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中“不变”的秤

    

    一个学者如不关心民族的前途，不关心人民疾苦，即使受过最好的教育，也不够格称知识分子。

    [作者简介]杨昕然，书评人。

    《自由之魂——20世纪后半叶的在台知识人》

    刘台平 ?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版

    定价：28.00元

    胡适、傅斯年、蒋梦麟、梅贻琦、雷震、于右任、殷海光七位学者在风雨飘摇的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选择渡过海峡，在找寻自由的道路上发现了一座“宝岛”。

    昔时殷海光先生借《圣经》上的一句话赠给雷震先生：“为义而受难的人，有福了。”今日回想那些学术先达直言敢谏的担当，一袭长衫欲济天下的宏愿，的确够得上这样的评价。且看刘台平先生拂去历史档案的积尘，带领我们向胡适等七位大师的背影匆匆追去。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叹息。”叹息与伤怀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从屈原《离骚》到于右任《望大陆》，很多赴台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已经拥有很高的学术和政治地位，因此很多人以为他们跟随蒋介石赴台可能是怕失去相应的职务与待遇。其实那些真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对物质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的，“文化乡愁”才是始终萦绕在他们心头的阴影。

    书中提到的大师们可谓生不逢时，战乱频仍中安守思想，唯有苦中作乐，演绎出诸多轶事。如书中所述，蒋介石对胡适是又爱又恨，“爱的是他对人民的衷心，恨的是他对自己的不忠”。

    迁徙中的头脑不会停止思考。在阅读那些几十年前为了实现自己知识报国理想的在台知识人经历时，常常如此感慨。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虽然保管着巨额的清华基金，却一生清贫，从来不为诱惑所动，即使蒋介石多次打这笔钱的主意，梅校长宁可与蒋介石翻脸，也决不容许任何人侵吞、挪用这笔款项。梅校长的形象从“台湾清华”大学的梅、竹校徽到其学生设计的桌游“梅校长的试练”，时至今日仍活在“清华园”，活在“台湾清华”人的心中。

    被放逐了的思考者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经历了非常深重的、带有悲剧色彩的过程，却往往能够得到高水平的幽默感。殷海光曾言：“一个学者如不关心民族的前途，不关心人民疾苦，即使受过最好的教育，也不够格称知识分子。”一个有血性的读书人，应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应有正义感，应敢于讲真话。可惜敢于讲真话的人在数量上永远是少数。从左琴科到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知识人追求自由时候的微微含笑竟也陷入文艺界大批判，竟也不过就是展示某种自然条件中的“变”与“不变”。关注现实和饱读诗书有冲突吗？恰恰相反，在台知识人在“变”的环境中心中仍有一杆“不变”的秤。

    由于知识人多少有理论知识，见多识广，又往往具有常人所没有的敏感，所以他们会对很多事情发表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作为知识精英、知名学者，他们可以如此洒脱，但是中国的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老百姓不但从出生起就开始形成对这片国土的认同，而且他们也从自己的切身处境中体验到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得失的息息相关，在某种意义上国家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有着这种认同的中国老百姓也需要有人代言他们的声音，于是李敖等自我标榜开放、宽容的自由主义人物逐渐受到追捧。细细看来，因为激情、理想、血泪、苦难、心灵等这些与民主化进程生死攸关的因素，都超越了数学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