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擿幽隐注周俞
君不见，当年多少横扫千军的高头讲章已经无影无踪，而那些抉擿幽隐、钩沉爬梳的文章却依然是学科建设的基石和学术研究的导引。对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的整理、校订和注释，充分显示了孙玉蓉的学术功力。
[作者简介] 刘运峰，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修订版）
周作人 ? ?俞平伯 ? 著 ? 孙玉蓉 ? 编注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6月版
定价：88.00元
1999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这部书由书籍装帧界的大名家吕敬人设计，外壳仿线装，以筒子页形式装订，四色彩印，堪称精美绝伦，令人爱不释手。可惜的是，这部书只印了680套，定价也高得惊人。我拐了好几道弯，托了出版社的一位副总编辑，打了个六八折，花去将近一个月的工资，才终于到手。
这部《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尽管价值很高，但也留下了不少遗憾。首先是将周作人和俞平伯的书信分开来编，这就不容易弄清书札往来之间的内在联系，对研究来说很不方便。其次，书中收录的只是书信的图版，未加释文，尽管书后有几页附注，但也简得无法再简，对于深入解读两人的通信基本没有太大的用处。最后，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对于原信日期不太明确的部分，没有细加考证，因此编排得不免有些凌乱，这也正如原书编者在出版后记中所说：“囿于编者的识见及许多客观因素，其中一些书札的年代断定是否准确，还有待广大读者指正。”
因此，人们早就盼望着能有一部经过整理注释，利于研究和利用的周作人、俞平伯书信集出现。
孙玉蓉编注《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一书的出版恰好弥补了上述缺憾。孙玉蓉是卓有成就的俞平伯研究专家，经她手完成有关俞平伯的重要著作有《俞平伯研究资料》《俞平伯年谱》《俞平伯序跋集》《俞平伯旧体诗钞》《俞平伯书信集》《俞平伯诗全编》《俞平伯全集》等，这些著作在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影响。俞平伯是“苦雨斋”的入室弟子之一，研究俞平伯，周作人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因此，孙玉蓉在周作人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由她来编注这部《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最为合适不过。
在许多人看来，只有撰写大部头的著作、在所谓顶级期刊上发表长篇大论才称得上是做了学问，而对那些从事实证研究、文献整理的工作多少心存鄙视。实际上，这两种工作是学术研究的不同路径，不宜进行高低贵贱的价值判断。君不见，当年多少横扫千军的高头讲章已经无影无踪，而那些抉擿幽隐、钩沉爬梳的文章却依然是学科建设的基石和学术研究的导引。
对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的整理、校订和注释，充分显示了孙玉蓉的学术功力。书中收录的周作人、俞平伯通信，始于1921年3月1日，终于1964年8月16日，历时43年。由于两人的关系密切，通信频繁，很多书信都不署年月，在没有信封、邮戳的情况下，单是弄清每一封信的具体日期，搞明白二人书信的承接关系就是一件颇为复杂且艰难的事情。孙玉蓉凭借着对两位通信人生平、交游的熟悉以及相关史料的掌握，对书信的写作年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准确的判断。具体而言：一是根据书信发表的时间进行判断;二是根据书信中谈及作品的写作和发表时间，文集编辑和出版的时间，以及参加社会活动的时间等因素进行判断;三是根据能够看到的明信片上邮戳的时间和往来通信内容的相互衔接进行判断;四是根据比较可靠的记载进行判断。如周作人1925年5月5日致信俞平伯，原信日期为“五月五日上午”，在收入上海青光书局1933年版《周作人书信》时，标明此信写于1926年5月5日。孙玉蓉根据此信和1925年5月4日俞平伯寄给周作人的明信片内容，将周作人写信的时间确定为1925年5月5日。可以说，这几条，既是孙玉蓉对编注工作所遵循的原则，也是她宝贵的经验之谈，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具有普遍意义。
这部通信集的内容看似平淡无奇，所谈大多是文坛状况、书籍往还、生活琐事等，但却反映了几十年中社会的动荡、文化和教育的变革、学人之间的交往以及学术观点的表达和文化追求等。由于书信具有较强的私密性，两人在书信往来中可以放言无忌，甚至也可以心照不宣地使用一些隐语，开一些玩笑。两人在通信时，往往就当时的人情世态、学界动向等自然而然地发表一些议论，这对于当事人来说，也许再正常不过，但对于他人尤其是后人，其中的很多信息如同“哑谜”一般，对于注释者而言，更是难上加难，非要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不可。孙玉蓉不惮艰难，凭借着“硬”功夫、“笨”功夫，圆满地解决了许多难题。如周作人在1932年11月13日给俞平伯的信中写道：“又见《中学生》上吾家予同讲演，以不佞为文学上之一派，鄙见殊不以为然，但此尚可以说见仁见智，唯云不佞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则大误矣。”“不佞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吾家系史学家，奈何并此浅显之事儿不能明了欤？”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周作人对作为历史学家和经学家的周予同讲演中的主要观点并不赞同，甚至有些反感。但周予同究竟说了什么话，由于《中学生》在当时是一份很有影响的刊物，俞平伯很容易见到，因此周作人并没有具体说明。但对于今天的研究者和读者来说，要理解周作人的怨言就不那么容易了。为此，孙玉蓉特意到天津图书馆查看了刊载周予同讲演的那期《中学生》杂志。在1932年11月的第29期《中学生》，刊载有周予同《我们往那里去——在安徽大学演讲》，其中说：“诸位都晓得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就是两派，周树人就是鲁迅先生，现在正在努力于新兴文学的研究，而周作人先生还依旧保持着五四前后的风度。”孙玉蓉为周作人信中的“吾家予同讲演”作了一条很长的注释，先是介绍了周予同的生平，然后重点介绍了周予同的讲演，这就使得周作人信中的怨言问题迎刃而解。再如，俞平伯1936年4月4日致信周作人提到“闻诸生舆榇而入北大，斯已奇矣”。短短13个字，其中隐含着一段严酷的故事。对此，孙玉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注释：“1936年3月9日，河北省立北平高级中学学生郭清因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被捕，受到严刑拷打，惨死狱中，年仅18岁。3月31日，北平市学联组织在北京大学三院礼堂举行追悼郭清大会。会后，学生举行抬棺游行，遭到军警的突然袭击，有四十余人被捕，百余人受伤。”
周作人和俞平伯两人的通信中，对于两人熟悉的学界中人，往往以代号相称，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文人之间交往的趣味，但也给研究者设置了许多障碍。对此，孙玉蓉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一一考证清楚，给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如在涉及江绍原时，特意注明“在本通信集中，绍原、原、江公、江次长、准礼部次长江、江二先生、江二公等称谓兼而用之”。再如，在涉及钱玄同时，特意注明“在本通信集中，玄同、某君、疑古先生、疑古君、疑古老爹、疑古翁、疑古公、疑古、老爹、某老爹、‘某君、玄公、玄同师等称谓兼而用之”。
对于通信集中涉及的一些文人之间的隔膜和纠纷，孙玉蓉也进行了实事求是而又简明扼要的注释，如1928年5月22日俞平伯致周作人信中说：“日前寄一笺想到，所附《杂拌儿》跋记，想亦尘览。对于衣萍略有失敬之微词，虽火气未降，然而衅非我开，也就由他去罢！”短短的两句话，隐含着俞平伯对章衣萍的“微词”，章衣萍对俞平伯的“挑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孙玉蓉的注释可以让我们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一目了然。原来，章衣萍在1928年4月16日《语丝》周刊第4卷第16期上发表《俄译〈阿莲〉自序及我的自传》一文的篇末“附记”中说：“近来的《小说月报》还值得一看（虽然平伯君的《谈中国小说》末段使我十分糊涂）……”这句话当然让俞平伯感到不快，为此，俞平伯在《杂拌儿·自题记》还不客气地回应了一句：“若有人看了这一篇，那一篇，‘十分糊涂，反正我也管不了，也总由他罢。”
在注释中，孙玉蓉还指出了写信人的误记之处。如周作人1930年4月7日致俞平伯信中提到：“偶翻阅旧日记，见四月十九日围困参议院的记事”，孙玉蓉在注释中指出周作人所说的是1929年4月19日下午在北平女子学院授课时被拘禁的事。校舍原系北洋政府众议院旧址，周作人信中误记为“参议院”。再如，俞平伯1938年11月23日致周作人信中谈及新创刊的《朔风》杂志时，说：“忆前在《明珠》中谈及将来出刊物必以‘风字排行，今则‘仲矣。”孙玉蓉经过核查俞平伯发表在1936年12月20日《世界日报·明珠》上的《我的十年计画》一文，指出文中谈及未来十年拟出的刊物，均以“雨”字名刊，由此断定俞平伯信中所言为误记。
一本学术著作的价值，除了看其正文，辅文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准。辅文不仅是正文的补充，而且也是方便读者的津梁。这部《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书前冠以凡例和《周作人小传》《俞平伯小传》，使读者对这本书的编注原则有了清晰的脉络，从而为阅读和理解周作人、俞平伯的往来书信奠定了基础。书后附录了周作人、俞平伯的后人周丰一、俞润民为《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所作的序言。最为值得称道的是，孙玉蓉为这本通信集专门编制的人名索引，她按照首字笔画，将书中出现的人名一一排列并注出该人名出现的具体日期，对于一人多名，则采取“参见”的方式注明。这一索引，对于研究同时代人之间的关系，研究通信集中所涉及的具体人物、事件均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为了完成这部通信集的编注，孙玉蓉默默耗去了数年的时光。由于受到大环境影响，这部书在完成之后，出版并不顺利。但是，当这部《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2013年1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之后，竟然一时洛阳纸贵，好评如潮。《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东方早报》《天津日报》《深圳商报》《文汇读书周报》等重要媒体刊发了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和专访，很快，这部书开始脱销。这一方面是周作人、俞平伯书信内容本身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另一方面则是读者对孙玉蓉辛勤工作的肯定。2014年6月，该书又出版了修订版，并以精装本的形式发行。这对于研究者和爱书人来说，都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因此，我们在为这部书的修订版感到庆幸的同时，更对编注者孙玉蓉充满了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