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音留在镜头里的乡愁
呼东方
曾经，蒙古族的牧民们靠着传唱《嘎达梅林》这样的史诗记录自己的文化；如今，有一个人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镜头始终对准的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他在试图寻找蒙古人生存之路的同时，也在寻找自己灵魂的归宿。
虽然早已是老资格，但阿音这个名字，在摄影圈里却鲜有人知。
事实上，除了获得过全国影展金奖、全国人像摄影十杰等国内摄影最高奖之外，阿音还获得过摄影人梦寐以求的各类国际摄影大奖，甚至连《美国国家地理》“所有之路”全球摄影奖，他都收在囊中，而且是中国摄影界第一人。
可这样一个大师，为什么无人问津？
有人告诉记者，阿音从来都是游离于摄影的“艺术圈”。也只有在国内外摄影界顶级大师圈中，他才广为人知。
曾获得过“法兰西共和国骑士勋章”的法国摄影家雷扎这样评价阿音：“阿音的作品不仅将在时间里得以延续，而且毫无疑问地，将在未来的日子里，随着人们日渐对这种见证的必要性理解有所加深，而越加受到欣赏与推崇。”
天才摄影家
称阿音是“天才摄影家”的是他的内蒙古同乡，北京798映画廊艺术总监那日松。
“为什么说阿音是‘天才，是因为他师出无门，在近乎辉煌的履历背后，我们几乎看不到他师从过谁，受过什么高等的教育。十几年时间，他一直流浪在苍茫的内蒙古草原，纯粹自学成才，首先为了生存而挣扎，继而恍然大悟后，又迅速地找到最接近成功的道路。”
1992年夏天，那日松在内蒙古兴安盟举行的一次《大众摄影》月赛评选上，见到了一个连汉话也说不利索的蒙古族小伙子。他的一幅草原希望工程题材的照片《课堂》获得了月赛全国一等奖。
“这个腼腆的小伙子就是阿音。不过那个时候，他还不叫阿音，而是有一个更加通俗的名字—柒金财。”那日松说。
柒金财生于1970年，这个名字是他长年与汉族人打交道的父亲取的。柒金财出生在科尔沁草原边缘的半农半牧地区兴安盟，母亲是科尔沁的蒙古人。
兴安盟靠近东北，蒙汉杂居。柒金财的父亲早年来到科尔沁，以从锡林郭勒草原的额吉淖尔往吉林长途贩盐为生。“小时候所见到蒙汉差异是非常大的，汉族的生活习俗明显优于蒙古族，父亲的朋友都是汉族，而我们却是蒙古人。”据这个后来改名为阿音的人说，自己是带着自卑心理走过了充满矛盾和尴尬的童年。
与很多有成就的人一样，阿音从小就对新事物充满了好奇。少年聪颖的他曾尝试写作，初二时在蒙文少儿读物上发表了作品。
也是这一年，14岁的阿音因家庭贫困，被迫辍学外出谋生。后来他自述自己的经历时说：“我种过地，放过牧，当过铁路临时工，走村串镇，卖过衣服。”
在这个过程中，阿音发现落后地方的老百姓非常喜欢照相，但没人会为了照张相跑到很远的县城去。他心念一动，买了一架简陋的长城傻瓜相机开始为人照相。
“一个乡村摄影师的身份彻底完成。”那日松说。
1988年，这个游走在社会最底层但有着文学天赋的蒙古族青年，极为敏感地发现，“报纸的摄影记者没有文字能力，采访必须配备文字记者。这种方式造成报纸在图片新闻方面捉襟见肘。”
于是，阿音就开始以照片配文字的方式给当地的《兴安日报》投稿，很快就成为见报率最高的通讯员。后来他自认，正是这段业余记者的经历，为自己成为职业摄影家奠定了基础。
因为少年时被迫辍学，阿音下意识地去村里的学校拍摄。“拍那里的失学孩子，但那时只是凭感情来拍摄，至于照片有什么用，并不明确。”阿音说，“1991年，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海龙老师的《希望工程》，这给了我很大启发，我决定更加努力地拍摄家乡学校的困难情况，希望能反映出去，得到希望工程的帮助。”
1992年，是那日松第一次见到阿音。他采访阿音的报道《科尔沁草原上的摄影之花》，刊登在《大众摄影》1993年第二期上。
生活在哪儿就拍哪儿
那日松再次见到阿音，是在2005年9月的平遥国际摄影节。
这一年，那日松担任平遥摄影节幻灯晚会的总策展人。“那是一个阴雨的天气，我正在平遥的宾馆里和助手整理幻灯，一个草原牛仔模样的家伙敲门走了进来，长发披肩，一身猎装打扮，头戴一顶西部牛仔帽，进门就说：那老师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柒金财啊！现在改名叫阿音了。”
那日松说，眼前这个阿音和当年柒金财真是天壤之别。
阿音在蒙语里的意喻是怀揣理想，走很远很远的路。“这个蒙古族小伙子完全配得上这个名字。”那日松说。
那日松告诉记者，1992年的那次获奖，对阿音是个极大的激励。从那时起，他开始给各种专业摄影媒体投稿，成功率极高。
阿音在兴安盟开了一个小照相馆，在维持生计的同时，继续拍摄草原希望工程专题。“我一直拍到1995年，骑自行车几乎走遍了科右中旗的贫困学校。但最终这些照片没有发表，只是1996年在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举办了《科尔沁草原希望工程》个人展览。”阿音说。
从1997年开始，照相馆能挣钱了，阿音也萌发了拍摄更大专题的想法：“我开始选择新的拍摄题材，经反复思考，我将拍摄内容锁定为我的民族《蒙古人》。”
其时，阿音并未脱离一个充满获奖欲望的爱好者的趣味。“之所以选择这一题材，恐怕还是以题材打比赛容易获胜的投机心理作祟。”但随着调查和研究的深入，阿音突然深陷一种使命感的自我氛围中：“我似乎听到腾格日天父和草原母亲的召唤，作为成吉思汗的后人，我懂得游牧民族的遗憾，这个民族不缺乏创造历史的英雄，但缺少记录历史的文化。”
阿音觉得，意识到这一点，自己就责无旁贷。他决定拍摄蒙古人即将消失的游牧生活。
摄影家王福春说：“阿音作品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生活在哪儿就拍哪儿。”
阿音去过父亲贩盐的地方额吉淖尔，结果“一切让我欣喜若狂”。
额吉淖尔处在锡林郭勒草原的东乌珠穆沁旗（简称东旗）境内，整个旗都在偏远的中蒙边境上。这里还保持着非常传统的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草原上散落着阿音熟悉而陌生的蒙古包、勒勒车、还有被风雕琢的蒙族人脸庞。阿音说：“看到的都是最能进入摄影镜头的图画。”
为最后的游牧民族留影
摄影评论家鲍昆说：“有一些本身就是带着人类学意识去进行摄影的人们，他们认定摄影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记录，希望以自己的摄影为未来的世界和人们保存一份历史的真实。内蒙古的阿音就是这类的摄影家。”
刚到东旗时，阿音发现牧民们还使用传统的木条和牛皮、毡子搭成的蒙古包，没多久，铁制的蒙古包就开始盛行了。”阿音的内心开始出现焦虑，“现代文明正迅速侵蚀到了这里，草原的牧畜承载量不堪重负，锡林郭勒草原出现沙化。现代资本也频繁光顾这里，草原上掘地挖坑，寻找矿石。他们在草原上用现代化农业机械耕耘播种，羊群、牛群、马群和牧人这些草原的主人，现在反而成了可能被放逐的草原‘异物……”
随着草原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名震中外的蒙古马数量锐减。“更为可怕的是，游牧民族文化受到毁灭性的威胁。”阿音发现自己又陷入一种悖论中：他以为找到了自己血脉相连的灵魂之地，但却与他一起到来的还有现代文明。
这些刚刚熟悉的同胞们，也并不是他心目中那尊贵的英雄般的人们，“他们已在现代化的绑架之下沉沦了。他们还依然纯朴，但却茫然，像被放回现代的远古物种，在新的陌生的环境中无奈地挣扎。”
阿音觉得自己仍然要抗争，他排除了绝对的现实真实，选择了他内心中的真实。他坚持用摄影寻找他的蒙古人，要为自己的血统重新认证，要为最后的蒙古人留下身影和面容。他用最老实的“造像”方式，端庄地为东旗的蒙古族人拍照，寻找他们那深藏在灵魂深处的尊严。
在东旗的最初5年里，阿音抢救式地疯狂拍照，没钱，就买最便宜的国产乐凯大盘胶卷。“我所要做的摄影有年代性，记录是第一位的。”所以这个时期，他的作品是用各种手段和角度去表现牧民们的生活和劳动场面，并不多去考虑作品和整体性的问题。
同时，为深刻了解游牧文化，阿音用蒙古文以家庭为单元，记录他们的生存状态，写下关于游牧文化、习俗和地方志的文稿，先后编纂了26本记录草原游牧生活的书籍画册，还自费办了5本不同类型的杂志，全部免费送给当地的牧民。
但是，阿音的危机感日趋加剧：“铁制的蒙古包已经开始被砖瓦房取代了。”
从2003年起，阿音开始使用黑白胶片拍摄蒙古族人的肖像照。他没有忘记为自己的民族现实留下证据。“我每拍摄一个家庭和人物，都做细致的采访，记录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羊群的数量，面临的困境，内心的愿望。”这些都附加在阿音的作品中，让影像有了历史的依据。
与此同时，阿音还用笔记录下了很多即将消失的文化，更多的时候，他关注的是游牧民生活方式的变迁。他希望，即使蒙古人的游牧历史会终结，他的努力也会给未来留下记忆。
固执的本土文化坚守者
“2003年至2008年，我的镜头推向更深更远的游牧，无须调动什么艺术手段，只是用静态或动静结合的表现方式，关注那些蒙古民族最经典的朴实而又苍凉的面容。他们的眼睛直视着镜头，向外界打开游牧蒙古人的精神世界。”阿音说，“特别是从2005年开始，我着手拍摄《中国游牧蒙古人》黑白大专题，用了3年时间才完成，期间做了大量文字记录。”
阿音的这个想法，就源自于2005年9月的平遥国际摄影节。在这届的摄影节上，他不仅遇到了那日松，还接触到对他震动巨大的各种摄影思潮。
“曹百宜老师办了个高级黑白摄影研修班，我去报名参加，结果是我和曹老师，两个人一起玩了7天。”阿音说。
阿音决定在2006年的平遥摄影节上展示自己的作品。果然，他的《蒙古人》获得优秀摄影师大奖。
摄影家姜健说：“我对阿音的第一印象很深刻，他有着强烈的影像述说欲望，同时对影像也有明确的传播意识。平遥展览是他积蓄十几年摄影能量的一次大释放。”
不过，姜健对阿音也指出了他的作品的不足之处：过分的视觉夸张会削弱对自然人的原生态再现，拍环境肖像横平竖直和平视应该是一种态度和原则。
回到草原，阿音迅速修正了自己的摄影语言。他开着一辆破旧的213旧吉普，开始长达两年的重新拍摄，镜头始终追寻着中国最后的游牧蒙古人。在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日益退化的草原上，无论是春季的沙尘暴里，还是冬季零下30度的白毛风中，哪里有牧民哪里就有阿音的身影。
2007年，阿音的《游牧》系列作品在美国洛杉矶等四个城市展览，并受邀在美国斯坦福等大学讲座。这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所有之路”世界纪实摄影大奖授予了阿音，全球获得此奖项的仅有4人。
2008年，《游牧》系列在联合国总部和法国等地展览时，引起轰动。2009年6月28日，北京大河画廊为阿音举办了《成吉思汗的子孙—中国游牧蒙古人》摄影展暨画册的发行。
从2000年开始，阿音开始持续跟踪在城镇化过程中，一些牧民家庭和孩子的变迁。
“现代文明在这十多年间飞速而深刻地改变了草原的生存环境、草原的生产方式，甚至于草原的社会形态。在这个骤然的巨大历史变化中间，很多的草原牧民完全无所适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被边缘化了。”阿音说，“有些牧民家庭离开草原后，进入城市，完全不能适应现代化的生活，导致妻离子散，有些人不得不又返回草原。”
这种迷茫深深刺激着阿音。
在阿音的工作室里，挂满了他在这些年间记录的牧民家庭和孩子，每组作品都是通过记录发生在牧民、牧民的家庭和牧民的孩子身上的种种事情，尽力地记录着一个时代。
阿音说，他的心被这个过程、被每一个蒙古家庭和每一个蒙古孩子心灵上所深深划下的那道裂痕而伤痛。
（本文参考文献：那日松《摄影之狼：阿音》、姜健《守望草原民族的记忆》及鲍昆《啊，蒙古人阿音》等文章，一并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