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传播视域中的文化类电视节目热透析
刘永昶 张笑寒
摘要：在倡导“文化自信”的当下，文化类节目的热播不难理解。电视作为一种传播平台，需要高质量的文化节目。在知识传播视域中透析文化类节目热播的真正原因，有助于深入了解这类节目的真正内涵，更能使电视这一文化传播平台获得稳定优质内容。
关键词：知识传播 文化类节目 电视
文化类电视节目的推陈出新是当下电视荧屏的热点。《子午书简》《读书》等老牌电视节目清雅孤寂的身影还在眼前，新兴的节目便似乎刹那间铺展成了姹紫嫣红一片天。节目规模越做越大，“中国”命名气势磅礴，“大会”赛事刀光剑影；节目内容往往越发精深，从简单的汉字到烧脑的成语，从动情的书信到悦耳的戏曲。中央台一马当先，地方卫视当仁不让，视频网站紧紧跟上。全社会提倡“文化自信”的今天，这一派红红火火的电视文化景观无疑让人兴奋。但值得思考的是，文化类电视节目的热力从何而生？它们的魅力自何而来？它们的未来走向何方？
深入日常的知识“生产”
毫无疑问，文化类电视节目热的背后是政治和资本的推手。一方面，相关部门的调控和引导政策大大约束了纯娱乐节目的发展空间，而映射传统文化、价值观传播等符号，通常以正面形象示人的文化类电视节目便得到来自各方的鼓励和支持。另一方面，近年来一些较为成功的节目引发制作机构及其背后资本的关注，使得文化类电视节目外延不断扩展，内涵大幅提升。
纵观近年来一些热播的文化类电视节目，“知识”往往成为其内容构成中最凸显的符号。事实上，在中国电视节目的发展过程中，知识性内容从未缺席。上个世纪90年代通过电视直播的大专辩论会，《正大综艺》的知识问答，《开心辞典》《幸运52》等节目的闯关游戏，《百家讲坛》的历史文化宣讲，都曾经成功集聚观众的注意力。但这些节目都很难像《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那样在民间引发持续的广泛的收视热潮。究其原因，后者提供的节目体验更近似于观众的日常生活体验，其所表述的以汉语言文字为内核的知识矩阵贯穿并萦绕着观众的日常生活。
当主持人、嘉宾或选手在演播现场“言说”时，既是在言说着节目本身的程序与文本，又是在言说着每一位中国观众熟悉或陌生、熟记或忘却的文化和语言知识——这些知识伴随着观众成长又映射着他们几乎所有的生活记忆。一句古诗，很可能是观众童趣时代的写照；一个成语，或许可以牵连起观众某个难忘的现实情境；一段朗诵，也许可以唤起观众内心情感的共鸣。于是，在这种共时化的交互情境中，“电视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象征性的体验和一种共同的话语，还提供了一套共享的、对于民间文化来说非常重要的常规。”①换言之，支撑这些节目受欢迎的深层心理机制其实是一个民族想象共同体的确认。
从表面上看，对大众而言，这些文化类电视节目并不生产知识，而更像是对传统文化或是语言常规的再现和致敬。但当大量不同系列、类型的节目汇集交错时，当无数的观众对节目众声喧哗时，就会形成一个庞大的熠熠生辉的话语场域。在这里，不同的文化因子会发生碰撞聚变，部分传统的文化因子也会被阐释出时代新意。正如费斯克所称，“文化并不仅仅受大众媒介中介，更准确地说，文化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在大众媒介中被塑造并得到展示。”②这样的话，文化类电视节目便具有了文化承继、创新路径中的知识再生产功能，它们不仅能够源源不断地生产新的意义，同时也可能因缘际会地生产新的成规。这恰恰是文化类电视节目最引人注目的积极意义所在。
与教育联结的知识传播
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执行，中国社会的整体教育意识前所未有地提升。尤其是围绕基础教育，父母们对孩子的期许和投入成就了庞大的教育衍生产业。文化类电视节目恰恰迎合了家长们的需要，使他们在遥控器或确认键的选择中毫不犹豫地倾向于替孩子们作出决定。在网络相关视频的留言讨论区中，观众就常常可以看到父母或学生自己对于节目的赞许或者建议。
大多数文化类电视节目都体现着或隐或显的学习模式。比如循序渐进的节目流程，编创者对于字词或诗句的选择，通常是由简单变为困难，释义通常由通俗变为专业。观众在观看节目的过程中，重温不断做题的乐趣或挫折，仿佛有种学习通关的快乐感与情境感。比如竞争激烈的赛事环节设置，相当多的节目采用了演播厅直播的方式，而“这些节目的‘现场直播或‘现时性对于吸引观众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就把观众置于与叙事中的人物同等的地位上。”③观众因此很容易成为某一方参赛选手的拥趸，并常常设身处地地投入到你來我往的比赛中去。这与学校激烈的考试排名竞争氛围恰恰是一致的。比如温故而知新的知识挖掘，《朗读者》《见字如面》这些节目以经典的文章和书信作为聚焦点和切入口，仿佛中学语文课堂上的课文精读，以延展开来的人物故事和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来打动读者，如《朗读者》的制作人兼主持人董卿所说，“尽我们所能去做情感类的一种共鸣，去唤起大家对文学的一种认知和最温柔的记忆。”从浅阅读转向深阅读，这些知识就有了更多二次传播的可能。
再者，老师和学生往往成为这些文化类电视节目的主角。专业领域的大学教授容易被邀请为适合的嘉宾与评委，而中小学生则成为活跃的观众和参赛选手。对于学者专家而言，他们或许并不特别擅长在摄像机前进行表演，但切中肯綮的点评和阐释却往往让演播厅瞬间成了知识宣讲的课堂；对于中小学生而言，天南地北，学校与学校碰撞，学生与学生竞逐，他们在节目现场的表现往往又是他们学习与生活的本色写照。因其本色，所以常常自然活泼，小选手的一蹦一跳、一笑一颦，都会给节目带来更多新鲜灵动的气息。如此，类似于师生互动的电视情境得以形成，这是绝大多数家长和学生所喜闻乐见的。
知识文本的娱乐化表达
电视节目毕竟不等于电视课堂，即便是再严肃的知识传播诉求，也必须通过娱乐化的电视手段来表达。当下的中国电视荧屏，“从传统的表演到游戏娱乐，从益智博彩到真人秀，电视节目的观念日益走向多元化、娱乐化和综合化。”④在这个背景中，文化类电视节目自然也吸取了其他成功案例的节目要素。
在节目环节设置上，以往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形态往往是纯粹问答、简单闯关游戏或授课宣讲。这些形式平铺直叙，线条式发展，“情节”缺少曲折和悬念。而近年来的文化类电视节目环节上突出悬念和变化，叙事方法更加多样，观看过程中带给观众的不只是紧张刺激，还有颇多趣味。追根溯源，节目环节的新鲜变化主要得益于欧美日韩的电视综艺观念创新。随着各省级卫视大量购买国外优秀综艺节目的版权，再加之本土化移植和改造，观众的欣赏口味和习惯也不断被改变提升。感同身受的情境化舞台，跌宕起伏的戏剧化冲突，高低错落的情感化体验，往往也成为当下文化类电视节目的标准化配置。
另一个引人瞩目的节目元素是明星。“明星”不仅在真人秀综艺节目大放异彩，也同样为文化类电视节目所用。尽管明星的频繁亮相与高额出场费引发颇多争议，但他们与很多电视节目实际形成了彼此依靠、彼此成就的伴生关系。在文化的电视场域中，明星的长袖善舞或能言善辩并非是编导们关注的重点，某种程度上，能够集聚观众注意力的名人身份，使得他们可以更好地担当“知识”代言人的角色。于是，通常抽象或枯燥的知识通过他们娱乐化的传达，便实现了“广而告之”的大众化传播。
以《见字如面》为例，该节目选择的读信嘉宾多是明星，而选择的书信主人多是历史或文化名人。明星读信是现在进行时，而信件本身的呈现又是名人们过去进行时态的情感。于观众而言，他们“看”的是演播现场的精彩演绎，“听”的却是过往时空的绵绵情愫。比如归亚蕾用低沉的嗓音读出蔡琴怀念杨德昌的信时，一句“杨德昌，你怎么可以就这么走了呢？”可以惹得无数观众落泪；蒋勤勤和徐涛深情款款地念出陆小曼与徐志摩的情书时，又引发人们对这段感情前后的恩怨情仇的讨论……如此，跨场域、跨时空的情感实现对接和共鸣，观众记住的不仅是名人的爱情、亲情、友情故事，不仅是他们不为人所熟知的“后台”形象，更可以真切感受明星嘉宾们被感染的内心世界——这同样也是他们不为人所熟知的“后台”世界。
当然，借助于网络新媒体的话题加热与次生传播，文化类电视节目同样也在源源不断地制造着准明星式的话题人物。如“00后才女武亦姝”“北大才女陈更”都凭借节目中的出色表现一度占据着新浪微博热搜榜，她们的故事也在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场域中被多次加工和宣传。无论是现场的影像剪辑还是后期的宣发推广，不少文化类电视节目都使用了贴标签式的“造星”方式。这种标签化使得选手呈现出鲜明的个性，也在无形中一遍遍加深观众对他们的印象，最终达到“造星”的目的。对于荧屏前的家长们而言，这一定会有不错的传播效果，因为家长们或许更愿意让这样的“明星”成为孩子们的学习榜样。
未来在哪里：类型与突破
需要警惕的是，文化类电视节目热的风潮依然折射出中国电视业界的根深蒂固的周期律问题：一个节目的成功和风行往往会引来一大批类似节目的跟风效仿，从而导致节目平均质量水准的下降，进而引发观众的审美疲劳，缩短整个节目类型的生命周期。比如赛会制的文化类电视节目已经出现了较严重的同质化竞争，很难想象，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擂台赛中，还有多少适于大众化传播的字词常识、文化典故能够一季又一季地被发掘？也很难想象，当各个电视台、网站群起效之，搭筑起一个又一个的绚丽舞台时，观众的判断力又如何能保持清醒，注意力又如何能保持集中？
从类型突破的角度来看，央视今年推出的《朗读者》是创新尝试——不仅在于其典雅的舞台环境，在于其“朗读”加“者”的情感融合，更在于其从线上到线下、从都市到乡村铺就的洋洋洒洒的朗读景观。但类似于《朗读者》这样的富有创新意识的文化类电视节目依然不多，越来越苛刻的观众需要的不是下一个《朗读者》，而是能给他们带来期待和惊喜的下一个未知。
从知识传播的视域来看，文化类电视节目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电视的责任担当与广阔舞台。但正如知识世界本身的无穷无尽一样，如何在电视场域表现知识也有无限的可能性。仅以内容而言，BBC纪录片频道、探索发现频道的那些探求大千世界的绚烂作品，就足以给文化类电视节目编创者极大的启发。因为文化的疆界远不止是语言文字或者是传统文化，其无垠的边界正需要中国电视人无边的想象。（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栏目责编：邵满春
注释：①③[美]约翰·费斯克，祁阿红译：《电视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13、394頁。
②[美]戴维·阿什德，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④胡智锋主编：《电视节目策划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
摘要：在倡导“文化自信”的当下，文化类节目的热播不难理解。电视作为一种传播平台，需要高质量的文化节目。在知识传播视域中透析文化类节目热播的真正原因，有助于深入了解这类节目的真正内涵，更能使电视这一文化传播平台获得稳定优质内容。
关键词：知识传播 文化类节目 电视
文化类电视节目的推陈出新是当下电视荧屏的热点。《子午书简》《读书》等老牌电视节目清雅孤寂的身影还在眼前，新兴的节目便似乎刹那间铺展成了姹紫嫣红一片天。节目规模越做越大，“中国”命名气势磅礴，“大会”赛事刀光剑影；节目内容往往越发精深，从简单的汉字到烧脑的成语，从动情的书信到悦耳的戏曲。中央台一马当先，地方卫视当仁不让，视频网站紧紧跟上。全社会提倡“文化自信”的今天，这一派红红火火的电视文化景观无疑让人兴奋。但值得思考的是，文化类电视节目的热力从何而生？它们的魅力自何而来？它们的未来走向何方？
深入日常的知识“生产”
毫无疑问，文化类电视节目热的背后是政治和资本的推手。一方面，相关部门的调控和引导政策大大约束了纯娱乐节目的发展空间，而映射传统文化、价值观传播等符号，通常以正面形象示人的文化类电视节目便得到来自各方的鼓励和支持。另一方面，近年来一些较为成功的节目引发制作机构及其背后资本的关注，使得文化类电视节目外延不断扩展，内涵大幅提升。
纵观近年来一些热播的文化类电视节目，“知识”往往成为其内容构成中最凸显的符号。事实上，在中国电视节目的发展过程中，知识性内容从未缺席。上个世纪90年代通过电视直播的大专辩论会，《正大综艺》的知识问答，《开心辞典》《幸运52》等节目的闯关游戏，《百家讲坛》的历史文化宣讲，都曾经成功集聚观众的注意力。但这些节目都很难像《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那样在民间引发持续的广泛的收视热潮。究其原因，后者提供的节目体验更近似于观众的日常生活体验，其所表述的以汉语言文字为内核的知识矩阵贯穿并萦绕着观众的日常生活。
当主持人、嘉宾或选手在演播现场“言说”时，既是在言说着节目本身的程序与文本，又是在言说着每一位中国观众熟悉或陌生、熟记或忘却的文化和语言知识——这些知识伴随着观众成长又映射着他们几乎所有的生活记忆。一句古诗，很可能是观众童趣时代的写照；一个成语，或许可以牵连起观众某个难忘的现实情境；一段朗诵，也许可以唤起观众内心情感的共鸣。于是，在这种共时化的交互情境中，“电视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象征性的体验和一种共同的话语，还提供了一套共享的、对于民间文化来说非常重要的常规。”①换言之，支撑这些节目受欢迎的深层心理机制其实是一个民族想象共同体的确认。
从表面上看，对大众而言，这些文化类电视节目并不生产知识，而更像是对传统文化或是语言常规的再现和致敬。但当大量不同系列、类型的节目汇集交错时，当无数的观众对节目众声喧哗时，就会形成一个庞大的熠熠生辉的话语场域。在这里，不同的文化因子会发生碰撞聚变，部分传统的文化因子也会被阐释出时代新意。正如费斯克所称，“文化并不仅仅受大众媒介中介，更准确地说，文化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在大众媒介中被塑造并得到展示。”②这样的话，文化类电视节目便具有了文化承继、创新路径中的知识再生产功能，它们不仅能够源源不断地生产新的意义，同时也可能因缘际会地生产新的成规。这恰恰是文化类电视节目最引人注目的积极意义所在。
与教育联结的知识传播
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执行，中国社会的整体教育意识前所未有地提升。尤其是围绕基础教育，父母们对孩子的期许和投入成就了庞大的教育衍生产业。文化类电视节目恰恰迎合了家长们的需要，使他们在遥控器或确认键的选择中毫不犹豫地倾向于替孩子们作出决定。在网络相关视频的留言讨论区中，观众就常常可以看到父母或学生自己对于节目的赞许或者建议。
大多数文化类电视节目都体现着或隐或显的学习模式。比如循序渐进的节目流程，编创者对于字词或诗句的选择，通常是由简单变为困难，释义通常由通俗变为专业。观众在观看节目的过程中，重温不断做题的乐趣或挫折，仿佛有种学习通关的快乐感与情境感。比如竞争激烈的赛事环节设置，相当多的节目采用了演播厅直播的方式，而“这些节目的‘现场直播或‘现时性对于吸引观众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就把观众置于与叙事中的人物同等的地位上。”③观众因此很容易成为某一方参赛选手的拥趸，并常常设身处地地投入到你來我往的比赛中去。这与学校激烈的考试排名竞争氛围恰恰是一致的。比如温故而知新的知识挖掘，《朗读者》《见字如面》这些节目以经典的文章和书信作为聚焦点和切入口，仿佛中学语文课堂上的课文精读，以延展开来的人物故事和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来打动读者，如《朗读者》的制作人兼主持人董卿所说，“尽我们所能去做情感类的一种共鸣，去唤起大家对文学的一种认知和最温柔的记忆。”从浅阅读转向深阅读，这些知识就有了更多二次传播的可能。
再者，老师和学生往往成为这些文化类电视节目的主角。专业领域的大学教授容易被邀请为适合的嘉宾与评委，而中小学生则成为活跃的观众和参赛选手。对于学者专家而言，他们或许并不特别擅长在摄像机前进行表演，但切中肯綮的点评和阐释却往往让演播厅瞬间成了知识宣讲的课堂；对于中小学生而言，天南地北，学校与学校碰撞，学生与学生竞逐，他们在节目现场的表现往往又是他们学习与生活的本色写照。因其本色，所以常常自然活泼，小选手的一蹦一跳、一笑一颦，都会给节目带来更多新鲜灵动的气息。如此，类似于师生互动的电视情境得以形成，这是绝大多数家长和学生所喜闻乐见的。
知识文本的娱乐化表达
电视节目毕竟不等于电视课堂，即便是再严肃的知识传播诉求，也必须通过娱乐化的电视手段来表达。当下的中国电视荧屏，“从传统的表演到游戏娱乐，从益智博彩到真人秀，电视节目的观念日益走向多元化、娱乐化和综合化。”④在这个背景中，文化类电视节目自然也吸取了其他成功案例的节目要素。
在节目环节设置上，以往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形态往往是纯粹问答、简单闯关游戏或授课宣讲。这些形式平铺直叙，线条式发展，“情节”缺少曲折和悬念。而近年来的文化类电视节目环节上突出悬念和变化，叙事方法更加多样，观看过程中带给观众的不只是紧张刺激，还有颇多趣味。追根溯源，节目环节的新鲜变化主要得益于欧美日韩的电视综艺观念创新。随着各省级卫视大量购买国外优秀综艺节目的版权，再加之本土化移植和改造，观众的欣赏口味和习惯也不断被改变提升。感同身受的情境化舞台，跌宕起伏的戏剧化冲突，高低错落的情感化体验，往往也成为当下文化类电视节目的标准化配置。
另一个引人瞩目的节目元素是明星。“明星”不仅在真人秀综艺节目大放异彩，也同样为文化类电视节目所用。尽管明星的频繁亮相与高额出场费引发颇多争议，但他们与很多电视节目实际形成了彼此依靠、彼此成就的伴生关系。在文化的电视场域中，明星的长袖善舞或能言善辩并非是编导们关注的重点，某种程度上，能够集聚观众注意力的名人身份，使得他们可以更好地担当“知识”代言人的角色。于是，通常抽象或枯燥的知识通过他们娱乐化的传达，便实现了“广而告之”的大众化传播。
以《见字如面》为例，该节目选择的读信嘉宾多是明星，而选择的书信主人多是历史或文化名人。明星读信是现在进行时，而信件本身的呈现又是名人们过去进行时态的情感。于观众而言，他们“看”的是演播现场的精彩演绎，“听”的却是过往时空的绵绵情愫。比如归亚蕾用低沉的嗓音读出蔡琴怀念杨德昌的信时，一句“杨德昌，你怎么可以就这么走了呢？”可以惹得无数观众落泪；蒋勤勤和徐涛深情款款地念出陆小曼与徐志摩的情书时，又引发人们对这段感情前后的恩怨情仇的讨论……如此，跨场域、跨时空的情感实现对接和共鸣，观众记住的不仅是名人的爱情、亲情、友情故事，不仅是他们不为人所熟知的“后台”形象，更可以真切感受明星嘉宾们被感染的内心世界——这同样也是他们不为人所熟知的“后台”世界。
当然，借助于网络新媒体的话题加热与次生传播，文化类电视节目同样也在源源不断地制造着准明星式的话题人物。如“00后才女武亦姝”“北大才女陈更”都凭借节目中的出色表现一度占据着新浪微博热搜榜，她们的故事也在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场域中被多次加工和宣传。无论是现场的影像剪辑还是后期的宣发推广，不少文化类电视节目都使用了贴标签式的“造星”方式。这种标签化使得选手呈现出鲜明的个性，也在无形中一遍遍加深观众对他们的印象，最终达到“造星”的目的。对于荧屏前的家长们而言，这一定会有不错的传播效果，因为家长们或许更愿意让这样的“明星”成为孩子们的学习榜样。
未来在哪里：类型与突破
需要警惕的是，文化类电视节目热的风潮依然折射出中国电视业界的根深蒂固的周期律问题：一个节目的成功和风行往往会引来一大批类似节目的跟风效仿，从而导致节目平均质量水准的下降，进而引发观众的审美疲劳，缩短整个节目类型的生命周期。比如赛会制的文化类电视节目已经出现了较严重的同质化竞争，很难想象，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擂台赛中，还有多少适于大众化传播的字词常识、文化典故能够一季又一季地被发掘？也很难想象，当各个电视台、网站群起效之，搭筑起一个又一个的绚丽舞台时，观众的判断力又如何能保持清醒，注意力又如何能保持集中？
从类型突破的角度来看，央视今年推出的《朗读者》是创新尝试——不仅在于其典雅的舞台环境，在于其“朗读”加“者”的情感融合，更在于其从线上到线下、从都市到乡村铺就的洋洋洒洒的朗读景观。但类似于《朗读者》这样的富有创新意识的文化类电视节目依然不多，越来越苛刻的观众需要的不是下一个《朗读者》，而是能给他们带来期待和惊喜的下一个未知。
从知识传播的视域来看，文化类电视节目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电视的责任担当与广阔舞台。但正如知识世界本身的无穷无尽一样，如何在电视场域表现知识也有无限的可能性。仅以内容而言，BBC纪录片频道、探索发现频道的那些探求大千世界的绚烂作品，就足以给文化类电视节目编创者极大的启发。因为文化的疆界远不止是语言文字或者是传统文化，其无垠的边界正需要中国电视人无边的想象。（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栏目责编：邵满春
注释：①③[美]约翰·费斯克，祁阿红译：《电视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13、394頁。
②[美]戴维·阿什德，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④胡智锋主编：《电视节目策划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