本人在殿前鞠躬致礼。有数十人围聚在参集殿悼念某个亡者。

    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灵牌供奉在1965年修建的镇灵社里，不对外开放，需经过特殊申请才能入内，我们无法观看。1958年铜铸的与实物同样大小的战殁马慰灵像、军犬慰灵像和安慰战场传信鸽的鸠魂塔，显然是怀念70年前侵略战争的纪念物。还有一座奇特的帕尔博士显彰碑。帕尔是二战结束后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战犯担任印度代表的法官，惟独他一人提议判处被告团全体成员无罪，尽管没有被采纳，但日本人感激他，于2005年特地建立此碑以彰显其“功绩”，碑上有帕尔的大幅照片。游就馆里正举办《大东亚战争70周年展》，百多人排队买票入场观看，票价300日元。凡此种种，表明日本人崇尚军国主义，对二战中的罪行毫无反省和认罪的迹象。

    我算是明白日本政要为什么经常来这里参拜了。

    13点5分，我们到达市川市地铁站时，日本朋友三岛静夫已经拄着拐杖在站口等候。市川市虽属千叶县，但与东京仅隔一条叫江户川的河流，实际上是东京的郊区。1928年至1937年，乐山人郭沫若为避国民政府方面的通缉，在这里流亡了近10年。因为这个缘故，1981年乐山市和市川市结成友好城市。2004年市川市政府将郭沫若原在该市须和田住过的旧宅，拆迁到真间重建，基本上保持原样，称作“市川市郭沫若纪念馆”。

    三岛静夫原是市川市工会评议会干部，退休后致力于中日友好活动，大力支持重庆大轰炸诉讼活动。2006年8月访问乐山，2007年1月27日主持过市川市乐山大轰炸报告会，现在是“731部队毒气全国巡回展企画委员会”事务局长，前天参加了庭审。

    我注意到他的帽沿，别着一枚反对美国鱼鹰直升机入驻冲绳军事基地的徽章。像他这样坚定的日本左翼人士，现在已经不多了。他以86岁高龄拄着拐杖陪我们参观，实在不敢当。深深感动之余，我请他坐着，不必随我们走动。

    参观结束，我和酒井宏交谈了一阵，将我的著作《郭沫若与夫人战友朋友》，还有《郭沫若研究年鉴》2010年卷和2011年卷，赠与纪念馆，这三本书是我特地带来的。合影留念后，三岛静夫叫来出租车陪我们到地铁站，中途下车买了三盒樱花糕送我们。我们毫无准备，无物回礼，心欠欠的。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在都港区元麻布，我和罗大爷，由一濑法律事务所事务局长元永修二和翻译、中国留学生宋琴陪同，于17点前到达。重庆唐润明昨晚被大东文化大学教授内田知行接去叙旧，今天没能参加。

    在使馆的一楼接待室，参赞律桂军和随员高斌与我们晤谈。这是中国大使馆官员8年来第一次会见重庆大轰炸案诉讼人员。我讲述了案情步履艰辛的进展，日本左派律师的大力援助，近几天我们的活动。律参赞说，听后很有感触，了解到了案件的历程。学者们挖掘史料，对于牢记历史，汲取教训，很有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

    我和罗大爷提出三点要求：一、希望今后中国的原告团来东京，中国大使馆都能派员看望或座谈；二、成立支持对日诉讼援助基金，以解决许多原告经济困难无法前来；三、请外交部发言人重申支持中国受害者进行民间对日索赔的态度。律参赞说，我们会考虑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通过法律行动，为敦促日本政府认识错误，反省罪行，继续发挥作用。

    晤谈历时90分钟。律参赞嘱高斌招待我们吃晚饭。

    5月10日

    一濑夫妇5点50分就到后乐宾馆，接我和罗大爷到日暮里地铁站，给我们买了6点55分到成田机场的特快专列车票。临别时，将数十个日本朋友签名支持我们的粉红色布幅，郑重地交到我手里，又买来四个饭团和两瓶热茶水，让我们心里暖暖的。

    中国留学生邹杨陪送我们到成田机场，一濑安排他帮助我们办理回国登机手续。

    8点50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422航班准时起飞，经北京飞向成都。

    别了，东京！

    别了，一濑夫妇和众多无私援助我们的日本律师朋友们！

    别了，协助日本律师的各位留学生同胞！

    诉讼尚未结束，同志仍需努力。

    日本法院给我们设置了三道法律障碍。第一，时效抗辩。按日本法律，超过15年即失去损害赔偿请求权，重庆轰炸已经过了70年。第二，“国家无答责”，又称“公权力无责任原则”。依日本法律，即使公吏在行使职权时发生违法的侵权损害，受害人最多只能追究其个人的法律责任，而不能追究国家或公法人的责任，即对于国民，国家豁免法律责任。第三，1951年美国主持签订的《旧金山和约》的约束。该和约第14条有“除本公约另有规定的以外，同盟国方放弃同盟国的一切赔偿请求权，放弃在战争期间因日本及其国民的行为而产生的同盟国及其国民的其他请求权”的文字，这里的“同盟国方”指美、英、法、苏、中等抗击日本侵略的国家，当时蒋介石集团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在和约上签字。就是说，蒋介石已经放弃了对日本的政府索赔权和民间索赔权。

    我方的回应是：时效抗辩只适用于民事和刑事案件，凡是国家间的战争诉讼案，都没有时效限制；“国家无答责”是日本的法律，只对日本国民有效，对外国原告无效；从1949年10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的政府，1951年蒋介石集团代表参加签字的《旧金山和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告无约束力。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虽然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索赔，但没有宣布放弃民间对日索赔。

    在1995年以来日本不同法院对中国各个索赔案的审理中，虽然时效问题和“国家无答责”均已突破，但他们紧紧抓住《旧金山和约》和《中日联合声明》中的相关条款不放松。

    这一审理回合，在我们之前，有4月16日对轰炸自贡的庭审；在我们之后，尚有5月21日对轰炸松潘，6月4日对轰炸成都和6月30日对轰炸重庆的三次庭审。

    瞻望前程，道路坎坷。

    今年底或明年初，东京裁判所将对重庆大轰炸作出一审判决。他们会如何判决？现在还是未知数。不过，因为目前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不愿意对侵华战争进行反省，甚至否认侵略，在教科书上称是“进入中国”，帮助贫穷的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慰安妇的存在，否认无差别轰炸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意义，就大大超出了要求经济赔偿的范围，也超出了诉讼本身的法律意义，实际上成为中国人民讨回公道、讨回正义、讨回民族尊严和澄清历史真相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