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东汉纪》史源探讨

    赵天舒

    【摘 要】本文通过对《资治通鉴·东汉纪》中顺帝一朝进行史源考察，分别分析《资治通鉴》对《后汉书》中的史实、诏书、奏疏的处理，以进一步认识《资治通鉴》的优点，更好地利用《资治通鉴》。

    【关键词】《资治通鉴》；史源；《后汉书》；《后汉纪》

    中图分类号：K23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2-0241-03

    本文拟以《通鉴·汉顺帝纪》中顺帝一朝为例，对《通鉴》史源作一简单考察。通过分析《通鉴》对于《后汉书》中史事、诏书、奏疏的处理，可以进一步了解司马光编撰《通鉴》时的用功之处，以便我们更好地认识《通鉴》，更好地利用《通鉴》。

    一、《通鉴》对史事的处理

    （一）多出处合并，力求真实

    司马光编撰《通鉴·汉顺帝纪》所采纳的史料主要是范晔《后汉书》、袁宏《后汉纪》，以及司马光能够见到的七家《后汉书》残卷，其中，又以《后汉书》为主要的参考对象。

    司马光编撰《通鉴》时，往往抄录数处史料进行合并剪裁，同时又力求史事真实可信。如《通鉴》卷五十二，顺帝永和二年（170）载：

    五月，癸丑，山阳君宋娥坐构奸诬罔，收印绶，归里舍。黄龙、杨佗、孟叔、李建、张贤、史巩、王道、李元、李刚等九侯坐与宋娥更相赂遗，求高官增邑，并遣就国，减租四分之一。

    此则史事司马光剪裁改编得很妥当，参考了范书《梁商传》、《宦者列传》、司马彪《续汉志》以及袁纪。

    山阳君宋娥夺爵，范书中只有只言片语，司马彪《续汉志》载：“永和二年四月丙申，京都地震。是时宋娥构奸诬罔，五月事觉，收印绶，归田里。”袁纪中作：“五月癸丑，山阳君宋娥有罪，归里舍。”《续汉志》有记事，无月日，袁纪有月日，但记事不详，司马光将这几部分史料进行了巧妙地综合，使得史事完整，事理清晰。

    黄龙等九侯诬曹腾、孟贲一事，《梁商传》与《宦者列传》记载有矛盾之处，《梁商传》中记作“永和四年，中常侍张逵、蘧政，内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冗从仆射杜永连谋，共谮商及中常侍曹腾、孟贲。”而《宦者列传》作：“黄龙、杨佗、孟叔、李建、张贤、史汎、王道、李元，李刚九人与阿母山阳君宋娥更相货赂，求高官增邑，又诬罔中常侍曹腾、孟贲等。”司马光在此作了考异，将黄龙等人诬曹腾这一有疑问之事删去，只保留了与山阳君宋娥相勾结一事，以期让史事真实。此处亦可反映司马光严谨的史学态度。

    （二）巧妙增补

    司马光剪裁史料时，独具匠心，常能捕获到细节部分，对各部份史料进行巧妙地剪裁，使其整合融入到《通鉴》中，如《通鉴》卷五十二，顺帝永和二年载：

    冬，十月，甲申，上行幸长安。扶风田弱荐同郡法真博通内、外学，隐居不仕，宜就加衮职。帝虚心欲致之，前后四征，终不屈。友人郭正称之曰：“法真名可得闻，身难得而见。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可谓百世之师者矣！”真，雄之子也。

    此处颇能体现司马光的大家手笔。《后汉书·孝顺帝纪》中仅有“冬十月甲申，行幸长安，所过鳏、寡、孤、独、贫不能自存者赐粟，人五斛。庚子，幸未央宫，会三辅郡守、都尉及官属，劳赐作乐。十一月丙午，祠高庙”这一简单记载，而范书《逸民列传》中记载有扶风法真事迹：“辟公府，举贤良，皆不就。同郡田弱荐真曰……会顺帝西巡，弱又荐之。……可谓百世之师者矣！”查阅范书，顺帝在位期间，只此一次西巡长安，故司马光抓住这一细节，将法真事迹增补于此，以丰富顺帝西巡史事，又不至于遗漏法雄之子法真事迹。

    可见，司马光编撰中极为精审，对于前后材料均细细审核，灵活增补，力求做到史事充实、真实可信，并做到文笔流畅，事理清晰。

    二、《通鉴》对诏令的处理

    《后汉书》中记载颇多大臣奏疏及诏令，《通鉴》的编撰主旨不在于完整地保存奏疏等原始史料，而是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通过编撰《通鉴》，为当代统治者提供施政参考。《通鉴》对于诏令一般是在保留主体意思的前提下进行较大幅度删减，《通鉴》对诏令的处理有三种方式，除完全保留一处外，或部分省削，或完全删除，下面分类阐述。

    （一）完整保留诏令

    《后汉书·孝顺帝纪》载，永建四年，夏五月壬辰，诏曰：“海内颇有灾异，朝廷修政，太官减膳，珍玩不御。而贵阳太守文砻，不惟竭忠，宣畅本朝，而远献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还之”除此诏书完整保留，并无删减外，《通鉴》对《后汉书·顺帝纪》中的诏书，或大幅度删减，或不采用。

    （二）部分省削诏令

    如《通鉴》卷五十二，顺帝阳嘉三年（134）载：

    五月，戊戌，诏以春夏连旱，赦天下。

    《后汉书·孝顺帝纪》作：

    五月戊戌，制诏曰：“昔我太宗，丕显之德，假于上下，俭以恤民，政致康乂。朕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谴怒，大变仍见。春夏连旱，寇贼弥繁，元元被害，朕甚愍之。嘉与海内洗心更始。其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谋反大逆诸犯不当得赦者，皆赦除之。赐民年八十以上米，[人]一斛，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加赐帛，人二匹，絮三斤。”

    此则诏书的核心在于阳嘉三年持续大旱，故顺帝下诏大赦天下，司马光据此删减为“五月，戊戌，诏以春夏连旱，赦天下。”如此，既保留了该诏书下达的原因，使得诏书清晰易懂，又大大减省了文字。当然，此处补上“寇贼弥繁”或许更为恰当，至于没有记载大赦的具体内容则不在此文探讨范围之内。

    又如《后汉书·顺帝纪》载，永建元年（126）春正月甲寅的诏书：

    先帝圣德，享祚未永，早弃鸿烈。奸慝缘间，人庶怨讟，上干和气，疫疠为灾。朕奉承大业，未能宁济。盖至理之本，稽弘德惠，荡涤宿恶，与人更始。其大赦天下。赐男子爵，人二级，为父后、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流民欲自占者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贞妇帛，人三匹。坐法当徙，勿徙；亡徒当传，勿传。宗室以罪绝，皆复属籍。其与阎显、江京等交通者，悉勿考。勉修厥职，以康我民。

    下达此诏书是为了挽回颓势，于是大赦天下。虽仅以数字总结，既不失原意，又节省了大量文字。《通鉴》大量删除了歌颂先帝，宣扬正统的言论，也没有记述赏赐爵位、赏赐粮棉的内容，仅以“赦天下”概述之。

    《后汉书》载，永嘉元年（145）的诏书：

    孝殇皇帝虽不永休祚，而即位逾年，君臣礼成。孝安皇帝承袭统业，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后相逾，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庙之重，垂无穷之制。昔定公追正顺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宪陵次恭陵，以序亲秩，为万世法。

    《通鉴》中删去部分内容，择其主要内容记述之：“孝殇皇帝即位俞年，君臣礼成。孝安皇帝承袭统业，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后相逾，失其次序。令其正之！”不仅保留了原意，删除了繁杂的表述，且节省了文字。

    上述三处诏令的删减有明显的特点，都把关于顺帝罪己、宣讲、引用等内容大量删去，以时间和施政措施做简要记录，仅保留重要史实，也突出了《通鉴》的主题。

    （三）完全删削诏令

    《通鉴》完全删削诏令的情况很多，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完全不保留。如《后汉书·孝冲帝纪》载，永嘉元年（145）五月甲午的诏书：

    朕以不德，托母天下，布政不明，每失厥中。自春涉夏，大旱炎赫，忧心京京，故得祷祈明祀，冀蒙润泽。前虽得雨，而宿麦颇伤；比日阴云，还复开霁。寤寐永叹，重怀惨结。将二千石、令、长不崇宽和。暴刻之为乎？其令中都官系囚罪非殊死考未竟者，一切任出，以须立秋。郡国有名山大泽能兴云雨者，二千石长吏各洁齐请祷，谒诚尽礼。又兵役连年，死亡流离，或支骸不敛，或停棺莫收，朕甚愍焉。昔文王葬枯骨，人赖其德。今遣使者案行，若无家属及贫无资者，随宜赐恤，以慰孤魂。

    此诏令并不见于《通鉴》中。

    又如《后汉书·孝顺帝纪》载，建康元年（144）的诏书：

    陇西、汉阳、张掖、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月已来，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杀害民庶。夷狄叛逆，赋役重数，内外怨旷，惟咎叹息。其遣光禄大夫案行，宣畅恩泽，惠此下民，勿为烦扰。

    此诏令也不见于《通鉴》中。

    第二，《通鉴》保留了诏令的主要内容，但不以诏令形式，而以记载其他事迹时包含此诏令内容。

    《后汉书·孝顺帝纪》载，阳嘉二年（133）的诏书：

    朕以不德，统奉鸿业，无以奉顺乾坤，协序阴阳，灾眚屡见，咎征仍臻。地动之异，发自京师，矜矜祗畏，不知所裁。群公卿士将何以匡辅不逮，奉答戒异？异不空设，必有所应，其各悉心直言厥咎，靡有所讳。”

    由于京师地震，汉顺帝下达此诏书鼓励大臣“直言厥咎，靡有所讳”，此诏书虽并不见《通鉴》中，然而《通鉴》记述了左雄当日的奏疏却包含了这部分史实。

    《通鉴》将《后汉书·孝顺帝纪》和《后汉书·左雄传》合并。虽将诏书全部删去，但却通过采用《后汉书·左雄传》的内容，去其冗杂，简练的记述了诏书所传达的信息。

    三、对大臣奏疏的处理

    （一）全部引用

    《通鉴》全部引用大臣奏疏的情况不少，或一字不删，或稍改数言。

    如《通鉴》卷五十一，永建元年载虞诩奏疏作：

    昔孝安皇帝任用樊丰，遂交乱嫡统，几亡社稷。今者张防复弄威柄，国家之祸将重至矣。臣不忍与防同朝，谨自系以闻，无令臣袭杨震之迹。

    《通鉴》采用《后汉书·孝顺帝纪》无一字删减。

    （二）部分删除

    如《后汉书》中左雄的奏疏作：

    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礼称强仕。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

    《通鉴》删去“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部分。采录了主要内容，其中主要意思完整保留下来，且省去了解释性的陈词滥调，但保留了孔子“四十不惑”的言论，读起来不至于唐突，确实反映了司马光卓越的文字功底。

    又如《后汉书》载虞诩于永建初年的奏疏：

    臣见方今公卿以下，类多拱默，以树恩为贤，尽节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为，容容多后。伏见议郎左雄，数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难戹，以为警戒，实有王臣蹇蹇之节，周公谟成王之风，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

    《通鉴》在采用这份奏疏时大幅度删减：

    臣见方今公卿以下，类多拱默，以树恩为贤，尽节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为，容容多后福。伏见议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节，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

    司马光将“数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难戹，以为警戒”删去，精炼的保留这诏书的主要内容。而将“周公谟成王之风”删去，也防止了重复表达，使文章更为简炼。

    （三）完全删除

    《后汉书》中关于奏疏的记录较多，《通鉴》也不可能大量采用，固仅记录了较为重要，对历史进程较有影响的奏疏，也对其他奏疏毫无保留删去。如永建年间黄琼的奏疏：

    间者以来，卦位错谬，寒燠相干，蒙气数兴，日暗月散。原之天意，殆不虚然。陛下宜开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条上永建以前至汉初灾异，与永建以后讫于今日，孰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参考政事，数见公卿，察问得失。诸无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颇陈灾眚，并荐光禄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会稽贺纯、广汉杨厚，未蒙御省。伏见处士巴郡黄错、汉阳任棠，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见引致，助崇大化。

    永建三年，大旱。琼复上疏曰：

    昔鲁僖遇旱，以六事自让，躬节俭，闭女谒，放谗佞者十三人，诛税民受货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顾省政事，有所损阙，务存质俭，以易民听。尚方御府，息除烦费。明敕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恶。数见公卿，引纳儒士，访以政化，使陈得失。又囚徒尚积，多致死亡，亦足以感伤和气，招降灾旱。若改敝从善，择用嘉谋，则灾消福至矣。

    以上两次黄琼对汉顺帝的奏疏见于《后汉书·黄琼传》，但不见于《通鉴》。《通鉴》的编修严谨、慎重。这两次奏疏的影响并不大，也无非是陈词滥调、祥瑞图谶，固司马光全部删去，可见司马光的高深史识。其实，类似如此的处理，在《通鉴》中颇多，此不赘举。

    这篇小文章想要对《通鉴》史源做一全面、系统的阐述是不可能的，这里仅从几个方面讨论。通过上述分析，大致可以归纳以下两点：

    第一，总体上，《通鉴》对《后汉书》的取材与增补是比较忠实原著的。

    第二，《通鉴》在取材《后汉书》时也做了大量的删减、增补与合并。删除了大量不重要的信息，择其精要编纂成书。其删补、取舍之间也反映出司马光极好的史学、史才、史识。因此，作为一部史学名著，《通鉴》当之无愧。

    参考文献：

    [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3]袁宏.后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王德保.司马光与<资治通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5]汤勤福，张静.<资治通鉴>取材<三国志>杂论——<资治通鉴>（三国部分）史源研究之一[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5（3）.

    [6]汤勤福，张静.<资治通鉴>（三国部分）与正史在史实上的差异[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