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音乐考古学的神秘面纱
郭昕
王清雷，1975出生于山东禹城。1993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1999年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院工作。2006年获博士学位。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主任、兼副总主编，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东亚音乐考古学会副会长。主要致力于中国音乐史、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发表论文和著作约200余万字。其中，论文近80篇，《从山东音乐考古发现看周代乐悬制度的演变》、《山东地区两周编钟的初步研究》、《也谈兴钟的堵与肆》、《史前礼乐制度雏形探源》、《长安马王村编钟的音乐学研究》、《章丘洛庄编钟的音乐学研究》、《浅谈<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特点及学术价值》等；著作共计8部，其中专著1部，《西周乐悬制度的音乐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主编2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II·福建卷》（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中国音乐考古80年》（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担任副总主编著作5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II》之湖南卷、内蒙古卷、河北卷、江西续河南卷、广东卷。获奖有：《从山东音乐考古发现看周代乐悬制度的演变》获“第三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硕士生组）”三等奖，《西周乐悬制度的音乐考古学研究》获“第五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博士生组）”二等奖，参编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获“第二届文化部艺术科学成果一等奖”，参与主编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II》（湖南卷、内蒙古卷）获“2006～2007年度河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等等。
音乐时空：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音乐考古学是怎样的一门学科？如何给这门学科定位？
王清雷老师：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人音乐活动遗留下来的遗物和遗迹来探究古人的音乐生活、从而阐明人类音乐艺术发展历史和规律的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作为音乐学与考古学的交叉学科，它既是音乐学一个分支学科，也属于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音乐时空：音乐考古学与一般的考古学有什么区别？
王清雷老师：音乐考古学既然独立成为一门学科，肯定有其不同于一般考古学的独特之处，下面我以编钟的研究为例谈谈这一问题，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研究内容与目的不同。考古界研究编钟，是将其作为一般器物来看待，研究内容包括编钟的器型、纹饰、铭文、工艺等，其主要目的在于探讨编钟的断代、编钟器型的发展演变史、编钟的礼乐功能等。而音乐考古学是将编钟作为一种乐器来研究，研究范畴不仅涉及一般考古学的内容，还包括编钟的音梁、调音方法与钟腔内壁的调音痕迹、测音数据的分析、正鼓音和侧鼓音的音程关系、频谱与音色等与音乐息息相关的内容，其目的在于探讨音乐本体，如编钟的音列、音阶、律制、音准、旋宫转调等，以此来管窥当时音乐的发展水平。同时，从器型和音乐两方面来全面梳理编钟的发展演变规律。其次，从音乐学的角度，如通过不同的音列、音梁、调音手法等，为编钟断代。这些才是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内容和目的，也是音乐考古学反哺考古学所作的独有贡献。
第二、研究方法不同。考古学与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内容不同，也决定了二者研究方法的不同。考古学主要侧重编钟的器型、纹饰、铭文、工艺等研究，所以主要使用地层学、类型学、年代学、美术学、古文字学、冶金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而音乐考古学最为关注编钟测音数据的分析研究，所以主要运用乐学、律学、音乐声学的研究方法，这也是音乐考古学不同于一般考古学最为显著的一点。
音乐时空：中国音乐考古学起源于何时？是如何形成的呢？
王清雷老师：中国音乐考古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北宋以来的“金石学”，其中涉及一些编钟、编磬的研究。但其主要局限于乐器的铭文、器型和年代等方面，并没有涉及音乐本身，所以还不能称之为“音乐考古”。中国音乐考古学的真正形成，当在20世纪30年代，其不朽的开创之功，当归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学者、语言学家、文学家刘复（半农）先生。
1930～1931年年间，刘复发起并主持了对故宫和天坛所藏清宫古乐器的测音研究，他考察这些古乐器的目的，已不再局限于它们的器型、纹饰及铭文训诂，而是转向了音乐艺术本身。这应是中国音乐考古学脱胎于旧学、并逐步成形的起端和界碑。1933年，刘复赴河南等地进行音乐考古田野考察。这次考察的对象不仅局限于一些博物馆的编钟、编磬，同时还涉及一些图像类音乐文物。如在巩县石窟寺，他考察了北魏时期的乐舞造像；在洛阳龙门石窟，他考察了唐代乐舞造像等。这些田野考察活动说明，刘复的研究对象已经从单一的古代乐器向图像类音乐文物扩展，其研究手段也更为丰富，视野更为开阔。然而，天妒英才。1934年7月，刘复去调查西北方言的时候，因患“回归热”猝然去世，享年43岁。但是，刘复作为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其丰功不朽！
音乐时空：中国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有哪些呢？
王清雷老师：一般说来，只要与音乐有关的古代遗物和遗迹，都属于音乐考古学的研究范畴，主要包括乐器类（如钟、磬、鼓、琴、瑟等）、图像类（如与音乐相关的壁画、砖雕、石刻、岩画、绘画、器皿饰绘以及乐俑等）、文献类（如与音乐有关的金石刻铭、简帛等）、乐谱类（如敦煌琵琶谱、谱本、唱本等）、音乐表演或仪式用的服饰道具类（如戏曲行头、乐舞表演的服饰和道具、宗教音乐仪式中的服饰和道具等）以及遗迹类（如戏台、出土音乐文物的遗址和墓葬等）等音乐文物。
音乐时空：迄今为止，你认为我国音乐考古学上最为重要的音乐考古发现是什么？它对中国的音乐史学研究究竟有何重大意义？
王清雷老师：目前，我国重要的音乐考古发现有很多。但是要说最为重要的，当然非曾侯乙编钟莫属。它的出土，推翻了大量陈说旧见，填补了许多学术空白，使中国音乐考古学实现了第一次飞跃式发展，是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建设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对中国音乐史乃至世界音乐史的研究均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简述如下：
第一、在目前所见所有青铜编钟当中，曾侯乙编钟是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制作最精、音域最广、保存最好的一套。
第二、“一钟双音”是编钟铸造中最为核心的、中国独有的科学技术，是我国古代乐师一项辉煌的科学发明，是中国20世纪音乐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之一。关于这一核心技术，黄翔鹏先生在曾侯乙编钟出土之前早已发现，但在当时的学术界响应者甚少。一直到曾侯乙编钟出土之后，以其明确无误的标音铭文，“一钟双音”这一显赫的科学成就才得到中外学者的承认，由此开创了中国编钟研究的新时代。
第三、曾侯乙钟铭共计3755字，是一部失传了的中国乐律学史。它的出现，推倒了多少专家以毕生心血换来的结论。钟铭的发现不仅导致了先秦音乐史的彻底改写，还使人们深深地感觉到，数十年来逐步完善起来的整部中国音乐史，有了重新认识和估价的必要。
第四、在1978年的学术界，对于先秦的音乐艺术是否已经使用七声音阶，是否有十二律，是否可以旋宫转调，甚至是否具有绝对音高，诸多中外学者均持怀疑态度。曾侯乙编钟一出土，这一系列问题迎刃而解。编钟可以演奏七声音阶表明，人们在战国初期早已广泛应用了七声音阶；曾侯乙钟铭以及钟架、挂钟构件上的铭文中出现了十二律及其异名达66个之多，其中大多数早已失传而为今人鲜知；曾侯乙钟铭关于某音在不同调中称谓的对应记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旋宫转调应用的实际情形，而后世已经全然不知；曾侯乙编钟完好地保存着原有的音响，将其测音结果和标音铭文相对照，对当时存在精确的绝对音高这一点已无疑义。
第五、从曾侯乙编钟的冶铸、工艺、音律设计、音频的测算与调试、音色的选定等方面来看，曾侯乙编钟均到了无可比拟的程度，堪称2400年前一项重大的科学成就，在青铜乐钟的冶铸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美国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E·G·麦克伦曾如是说：“曾侯钟及其排列方法、命名系统和调律都显示出‘结构上的成熟；复杂的律制与高超的工艺都超过了我们迄今对古代音乐世界一切东西的猜想。”
第六、曾侯乙编钟音色优美、音列完整、音高准确、音域宽广。其音响可以构成倍低、低、中、高四个色彩区；可以演奏完整的七声音阶、半音阶；其音域共五个八度又一个大二度。2400多年以前的编钟竟然有如此之高的音乐性能，不能不说是中国乐器史上的一大奇迹！美国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E·G·麦克伦高度赞誉曾侯乙编钟：“如果曾侯钟为其同代希腊人希罗多德所知，我们可能早已听说到它们并视其为古代世界第八奇迹……现今中国人知道了他们的祖先在公元前5世纪时在音乐方面已达到了如何惊人的高度，而且我们的世界教导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是无法与这一成就相比的。”
曾侯乙编钟无愧于的“古代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美誉！
音乐时空：在民族音乐学方面，音乐考古是否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王清雷老师：关于这个问题，音乐史学大师黄翔鹏先生早已给出了答案，他的《音乐考古学在民族音乐形态研究中的作用》和《侯马钟声与山西古调》两篇文章就是这方面的力作。《侯马钟声与山西古调》一文中，黄先生将侯马编钟的音列与山西民歌的音列相联系，在音乐形态学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项阳先生在《传统音乐的个案调查与宏观把握——关于“历史的民族音乐学”》一文中指出，“对于一些没有文字、文献的区域更多借助于口述史和实地观察辨析，以把握其文化特征，这样的做法非常有效，但要解决诸如中国、印度等有着悠久历史文明，而且当下在民间的东西属于历史大传统文化积淀的国度的相关问题，显然在时代性的前提下还要有历史性的支撑，否则许多问题看不清楚。”“所谓历史的民族音乐学的理念，其实应该是将既往的传统音乐理论研究与音乐史学对接，从活着的音乐文化现象关注点切入，贯通整体，这样会有助于新问题的发现，根据所研究的对象对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进一步调整，力图满足实际研究的需要。”由此观之，大量的音乐考古材料及相关成果在历史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将会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如何将丰富的音乐考古材料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还需要研究者在相关领域具有一定的学术积累与多学科的知识结构。
音乐时空：您是怎样进入音乐考古学研究领域的？
王清雷老师：我正式进入音乐考古学领域，应该从1999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跟随王子初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开始吧。当年，中国艺术研究院还没有研究生院，而是研究生部，每年招收的研究生名额非常之少，1999级所有专业的研究生仅招了6人，其中美术研究所2人，音乐研究所、戏曲研究所、舞蹈研究所和影视研究所各1人，当然被音乐研究所幸运录取的那一个人就是我了。当时音乐研究所专家云集，但是每年仅招一名研究生，所以就轮着带。在那一年复试的时候，有数个方向的研究生导师找我谈话，就攻读的方向征求我的意见，当然也包括子初先生。因为我之前是学习键盘和声乐的，对音乐学中的具体研究方向知之甚少，所示我当时也无法做出自己的选择，于是我就表示一切听从研究生部的安排。在9月份入学之后，时任音乐研究所所长的乔建中先生和我的班主任萧梅老师找我谈话，说王子初老师向所里提出申请，希望能将我分给他，因为他主编的国家重点项目《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事情特别多，迫切需要一位研究生协助他的工作。乔所长和萧老师就此事征求我的个人意见，是否想攻读子初老师的音乐考古专业。我当时的态度依然是没有意见，一切听从领导的安排。就这样，我跟随子初先生学了音乐考古专业，并幸运的成为子初先生的第一位研究生。毕业一年之后，我又跟随子初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屈指算来，我作音乐考古研究已经15年了。
音乐时空：您一定参与很多音乐考古的田野工作吧？（请您介绍一些）您能谈谈田野工作在理论研究中有何重要意义吗？
王清雷老师：从1999年跟随子初先生攻读硕士开始，我就参与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编撰工作，这给我提供了大量参加音乐考古田野工作的机会，如跟随子初先生先后参与了大系《安徽卷》、《山东卷》、《内蒙古卷》、《续河南卷》、《续山东卷》的文物普查工作，独立主持大系《福建卷》的普查与编撰工作，考察内容包括各省、市、县文博单位馆藏（展厅与库房）的各种音乐文物，还有室外与音乐有关的石刻、砖雕、木雕、壁画、戏台等。在文物大系的普查工作中，子初先生采取的是专家路线，也就是我们要亲赴各地进行普查，每一件音乐文物都要亲自过手，工作内容包括拍照、测量、测音等。15年来，我考察过的音乐文物已有数千件，拍摄图片万余幅，积累了大量而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增长了许许多多书本上没有的有关音乐文物的感性知识和经验，这对于一个从事音乐考古研究工作的人是尤为重要的。因为有了这些田野考察的感性认识，就会对许多研究理论理解得更为深入、更为透彻。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感性认识，我在运用一些考古材料的时候，就能读懂这些考古材料背后所隐藏的深层信息，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避免一些不应该出现的失误。例如，有的学者在做有关编钟音列的研究时，大量引用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中编钟的测音资料。但是由于缺乏田野考察的经验，对其中存在问题的个别测音数据也一并引用，从而导致一些结论的偏颇；再如，有的学者在做有关瑟和筝研究时，用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中一些汉代乐俑的考古材料，认为置于乐俑膝上弹奏的乐器为筝，置于乐俑面前地上弹奏的乐器为瑟。对于这种观点，我一看就知道其中存在的问题。因为大量的照片都是我们自己拍摄的，那个弹拨乐器和乐俑原本不是固定的，是拍照的时候由摄影者自己摆的，既可以放在膝盖上，也可以放在地上。话说到这里，我想大家也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当然，诸多此类的问题还有不少，我就不一一列举了。由此不难看出，田野工作对于学术研究是多么的重要。
音乐时空：至今为止，我国的音乐考古学都有哪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呢？《中国音乐文物大系》被誉为我国第一部音乐考古学重典，这是怎样一部鸿篇巨著？
王清雷老师：目前，我国的音乐考古学产生了大批的研究成果，论文类如《曾侯乙钟磬铭文的乐学体系初探》（黄翔鹏著）、《均钟考》（黄翔鹏著）、《珠海郭氏藏西汉宗庙编磬研究》（王子初著）、《山西太原金胜村251号大墓出土编镈的乐学研究》（王子初著）、《中国青铜乐钟的音乐学断代》（王子初著）、《周代编钟的双音技术及应用》（冯光生著）、《曾侯乙编钟若干问题浅论》（冯光生著）、《先商和商代埙的类型与音列》（方建军著）、《由美国收藏的镛谈到镛的断代》（方建军著）、《见存大晟钟的考古学研究》（李幼平著）、《楚系乐器组合研究》（李幼平著）等；著作类如《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黄翔鹏、王子初主编）、《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李纯一著）、《中国音乐考古学》（王子初著）、《音乐考古》（王子初著）、《残钟录》（王子初著）、《地下音乐文本的解读》（方建军著）、《商周乐器文化结构与社会功能研究》（方建军著）、《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李幼平著）、《中国青铜乐钟研究》（陈荃有著）、《西周乐悬制度的音乐考古学研究》（王清雷著）、《弦动乐悬——两周编钟音列研究》（孔义龙著）、《商周镈研究》（冯卓慧著）、《楚钟研究》（邵晓洁著），等等。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以下简称文物大系）是一项国家“七五”、“九五”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为“八五”全国重点图书之一，其性质是中国音乐文物资料总集，目前共计已出版16本19卷。它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共同发起，协作攻关；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承办编撰、大象出版社独家出版，先后由黄翔鹏、王子初担任总主编。著名音乐家吕骥、考古学家夏鼐是其最早的倡导者。文物大系分为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其中，一期工程为“七五”国家重点项目，先后由黄翔鹏、王子初担任总主编，王世民、周常林担任副总主编，共计出版10本12卷，分别为《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之《湖北卷》、《北京卷》、《陕西卷》、《天津卷》、《上海卷》、《江苏卷》、《四川卷》、《河南卷》、《甘肃卷》、《新疆卷》、《山西卷》、《山东卷》。二期工程为“九五”国家重点项目（立项批准号：97ZA01），由王子初担任总主编，王清雷担任副总主编。同样拟出版10本12卷，分别为《中国音乐文物大系II》之《湖南卷》、《内蒙古卷》、《河北卷》、《江西卷》、《续河南卷》、《广东卷》、《福建卷》等。《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是中国音乐考古学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收录最齐的一部恢宏巨著，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获得了多项国家级奖项。1999年9月，《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一期工程）获“国家图书奖·荣誉奖”；2006年5月，获“第二届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总排名第一；2008年12月，《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二期工程）之《湖南卷》与《内蒙古卷》，荣获“2006～2007年度河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对于《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国家文物局前局长张文斌同志曾经感叹此项目：“中国文博界最大的一部书，想不到是你们搞音乐的人编出来的！”中国首席考古学家、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院长、国家“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李伯谦先生面对19卷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由衷赞许道：“文物大系的出版，开创了中国音乐考古的新时代！”著名音乐史学家、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修海林先生这样评价《中国音乐文物大系》：“这项成果的完成，代表着中国音乐考古学开始走向成熟，形成较为完整的、系统的学科知识体系，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学术成果，并且将对中国音乐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产生持久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出版，使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实现了戏剧性的飞跃式发展，是中国音乐考古学走向成熟的历史界碑。
音乐时空：21世纪以来我国有哪些重大的音乐考古发现呢？
王清雷老师：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重要的音乐考古发现主要有山东章丘洛庄乐器、江苏无锡鸿山青瓷乐器、江苏盱眙大云山1号墓乐器、湖北随州叶家山编钟、湖北宜昌万福垴编钟、山西翼城大河口编钟等，择要简述如下：
1.山东章丘洛庄乐器
2000年，出土于山东济南章丘市洛庄汉墓14号乐器坑，其时代约为公元前186年，即西汉初期。出土的乐器数量达149件，计有编钟19件、编磬107件，其它还有錞于、钲、铃、串铃、瑟、建鼓、小扁鼓、悬鼓和笙（未确定）等十余种。它不仅是出土汉代乐器最多的一次，也是整个音乐考古史上发现乐器数量最多的一次。
2.江苏无锡鸿山青瓷乐器
2002～2005年间，出土于江苏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葬，其时代为春秋战国时期，出土青瓷或硬陶质乐器达400多件，主要有编钟、编镈、编磬、编句鑃、錞于、环首钲和越系圆钟等。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为以往考古发掘所仅见，具有重大的音乐考古学价值。
3.江苏盱眙大云山1号墓乐器
2009年，出土于江苏盱眙大云山1号墓，时代为西汉时期，出土乐器主要有编钟、编磬、錞于等。其中，大云山1号墓编磬，是我国目前为止发现的数量最多、形制最大的琉璃编磬，可谓空前的音乐考古大发现。
4.湖北随州叶家山编钟
2013年，出土于湖北随州叶家山111号墓，其时代为西周早期。出土编钟共计5件，其中镈1件，甬钟4件。这是目前所知数量最多的西周早期甬钟，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音乐时空：作为国内音乐学界一门新兴学科，音乐考古学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果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音乐考古工作者，需要具备哪些知识结构？
王清雷老师：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知识结构的不同。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各种与音乐有关的古代遗物和遗迹，包罗万象。所以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音乐考古工作者，就必须具备多学科的知识结构。如研究古乐器，需要具备考古类型学、乐器学、乐律学、音乐声学等学科知识；对于墓葬壁画的研究，需要具备音乐图像学、美术学、乐器学等学科知识；对于文献类音乐文物的研究，首先就要掌握音乐文献学和古文字学等知识；对于乐谱类音乐文物的研究，需要具备民族音乐学、古谱学、乐器学等知识；对于一些音乐遗迹如戏台的研究，需要掌握建筑学、音乐声学以及地方戏曲的知识。同时，音乐考古工作者还要做大量的田野工作，因此还要掌握摄影（数码相机和120相机）、录像、测音以及相关的后期电脑处理等技术。
音乐时空：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前景如何呢？
王清雷老师：建国以来，中国的考古学家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积累了丰厚的音乐文物资料，向学界提供了大量以往在文献中难以获知或完全没有著录的音乐史学信息。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和基础建设空前繁荣，与之相伴的是考古发掘工作的骤增，不断有重要的音乐考古发现面世，不断刷新着中国音乐考古学的最新记录。展望未来，中国音乐考古学将在诸多音乐研究领域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如大量古乐器（如编钟、编磬、古琴、瑟、鼓、埙等）的出土，将对中国乐器史的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又如，大量定音乐器（如编钟、编磬等）以及一些文献的出土，将对中国乐律学史的发展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再如，数以千计的历代音乐文物的出土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诞生，将促进中国音乐断代史和通史的研究，重写中国古代音乐史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中国的音乐考古学自刘复时代至今，已经走过了80余年的风雨历程，凝聚了数代学人的心血，得到了诸多学科学者的通力协作，取得了今天令世人瞩目的赫赫成果。我相信，21世纪的中国音乐考古学一定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灿烂的明天。
王清雷，1975出生于山东禹城。1993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1999年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院工作。2006年获博士学位。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主任、兼副总主编，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东亚音乐考古学会副会长。主要致力于中国音乐史、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发表论文和著作约200余万字。其中，论文近80篇，《从山东音乐考古发现看周代乐悬制度的演变》、《山东地区两周编钟的初步研究》、《也谈兴钟的堵与肆》、《史前礼乐制度雏形探源》、《长安马王村编钟的音乐学研究》、《章丘洛庄编钟的音乐学研究》、《浅谈<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特点及学术价值》等；著作共计8部，其中专著1部，《西周乐悬制度的音乐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主编2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II·福建卷》（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中国音乐考古80年》（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担任副总主编著作5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II》之湖南卷、内蒙古卷、河北卷、江西续河南卷、广东卷。获奖有：《从山东音乐考古发现看周代乐悬制度的演变》获“第三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硕士生组）”三等奖，《西周乐悬制度的音乐考古学研究》获“第五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博士生组）”二等奖，参编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获“第二届文化部艺术科学成果一等奖”，参与主编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II》（湖南卷、内蒙古卷）获“2006～2007年度河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等等。
音乐时空：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音乐考古学是怎样的一门学科？如何给这门学科定位？
王清雷老师：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人音乐活动遗留下来的遗物和遗迹来探究古人的音乐生活、从而阐明人类音乐艺术发展历史和规律的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作为音乐学与考古学的交叉学科，它既是音乐学一个分支学科，也属于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音乐时空：音乐考古学与一般的考古学有什么区别？
王清雷老师：音乐考古学既然独立成为一门学科，肯定有其不同于一般考古学的独特之处，下面我以编钟的研究为例谈谈这一问题，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研究内容与目的不同。考古界研究编钟，是将其作为一般器物来看待，研究内容包括编钟的器型、纹饰、铭文、工艺等，其主要目的在于探讨编钟的断代、编钟器型的发展演变史、编钟的礼乐功能等。而音乐考古学是将编钟作为一种乐器来研究，研究范畴不仅涉及一般考古学的内容，还包括编钟的音梁、调音方法与钟腔内壁的调音痕迹、测音数据的分析、正鼓音和侧鼓音的音程关系、频谱与音色等与音乐息息相关的内容，其目的在于探讨音乐本体，如编钟的音列、音阶、律制、音准、旋宫转调等，以此来管窥当时音乐的发展水平。同时，从器型和音乐两方面来全面梳理编钟的发展演变规律。其次，从音乐学的角度，如通过不同的音列、音梁、调音手法等，为编钟断代。这些才是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内容和目的，也是音乐考古学反哺考古学所作的独有贡献。
第二、研究方法不同。考古学与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内容不同，也决定了二者研究方法的不同。考古学主要侧重编钟的器型、纹饰、铭文、工艺等研究，所以主要使用地层学、类型学、年代学、美术学、古文字学、冶金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而音乐考古学最为关注编钟测音数据的分析研究，所以主要运用乐学、律学、音乐声学的研究方法，这也是音乐考古学不同于一般考古学最为显著的一点。
音乐时空：中国音乐考古学起源于何时？是如何形成的呢？
王清雷老师：中国音乐考古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北宋以来的“金石学”，其中涉及一些编钟、编磬的研究。但其主要局限于乐器的铭文、器型和年代等方面，并没有涉及音乐本身，所以还不能称之为“音乐考古”。中国音乐考古学的真正形成，当在20世纪30年代，其不朽的开创之功，当归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学者、语言学家、文学家刘复（半农）先生。
1930～1931年年间，刘复发起并主持了对故宫和天坛所藏清宫古乐器的测音研究，他考察这些古乐器的目的，已不再局限于它们的器型、纹饰及铭文训诂，而是转向了音乐艺术本身。这应是中国音乐考古学脱胎于旧学、并逐步成形的起端和界碑。1933年，刘复赴河南等地进行音乐考古田野考察。这次考察的对象不仅局限于一些博物馆的编钟、编磬，同时还涉及一些图像类音乐文物。如在巩县石窟寺，他考察了北魏时期的乐舞造像；在洛阳龙门石窟，他考察了唐代乐舞造像等。这些田野考察活动说明，刘复的研究对象已经从单一的古代乐器向图像类音乐文物扩展，其研究手段也更为丰富，视野更为开阔。然而，天妒英才。1934年7月，刘复去调查西北方言的时候，因患“回归热”猝然去世，享年43岁。但是，刘复作为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其丰功不朽！
音乐时空：中国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有哪些呢？
王清雷老师：一般说来，只要与音乐有关的古代遗物和遗迹，都属于音乐考古学的研究范畴，主要包括乐器类（如钟、磬、鼓、琴、瑟等）、图像类（如与音乐相关的壁画、砖雕、石刻、岩画、绘画、器皿饰绘以及乐俑等）、文献类（如与音乐有关的金石刻铭、简帛等）、乐谱类（如敦煌琵琶谱、谱本、唱本等）、音乐表演或仪式用的服饰道具类（如戏曲行头、乐舞表演的服饰和道具、宗教音乐仪式中的服饰和道具等）以及遗迹类（如戏台、出土音乐文物的遗址和墓葬等）等音乐文物。
音乐时空：迄今为止，你认为我国音乐考古学上最为重要的音乐考古发现是什么？它对中国的音乐史学研究究竟有何重大意义？
王清雷老师：目前，我国重要的音乐考古发现有很多。但是要说最为重要的，当然非曾侯乙编钟莫属。它的出土，推翻了大量陈说旧见，填补了许多学术空白，使中国音乐考古学实现了第一次飞跃式发展，是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建设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对中国音乐史乃至世界音乐史的研究均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简述如下：
第一、在目前所见所有青铜编钟当中，曾侯乙编钟是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制作最精、音域最广、保存最好的一套。
第二、“一钟双音”是编钟铸造中最为核心的、中国独有的科学技术，是我国古代乐师一项辉煌的科学发明，是中国20世纪音乐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之一。关于这一核心技术，黄翔鹏先生在曾侯乙编钟出土之前早已发现，但在当时的学术界响应者甚少。一直到曾侯乙编钟出土之后，以其明确无误的标音铭文，“一钟双音”这一显赫的科学成就才得到中外学者的承认，由此开创了中国编钟研究的新时代。
第三、曾侯乙钟铭共计3755字，是一部失传了的中国乐律学史。它的出现，推倒了多少专家以毕生心血换来的结论。钟铭的发现不仅导致了先秦音乐史的彻底改写，还使人们深深地感觉到，数十年来逐步完善起来的整部中国音乐史，有了重新认识和估价的必要。
第四、在1978年的学术界，对于先秦的音乐艺术是否已经使用七声音阶，是否有十二律，是否可以旋宫转调，甚至是否具有绝对音高，诸多中外学者均持怀疑态度。曾侯乙编钟一出土，这一系列问题迎刃而解。编钟可以演奏七声音阶表明，人们在战国初期早已广泛应用了七声音阶；曾侯乙钟铭以及钟架、挂钟构件上的铭文中出现了十二律及其异名达66个之多，其中大多数早已失传而为今人鲜知；曾侯乙钟铭关于某音在不同调中称谓的对应记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旋宫转调应用的实际情形，而后世已经全然不知；曾侯乙编钟完好地保存着原有的音响，将其测音结果和标音铭文相对照，对当时存在精确的绝对音高这一点已无疑义。
第五、从曾侯乙编钟的冶铸、工艺、音律设计、音频的测算与调试、音色的选定等方面来看，曾侯乙编钟均到了无可比拟的程度，堪称2400年前一项重大的科学成就，在青铜乐钟的冶铸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美国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E·G·麦克伦曾如是说：“曾侯钟及其排列方法、命名系统和调律都显示出‘结构上的成熟；复杂的律制与高超的工艺都超过了我们迄今对古代音乐世界一切东西的猜想。”
第六、曾侯乙编钟音色优美、音列完整、音高准确、音域宽广。其音响可以构成倍低、低、中、高四个色彩区；可以演奏完整的七声音阶、半音阶；其音域共五个八度又一个大二度。2400多年以前的编钟竟然有如此之高的音乐性能，不能不说是中国乐器史上的一大奇迹！美国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E·G·麦克伦高度赞誉曾侯乙编钟：“如果曾侯钟为其同代希腊人希罗多德所知，我们可能早已听说到它们并视其为古代世界第八奇迹……现今中国人知道了他们的祖先在公元前5世纪时在音乐方面已达到了如何惊人的高度，而且我们的世界教导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是无法与这一成就相比的。”
曾侯乙编钟无愧于的“古代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美誉！
音乐时空：在民族音乐学方面，音乐考古是否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王清雷老师：关于这个问题，音乐史学大师黄翔鹏先生早已给出了答案，他的《音乐考古学在民族音乐形态研究中的作用》和《侯马钟声与山西古调》两篇文章就是这方面的力作。《侯马钟声与山西古调》一文中，黄先生将侯马编钟的音列与山西民歌的音列相联系，在音乐形态学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项阳先生在《传统音乐的个案调查与宏观把握——关于“历史的民族音乐学”》一文中指出，“对于一些没有文字、文献的区域更多借助于口述史和实地观察辨析，以把握其文化特征，这样的做法非常有效，但要解决诸如中国、印度等有着悠久历史文明，而且当下在民间的东西属于历史大传统文化积淀的国度的相关问题，显然在时代性的前提下还要有历史性的支撑，否则许多问题看不清楚。”“所谓历史的民族音乐学的理念，其实应该是将既往的传统音乐理论研究与音乐史学对接，从活着的音乐文化现象关注点切入，贯通整体，这样会有助于新问题的发现，根据所研究的对象对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进一步调整，力图满足实际研究的需要。”由此观之，大量的音乐考古材料及相关成果在历史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将会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如何将丰富的音乐考古材料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还需要研究者在相关领域具有一定的学术积累与多学科的知识结构。
音乐时空：您是怎样进入音乐考古学研究领域的？
王清雷老师：我正式进入音乐考古学领域，应该从1999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跟随王子初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开始吧。当年，中国艺术研究院还没有研究生院，而是研究生部，每年招收的研究生名额非常之少，1999级所有专业的研究生仅招了6人，其中美术研究所2人，音乐研究所、戏曲研究所、舞蹈研究所和影视研究所各1人，当然被音乐研究所幸运录取的那一个人就是我了。当时音乐研究所专家云集，但是每年仅招一名研究生，所以就轮着带。在那一年复试的时候，有数个方向的研究生导师找我谈话，就攻读的方向征求我的意见，当然也包括子初先生。因为我之前是学习键盘和声乐的，对音乐学中的具体研究方向知之甚少，所示我当时也无法做出自己的选择，于是我就表示一切听从研究生部的安排。在9月份入学之后，时任音乐研究所所长的乔建中先生和我的班主任萧梅老师找我谈话，说王子初老师向所里提出申请，希望能将我分给他，因为他主编的国家重点项目《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事情特别多，迫切需要一位研究生协助他的工作。乔所长和萧老师就此事征求我的个人意见，是否想攻读子初老师的音乐考古专业。我当时的态度依然是没有意见，一切听从领导的安排。就这样，我跟随子初先生学了音乐考古专业，并幸运的成为子初先生的第一位研究生。毕业一年之后，我又跟随子初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屈指算来，我作音乐考古研究已经15年了。
音乐时空：您一定参与很多音乐考古的田野工作吧？（请您介绍一些）您能谈谈田野工作在理论研究中有何重要意义吗？
王清雷老师：从1999年跟随子初先生攻读硕士开始，我就参与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编撰工作，这给我提供了大量参加音乐考古田野工作的机会，如跟随子初先生先后参与了大系《安徽卷》、《山东卷》、《内蒙古卷》、《续河南卷》、《续山东卷》的文物普查工作，独立主持大系《福建卷》的普查与编撰工作，考察内容包括各省、市、县文博单位馆藏（展厅与库房）的各种音乐文物，还有室外与音乐有关的石刻、砖雕、木雕、壁画、戏台等。在文物大系的普查工作中，子初先生采取的是专家路线，也就是我们要亲赴各地进行普查，每一件音乐文物都要亲自过手，工作内容包括拍照、测量、测音等。15年来，我考察过的音乐文物已有数千件，拍摄图片万余幅，积累了大量而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增长了许许多多书本上没有的有关音乐文物的感性知识和经验，这对于一个从事音乐考古研究工作的人是尤为重要的。因为有了这些田野考察的感性认识，就会对许多研究理论理解得更为深入、更为透彻。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感性认识，我在运用一些考古材料的时候，就能读懂这些考古材料背后所隐藏的深层信息，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避免一些不应该出现的失误。例如，有的学者在做有关编钟音列的研究时，大量引用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中编钟的测音资料。但是由于缺乏田野考察的经验，对其中存在问题的个别测音数据也一并引用，从而导致一些结论的偏颇；再如，有的学者在做有关瑟和筝研究时，用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中一些汉代乐俑的考古材料，认为置于乐俑膝上弹奏的乐器为筝，置于乐俑面前地上弹奏的乐器为瑟。对于这种观点，我一看就知道其中存在的问题。因为大量的照片都是我们自己拍摄的，那个弹拨乐器和乐俑原本不是固定的，是拍照的时候由摄影者自己摆的，既可以放在膝盖上，也可以放在地上。话说到这里，我想大家也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当然，诸多此类的问题还有不少，我就不一一列举了。由此不难看出，田野工作对于学术研究是多么的重要。
音乐时空：至今为止，我国的音乐考古学都有哪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呢？《中国音乐文物大系》被誉为我国第一部音乐考古学重典，这是怎样一部鸿篇巨著？
王清雷老师：目前，我国的音乐考古学产生了大批的研究成果，论文类如《曾侯乙钟磬铭文的乐学体系初探》（黄翔鹏著）、《均钟考》（黄翔鹏著）、《珠海郭氏藏西汉宗庙编磬研究》（王子初著）、《山西太原金胜村251号大墓出土编镈的乐学研究》（王子初著）、《中国青铜乐钟的音乐学断代》（王子初著）、《周代编钟的双音技术及应用》（冯光生著）、《曾侯乙编钟若干问题浅论》（冯光生著）、《先商和商代埙的类型与音列》（方建军著）、《由美国收藏的镛谈到镛的断代》（方建军著）、《见存大晟钟的考古学研究》（李幼平著）、《楚系乐器组合研究》（李幼平著）等；著作类如《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黄翔鹏、王子初主编）、《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李纯一著）、《中国音乐考古学》（王子初著）、《音乐考古》（王子初著）、《残钟录》（王子初著）、《地下音乐文本的解读》（方建军著）、《商周乐器文化结构与社会功能研究》（方建军著）、《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李幼平著）、《中国青铜乐钟研究》（陈荃有著）、《西周乐悬制度的音乐考古学研究》（王清雷著）、《弦动乐悬——两周编钟音列研究》（孔义龙著）、《商周镈研究》（冯卓慧著）、《楚钟研究》（邵晓洁著），等等。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以下简称文物大系）是一项国家“七五”、“九五”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为“八五”全国重点图书之一，其性质是中国音乐文物资料总集，目前共计已出版16本19卷。它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共同发起，协作攻关；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承办编撰、大象出版社独家出版，先后由黄翔鹏、王子初担任总主编。著名音乐家吕骥、考古学家夏鼐是其最早的倡导者。文物大系分为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其中，一期工程为“七五”国家重点项目，先后由黄翔鹏、王子初担任总主编，王世民、周常林担任副总主编，共计出版10本12卷，分别为《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之《湖北卷》、《北京卷》、《陕西卷》、《天津卷》、《上海卷》、《江苏卷》、《四川卷》、《河南卷》、《甘肃卷》、《新疆卷》、《山西卷》、《山东卷》。二期工程为“九五”国家重点项目（立项批准号：97ZA01），由王子初担任总主编，王清雷担任副总主编。同样拟出版10本12卷，分别为《中国音乐文物大系II》之《湖南卷》、《内蒙古卷》、《河北卷》、《江西卷》、《续河南卷》、《广东卷》、《福建卷》等。《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是中国音乐考古学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收录最齐的一部恢宏巨著，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获得了多项国家级奖项。1999年9月，《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一期工程）获“国家图书奖·荣誉奖”；2006年5月，获“第二届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总排名第一；2008年12月，《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二期工程）之《湖南卷》与《内蒙古卷》，荣获“2006～2007年度河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对于《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国家文物局前局长张文斌同志曾经感叹此项目：“中国文博界最大的一部书，想不到是你们搞音乐的人编出来的！”中国首席考古学家、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院长、国家“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李伯谦先生面对19卷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由衷赞许道：“文物大系的出版，开创了中国音乐考古的新时代！”著名音乐史学家、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修海林先生这样评价《中国音乐文物大系》：“这项成果的完成，代表着中国音乐考古学开始走向成熟，形成较为完整的、系统的学科知识体系，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学术成果，并且将对中国音乐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产生持久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出版，使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实现了戏剧性的飞跃式发展，是中国音乐考古学走向成熟的历史界碑。
音乐时空：21世纪以来我国有哪些重大的音乐考古发现呢？
王清雷老师：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重要的音乐考古发现主要有山东章丘洛庄乐器、江苏无锡鸿山青瓷乐器、江苏盱眙大云山1号墓乐器、湖北随州叶家山编钟、湖北宜昌万福垴编钟、山西翼城大河口编钟等，择要简述如下：
1.山东章丘洛庄乐器
2000年，出土于山东济南章丘市洛庄汉墓14号乐器坑，其时代约为公元前186年，即西汉初期。出土的乐器数量达149件，计有编钟19件、编磬107件，其它还有錞于、钲、铃、串铃、瑟、建鼓、小扁鼓、悬鼓和笙（未确定）等十余种。它不仅是出土汉代乐器最多的一次，也是整个音乐考古史上发现乐器数量最多的一次。
2.江苏无锡鸿山青瓷乐器
2002～2005年间，出土于江苏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葬，其时代为春秋战国时期，出土青瓷或硬陶质乐器达400多件，主要有编钟、编镈、编磬、编句鑃、錞于、环首钲和越系圆钟等。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为以往考古发掘所仅见，具有重大的音乐考古学价值。
3.江苏盱眙大云山1号墓乐器
2009年，出土于江苏盱眙大云山1号墓，时代为西汉时期，出土乐器主要有编钟、编磬、錞于等。其中，大云山1号墓编磬，是我国目前为止发现的数量最多、形制最大的琉璃编磬，可谓空前的音乐考古大发现。
4.湖北随州叶家山编钟
2013年，出土于湖北随州叶家山111号墓，其时代为西周早期。出土编钟共计5件，其中镈1件，甬钟4件。这是目前所知数量最多的西周早期甬钟，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音乐时空：作为国内音乐学界一门新兴学科，音乐考古学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果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音乐考古工作者，需要具备哪些知识结构？
王清雷老师：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知识结构的不同。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各种与音乐有关的古代遗物和遗迹，包罗万象。所以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音乐考古工作者，就必须具备多学科的知识结构。如研究古乐器，需要具备考古类型学、乐器学、乐律学、音乐声学等学科知识；对于墓葬壁画的研究，需要具备音乐图像学、美术学、乐器学等学科知识；对于文献类音乐文物的研究，首先就要掌握音乐文献学和古文字学等知识；对于乐谱类音乐文物的研究，需要具备民族音乐学、古谱学、乐器学等知识；对于一些音乐遗迹如戏台的研究，需要掌握建筑学、音乐声学以及地方戏曲的知识。同时，音乐考古工作者还要做大量的田野工作，因此还要掌握摄影（数码相机和120相机）、录像、测音以及相关的后期电脑处理等技术。
音乐时空：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前景如何呢？
王清雷老师：建国以来，中国的考古学家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积累了丰厚的音乐文物资料，向学界提供了大量以往在文献中难以获知或完全没有著录的音乐史学信息。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和基础建设空前繁荣，与之相伴的是考古发掘工作的骤增，不断有重要的音乐考古发现面世，不断刷新着中国音乐考古学的最新记录。展望未来，中国音乐考古学将在诸多音乐研究领域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如大量古乐器（如编钟、编磬、古琴、瑟、鼓、埙等）的出土，将对中国乐器史的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又如，大量定音乐器（如编钟、编磬等）以及一些文献的出土，将对中国乐律学史的发展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再如，数以千计的历代音乐文物的出土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诞生，将促进中国音乐断代史和通史的研究，重写中国古代音乐史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中国的音乐考古学自刘复时代至今，已经走过了80余年的风雨历程，凝聚了数代学人的心血，得到了诸多学科学者的通力协作，取得了今天令世人瞩目的赫赫成果。我相信，21世纪的中国音乐考古学一定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灿烂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