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转型与公共服务：“互联网+”视域下中国电视改革前瞻
高红波
摘要：在我国全面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改革热潮中，融合转型与公共服务成为中国电视深化改革面临的两个基本问题。“互联网+”视域下，中国电视融合转型与公共服务相辅相成。电视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传媒行业深化改革的国家战略，中国电视的媒体融合转型应该与电视公共服务功能相链接，全方位体现在内容融合、渠道融合、终端融合、技术融合等各个方面。以媒介融合为方向，以公共服务为目标，或将为实现中国电视在互联网时代的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探求一种深化改革的可能性的路径。
关键词：互联网+ 融合转型 公共服务 电视改革
2017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湖南调研时讲话指出，要扎实做好迎接党的十九大宣传工作，高标准办好电视台，打造讲导向、有文化的传播平台，强调要办好新闻类、文化类和公益类等节目栏目，积极做党和政府声音的传播者、社会主流价值的弘扬者、正向趣味能量的引领者、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践行者。①7月20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把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办成讲导向、有文化的传播平台的通知》（新广电发〔2017〕163号），进一步强化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公益属性和文化属性，坚决反对唯收视率，坚决抵制收视率造假，鼓励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在黄金时段增加公益、文化、科技、经济类节目的播出数量和频次，倡导鼓励制作播出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自主原创节目。
究其实质，“把电视台办成讲导向、有文化的传播平台”，着重强调了中国电视深化改革的内容方向和公益属性。至此，在全面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改革热潮中，融合转型与公共服务成为“互联网+”视域下中国电视深化改革面临的两个基本问题。
电视融合轉型与公共服务相关研究综述
当前，国内外有关“电视融合转型与公共服务”研究的相关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电视与新兴媒体融合”的研究；二是“电视与公共服务”的研究。
2014年，我国“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深化改革政策出台，“媒体融合”的国内研究迅速升温，“电视与新兴媒体融合”的研究成果日渐增多。这些研究大多以政策、经济、技术等媒介环境变化为出发点，具体探求中国电视媒体从“传统的单向传播”向“双向互动传播”转型的策略与路径。
关于“电视与公共服务”的研究，在国外发端较早。从1936年世界上第一座正规电视台成立并播出节目开始，以英国广播公司BBC为主要代表的公共广播电视的探讨就没有停止过，其核心观点是广播电视频率是稀缺资源，应代表和维护公众利益。即使进入数字化时代，当网络电视、IPTV、OTT TV等众多电视融媒体形态纷纷亮相以来，“频率的稀缺”逐渐转化为“注意力稀缺”，但有关“公共利益、民主与欧美广播电视的新自由主义化”②等问题，仍然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国内的电视学者，如胡正荣、石长顺、杨乘虎等也对“公共电视”有独到的关注与研究。在实践层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从“村村通”到“户户通”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构逐步深化。在理论层面，有关电视的公共服务特性，以及电视公益传播价值等相关研究也时有成果发表。
综观“电视融合转型与公共服务”这一研究领域，上述两个方面割裂研究较多，两者紧密结合的研究较少。媒体融合是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交织，“互联网+”视域下，作为大众传媒的电视媒介，其未来融合转型过程中的“公共服务化生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中国电视融合转型的辨析与思考
电视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电视及互联网视频机构中不断创新，比如英国BBC的新媒体策略、美国Youtube、Hulu、Netflix等视频网站电视化融合，法国电信的IPTV等电视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案例等。中国电视与新兴媒体融合的典型案例也日新月异，比如“无线苏州”“芒果TV”“CNTV”“大象融媒”等。
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在我国是一场自上而下的传媒业深化改革，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自然也置身其中。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先后出台关于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关于广播电视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等指导性文件，对于中国电视融合转型问题提出了较为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6年7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意见》的通知（新广电发〔2016〕124号），提出在“十三五”后期，“融合发展取得全局性进展，建成多个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重点任务是要“树立深度融合发展理念”，加快融合型节目体系建设、制播体系建设、传播体系建设、服务体系建设、技术体系建设、经营体系建设、运行机制建设、人才队伍建设。2017年1月5日，中宣部在人民日报社召开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工作座谈会，总结交流近两年来的经验和做法，理清思路，明确方向，并对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主要内容是：确立移动媒体优先发展战略，突破采编发流程再造关键环节，抓好“中央厨房”建设，强化全媒体人才培养等。③这些“顶层设计”的理念和措施，为中国电视融合转型提供了目标和方向。
按照发展传播理论观点，所谓“发展传播”研究如何运用传播学理论带来社会的变化（Everett Rogers，1976）。④在历经了发展传播学的现代化范式、全球化范式之后，目前发展传播学呈现出“参与传播”的新范式，即强调发展传播是一个社会过程，传播是实现这一过程的重要工具，但工具本身不是目的，人际传播也必须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⑤
放眼互联网时代的媒介使用，手机为载体的移动互联网大行其道，这种“带着体温的媒体”巨大的黏性，已经使其正在实现保罗莱文森所预言的“互联网将成为一切媒介的替代物”。在这种“媒介进化论”思想启迪下，中国电视作为曾经的“第一媒介”，要想在双向互动的“第二媒介时代”继续发挥其思想舆论引导及信息娱乐中心地位和功能，融合转型势在必行。
当前，我国正在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即从媒体融合的“相加”阶段向“相融”阶段的深化改革期。媒介生态与传播环境变化，呈现出两个焦点，即“抢用户”和“融媒体”。在互联网时代，中国电视应该坚持“内容为本、形式多样、产品多元”，充分考虑用户喜好，做好“云媒体平台”，狠抓“融媒体产品”，保持内容生产优势，整合资源，流程再造，以对用户的“影响力”作为得失判断的标准。在网络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的交织与混合中，电视媒介公共服务特性的塑造尤显重要。
中国电视公共服务的目标与路径
“公共服务”的概念源自1912年法国公法学者Leon Duguit，最早作为现代公法制度的基本概念，以后广泛推行到包括广播电视媒介在内的各行各业。⑥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以提高公民思想文化素质为目标，以传输覆盖网络设施为基础，以广播电视频率频道为载体，以新闻信息、科技知识、文化娱乐等为内容，综合了技术服务、内容服务、社会服务及传媒平台服务等多重功能，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构中起先导性和基础性的作用。⑦
依照发展传播学，电视公共服务是有助于社会进步、国民教育的重要领域，即使在互联网时代，公共服务也是电视媒介传播的核心价值所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互联网资金来源的多样化和资本运营相比，中国电视是国有资本的特殊领地，国有与民营这两种经济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互联网视频与电视节目在内容选题、服务对象、权威信息发布等方面的差异性。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把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办成讲导向、有文化的传播平台的通知》（新广电发〔2017〕163号），强调了中国电视深化改革的内容方向和公益属性，大有倡导“公益卫视”的意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田进对此问题做了专题研究，并提出五点具体意见：一是电视台要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舆论导向，在践行职责使命中守正出新。二是电视台要全身心投入书写人民伟大实践，在记录时代进步中砥砺创新。三是电视台要牢记文化担当和社会责任，在传播真善美中弘扬正气新风。四是电视台要坚定文化自信，始终植根民族文化，在传承发展中推陈出新。五是电视台要发扬工匠精神，打磨精品力作，使其在大浪淘沙中历久弥新。⑧
我国曾经有地方卫视进行“公益卫视”的改革，虽然最终效果不佳但由此引发的新闻传播学界对于“传媒公共性与市场”的学术笔谈，对于中国电视改革中“公共电视”的实现路径至今仍有借鉴的意义和价值。赵月枝教授的《重构社会主义媒体的公共性与文化主体性》和台湾政治大学冯建三教授的《公共广播电视的钱、人与问责：多重模式，兼论中国改革》发表于《新闻大学》2011年秋季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吕新雨教授的《政府补贴、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电视的“公共性”》发表在《开放时代》2011年第9期。⑨在借鉴英、美、日、加、澳等多国公共电视的经费来源、管理法规和政府补贴等经验的基础上，冯建三教授认为：“在公有权的基础下，承袭但又创新的财政与内容流通模式，可以是改革中国传媒的优先选项”。⑩
综上所述，中国电视公共服务的实现路径，在内容流通上可以依托于融合转型所建立的以“中央厨房”为标志的现代传播体系，在财政资金上可以因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扶持国产优秀纪录片、广播电视公益广告的政府补贴制度，借此推进我国电视的“公益卫视”改革，制衡电视传播娱乐化倾向和商业属性，增强中国电视的公共属性。在优先路径的选择上，可以从“公益卫视”开始，首先把上星综合频道办成“讲导向、有文化的传播平台”，其他电视频道的市场收入也可以对“公益卫视”进行交叉补贴。
中国电视融合转型与公共服务相辅相成
“互联网+”视域下，公共服务理念对中国电视融合转型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影响。互联网时代的混合传播不能取代电视的大众传播特性和功能，与互联网的个性化社交媒体相比，电视的公共服务价值显得尤其重要。具体而言，中国电视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于与互联网视频娱乐功能进行比拼，而在于其公共服务的精神与价值导向。唯此，中国电视媒体融合转型才是科学、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将互联网环境下对舆论阵地的争夺视为“极端重要的工作”，电视公共服务特性及其国有国营的特点，使公共服务成为互联网时代电视媒介保持公信力，引导和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任担当。只有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才能真正受到人民群眾的欢迎，以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高尚的作品鼓舞人。如果失去了公共服务的特性，仅靠娱乐性信息和节目与互联网媒介争夺受众眼球，电视存在的核心价值与意义将会受到遮蔽，难以发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作用。
总之，中国电视融合转型与公共服务相辅相成。在“互联网+”视域下，电视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传媒行业深化改革的国家战略。中国电视的媒体融合转型应该与电视公共服务功能相链接，全方位体现在内容融合、渠道融合、终端融合、技术融合等各个方面。新媒体环境下，中国电视媒体“互联网化转基因”的融合转型与公共服务，必将成为互联网时代电视媒体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根本保障。以媒介融合为方向，以公共服务为目标，或将为实现中国电视在互联网时代的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探求一种深化改革的可能性的路径。（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互联网+视域下电视融媒体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6YJCZH02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栏目责编：邵满春
注释：①⑧田 进：《把电视台办成讲导向、有文化的传播平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站，2017年7月7日，http：//www.sapprft.gov.cn/sapprft/contents/6581/339062.shtml。
②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页。
③刘奇葆：《推进媒体深度融合 打造新型主流媒体》，《人民日报》，2017年1月11日，第6版。
④⑤[比]瑟韦斯、[泰]玛丽考，张 凌译：《发展传播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35页。
⑥石长顺，石 婧：《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⑦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农村广播影视公共服务》，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
⑨吕新雨：《学术、传媒与公共性》，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页。
⑩冯建三：《传媒公共性与市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2页。
摘要：在我国全面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改革热潮中，融合转型与公共服务成为中国电视深化改革面临的两个基本问题。“互联网+”视域下，中国电视融合转型与公共服务相辅相成。电视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传媒行业深化改革的国家战略，中国电视的媒体融合转型应该与电视公共服务功能相链接，全方位体现在内容融合、渠道融合、终端融合、技术融合等各个方面。以媒介融合为方向，以公共服务为目标，或将为实现中国电视在互联网时代的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探求一种深化改革的可能性的路径。
关键词：互联网+ 融合转型 公共服务 电视改革
2017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湖南调研时讲话指出，要扎实做好迎接党的十九大宣传工作，高标准办好电视台，打造讲导向、有文化的传播平台，强调要办好新闻类、文化类和公益类等节目栏目，积极做党和政府声音的传播者、社会主流价值的弘扬者、正向趣味能量的引领者、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践行者。①7月20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把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办成讲导向、有文化的传播平台的通知》（新广电发〔2017〕163号），进一步强化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公益属性和文化属性，坚决反对唯收视率，坚决抵制收视率造假，鼓励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在黄金时段增加公益、文化、科技、经济类节目的播出数量和频次，倡导鼓励制作播出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自主原创节目。
究其实质，“把电视台办成讲导向、有文化的传播平台”，着重强调了中国电视深化改革的内容方向和公益属性。至此，在全面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改革热潮中，融合转型与公共服务成为“互联网+”视域下中国电视深化改革面临的两个基本问题。
电视融合轉型与公共服务相关研究综述
当前，国内外有关“电视融合转型与公共服务”研究的相关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电视与新兴媒体融合”的研究；二是“电视与公共服务”的研究。
2014年，我国“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深化改革政策出台，“媒体融合”的国内研究迅速升温，“电视与新兴媒体融合”的研究成果日渐增多。这些研究大多以政策、经济、技术等媒介环境变化为出发点，具体探求中国电视媒体从“传统的单向传播”向“双向互动传播”转型的策略与路径。
关于“电视与公共服务”的研究，在国外发端较早。从1936年世界上第一座正规电视台成立并播出节目开始，以英国广播公司BBC为主要代表的公共广播电视的探讨就没有停止过，其核心观点是广播电视频率是稀缺资源，应代表和维护公众利益。即使进入数字化时代，当网络电视、IPTV、OTT TV等众多电视融媒体形态纷纷亮相以来，“频率的稀缺”逐渐转化为“注意力稀缺”，但有关“公共利益、民主与欧美广播电视的新自由主义化”②等问题，仍然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国内的电视学者，如胡正荣、石长顺、杨乘虎等也对“公共电视”有独到的关注与研究。在实践层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从“村村通”到“户户通”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构逐步深化。在理论层面，有关电视的公共服务特性，以及电视公益传播价值等相关研究也时有成果发表。
综观“电视融合转型与公共服务”这一研究领域，上述两个方面割裂研究较多，两者紧密结合的研究较少。媒体融合是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交织，“互联网+”视域下，作为大众传媒的电视媒介，其未来融合转型过程中的“公共服务化生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中国电视融合转型的辨析与思考
电视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电视及互联网视频机构中不断创新，比如英国BBC的新媒体策略、美国Youtube、Hulu、Netflix等视频网站电视化融合，法国电信的IPTV等电视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案例等。中国电视与新兴媒体融合的典型案例也日新月异，比如“无线苏州”“芒果TV”“CNTV”“大象融媒”等。
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在我国是一场自上而下的传媒业深化改革，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自然也置身其中。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先后出台关于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关于广播电视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等指导性文件，对于中国电视融合转型问题提出了较为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6年7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意见》的通知（新广电发〔2016〕124号），提出在“十三五”后期，“融合发展取得全局性进展，建成多个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重点任务是要“树立深度融合发展理念”，加快融合型节目体系建设、制播体系建设、传播体系建设、服务体系建设、技术体系建设、经营体系建设、运行机制建设、人才队伍建设。2017年1月5日，中宣部在人民日报社召开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工作座谈会，总结交流近两年来的经验和做法，理清思路，明确方向，并对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主要内容是：确立移动媒体优先发展战略，突破采编发流程再造关键环节，抓好“中央厨房”建设，强化全媒体人才培养等。③这些“顶层设计”的理念和措施，为中国电视融合转型提供了目标和方向。
按照发展传播理论观点，所谓“发展传播”研究如何运用传播学理论带来社会的变化（Everett Rogers，1976）。④在历经了发展传播学的现代化范式、全球化范式之后，目前发展传播学呈现出“参与传播”的新范式，即强调发展传播是一个社会过程，传播是实现这一过程的重要工具，但工具本身不是目的，人际传播也必须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⑤
放眼互联网时代的媒介使用，手机为载体的移动互联网大行其道，这种“带着体温的媒体”巨大的黏性，已经使其正在实现保罗莱文森所预言的“互联网将成为一切媒介的替代物”。在这种“媒介进化论”思想启迪下，中国电视作为曾经的“第一媒介”，要想在双向互动的“第二媒介时代”继续发挥其思想舆论引导及信息娱乐中心地位和功能，融合转型势在必行。
当前，我国正在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即从媒体融合的“相加”阶段向“相融”阶段的深化改革期。媒介生态与传播环境变化，呈现出两个焦点，即“抢用户”和“融媒体”。在互联网时代，中国电视应该坚持“内容为本、形式多样、产品多元”，充分考虑用户喜好，做好“云媒体平台”，狠抓“融媒体产品”，保持内容生产优势，整合资源，流程再造，以对用户的“影响力”作为得失判断的标准。在网络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的交织与混合中，电视媒介公共服务特性的塑造尤显重要。
中国电视公共服务的目标与路径
“公共服务”的概念源自1912年法国公法学者Leon Duguit，最早作为现代公法制度的基本概念，以后广泛推行到包括广播电视媒介在内的各行各业。⑥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以提高公民思想文化素质为目标，以传输覆盖网络设施为基础，以广播电视频率频道为载体，以新闻信息、科技知识、文化娱乐等为内容，综合了技术服务、内容服务、社会服务及传媒平台服务等多重功能，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构中起先导性和基础性的作用。⑦
依照发展传播学，电视公共服务是有助于社会进步、国民教育的重要领域，即使在互联网时代，公共服务也是电视媒介传播的核心价值所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互联网资金来源的多样化和资本运营相比，中国电视是国有资本的特殊领地，国有与民营这两种经济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互联网视频与电视节目在内容选题、服务对象、权威信息发布等方面的差异性。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把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办成讲导向、有文化的传播平台的通知》（新广电发〔2017〕163号），强调了中国电视深化改革的内容方向和公益属性，大有倡导“公益卫视”的意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田进对此问题做了专题研究，并提出五点具体意见：一是电视台要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舆论导向，在践行职责使命中守正出新。二是电视台要全身心投入书写人民伟大实践，在记录时代进步中砥砺创新。三是电视台要牢记文化担当和社会责任，在传播真善美中弘扬正气新风。四是电视台要坚定文化自信，始终植根民族文化，在传承发展中推陈出新。五是电视台要发扬工匠精神，打磨精品力作，使其在大浪淘沙中历久弥新。⑧
我国曾经有地方卫视进行“公益卫视”的改革，虽然最终效果不佳但由此引发的新闻传播学界对于“传媒公共性与市场”的学术笔谈，对于中国电视改革中“公共电视”的实现路径至今仍有借鉴的意义和价值。赵月枝教授的《重构社会主义媒体的公共性与文化主体性》和台湾政治大学冯建三教授的《公共广播电视的钱、人与问责：多重模式，兼论中国改革》发表于《新闻大学》2011年秋季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吕新雨教授的《政府补贴、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电视的“公共性”》发表在《开放时代》2011年第9期。⑨在借鉴英、美、日、加、澳等多国公共电视的经费来源、管理法规和政府补贴等经验的基础上，冯建三教授认为：“在公有权的基础下，承袭但又创新的财政与内容流通模式，可以是改革中国传媒的优先选项”。⑩
综上所述，中国电视公共服务的实现路径，在内容流通上可以依托于融合转型所建立的以“中央厨房”为标志的现代传播体系，在财政资金上可以因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扶持国产优秀纪录片、广播电视公益广告的政府补贴制度，借此推进我国电视的“公益卫视”改革，制衡电视传播娱乐化倾向和商业属性，增强中国电视的公共属性。在优先路径的选择上，可以从“公益卫视”开始，首先把上星综合频道办成“讲导向、有文化的传播平台”，其他电视频道的市场收入也可以对“公益卫视”进行交叉补贴。
中国电视融合转型与公共服务相辅相成
“互联网+”视域下，公共服务理念对中国电视融合转型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影响。互联网时代的混合传播不能取代电视的大众传播特性和功能，与互联网的个性化社交媒体相比，电视的公共服务价值显得尤其重要。具体而言，中国电视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于与互联网视频娱乐功能进行比拼，而在于其公共服务的精神与价值导向。唯此，中国电视媒体融合转型才是科学、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将互联网环境下对舆论阵地的争夺视为“极端重要的工作”，电视公共服务特性及其国有国营的特点，使公共服务成为互联网时代电视媒介保持公信力，引导和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任担当。只有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才能真正受到人民群眾的欢迎，以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高尚的作品鼓舞人。如果失去了公共服务的特性，仅靠娱乐性信息和节目与互联网媒介争夺受众眼球，电视存在的核心价值与意义将会受到遮蔽，难以发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作用。
总之，中国电视融合转型与公共服务相辅相成。在“互联网+”视域下，电视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传媒行业深化改革的国家战略。中国电视的媒体融合转型应该与电视公共服务功能相链接，全方位体现在内容融合、渠道融合、终端融合、技术融合等各个方面。新媒体环境下，中国电视媒体“互联网化转基因”的融合转型与公共服务，必将成为互联网时代电视媒体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根本保障。以媒介融合为方向，以公共服务为目标，或将为实现中国电视在互联网时代的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探求一种深化改革的可能性的路径。（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互联网+视域下电视融媒体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6YJCZH02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栏目责编：邵满春
注释：①⑧田 进：《把电视台办成讲导向、有文化的传播平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站，2017年7月7日，http：//www.sapprft.gov.cn/sapprft/contents/6581/339062.shtml。
②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页。
③刘奇葆：《推进媒体深度融合 打造新型主流媒体》，《人民日报》，2017年1月11日，第6版。
④⑤[比]瑟韦斯、[泰]玛丽考，张 凌译：《发展传播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35页。
⑥石长顺，石 婧：《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⑦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农村广播影视公共服务》，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
⑨吕新雨：《学术、传媒与公共性》，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页。
⑩冯建三：《传媒公共性与市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