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诗胡序

    

    仝冠军，先后游学于汴京、燕京，喜读书，爱出版，曾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科研论文奖，现于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如今的序言据说是极好作的，领导作序有秘书代笔，教授作序有学生代笔，名人作序甚至可请作者自己代笔，更有人自序其书然后署上他人大名，不是借他人的酒浇自己块垒，却是借他人虚名壮自己声势，煞是自娱自乐。至于所作序的这部书作序者读过没有，就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了。但之前序言并不是那么好作的，作得不到位，不仅没有报酬，甚至会落得埋怨。围绕作序，文坛上发生过不少纠葛，留下了不少谜案。有的主动为他人作序却被后人曲解，有的抛洒热情通篇溢美之词却错失作者本心，形形色色，阴差阳错，扑朔迷离，实在是令人唏嘘。

    胡乔木为聂绀弩《散宜生诗》作序一事，就说法颇多。聂绀弩是中国现代作家群体中的一位传奇人物，他20世纪20年代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参加过国共合作第一次东征，后又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他是周恩来的学生，曾与邓小平、伍修权、蒋经国是同学;曾与毛泽东彻夜谈诗论文，又曾为陈毅、张茜的婚姻牵线做媒;鲁迅逝世时，他是八名抬棺者之一。20世纪30年代聂绀弩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55年胡风事件中他曾受牵连被隔离审查，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被打成“右派”，“文革”中他还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过无期徒刑。聂绀弩文采斐然，为人性情狷介，落拓不羁，曾被周恩来戏称为“大自由主义者”。在北大荒被流放期间，聂绀弩开始大量创作古体诗，得到了朋友的激赏，并在香港以《三草》为名出版，但未引起注意。后来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散宜生诗》为名出版，对知识界形成重大影响，“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等诗句脍炙人口，引发了那个年代人们的普遍共鸣。程千帆评价它是“诗国里的教外别传”，是“敢于将人参肉桂、牛溲马勃一锅煮，初读使人感到滑稽，再读使人感到辛酸，三读使人感到振奋”;王蒙为《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所作的序中说，他第一次看到聂绀弩的诗是在“文革”结束后，一看到“哀莫大于心不死，无多幻想要全删”，顿时傻了、怔了，对于经历过动乱年代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句子“直击要害，见血封喉”;而胡乔木为《散宜生诗》所作的序言流传最广：“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给我们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在过去、现在、将来的史诗上独一无二的。”

    章诒和曾撰文《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提到作序一事：“一天，某知名度颇高的作家读了诗集后，登门拜访。寒暄了几句，便谈起了‘散宜生，遂问，‘老聂，拜读大作，佩服之至。不过我还想问问，你是怎么找到乔木，请他作序的？忿极的聂绀弩倚案而立，怒气冲口而出，‘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坏了！”读起来令人震惊，与《散宜生诗》中诗人所表现出来的气质不是很相符，更与“散宜生”这一称号不相符。

    从聂绀弩留下的文字看，1982年夏，胡乔木在胡绳处读到《三草》后“诧为奇诗”，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有意出新的补充修订本，随即致信聂绀弩说要去看他。聂绀弩回信说：“纶音宵降，非想所及。人情所荣，我何能外？恶诗臆造，不堪寓目。竟遭青赏，自是异数。至云欲觅暇下顾，闻之甚骇，岂中有非所宜言，欲加面诫乎？（《聂绀弩全集》第九卷）”可见最初聂对胡乔木的来信是有疑虑的。7月4日，胡乔木面对“整年斜躺在床上的绀弩先生，不但竭力赞扬他的诗，而且夸奖他‘思想改造可得一百分（李慎之《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并主动提出要为《散宜生诗》作序。7月21日聂绀弩致信胡乔木说：“顷闻人民文学出版社人言，您要为拙诗写一序，该集正候尊序排印，想系真事，不图暮年打油，竟逢此殊遇，真放翁所谓丈夫不死谁能料也。惟年事既高，且复多病，朝不虑夕，深以能亲见此序为快耳。（《聂绀弩全集》第九卷）”虽有催稿之嫌，但可看出是欢迎胡为其作序的。

    不过，聂绀弩并不愿意对此序大肆宣扬，个中原因罗孚分析得较为贴切：“胡乔木送序上门，据说曾经使聂绀弩有一点顾虑，他怕不知道的人以为是出于他的主动，是他在走上层路线。熟悉他的人当然明白，他不是这样的人;而不熟悉的人，好像也没有这样的误解。他这才心安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