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集”古难全
张国功
在三十年前就启动，但后来成了“烂尾楼工程”的《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在学界呼唤多年之后，最近重新推出，引发关于全集出版中存在问题的热议，包括书札、题跋、演说、读书笔记、译作、未刊稿、公务文字等文字是否应收入全集，编者求全的职业精神与其权限何在，入选文字应以初稿本还是改定本为准，全集到底是应定位为“个人著作”还是“专题档案”，等等。从整体上看，晚清民国以降文化大师的文字，在当下经济实力提升，因而“求大求全”、开足马力的出版工程节奏中，大多已经完成全集或文集的出版；在国家重点图书或出版大奖获奖名单上，总多有全集入围；只是，透过这种表面繁荣的出版现象，从学术文化的角度深入细察，我们多少可以感受到一种虚热的味道，可以说全集出版中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别的暂不赘言，以我个人编读生涯中碰到的两例，多少可以说明“全集不全”这一突出的问题。
多年前编校罗成琰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古今之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8），其中提及章士钊评价陈独秀犹如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回头之草弗啮，不峻之坡不止”。原稿注明引文出自《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刊于《甲寅》第1卷第30期（1926年2月6日）。通查《章士钊全集》（文汇出版社，2000），孰料上天入地，竟无此文！我不敢怀疑引者有误，因为印象中现代文史著作谈及陈独秀性格，多有引用“不羁之马”一说。隔了几年，在网上看到袁伟时《从〈章士钊全集〉看编辑》一文，批评该全集不全，才知道《甲寅》同期其他五篇章文都收录了，却偏偏漏了这一篇。袁先生由此“借题发挥”议论：“长期与编辑打交道，不少编辑的人品、学识和敬业精神都令我肃然起敬。但出版业是我国几个不能松动的特许行业之一，随之而来的一些负面因素也令人头痛，其中之一是编辑质量不高，校对质量极差。说一件小事，1949年以前的学术刊物和书籍的编辑，大都有个职业习惯——查对作者的引文。目前港台和海外的编辑也仍然遵守这一规矩。但在现在某些编辑看来，可能是天方夜谭了。”不过，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这篇实在看不出有什么违碍的文字，《章士钊全集》为什么失收。最近又读到吴小东《全集不全 佚文非佚》（《中华读书报》2014年8月6日）一文，提到学人葛涛早就著文指出有四篇“佚文”均已被收录于出版多年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中，而后出的《章士钊全集》却没有收录，“的确耐人寻味”。吴小东本人也很容易发现章氏1925年“女师大风潮”前后的多篇佚文。这么说起来，《章士钊全集》“奈何遗漏过多，未免让人有些失望”！
2012年调到大学当教书匠，备课时参考闻黎明《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看到书中提及沈从文在1938年10月13日《云南日报》发表《知识阶级的反省》一文。其中所论所思，充分体现了战时状态下他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态度，值得一读，不妨介绍一二。沈从文说，自从昆明经过一次小小的日军轰炸后，城区的居民好像都有点乱了神，把每天出城避难当成唯一的课程。于是昆明成了一座死城，而“四乡庙宇或村落中，我们可以发现公务员、大学教授、学生、商人、土娼、王八”。一部分从沦陷的北平、上海等地来昆明的青年，这时“居然走回头路，反身向平沪求安全”。“多数人平时从不思索生存的意义，更不打量怎样活，方活得有意义，只是一个‘混。到无可奈何混不下去时，徒然死于战争中”。沈从文引“君子临危不乱”古语批评说，逃生固然是本能，但“受过相当教育，在社会上负有责任的人，也同样如此无知识，如此胆小，似不应该”，尤其是“受了国家委托，来到后方领导青年的和负有特别重大责任的，或必须做青年人表率，或必须与典守事物共存亡，事变欲来未来，却一跑了之，凡稍有羞耻心和责任感，就应当觉得这种行为是如何可耻；如不以为可耻，那是过去做人的教育，受得不够。他抑或是一个专家，可不配称为中国良好公民。”过去一年以来，牺牲的中国官兵不下百万。“这些人知道国家事大，个人生命渺小不足道，军人的责任是守土、尽职，他们因此都死在所守的一片土地上，壮烈而沉默，各在自己分内挣扎，牺牲，不逃避，无怨言。”与之相比，“一部分知识阶级如无知市民一样，放下责任职分不管，终日下乡做一个流浪汉，岂不是无形中为敌人张目”。特别是那些耗费国家许多金钱到欧美留学多年的人，在社会上所得物质待遇特别高，自应记得欧洲所谓公民应当具有的“本分”，应该想想，“这种无知识无责任的行为，是不是在丢国家的丑，丢读书人的丑”。知识阶级纵使不能直接参战，“至少也应镇静自处，不轻易离开职务，学习战胜自己的怯懦”。这样的激昂文字，充分体现了热血青年沈从文对知识分子战时担当的深入思考，即使今天读来也让人觉得荡气回肠，心向往之。但遍查流传颇广的花城版《沈从文文集》与后出的《沈从文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皆未收录，实在不知何故。在沈从文研究已经成为热门的今天，全集“佚文”到这种程度，多少也令人匪夷所思。
除了用功不到家、搜集不全，导致“全集”不全的主要原因，还有政治方面的文字违碍，如广受学人责难的《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未收两位作者赴台后的多篇文章。如出版家朱正曾经就《胡适全集》未收《民主与极权的冲突》《〈陈独秀最后对民主政治的见解〉序》等提出看法：“其实，胡适其人的政治态度和立场，是尽人皆知的，《全集》的出版者也无法为他承担责任，要么你可以不出版这书，要么你就不要号称‘全集。这样草率节删之后，读者从这部《全集》中看到的，就不是完整的胡适了。”此种名不副实的遗憾，如果深知国情，实在应对编者与出版者抱“同情之了解”而不是报以苛评。如果不以“全集”命名，这样的出版物该取什么书名呢，难道用“文集”或“非全集”更为名副其实？再有就是为尊者讳，包括作者本人、后人在出版全集时“不愿意全”等因素。如众所周知的《周扬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不收《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冯友兰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不收《论孔丘》，于研究者来说实在是一种缺失。再如钱钟书、杨绛夫妇不惜为出版《围城》汇校本、《记钱钟书先生》刊出书信、拍卖公司拍卖手稿等诉诸公堂。将来如果出版《钱钟书全集》，是否可以违背作者意愿，收录上述内容呢？难说。
顺便想起一桩类似的出版个案：2010年，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舒芜致胡风书信全编》，收信142封。当时笔者就想，离则两伤，合则双美，这种有思想史价值的书信，如果以胡舒二人“来往书信集”的方式推出多好啊。可惜，这只是读者“想当然耳”的“如果”。看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的《思想者的知情意——读忆舒芜》中提及，当年舒芜写《回归五四·后序》这一晚年重要文章，张家甚至不同意舒芜征引胡风书信，以至出版几度拖延。最近，见到中华书局出版《胡风致舒芜书信全编》，收录胡致舒的书信111封。两册书信全编，各有写信者而未有收信人，读者读起来实在不便，令人遗憾。借用一句编辑常说的话，“出版总是一种遗憾的艺术”，书信的合璧尚且如此之难，何况“全集”求全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