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省域出版产业发展动向分析

    潘炜

    

    各省域的出版业针对本地区的现实情况，要处理好出版做大与做小的关系、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处理好产业与事业的关系，并在政府合理正确引导下，充分运用市场化的手段将本省域的出版做强，引领本省域文化“走出去”，这才是追求的终极目标和发展的硬道理。

    中国是一个聚合多元民族文化的大家庭，以多元民族文化为依托的各省域出版业应以激活本地区文化为主导，发展有差异性的出版文化，引领中国出版业真正“走出去”，在全球传播来自中华民族的响亮声音。建立在分类指导框架下的经营性出版企业，不应因出版业所存在的噬利性而抹杀其因市场化所取得的既有成果;不应因出版业追求社会效益第一的诉求而中断其市场化之路;也不应因出版物所具有的准公共物品外部性特征，而在市场化的道路上徘徊不前。

    市场不仅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而且是一只隐形的眼，看不见的手无处不在地指导人们做正确之事，隐形的眼无时无刻不监督人们把事情做好，捍卫出版业的市场化是中国出版真正走向强大、走出国门、影响世界的唯一出路。以此为基调，本文分别选取三个有代表性地区的出版业作为制度创新的研究个案，分析三个地区出版业通过创新所带来的重大改变，管中窥豹，以此洞悉当前中国出版业制度创新的全貌，并希冀对当下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有所裨益。

    一、广西出版业以“异地出版”寻求发展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中国偏远的西南边陲，属于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掣肘，广西以多元民族文化为依托的文化资源优势不能通过资本的链接作用得到充分发挥。2000年以前，广西出版在全国出版产业版图中处于不温不火相对落后的局面。为激活多元民族文化嬗变的活力，有着开拓与冒险精神的广西出版人先后踏上“北、上、广”之路，希冀谋求出版格局的大发展。

    早在2000年9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就在北京设立了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公司（以下简称“贝贝特”）。“成立北京贝贝特时颇费思量，因政策不允许，但我们要想办法安全地取得体制突破。”贝贝特模式的设计者、时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肖启明如是说。那么，贝贝特是怎样获得政策上默许的呢？贝贝特从一开始建制，公司高层领导都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原班高层，几届公司总经理都是来自总部出版社的副社长、副总编，甚至是总编辑，而这个总经理职务由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亲自任命，总经理对党委直接负责。这样，出版社将审稿权、出版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仅是出版地理空间发生了移位的建制结构取得了上级的信任，由此，充满智慧的广西师大出版人开启了未来成功的大门。经过近14年艰苦卓绝的创业，贝贝特已经从无到有，成为一个以“人文社科”为出版主旋律，截至2014年10月，出书码洋达3亿元，有着较大品牌影响力的出版公司。

    几乎与此同时，广西的另一家出版社——接力出版社也在紧锣密鼓地布局北京出版基地战略。有了同胞兄弟的经验借鉴，接力社在“异地办出版”的道路上做出了更大的尝试。接力出版社时任社长李元君女士“三顾茅庐”，聘请作家出版社副社长白冰先生为接力出版社总编辑，并委托他挂帅接力出版社北京出版分中心。接力出版社总部给予白冰总编辑较大的运营空间。白冰在各种灵活的政策激励下，将北京的出版资源优势迅速转化为接力出版社的内生力量，使接力出版社从14年前一般图书码洋仅为4000多万元的盘子，发展到2014年10月一般图书年出版码洋3.3亿元，成为少儿出版的品牌领军者、全国百佳出版社。这在业内一直被传为佳话。

    随后，广西出版军团一路向北，纷纷开始“北上”的征程。2005年，漓江出版社扎根北京，从当时出书码洋3000多万元发展到2014年出书码洋近1亿元;2007年，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也乘风而来，用了不到7年的时间，2014年出书码洋已经达到8100万元，是来北京之初的4倍多。

    广西出版业通过“异地出版模式”的制度创新，用了仅仅十余年的时间，已经发展成为出版规模、出版实力与出版影响力在全国出版产业中排名靠前的地方出版产业。广西“异地出版模式”的成功，引领全国各省区的出版社纷纷抢滩北京，抢占出版文化的制高点，加速了出版文化产业在大城市高度聚合的进程。“异地出版模式”的成功，也自然打破了政府不允许异地办出版的规定。广西出版业成为当前政府鼓励跨地区联营出版的先行改革者。

    广西出版业十多年来借助“异地出版模式”寻求发展，一度换来了广西出版的繁荣与辉煌，但是这种模式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瓶颈期：一是从广西出版内部运作机制上看，来自广西属地的各个在京出版机构全部是独立设点独立运营，各个出版社出书品种较为相似，选题趋于同质化。这种经营分散的局面带来了管理上的难度、资源上的浪费，同时还加剧了各出版社之间的内部竞争，带来了管理上的内耗;二是从广西出版的外部环境上看，结构单一、同质化的产业格局无法有效提高抵御来自外界风险的能力，不利于集中优势力量充分发挥本地区的民族文化特色，不利于出版产业集团走向真正的强与大。

    当前，广西出版借助在京的已有发展优势，谋求外部力量推动在京的各个出版机构，最终将其整合成一个紧密结合体，在这种调整布局下，优化出版选题结构、推动出版业升级改造是广西出版业走向振兴的未来之路。

    二、湖南出版业借“异业合作”力求振兴

    近年来，中部地区的湖南省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文化产业得到了跨越式的超常规发展。尽管其没有“北、上、广”地理位置的优越、经济程度的发达，但是提到文化，人们自然而然会想起电视文化领域的强势者——湖南卫视，来自湖南网络文化领域的弄潮儿、地方影响力最大的“红网”，来自湖南报业领域的先知先觉者——《体坛周报》，以及来自湖南图书出版领域的佼佼者——湖南科技出版社。湖南文化产业领域的群体优势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这片广袤沃土之上的人民，凭天然的“合作精神”在文化产业领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合作精神”是聚合人力资本来共同做事业的一种精神体现，在湖南文化产业的建构与发展中，这种精神可以说无处不在。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成功将湖南天闻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时启动增资扩股、引进战略投资者。在短短4个月时间内完成系列文件报批，以邀标询价、增资扩股形式引进湖南红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湖南华鸿财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多种成分的战略投资者，共募集资金4.55亿元。中南传媒总股本由12亿股增至2014年的17.96亿股，股东也由2家增至目前的10家，完成股权多元化改造，创造了国内出版界首例以私募形式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资本运作案例。

    目前，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中南传媒”为名，已经成功登陆国内股票主板市场，完成证券的市场化运作。但湖南出版业并不满足于既有成果，中南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全国著名的信息技术运营商华为集团在数字出版方面的深度合作也是一种致远制胜的战略性远虑。按照合作协议，双方将对中南传媒旗下的新媒体公司天闻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进行增资重组。增资重组后的天闻数媒注册资本金将达到3.2亿元，其中，中南传媒占股比例为51%，华为占股比例为49%。双方合作后，将充分整合双方在内容、技术、渠道、市场、品牌等方面的优势，打造一个面向全球用户的专注于数字出版与营销服务的高效整合运营平台，以内容运营与开发、技术研发和终端提供为支撑，构建覆盖全球的全屏营销发布体系，重点发力运营商数字阅读市场、海外数字阅读市场、数字教育市场以及专业阅读与应用市场，致力于为全球用户提供应用丰富、品质一流的数字内容全屏服务，为全球运营商提供更丰富更完善的电信服务解决方案，为全球优质内容商提供覆盖全球的内容发布渠道，打造世界一流的数字阅读运营服务商。

    湖南出版业在国际化视野、产业化目标、专业化水准等出版思路的指导下，通过与其他优势行业融合与合作，加大了出版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实施力度。

    三、北京出版业凭“首都优势”谋求创新集群效应

    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地方企事业单位纷纷进驻首都北京要塞高地，俯视全国、环顾全球。人聚则财聚、财聚则力聚，今天的北京通过积聚全国之力已经发展成为集经济、政治与文化优势于一身的超级国际大都市。

    从广义上讲，目前的北京出版业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北京市行政专属管理下的出版业，还包括来自全国各地各种力量汇集而来的地方出版社分支机构、民营书业、网络书店、数字出版技术提供商、数字出版渠道运营商，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著名出版机构，等等。各种成分的出版机构共同构筑了当前北京出版业波澜壮阔的发展状况，可以说北京出版业的发展现状，就是整个中国出版业发展现状在地理范畴上高度浓缩的真实动态反映，做大做强北京出版产业，也就做大做强了中国出版产业。

    广义上的北京出版业由于各个出版机构的来源背景、资本成分、行政归属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几大出版产业的分割势力。北京市市属行政管理机构管理下的出版机构与各大部委所属的出版机构，它们与民营、外资、地方等各种出版机构之间泾渭分明，几乎老死不相往来。这种出版力量分散的现状，并不利于北京出版业发生真正的产业聚合效应。

    打破现实中行政设置的壁垒，强化意识形态领域中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出版文化统一发展观，充分发挥以资本为纽带、以产业价值链为依托的市场机制，团结一切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统一战线上的所有力量，以建立全国出版内容资源库，搭建面向全国或全球的出版发布平台，是当前北京出版业进行制度创新的主旋律，同时也是未来中国出版走向出版强国的根本路径之一。

    由于中国各省、自治区与直辖市之间存在着比拼GDP的竞争关系，“做强做大”是每一个省域地方政府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划与发展目标，然而出版的必然规律决定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好夙愿。因此，笔者认为全国某些省域不必一味追求出版的大，实际上小的出版机构凭借机敏的市场嗅觉，能够更灵活多变地适应市场，生产出的文化产品更有文化穿透力。况且，出版是一种并不需要多少资本就能撬动的行业，投资几万元换取几个亿产值的实例比比皆是。当较大的资本冲击出版文化时，可能对文化是一种扼杀，因为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越来越大的资本需求，弱肉强食的商业竞争环境，动机不一的股东意见，使得文化生产中的文化坚持会越来越容易被商业性所绞杀。资金越来越大，文化的多元性就越容易受到破坏，新生文化所具有的开放性空间也就被压缩了。

    总之，各省域的出版业针对本地区的现实情况，要处理好出版做大与做小的关系、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处理好产业与事业的关系，并在政府合理正确引导下，充分运用市场化的手段将本省域的出版做强，引领本省域文化“走出去”，这才是追求的终极目标和发展的硬道理。

    （作者单位：电子工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