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反腐剧受众心理的呈现
李宝华
摘要：反腐题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凭借一路走高的收视率迅速成为现象级大剧，获得了受众的普遍认可。出于内在需求和外在“话语奖惩”机制的诱导，受众纷纷加入观剧潮。在观看该剧过程中，受众的廉政期待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在现实中产生的失望情绪得到某种心理补偿，而剧情设置和所宣扬的主题能够将人卷入其中，引发价值共鸣。受众基于追逐娱乐时尚、呼应大众审美转向的心理，自发地参与到对该剧的“二次传播”之中，助推该剧持续火爆。
关键词：反腐剧 受众心理 使用与满足 人民的名义
反腐题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自播出以来，获得了不俗的口碑，收视率也一路攀升。随着该剧首播的结束，其全网视频播放总量超过200亿次，豆瓣评分达8.5分。2017年4月26日的CSM52城收视数据显示，当日该剧收视率峰值达8.07%，创下近十年国产电视剧最高收视纪录。该剧恰当地把握住了受众的心理需求，获得了老中青各年龄层受众的普遍欢迎，这也是它取得成功的关键。同时，受众在社交网络平台自发参与的“二次传播”让它长时间热度不减。无疑，这部反腐剧已“成为现象级大剧，掀起了全民追剧潮”。①
受众的接受心理
在市场语境下，受众接受是艺术作品收获成功的必要条件。艺术创作过程的完成并非艺术活动的完成，接受者接受的完成才是艺术整个过程的终结，接受主体对艺术的接受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受众对这一特殊题材电视剧的接受心理，表现出了共同的特征。
一、满足心理。首先是尺度空前满足受众的窥探欲。对公众而言，近些年反腐败斗争虽然力度空前且硕果累累，但反腐“内情”却与公众有很强的距离感。人们想了解现实中办案人员怎样与腐败分子斗智斗勇，也想窥探腐败分子的违法行径到底如何触目惊心。然而过去荧屏上的反腐剧一般都集中刻画正面角色的光辉形象和腐败分子的堕落过程，对腐败内容的展示通常都较为克制，这让受众产生意犹未尽之感。而《人民的名义》对腐败行径的曝光不再遮遮掩掩，剧中诸多场景都极具震撼力。例如前两集主人公在侦办一名处长受贿的案件中，受贿现金堆满整面壁柜，床上、冰箱里都是钞票，随后各种花式点钞镜头出现，让人大呼过瘾。这些情节和场景的设置，在满足受众窥探心理的同时，也带来了良好的观剧体验。
其次是反腐无禁区满足受众的廉政期待。在老百姓印象里，以往打击贪污腐败总是止步于高级别领导干部，权力保护伞总是难以被打破。过去面对严峻的贪腐现实，人们渴望借助于强有力的制度来约束权力，惩治腐败分子，塑造廉洁奉公的政治风气，而现实情况又常常令人失望。惩治腐败、整肃政风是民众的集体诉求与公共期许，②《人民的名义》对这种诉求做出了正面回应。该剧中，反派人物的级别达到“副国级”，一众省级、厅级腐败分子在荧屏上被全景扫描，他们最终都因触犯党纪国法被受到惩处。这部电视剧给受众传递着这样的讯息：反腐无禁区，对待腐败分子零容忍，无论职务高低，任何人违反国家法律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该剧以艺术化的形式，传递了党中央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意志和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决心。对一般民众而言，在观看该剧的过程中，积郁已久的廉政期许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满足。
二、补偿心理。腐败有悖于中国传统勤俭节约的价值理念，它扰乱了社会风气，造成了社会的不公，这也是拉大中国贫富差距的因素之一。官员贪腐侵犯的是公民的集体权益，加剧了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人们对官员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对官场腐败乱像怀有强烈的不满情绪。《人民的名义》对贪腐问题的揭露不遮遮掩掩，也不避重就轻，剧中无论是“小苍蝇”还是“大老虎”，最终都被绳之以法。受众在观看他们一个个从身居高位滑向万丈深渊时，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罪有应得”的快感，这种快感本质上是对在现实生活中“相对剥夺感”的一种心理补偿，这种心理补偿又在一定程度上抚慰了受众基于对现实的不满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同时，像侯亮平那种秉公执法的铁面清官和沙瑞金式的“正义的守护者”等一众正派角色，弥补了受众心中的“贪官多，清官少”的缺憾，满足了受众对反腐英雄的想象。
三、卷入心理。首先，对映射现实产生亲近感。反映现实世界是艺术作品的天职，没有现实的支撑，艺术创作将是无源之水，其作品也将难以被人们接受。电视剧就是植根于生活土壤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反腐题材更是对现实社会的艺术写照。《人民的名义》中，其人物设定逼近真实，没有一味妖魔化贪官，而是尽量展现出他们矛盾、复杂多面、有血有肉的一面。剧中所展现的大量情节，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故事。例如让人印象极为深刻的“双面”官员赵德汉，人前表现得勤儉节约，背后却收受数亿元的巨额贿赂，其原型就是广为人知的国家能源局原司长魏鹏远；而为清点现金，烧坏了12台验钞机的细节同样来自于真实的新闻报道。剧中诸如贪官外逃、政治结盟、权钱交易，以及网络水军、有偿删帖、强拆、造谣传谣等情节，都来源于现实生活。受众在观看过程中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却又比现实更加精彩的亲近感。
其次，对惩贪除恶的价值共鸣。情感不但是审美的动力，而且审美也最终呈现为一种特定的情感感受状态。③也就是说，受众一旦对电视剧投入了情感，客观上就被剧情卷入其中，将对电视剧的审美转化为个人的情感感知。受众投入情感，是因为电视剧能够真正打动人心，让人对剧中情节、人物遭遇、所传递的价值观产生触动。在这一情感交互过程中，审美总是伴随着同时发生。受众审美的对象不仅是演技精湛的演员，还有与腐败分子斗智斗勇、跌宕起伏的整个剧情以及“违法必遭法律严惩”的终极价值取向。从深层次上讲，即全体民众对价值共识的维护与伸张。受众对电视剧中主角惩贪除恶产生情感共鸣，对贪官落马拍手称快，实际上是与该剧的核心价值发生交汇，即腐败分子无论级别多高，都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第三，对故事情节的迷恋。引人入胜的故事是一部电视剧获得成功的关键，这体现在悬念迭起的情节安排和形象饱满的人物设定。悬念往往被看作是一种戏剧技巧，与“巧合”“转折”之类相提并论。④悬念通常设置在“问题”提出之后，受众为了知晓谜底，在一段时间内往往会保持对剧情的密切关注，这也是受众追剧的直接动力。《人民的名义》对悬念的设置，不仅体现在环环相扣的情节之中，还体现在对角色正反属性模糊处理上。受众在观剧过程中，既对情节朝何处发展感到好奇，无法准确猜出情节的走向，又对剧中人物亦正亦邪的角色设定琢磨不透。剧情进行到一半，许多人甚至对剧中某些角色到底是好是坏仍不甚清晰，幕后大老虎是谁也是众说纷纭，这就引发了受众强烈的求证欲望。而“设置悬念——揭开谜底”的过程，贯穿在播放的整个过程中，受众抱着揭秘的心理由此对该剧一追到底。
受众“二次传播”心理
《人民的名义》播出之后，人气迅速飙升，短时间内就成为了热门话题。其视频片段在网络空间被广泛传播，而根据角色形象衍生出的表情包、动态图、鬼畜视频等在社交平台上更是受到热烈的欢迎。人们基于相似的心理，纷纷参与到对这些次生文本的“二次传播”当中。
一、追逐娱乐时尚主题。娱乐化是后现代语境下大众文化的重要特征，虽然大众文化的娱乐取向是相对固定的，但具体的娱乐文化符号却在公众视野中不停地代谢，它不断寻找新近出现的、令人感兴趣的载体并与之结合，从而完成娱乐热潮的接棒。《人民的名义》一经走红，就承担起了娱乐符号载体的功能。剧中多位老演员迅速成为新晋“网红”，特别是市委书记李达康，更是名副其实的“人气书记”，其粉丝群体自称为“darkcom”，宣誓要“守卫达康书记的双眼皮和保温杯”，各种令人忍俊不禁的配文表情包和混剪视频，让他的人气居高不下。其他诸如正直精干的侯亮平、狡猾老练的育良书记等角色也都实力圈粉，收获了一众粉丝。一时间，这些角色俨然成为了娱乐时尚的象征。
该剧在网络空间产生了极高的话题密度，在播出期间，围绕该剧及其角色的娱乐话题铺天盖地，成为了人们讨论的焦点。人们通过对剧中人物形象的拆解和再赋义，获得了贴合娱乐主题的话语资源。这些次生文本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并广为传播，由此催生出了一场盛大的符号狂欢。大众在消费这些符号的同时，完成了一种身份的标榜，获得与娱乐时尚之间的互相认同。
二、呼应大众审美转向。虽然审美趣味就其主管偏好来说并无优劣之分，但就审美标准而言，却有着高低、雅俗之别。⑤那些远离功利、不涉物欲的喜好属于精神层面的审美，被认为是高雅趣味，反之则被视作低俗的表现。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大众热衷于感官享乐，感性娱乐审美文化勃然兴起成为大众审美主流，在电视剧里显著表现为对俊男靓女的角色偏好、對富贵奢华品位的炫耀和对爱恨情仇主题的宣扬。尽管这些带有感官刺激与享乐倾向的文化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但受众并不是盲从的，大众拥有自我纠偏的能力。当这些贴有低俗标签的文化产品无节制地肆虐时，大众感性审美趋于疲劳，理性审美会自觉对此进行抵抗。
《人民的名义》以其严肃主题、强大的演员阵容出现在大众视野里，被自动归档为具有高雅审美趣味的作品。大众长期沉浸于带有物欲的感官刺激当中，这样一部电视作品的补位被视为“一股清流”。由于大量的人群都在观看并讨论这部作品，一时间，大众审美表面上在向理性、高雅集体转向。在这里，雅俗之分逐渐明确起来。关注这部作品，间接上等同于向这一审美转向靠拢。人们在社交平台主动传播与这部作品相关的信息，并参与互动讨论，意在通过关注反腐题材剧，看重演员演技的方式，摆脱低俗审美趣味的标签，在心理上获取划归大众理性审美阵营的依据。【本文为2016年度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媒介融合背景下地方电视台移动客户端传播能力提升研究”（项目编号：YC2016-S01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
注释：①杨 光：《〈人民的名义〉为何堪称尺度之最》，《北京娱乐信报》，2017年4月11日。
②李思辉：《反腐剧大热对应公众期许 》，《湖北日报》，2017年4月6日。
③李泽厚：《美学的对象与范围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④余秋雨：《观众心理美学 》，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12年版。
⑤王纯菲：《广告审美文化的后现代性表现》，《辽宁大学学报》，2009（3）。
摘要：反腐题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凭借一路走高的收视率迅速成为现象级大剧，获得了受众的普遍认可。出于内在需求和外在“话语奖惩”机制的诱导，受众纷纷加入观剧潮。在观看该剧过程中，受众的廉政期待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在现实中产生的失望情绪得到某种心理补偿，而剧情设置和所宣扬的主题能够将人卷入其中，引发价值共鸣。受众基于追逐娱乐时尚、呼应大众审美转向的心理，自发地参与到对该剧的“二次传播”之中，助推该剧持续火爆。
关键词：反腐剧 受众心理 使用与满足 人民的名义
反腐题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自播出以来，获得了不俗的口碑，收视率也一路攀升。随着该剧首播的结束，其全网视频播放总量超过200亿次，豆瓣评分达8.5分。2017年4月26日的CSM52城收视数据显示，当日该剧收视率峰值达8.07%，创下近十年国产电视剧最高收视纪录。该剧恰当地把握住了受众的心理需求，获得了老中青各年龄层受众的普遍欢迎，这也是它取得成功的关键。同时，受众在社交网络平台自发参与的“二次传播”让它长时间热度不减。无疑，这部反腐剧已“成为现象级大剧，掀起了全民追剧潮”。①
受众的接受心理
在市场语境下，受众接受是艺术作品收获成功的必要条件。艺术创作过程的完成并非艺术活动的完成，接受者接受的完成才是艺术整个过程的终结，接受主体对艺术的接受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受众对这一特殊题材电视剧的接受心理，表现出了共同的特征。
一、满足心理。首先是尺度空前满足受众的窥探欲。对公众而言，近些年反腐败斗争虽然力度空前且硕果累累，但反腐“内情”却与公众有很强的距离感。人们想了解现实中办案人员怎样与腐败分子斗智斗勇，也想窥探腐败分子的违法行径到底如何触目惊心。然而过去荧屏上的反腐剧一般都集中刻画正面角色的光辉形象和腐败分子的堕落过程，对腐败内容的展示通常都较为克制，这让受众产生意犹未尽之感。而《人民的名义》对腐败行径的曝光不再遮遮掩掩，剧中诸多场景都极具震撼力。例如前两集主人公在侦办一名处长受贿的案件中，受贿现金堆满整面壁柜，床上、冰箱里都是钞票，随后各种花式点钞镜头出现，让人大呼过瘾。这些情节和场景的设置，在满足受众窥探心理的同时，也带来了良好的观剧体验。
其次是反腐无禁区满足受众的廉政期待。在老百姓印象里，以往打击贪污腐败总是止步于高级别领导干部，权力保护伞总是难以被打破。过去面对严峻的贪腐现实，人们渴望借助于强有力的制度来约束权力，惩治腐败分子，塑造廉洁奉公的政治风气，而现实情况又常常令人失望。惩治腐败、整肃政风是民众的集体诉求与公共期许，②《人民的名义》对这种诉求做出了正面回应。该剧中，反派人物的级别达到“副国级”，一众省级、厅级腐败分子在荧屏上被全景扫描，他们最终都因触犯党纪国法被受到惩处。这部电视剧给受众传递着这样的讯息：反腐无禁区，对待腐败分子零容忍，无论职务高低，任何人违反国家法律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该剧以艺术化的形式，传递了党中央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意志和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决心。对一般民众而言，在观看该剧的过程中，积郁已久的廉政期许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满足。
二、补偿心理。腐败有悖于中国传统勤俭节约的价值理念，它扰乱了社会风气，造成了社会的不公，这也是拉大中国贫富差距的因素之一。官员贪腐侵犯的是公民的集体权益，加剧了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人们对官员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对官场腐败乱像怀有强烈的不满情绪。《人民的名义》对贪腐问题的揭露不遮遮掩掩，也不避重就轻，剧中无论是“小苍蝇”还是“大老虎”，最终都被绳之以法。受众在观看他们一个个从身居高位滑向万丈深渊时，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罪有应得”的快感，这种快感本质上是对在现实生活中“相对剥夺感”的一种心理补偿，这种心理补偿又在一定程度上抚慰了受众基于对现实的不满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同时，像侯亮平那种秉公执法的铁面清官和沙瑞金式的“正义的守护者”等一众正派角色，弥补了受众心中的“贪官多，清官少”的缺憾，满足了受众对反腐英雄的想象。
三、卷入心理。首先，对映射现实产生亲近感。反映现实世界是艺术作品的天职，没有现实的支撑，艺术创作将是无源之水，其作品也将难以被人们接受。电视剧就是植根于生活土壤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反腐题材更是对现实社会的艺术写照。《人民的名义》中，其人物设定逼近真实，没有一味妖魔化贪官，而是尽量展现出他们矛盾、复杂多面、有血有肉的一面。剧中所展现的大量情节，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故事。例如让人印象极为深刻的“双面”官员赵德汉，人前表现得勤儉节约，背后却收受数亿元的巨额贿赂，其原型就是广为人知的国家能源局原司长魏鹏远；而为清点现金，烧坏了12台验钞机的细节同样来自于真实的新闻报道。剧中诸如贪官外逃、政治结盟、权钱交易，以及网络水军、有偿删帖、强拆、造谣传谣等情节，都来源于现实生活。受众在观看过程中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却又比现实更加精彩的亲近感。
其次，对惩贪除恶的价值共鸣。情感不但是审美的动力，而且审美也最终呈现为一种特定的情感感受状态。③也就是说，受众一旦对电视剧投入了情感，客观上就被剧情卷入其中，将对电视剧的审美转化为个人的情感感知。受众投入情感，是因为电视剧能够真正打动人心，让人对剧中情节、人物遭遇、所传递的价值观产生触动。在这一情感交互过程中，审美总是伴随着同时发生。受众审美的对象不仅是演技精湛的演员，还有与腐败分子斗智斗勇、跌宕起伏的整个剧情以及“违法必遭法律严惩”的终极价值取向。从深层次上讲，即全体民众对价值共识的维护与伸张。受众对电视剧中主角惩贪除恶产生情感共鸣，对贪官落马拍手称快，实际上是与该剧的核心价值发生交汇，即腐败分子无论级别多高，都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第三，对故事情节的迷恋。引人入胜的故事是一部电视剧获得成功的关键，这体现在悬念迭起的情节安排和形象饱满的人物设定。悬念往往被看作是一种戏剧技巧，与“巧合”“转折”之类相提并论。④悬念通常设置在“问题”提出之后，受众为了知晓谜底，在一段时间内往往会保持对剧情的密切关注，这也是受众追剧的直接动力。《人民的名义》对悬念的设置，不仅体现在环环相扣的情节之中，还体现在对角色正反属性模糊处理上。受众在观剧过程中，既对情节朝何处发展感到好奇，无法准确猜出情节的走向，又对剧中人物亦正亦邪的角色设定琢磨不透。剧情进行到一半，许多人甚至对剧中某些角色到底是好是坏仍不甚清晰，幕后大老虎是谁也是众说纷纭，这就引发了受众强烈的求证欲望。而“设置悬念——揭开谜底”的过程，贯穿在播放的整个过程中，受众抱着揭秘的心理由此对该剧一追到底。
受众“二次传播”心理
《人民的名义》播出之后，人气迅速飙升，短时间内就成为了热门话题。其视频片段在网络空间被广泛传播，而根据角色形象衍生出的表情包、动态图、鬼畜视频等在社交平台上更是受到热烈的欢迎。人们基于相似的心理，纷纷参与到对这些次生文本的“二次传播”当中。
一、追逐娱乐时尚主题。娱乐化是后现代语境下大众文化的重要特征，虽然大众文化的娱乐取向是相对固定的，但具体的娱乐文化符号却在公众视野中不停地代谢，它不断寻找新近出现的、令人感兴趣的载体并与之结合，从而完成娱乐热潮的接棒。《人民的名义》一经走红，就承担起了娱乐符号载体的功能。剧中多位老演员迅速成为新晋“网红”，特别是市委书记李达康，更是名副其实的“人气书记”，其粉丝群体自称为“darkcom”，宣誓要“守卫达康书记的双眼皮和保温杯”，各种令人忍俊不禁的配文表情包和混剪视频，让他的人气居高不下。其他诸如正直精干的侯亮平、狡猾老练的育良书记等角色也都实力圈粉，收获了一众粉丝。一时间，这些角色俨然成为了娱乐时尚的象征。
该剧在网络空间产生了极高的话题密度，在播出期间，围绕该剧及其角色的娱乐话题铺天盖地，成为了人们讨论的焦点。人们通过对剧中人物形象的拆解和再赋义，获得了贴合娱乐主题的话语资源。这些次生文本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并广为传播，由此催生出了一场盛大的符号狂欢。大众在消费这些符号的同时，完成了一种身份的标榜，获得与娱乐时尚之间的互相认同。
二、呼应大众审美转向。虽然审美趣味就其主管偏好来说并无优劣之分，但就审美标准而言，却有着高低、雅俗之别。⑤那些远离功利、不涉物欲的喜好属于精神层面的审美，被认为是高雅趣味，反之则被视作低俗的表现。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大众热衷于感官享乐，感性娱乐审美文化勃然兴起成为大众审美主流，在电视剧里显著表现为对俊男靓女的角色偏好、對富贵奢华品位的炫耀和对爱恨情仇主题的宣扬。尽管这些带有感官刺激与享乐倾向的文化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但受众并不是盲从的，大众拥有自我纠偏的能力。当这些贴有低俗标签的文化产品无节制地肆虐时，大众感性审美趋于疲劳，理性审美会自觉对此进行抵抗。
《人民的名义》以其严肃主题、强大的演员阵容出现在大众视野里，被自动归档为具有高雅审美趣味的作品。大众长期沉浸于带有物欲的感官刺激当中，这样一部电视作品的补位被视为“一股清流”。由于大量的人群都在观看并讨论这部作品，一时间，大众审美表面上在向理性、高雅集体转向。在这里，雅俗之分逐渐明确起来。关注这部作品，间接上等同于向这一审美转向靠拢。人们在社交平台主动传播与这部作品相关的信息，并参与互动讨论，意在通过关注反腐题材剧，看重演员演技的方式，摆脱低俗审美趣味的标签，在心理上获取划归大众理性审美阵营的依据。【本文为2016年度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媒介融合背景下地方电视台移动客户端传播能力提升研究”（项目编号：YC2016-S01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
注释：①杨 光：《〈人民的名义〉为何堪称尺度之最》，《北京娱乐信报》，2017年4月11日。
②李思辉：《反腐剧大热对应公众期许 》，《湖北日报》，2017年4月6日。
③李泽厚：《美学的对象与范围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④余秋雨：《观众心理美学 》，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12年版。
⑤王纯菲：《广告审美文化的后现代性表现》，《辽宁大学学报》，200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