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洽闻 教学相长
郭昕余志刚，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音乐学博士，博士生导师，1952年出生于北京，198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1987年获得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同时继续在于润洋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1993年以《阿尔班·贝尔格的生活与创作道路》一文获得博士学位，并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已结项的教学研究课题有211工程重点学科研究生课程建设：《欧洲中世纪音乐》教材编写；211工程优质学科教学创新平台：《西方音乐史》教学创新；“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西方音乐简史》（附教学光盘）。他长期在中央音乐学院开设西方音乐史专业课和大量有关的选修课，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有 《“欧洲中世纪音乐”教学漫议》、《中央音乐学院的西方音乐史教学》、《中央音乐学院的西方中世纪音乐史教学》等。学术研究成果有《论阿尔班·贝尔格的歌剧<沃采克>》、《贝尔格研究二三题——博士论文的序与结语》、《玛受“大卫分解旋律”中的非音乐概念》等数十篇论文。以及《欧洲中世纪音乐》（杰里米·尤德金著，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出版）、《古典音乐-阿呆系列》（大卫·波格、斯科特·斯佩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出版）、《西方音乐史（第6版）》（格劳特、帕里斯卡著，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出版）等多部译著。
音乐时空：您在1978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成为音乐学系的第一届学生，可否谈谈您为何选择了当时还属于新兴学科的音乐学专业？
余志刚教授：我自幼喜爱音乐，小学二年级开始学习钢琴，后来又学了小提琴。不过当时家里并没有想过要我走这条道路，而是更希望我以文化课为重，通过升学考试。但是随着文革的爆发，高考被取消，这直接导致大批莘莘学子升学无望，我也是其中一员。当时我刚刚读了一年初中学校就停课了，为了响应上山下乡运动，我插队到了祖国的南部边陲——云南。由于我有演奏乐器的专长，被调到农场里的宣传队，搞样板戏之类的文艺演出，同时也进行音乐创作，当然这是以自学为主。真正让我走向专业音乐道路的契机是遇到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带领学生赴云南开门办学，他们来到我所在的农场看文艺演出，对我们的节目十分感兴趣，也给予了一定指导。我就是这样与这些老师建立了联系，后来从中得知文革后期会恢复高考，便利用探亲假，回到北京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的作曲系，但是由于准备仓促，报名有所延误，导致与作曲系失之交臂。但是由于我的父亲是出版社编辑，我自幼深受熏陶，平时也爱好写一些文章，熟识的老师们看到后建议我报考音乐学系，时值音乐学系第一次招生，录取名额20人，机会相对比较大。简单来说，我考入音乐学系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三点：对音乐的热爱，比较好的文字功底以及在兵团7-8年的生活阅历。
音乐时空： 您在报考音乐学系的时候就选择了西方音乐史专业吗？
余志刚教授：不是。当时的音乐学系与现在一样，本科前三年不分专业，第四学年才开始分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以及民族民间音乐等不同的研究方向。由于我在兵团宣传队的时候搞过音乐创作，和声功底很好，于润洋老师就将我介绍给吴式楷老师学习和声，目的在于培养音乐学教研室能够胜任和声教学的人才。虽然这个计划没有最终实现，但是我的本科论文还是选择了和声方向，对格里格的和声风格进行了研究。我真正步入西方音乐史研究领域还是在硕士阶段。
音乐时空： 您从硕士到博士都是跟随于润洋先生学习，于老师给了您哪些帮助与启示？
余志刚教授：于老师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首先，他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大胆吸收现代的各种研究方法。同时，于老师还十分关注美学流派，将美学与史学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就是他一贯倡导的“史学美学化”。他的主要研究思想之一便是史学与美学不可以分家。当然，现在中央音乐学院分别设立了美学教研室与史学教研室，二者侧重点不同，或许与于老师当初的设想有所差异。其次，于老师从不随波逐流，不受时髦的潮流影响，专心做自己的学术研究。这些都是值得学习的。
音乐时空： 您对于润洋先生提出的“音乐学分析”如何理解？
余志刚教授：这是一种综合分析，与国外的某些专家的研究方法殊途同归。在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很重视社会人文背景因素对音乐的影响，尤其英美一些权威专家，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是强调将社会背景和音乐本体尽量贴合，相互印证。比如英国音乐学家道格拉斯·嘉尔曼（Douglas Jarman），他是研究贝尔格的专家，他在著作《阿尔班·贝尔格的音乐》中针对作曲家的生活与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新音乐学”在一定程度上有这种因素，我更多是注重史料的实证主义，并结合新音乐学方法。于老师一直都在用这个套路指导我们，但是实际上真正做到是很难的，现在国内不乏运用“音乐学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实例，成功的却并不多，问题主要集中在社会背景与音乐本体不能真正结合在一起。
音乐时空： 提到贝尔格，您在1993年完成了博士毕业论文《阿尔班·贝尔格的生活与创作道路》，在此之前您已经发表了《论阿尔班· 贝尔格的歌剧<沃采克>》、《阿尔班·贝尔格与歌剧<露露>》以及《贝尔格研究二三题》等多篇论文，但是在当时国内音乐学届对于西方20世纪音乐的研究还属于“初级阶段”，您怎么会选择这样的课题？
余志刚教授：因为在我的本科阶段，周文中先生等一些国外专家来中央音乐学院做20世纪西方音乐讲座。此外，上世纪80年代钟子林老师在中央音乐学院首开20世纪西方音乐课程，他们直接引领了20世纪西方音乐的新潮流在中国的传播，使学生们受到感染，学习20世纪西方音乐的热情也随着高涨起来。很多作曲系的同学尝试创作12音音乐，但这些只是纯技术层面的探索。作为音乐学专业的学生，我希望挖掘音乐背后的东西。当时详细分析20世纪歌剧在国内尚无先例，作为尝试，我从贝尔格的歌剧《沃采克》入手。这个课题的完成也得益于中央音乐学院对国外文献、著作的不断引进，我就是依靠大量外文资料，最终完成从这一部作品的分析，并扩展到博士论文对贝尔格的整体研究。
音乐时空：您在中央音乐学院开设的《音乐学分析》课程是怎样的模式？
余志刚教授：这门课程并不是我一个人开设，而是西方音乐史教研室四位教授共同教学。主要是围绕作品，为学生提供音乐学分析的实例，比如周耀群老师的选择了一部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姚亚平老师选择了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黄晓和老师选择了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而我就选用了自己对贝尔格歌剧《沃采克》研究。每位老师的个性差异，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什么是音乐学分析。
音乐时空：您在巴洛克音乐研究方面也有所建树，先后完成了多部著作，并在中央音乐学院开设了相关课程。
余志刚教授：在我的硕士阶段，一位美国音乐学家曾来中央音乐学院做早期音乐讲座，为我们留下很多资料，直接影响到教材编纂和西方音乐史教学。我博士毕业以后留校任教，于润洋老师决定编写一部体现改革开放新成果的西方音乐史教材，由教研室的老师分工合作，我被分配到撰写巴洛克时期音乐的部分。在此之前，我完成了《音乐的大海——巴赫》那本书，随后，又开设了《巴赫与巴洛克音乐》、《巴赫的声乐作品》等有关课程。
音乐时空：请您谈谈1998-1999年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美访学的经历，以及在美国学习音乐学与国内有何不同？
余志刚教授：当时访学的目的就是想对国内早期音乐的教学方面能有所突破，于是选择了美国耶鲁大学音乐系的克雷格·莱特（Craig Wright）教授作为导师，并向他表达了学习西方早期音乐的意愿。于是，他推荐了很多书，我便跟着听课，并完成作业。作为访问学者，学习方式也不同于国内，主要是根据导师所列的书单，阅读文献并向导师进行汇报。美国的音乐学教学方式不同于国内，他们更侧重于师生的互动。
莱特教授讲课给我印象极为深刻，启发式的教学，不断的提问，紧紧抓住学生的思维往前走，由于他具有天生的幽默感，使学生并不紧张。此外，美国的学术气氛以及学校在学术规范的建设都是经过长期学术积淀才形成的，这都是需要我们学习、借鉴的。
音乐时空： 我记得您和中国音乐学院的李秀军教授合作翻译的《聆听音乐》就是莱特教授的著作。
余志刚教授：没错。我在访学的时候就决定将这本书引进中国，在中文版正式出版后，莱特教授笑称这是他所见过的印刷最为精美的中文音乐类图书。这本书也是现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欣赏》课程的教材。
音乐时空： 我们回到中世纪音乐的话题上来，您在访学结束后，将所学的内容带回了国内，并在中央音乐学院开设了《中世纪音乐》断代史课程。
余志刚教授：由于西方通史课已经无法满足学生的求知欲，于是开设了断代史。中央音乐学院的断代史与美国有所不同，在美国学生要到研究生阶段才能学习专题断代史，而且都是小班研讨课，十几个研究生进行圆桌研讨，每个人选择一个主讲题目，由教师进行点评。完全改变了教师讲课学生听课的传统教学方式，让学生更多的参与其中。目前，国内在这方面还是比较薄弱的。研究生课程建设也不太成熟。中央音乐学院开设的专题断代史不仅面向硕士、博士研究生，只要本科修毕西方音乐通史，就可以选修。
音乐时空：中央音乐学院还开设了那些时期的音乐专题断代史？
余志刚教授：现在已经开设的有我主讲的中世纪音乐；周耀群老师的文艺复兴音乐；姚亚平老师的巴洛克音乐以及刘经树老师的19世纪音乐和20世纪音乐。目前刘老师正在为古典主义时期的断代史备课。
音乐时空： 为什么唯独缺少古希腊古罗马时期音乐的专题断代史呢？
余志刚教授：由于现存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音乐资料稀少，音乐也多为片段，很难开设长达一个学期的断代史课程，甚至在国外也鲜有先例。不过在我的中世纪音乐断代史时，会有古代音乐遗产章节，专门讲授古希腊古罗马音乐。
音乐时空： 您翻译的美国学者尤金·杰里米的《欧洲中世纪音乐》是怎样一部著作？
余志刚教授：这本译著可以算填补空白之作，此前中世纪文学史、美术史在国内都已经出版了很好的译著，因此决定翻译一本中世纪音乐史，于是吸收了美国学者的建议，选择了尤德金的《欧洲中世纪音乐》。这本书原著出版于1989年，在英文的音乐断代史教材中比较新，篇幅大，内容也比较细致，音乐谱例丰富，并且配有音频CD，这正是国内缺少的，对中国学生的学习很有帮助。而且既是史学专著又是教科书，在每个章节后面都罗列出扩展阅读的书单，用于教学是十分适用的。我在翻译过程中，与原作者也进行了通信交流，力求展示给国内读者该书的原貌。
音乐时空： 您的《西方古谱》选修课与《中世纪音乐》专题断代史课程是怎样的关系？
余志刚教授：《西方古谱》课是《中世纪音乐》断代史的副产品，因为记谱法是中世纪音乐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在美国听过相关课程，有一些积累在开课之前又与长期在美国教课的专家交流，听取他们所提供的建议，最终促成《西方古谱课》成功开课。我主要采取讲授和译谱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一周讲授，一周实践。所谓译谱实践就是学生将老师指定的古谱翻译成五线谱。授课内容从没有节拍、没有固定音高的纽姆谱到五线谱最终确立，文艺复兴时期也有所涉及。这门课程已经开设了四轮，同学们反响很好，很感兴趣。有位本科生还选择了研究13世纪的弗朗科记谱法作为学士学位论文题目。
音乐时空： 目前，国内学者对欧洲中世纪音乐研究的整体状况如何？
余志刚教授：客观地说，我国对中世纪音乐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对于中国来说，这种异文化的古代文化，如同西方人研究我们的唐诗宋词，难度很大，需要长期积累。
音乐时空： 中央音乐学院作为国内顶尖的高等音乐学府，西方音乐史教学也国际上是否也居于领先地位。
余志刚教授：2011年，我受邀参加了美国音乐学协会的年会，带去的题目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西方音乐史教学》；2012年，又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做了《早期音乐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学》报告，两篇文章均载于美国的《音乐史教学杂志》。西方学者对我们的西方音乐史教学还是很感兴趣的。
音乐时空： 谈到教学，就不得不提您数十年的《西方音乐史》教学生涯，从1987年硕士毕业留校任教至今已经27年，开设了音乐学系《西方音乐史》专业课以及其他各系《西方音乐史》公共课，一定积累了很多宝贵的教学经验。
余志刚教授：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教学过程中提问很重要，就如同写文章一样，以提问为导向。第二，在讲授音乐史论中适当穿插故事，能够更好地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三，随时关注学生的反映，根据学生的反映调整繁简程度。第四，突出重点，一定要有精简的归纳总结，强调最需要记住的东西。
音乐时空：您的《西方音乐史》曾获2009年国家网络精品课程，不仅讲解精彩，课件精美， 音频资源也非常丰富，在选择谱例的时候是依据什么原则？
余志刚教授：这主要有两方面因素，第一是我个人的感性认识，通过多年来研究、教学的积累，进行选择；第二是参考国外同类教材，看他们普遍选择哪些谱例。
音乐时空： 您为教学写作的专著《西方音乐简史》与其他同类教材有何区别？
余志刚教授：国内同类教材普遍突出古典、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因为中国人最初接触西方音乐史就是从莫扎特、贝多芬来开始的，整个西方音乐史的精华时期也确实在古典、浪漫时期。但是要深入了解西方音乐史的发展脉络，早期音乐阶段也不可或缺，目的也是对西方音乐发展的全貌有通透的理解，对每个断代的认识会影响到全局。因此，我在写这本教材比较偏重早期音乐阶段，这方面所占的篇幅比较大， 讲到巴赫正好是全书的一半，将来修订时还可以把后一半加强一些。
音乐时空：从学术成果来看，您所的研究十分多元，我们先从莫扎特说起。刘小龙老师主编的《你好，莫扎特——26位音乐名人访谈录》中收录了一篇贾抒冰博士撰写的文章《莫扎特研究的“活字典”——专访我的老师余志刚》，可见您对莫扎特的研究是极为深入的。
余志刚教授：这主要是因为要辅导学生，学生的论文都是自主选题，他们选哪个题目，我就带哪个题目，所以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内容都需要了解。通过带学生，自己也在不断学习，是个逐渐积累和教学相长的过程。
音乐时空：您在1978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成为音乐学系的第一届学生，可否谈谈您为何选择了当时还属于新兴学科的音乐学专业？
余志刚教授：我自幼喜爱音乐，小学二年级开始学习钢琴，后来又学了小提琴。不过当时家里并没有想过要我走这条道路，而是更希望我以文化课为重，通过升学考试。但是随着文革的爆发，高考被取消，这直接导致大批莘莘学子升学无望，我也是其中一员。当时我刚刚读了一年初中学校就停课了，为了响应上山下乡运动，我插队到了祖国的南部边陲——云南。由于我有演奏乐器的专长，被调到农场里的宣传队，搞样板戏之类的文艺演出，同时也进行音乐创作，当然这是以自学为主。真正让我走向专业音乐道路的契机是遇到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带领学生赴云南开门办学，他们来到我所在的农场看文艺演出，对我们的节目十分感兴趣，也给予了一定指导。我就是这样与这些老师建立了联系，后来从中得知文革后期会恢复高考，便利用探亲假，回到北京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的作曲系，但是由于准备仓促，报名有所延误，导致与作曲系失之交臂。但是由于我的父亲是出版社编辑，我自幼深受熏陶，平时也爱好写一些文章，熟识的老师们看到后建议我报考音乐学系，时值音乐学系第一次招生，录取名额20人，机会相对比较大。简单来说，我考入音乐学系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三点：对音乐的热爱，比较好的文字功底以及在兵团7-8年的生活阅历。
音乐时空： 您在报考音乐学系的时候就选择了西方音乐史专业吗？
余志刚教授：不是。当时的音乐学系与现在一样，本科前三年不分专业，第四学年才开始分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以及民族民间音乐等不同的研究方向。由于我在兵团宣传队的时候搞过音乐创作，和声功底很好，于润洋老师就将我介绍给吴式楷老师学习和声，目的在于培养音乐学教研室能够胜任和声教学的人才。虽然这个计划没有最终实现，但是我的本科论文还是选择了和声方向，对格里格的和声风格进行了研究。我真正步入西方音乐史研究领域还是在硕士阶段。
音乐时空： 您从硕士到博士都是跟随于润洋先生学习，于老师给了您哪些帮助与启示？
余志刚教授：于老师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首先，他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大胆吸收现代的各种研究方法。同时，于老师还十分关注美学流派，将美学与史学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就是他一贯倡导的“史学美学化”。他的主要研究思想之一便是史学与美学不可以分家。当然，现在中央音乐学院分别设立了美学教研室与史学教研室，二者侧重点不同，或许与于老师当初的设想有所差异。其次，于老师从不随波逐流，不受时髦的潮流影响，专心做自己的学术研究。这些都是值得学习的。
音乐时空： 您对于润洋先生提出的“音乐学分析”如何理解？
余志刚教授：这是一种综合分析，与国外的某些专家的研究方法殊途同归。在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很重视社会人文背景因素对音乐的影响，尤其英美一些权威专家，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是强调将社会背景和音乐本体尽量贴合，相互印证。比如英国音乐学家道格拉斯·嘉尔曼（Douglas Jarman），他是研究贝尔格的专家，他在著作《阿尔班·贝尔格的音乐》中针对作曲家的生活与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新音乐学”在一定程度上有这种因素，我更多是注重史料的实证主义，并结合新音乐学方法。于老师一直都在用这个套路指导我们，但是实际上真正做到是很难的，现在国内不乏运用“音乐学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实例，成功的却并不多，问题主要集中在社会背景与音乐本体不能真正结合在一起。
音乐时空： 提到贝尔格，您在1993年完成了博士毕业论文《阿尔班·贝尔格的生活与创作道路》，在此之前您已经发表了《论阿尔班· 贝尔格的歌剧<沃采克>》、《阿尔班·贝尔格与歌剧<露露>》以及《贝尔格研究二三题》等多篇论文，但是在当时国内音乐学届对于西方20世纪音乐的研究还属于“初级阶段”，您怎么会选择这样的课题？
余志刚教授：因为在我的本科阶段，周文中先生等一些国外专家来中央音乐学院做20世纪西方音乐讲座。此外，上世纪80年代钟子林老师在中央音乐学院首开20世纪西方音乐课程，他们直接引领了20世纪西方音乐的新潮流在中国的传播，使学生们受到感染，学习20世纪西方音乐的热情也随着高涨起来。很多作曲系的同学尝试创作12音音乐，但这些只是纯技术层面的探索。作为音乐学专业的学生，我希望挖掘音乐背后的东西。当时详细分析20世纪歌剧在国内尚无先例，作为尝试，我从贝尔格的歌剧《沃采克》入手。这个课题的完成也得益于中央音乐学院对国外文献、著作的不断引进，我就是依靠大量外文资料，最终完成从这一部作品的分析，并扩展到博士论文对贝尔格的整体研究。
音乐时空：您在中央音乐学院开设的《音乐学分析》课程是怎样的模式？
余志刚教授：这门课程并不是我一个人开设，而是西方音乐史教研室四位教授共同教学。主要是围绕作品，为学生提供音乐学分析的实例，比如周耀群老师的选择了一部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姚亚平老师选择了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黄晓和老师选择了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而我就选用了自己对贝尔格歌剧《沃采克》研究。每位老师的个性差异，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什么是音乐学分析。
音乐时空：您在巴洛克音乐研究方面也有所建树，先后完成了多部著作，并在中央音乐学院开设了相关课程。
余志刚教授：在我的硕士阶段，一位美国音乐学家曾来中央音乐学院做早期音乐讲座，为我们留下很多资料，直接影响到教材编纂和西方音乐史教学。我博士毕业以后留校任教，于润洋老师决定编写一部体现改革开放新成果的西方音乐史教材，由教研室的老师分工合作，我被分配到撰写巴洛克时期音乐的部分。在此之前，我完成了《音乐的大海——巴赫》那本书，随后，又开设了《巴赫与巴洛克音乐》、《巴赫的声乐作品》等有关课程。
音乐时空：请您谈谈1998-1999年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美访学的经历，以及在美国学习音乐学与国内有何不同？
余志刚教授：当时访学的目的就是想对国内早期音乐的教学方面能有所突破，于是选择了美国耶鲁大学音乐系的克雷格·莱特（Craig Wright）教授作为导师，并向他表达了学习西方早期音乐的意愿。于是，他推荐了很多书，我便跟着听课，并完成作业。作为访问学者，学习方式也不同于国内，主要是根据导师所列的书单，阅读文献并向导师进行汇报。美国的音乐学教学方式不同于国内，他们更侧重于师生的互动。
莱特教授讲课给我印象极为深刻，启发式的教学，不断的提问，紧紧抓住学生的思维往前走，由于他具有天生的幽默感，使学生并不紧张。此外，美国的学术气氛以及学校在学术规范的建设都是经过长期学术积淀才形成的，这都是需要我们学习、借鉴的。
音乐时空： 我记得您和中国音乐学院的李秀军教授合作翻译的《聆听音乐》就是莱特教授的著作。
余志刚教授：没错。我在访学的时候就决定将这本书引进中国，在中文版正式出版后，莱特教授笑称这是他所见过的印刷最为精美的中文音乐类图书。这本书也是现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欣赏》课程的教材。
音乐时空： 我们回到中世纪音乐的话题上来，您在访学结束后，将所学的内容带回了国内，并在中央音乐学院开设了《中世纪音乐》断代史课程。
余志刚教授：由于西方通史课已经无法满足学生的求知欲，于是开设了断代史。中央音乐学院的断代史与美国有所不同，在美国学生要到研究生阶段才能学习专题断代史，而且都是小班研讨课，十几个研究生进行圆桌研讨，每个人选择一个主讲题目，由教师进行点评。完全改变了教师讲课学生听课的传统教学方式，让学生更多的参与其中。目前，国内在这方面还是比较薄弱的。研究生课程建设也不太成熟。中央音乐学院开设的专题断代史不仅面向硕士、博士研究生，只要本科修毕西方音乐通史，就可以选修。
音乐时空：中央音乐学院还开设了那些时期的音乐专题断代史？
余志刚教授：现在已经开设的有我主讲的中世纪音乐；周耀群老师的文艺复兴音乐；姚亚平老师的巴洛克音乐以及刘经树老师的19世纪音乐和20世纪音乐。目前刘老师正在为古典主义时期的断代史备课。
音乐时空： 为什么唯独缺少古希腊古罗马时期音乐的专题断代史呢？
余志刚教授：由于现存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音乐资料稀少，音乐也多为片段，很难开设长达一个学期的断代史课程，甚至在国外也鲜有先例。不过在我的中世纪音乐断代史时，会有古代音乐遗产章节，专门讲授古希腊古罗马音乐。
音乐时空： 您翻译的美国学者尤金·杰里米的《欧洲中世纪音乐》是怎样一部著作？
余志刚教授：这本译著可以算填补空白之作，此前中世纪文学史、美术史在国内都已经出版了很好的译著，因此决定翻译一本中世纪音乐史，于是吸收了美国学者的建议，选择了尤德金的《欧洲中世纪音乐》。这本书原著出版于1989年，在英文的音乐断代史教材中比较新，篇幅大，内容也比较细致，音乐谱例丰富，并且配有音频CD，这正是国内缺少的，对中国学生的学习很有帮助。而且既是史学专著又是教科书，在每个章节后面都罗列出扩展阅读的书单，用于教学是十分适用的。我在翻译过程中，与原作者也进行了通信交流，力求展示给国内读者该书的原貌。
音乐时空： 您的《西方古谱》选修课与《中世纪音乐》专题断代史课程是怎样的关系？
余志刚教授：《西方古谱》课是《中世纪音乐》断代史的副产品，因为记谱法是中世纪音乐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在美国听过相关课程，有一些积累在开课之前又与长期在美国教课的专家交流，听取他们所提供的建议，最终促成《西方古谱课》成功开课。我主要采取讲授和译谱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一周讲授，一周实践。所谓译谱实践就是学生将老师指定的古谱翻译成五线谱。授课内容从没有节拍、没有固定音高的纽姆谱到五线谱最终确立，文艺复兴时期也有所涉及。这门课程已经开设了四轮，同学们反响很好，很感兴趣。有位本科生还选择了研究13世纪的弗朗科记谱法作为学士学位论文题目。
音乐时空： 目前，国内学者对欧洲中世纪音乐研究的整体状况如何？
余志刚教授：客观地说，我国对中世纪音乐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对于中国来说，这种异文化的古代文化，如同西方人研究我们的唐诗宋词，难度很大，需要长期积累。
音乐时空： 中央音乐学院作为国内顶尖的高等音乐学府，西方音乐史教学也国际上是否也居于领先地位。
余志刚教授：2011年，我受邀参加了美国音乐学协会的年会，带去的题目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西方音乐史教学》；2012年，又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做了《早期音乐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学》报告，两篇文章均载于美国的《音乐史教学杂志》。西方学者对我们的西方音乐史教学还是很感兴趣的。
音乐时空： 谈到教学，就不得不提您数十年的《西方音乐史》教学生涯，从1987年硕士毕业留校任教至今已经27年，开设了音乐学系《西方音乐史》专业课以及其他各系《西方音乐史》公共课，一定积累了很多宝贵的教学经验。
余志刚教授：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教学过程中提问很重要，就如同写文章一样，以提问为导向。第二，在讲授音乐史论中适当穿插故事，能够更好地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三，随时关注学生的反映，根据学生的反映调整繁简程度。第四，突出重点，一定要有精简的归纳总结，强调最需要记住的东西。
音乐时空：您的《西方音乐史》曾获2009年国家网络精品课程，不仅讲解精彩，课件精美， 音频资源也非常丰富，在选择谱例的时候是依据什么原则？
余志刚教授：这主要有两方面因素，第一是我个人的感性认识，通过多年来研究、教学的积累，进行选择；第二是参考国外同类教材，看他们普遍选择哪些谱例。
音乐时空： 您为教学写作的专著《西方音乐简史》与其他同类教材有何区别？
余志刚教授：国内同类教材普遍突出古典、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因为中国人最初接触西方音乐史就是从莫扎特、贝多芬来开始的，整个西方音乐史的精华时期也确实在古典、浪漫时期。但是要深入了解西方音乐史的发展脉络，早期音乐阶段也不可或缺，目的也是对西方音乐发展的全貌有通透的理解，对每个断代的认识会影响到全局。因此，我在写这本教材比较偏重早期音乐阶段，这方面所占的篇幅比较大， 讲到巴赫正好是全书的一半，将来修订时还可以把后一半加强一些。
音乐时空：从学术成果来看，您所的研究十分多元，我们先从莫扎特说起。刘小龙老师主编的《你好，莫扎特——26位音乐名人访谈录》中收录了一篇贾抒冰博士撰写的文章《莫扎特研究的“活字典”——专访我的老师余志刚》，可见您对莫扎特的研究是极为深入的。
余志刚教授：这主要是因为要辅导学生，学生的论文都是自主选题，他们选哪个题目，我就带哪个题目，所以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内容都需要了解。通过带学生，自己也在不断学习，是个逐渐积累和教学相长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