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学术图书选题策划的趋势、特点及其启示

    李金正

    

    自当代学术研究进入所谓的后现代和“后理论时代”以来，由于选题内容的变迁，图书的选题策划也随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及时准确地了解和把握这些变化，并从中寻求一些有益的启示，是更出色地做好学术类图书选题策划工作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本文就将尝试以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为例来论述和总结这些新的变化及其重要启示。

    一、从文化研究看学术类图书选题策划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对于学术类图书的选题策划来说，文化研究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个案。这类选题在策划主体、策划方式、市场需求以及对策划编辑的要求等方面都体现了近年来学术类选题的一些新趋势和特点，而且它本身还凝聚了选题策划作为一项研究议题的很多耐人寻味的东西，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

    首先，文化研究典型地体现了当前语境下某些学科在性质和身份上的一些重要变迁，一定意义上对策划编辑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化研究一方面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学”（Culturology），另一方面，它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国内外很多高校都已经设置为专门的院系，可以单独招生。根据清华大学罗钢教授比较公认的界定，文化研究是一门“后学科”，它既具有跨学科的混杂身份，又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学科门类，而且它还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而是一种“反学科的知识实践”。文化研究被称为“知识的炼金术”，可堪称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典范，但它的学科归属又是比较模糊的，而且它还着意于谋求独立身份。经过后现代学术思潮和文化研究的洗礼之后，跨越边界、填平鸿沟、大跨度交叉研究及模糊学科身份等，文化研究越来越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这些特点当然会对选题策划造成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对于策划编辑来说，策划信息的来源及处理方式、知识储备的深度和广度及主要集中于与哪些作者交往沟通等问题，都需要做审慎的思考。

    其次，文化研究的研究方法和内容也体现了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些重要趋势，这对于如何准确定位选题的性质以及进而如何设计选题，都具有一定的影响。由于文化研究是一门深度交叉学科，它在研究方法上不拘一格，可以根据其来源学科随意地“拿来”。文化研究的对象正如其名所示，是“文化”现象，但这种文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的、精英的、高雅的文化，而是正如这门学科最重要的开创者之一雷蒙·威廉斯的权威界定——“作为整体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说，生活世界里的一切事物和活动，包括娱乐、休闲、购物、美容、健身、粉丝、地铁、媒体、写字楼和商业街等等都可以被视为文化，也都可以被纳入文化研究的理论视域中来。这样的内容由于紧紧围绕与每一个读者大众切身相关的日常生活主题，对于选题策划来说，就非常有必要仔细考究一番了，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类图书具有被打造为畅销书和长销书的潜质。即便是抛开一般的读者大众，由于文化研究是一种游走于多个学科门类之间的深度交叉学科，它也非常容易引起相关学科研究者的注意，成为跨领域的关注焦点，其接受面之宽泛非传统学科可比。这些特点实际上已经被国内很多优秀的出版社敏锐地捕捉到了。比如广西师大出版社的两个学术类引进选题《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曾多次再版，长销不衰，其研究主题就是作为大众文化之一的视觉文化问题。由此可见，学术类著作如何被打造为畅销书，或者说如何兼顾两个市场（专业和大众），是一个非常值得业界关注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文化研究在内容上对于普通大众和日常生活的关注并非孤例，很多学术类著作都具有这样的特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依然是当代学术研究的重心越来越下移，用文化研究一句著名的口号来说叫“贴地飞行”。如今，甚至连哲学这样高深的学问都在逐渐淡化其玄学思辨色彩，开始探究人的生存和社会问题，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萨特、哈贝马斯等西方主流哲学家对生活世界的高度关注就可为此佐证。另一方面，大众化、浅阅读、消费社会、媒介化生存、注意力经济等时代观念已经深深渗透进学术体制内部，造成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得不一定程度上放弃其纯粹的专业立场，将知识理论融入社会生活的学术路线，科学和技术开发领域同样也在关注商业化和生活化问题。所有这些都说明，专业性淡化、寻求更大范围的关注度是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相应地，在选题策划上，学术类图书如何准确合理地定位，如何打造和宣传，或者反言之，如何适应当前的新变化，放低专业性的身段，将学术图书推向大众市场，这些问题需要引起业界的思考。

    最后，由于文化研究类图书的学科性质、研究内容等方面与传统学科判然有别，它在策划方式、策划主体以及读者需求等方面，也反映了当前学术类图书选题策划上的一些新变化。这需要我们用一定的篇幅来回顾一下近年来文化研究类图书的策划选题和出版情况。学术类图书的策划选题一般分为本版和引进版两类，这两类又都包含专著和教材两个组成部分。我们也大致按照这个思路框架进行论述。

    （一）本版。首先有两个大型的连续出版物系列值得关注：一个是陶东风和周宪主编的《文化研究》系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迄今已经出版有十七辑；一个是王晓明和蔡翔主编的《热风学术》（上海人民出版社）系列，迄今也已有七辑面世。这两个系列在空间分布上分别位于北京和上海两个学术重镇，而且它们背后都有强大的体制性依托，分别挂靠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和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这两个院系的设立有力验证了文化研究专业在国内的繁荣程度（此外，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著名高校也都有独立的系科设置或招生计划，各大高校自设的研究所、研究中心等更是不胜枚举），同时也说明这个新兴的专业领域潜藏着一个不容忽视的读者市场。从出版物的具体内容来看，它们都秉承了文化研究的基本主旨，高度关注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和各种流行文化问题。此外，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关于亚文化的系列个案研究，包括“拍客”“迷族”“御宅”“恶搞”“网游”等主题，对于研究者和普通读者也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北京师范大学张柠主编的“刀锋文丛”系列辗转于花城和重庆大学出版社之间，内容也十分贴近大众文化，迄今已经出版三辑，达十数种之多。文化研究的本版图书还有很多单行本的专著和教材。专著方面，由陶东风、罗钢、金惠敏等撰写或主编的比较得到公认，在学术界影响较大；教材方面，陆扬和王毅合著的《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被教育部指定为研究生专业教材，另有陶东风主编的本科生教材《大众文化教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以及王一川主编的通识教材《大众文化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等共为国内同类教材的奠基之作，在市场表现上可圈可点。

    （二）引进版。引进选题占据了这个专业的半壁江山，其种类、规模和市场占有率都不容小觑。文化研究这个专业本身就是一个“舶来品”，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欧美学界已经相当成熟，到二十世纪末才逐渐引起国内学人的关注，因此，大量引进国外的理论和研究成果，便是它在国内学界创世的最重要途径。这类图书达到系列规模的主要有三套：一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连续多年出版的“知识分子图书馆”系列，包括由国内学者集结的外国理论家论文集在内达33种之多；二是由南京大学出版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系列，同样是累积多年连续出版，多达99种；三是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规模更大的“人文与社会译丛”系列，多达139种。当然，根据前述，文化研究是跨学科、跨理论及跨语际的知识融合体，因此这三个系列未必都是针对文化研究的，但文化研究无疑可以从中找到最重要、最充分的理论文本和学术资源。此外，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西方学术前沿丛书”以及“文艺思潮与文化研究系列”等也部分涉及到文化研究问题。引进版、单行本的文化研究专著和教材也非常之多，比如《文化研究的用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文化研究基础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等，这些著作在学术影响和市场表现上往往比国内同类著作有过之而无不及。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文化研究类图书见证了近年来选题策划在方式和主体方面的一些趋势和变化。这类选题由于其繁复错杂的学科构成和理论来源，以及选题本身的新颖性、陌生性等特点，出版社内部的策划编辑一般很难在短时间内准确判断和驾驭。事实上，几个大型系列的出版物总编，比如陶东风、周宪、刘东等无不是当今学界的执牛耳者，正是他们以其敏锐的专业眼光和巨大的学术能量开拓了这类图书的生存空间，而真正来自出版社内部的策划编辑很难做出这样的抉择。因此，以学者策划为主、以编辑策划为辅的合作策划方式，是这类图书选题策划的重要特点。研究者作为编辑家和策划主体，这种情况在学科体系严重分化和高度整合、边缘学科逐渐取得中心位置的后现代学术语境下，将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它们对学术类图书选题策划造成的影响也将逐渐定型化和模式化。

    上述材料还表明，文化研究类图书自从二十世纪末横空出世以来，不断大规模地挺进国内读者市场，造成短时间内选题量剧增，这就引发了另外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比如策划编辑如何更有效地获取学界最新的策划信息？或者说，业界与学界如何保持紧密结合才能更好地开发选题，找准需求和市场？当然，如何获取策划信息以及如何处理学界和业界的关系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在后现代学术语境下由于策划对象的新变化，不得不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尤其在面对像文化研究这类突如其来的大量选题的时候，这些问题就显得异常重要了。

    二、文化研究对学术类图书选题策划的启示意义

    文化研究类图书是近年来学术类图书选题策划的典型个案，它见证了学术类图书在选题策划上的一些新变化，而且这些变化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主要包括：

    第一，学术类策划编辑必须具备扎实而广博的知识储备。没有这样的知识储备，不仅可能会漠视最好的策划选题机会，而且即便是有合作选题主动找上门来也不能很好地抓住，更不用说出色地完成合作任务。文化研究类图书对策划编辑的要求显然是提高了。这在跨学科交叉研究极为流行的时代，应该被着重强调。

    第二，密切关注学术前沿。这牵涉到策划选题的信息来源问题，至关重要。策划编辑主动提出选题动议，显然远比研究者自己策划选题再寻找出版社更能提高合作机会，尽管后者作为策划主体的身份可能必不可免。建议出版社为学术编辑专门订阅相关的学术期刊，鼓励编辑参加学术会议，及时把握学界最新动态。

    第三，提高与作者交往能力，建立牢固的信任关系。跟作者的交往要做到宽泛但不失重点，以获取信息和建立关系为基本目标。对于那些主动寻求出版合作的作者，尤其在面对大规模选题的时候肯定会优先考虑最信任的编辑和出版方。

    第四，出色完成文字加工、封面设计和推广宣传任务。做为学术编辑，必须有跟作者治学一样严谨的态度来“治书”，在每个环节上都要做到止于至善而后己。尤其是封面和文案设计两个环节，学术编辑往往重视度不够，成书千篇一律，但是文化研究类图书复杂的作者背景告诉我们，做到稳中有变，变中有创才能最大可能地同时兼顾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趣味。这也是体现编辑能力、建立与作者信任关系的一条重要纽带。

    第五，正确处理两种策划和两个市场问题。两种策划是指学者策划和编辑策划，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下，前者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因此如何与学者和学界合作是摆在学术类策划编辑面前的重要问题。两种市场指专业和大众市场，很多学术研究已经凸显出兼顾专业和业余的自觉意识，比如张颐武、朱大可等学者本身就是广受追捧的学术明星，他们的作品蕴含着大量的大众化和流行化元素。这非常值得策划编辑做足文章，合理引导作者的作品取向。

    三、结语

    本文以文化研究为基本视点粗略论述了近年来学术类图书的选题策划的一些重要变化及其重要启示。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本文所关注的根本问题即学术研究与选题策划之间的关系是值得进一步发掘的问题，因为前者作为后者的内容和对象显然会对其带来重要影响，反过来策划方式、主体和外部条件也会影响具体的策划内容，这些问题都需要做深入的探讨。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