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
谢娜
伴随全球化的推进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出版业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为广泛、深刻的变化,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不可逆转的出版全球化趋势。近二十年来,国际出版商纷纷进入中国市场,而中国出版社在与其合作和竞争中逐渐获得了国际化的视野,初步具备了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政治地位的日益巩固,提升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内在需求,成为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直接动因。
学术出版居于出版业的顶端,是“一个国家思想创新、科技创新、文化传承的最直接体现”。同时,学术出版也是整个出版业中“市场最稳定、利润较高、最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出版产品”。可以说,推动学术出版“走出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客观要求,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关键。
一、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优势分析
1.国家战略为学术出版“走出去”打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中国出版业“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中国学术图书大规模版权输出、走向海外市场的直接动因和有力助推器。
2003年1月15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推动我国新闻出版业进一步发展的“走出去”战略。2004年,借鉴法国政府扶持本国图书输往海外的经验做法,国务院新闻办和新闻出版总署共同启动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资助中国图书的翻译和推广。2009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推出加强版——“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旨在资助系列图书的翻译出版和推广;同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启动“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采用项目管理的方式资助外向型优秀图书选题的翻译和出版。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足于学术层面,资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以外文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
以上“走出去”资助项目支持的图书中,学术著作占据了相当比例。一方面,这些项目本身就对学术著作有倾斜,例如“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的一个重点子工程就是“中国学术名著系列”,而“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则直接定向资助学术专著;另一方面,学术书的市场有限,经济收益并不大,资助的作用非常关键,因而借力翻译资助推动“走出去”成为国内学术出版社的共识。
2.海外日益增长的中国兴趣为学术出版“走出去”提供了较大的市场空间
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国话题、中国问题的兴趣。在海外的读者中,相较于外国的普通民众,专家学者、专业人员、商政人士出于研究兴趣或现实需求,更需要阅读与中国相关的内容材料。一方面,学术图书具有严肃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由于学术研究的话语体系相似,文化差异带来的障碍相对较小,因此,学术图书出版成为西方出版社寻求合作的一个重点领域。
3.“走出去”的主体集中了中国最高水准的学术出版社
出版社是出版活动的行为主体,也是出版“走出去”的主要践行者。目前,版权输出业绩突出并在“走出去”阵营的排头兵中,学术出版社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在推动中国学术图书“走出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我国学术出版社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大学出版社,作为学术出版的主力军,大学出版社依靠高校,在作者资源和内容资源上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等;二是隶属于国家大型科研机构的出版社,包括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在中科院和社科院的直接领导下,这些出版社的出版物代表了我国最权威的学术科研成果;三是具有深厚学术出版传统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中华书局等,它们因其坚守的学术出版理念和悠久的学术出版历史,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品牌号召力。这些出版社拥有中国最高水准的学术出版资源和编辑出版队伍,同时,也都具有丰富的国际合作经验,是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国学术出版能够进一步参与国际竞争的潜力所在。
4.中国学术图书“走出去”的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果,积累了有益经验
近十年来,中国学术图书以版权输出、合作出版为主要形式,在“走出去”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明显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的学术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出版社在“走出去”的探索和实践中,为进一步参与国际竞争积累了有益的经验。这些成果和经验为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与海外一流学术出版社合作,是中国学术出版社在“走出去”实践中的一个共同特点,这使中国学术图书的海外传播获得了一个较高的起点。例如,北京大学出版社根据图书的定位,在专业对口的领域与海外出版社实现强强合作,成功向剑桥大学出版社输出了《中华文明史》《解读中国经济》,向博睿出版社输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传统与现代》等一批优秀的人文社科类著作,在海外获得良好反响,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获双丰收。
二、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难点和挑战
1.中国学术出版的整体质量低于国际水平,“走出去”的规模受到制约
虽然,我国的学术出版规模不小,但是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出版成果却非常有限,与发达国家学术出版水平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这成为进一步扩大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规模的制约因素。
我国对学术图书的标准放得较宽,缺乏严格的学术出版评审制度,博士论文、文章结集等均可直接出版。绝大多数图书以中国读者和国内市场为对象,其内容结构、写作方式与国际通行的学术写作标准相差甚远。另外,我国目前对学术出版的技术规范执行得不够完善,与国际学术出版标准不能接轨,在引文、注释、参考文献和索引等要件上处理得较为随意。这些直接影响了我国学术出版物的严谨性和权威性,也影响到国际对我国学术图书的接受和认可。
2.学术图书翻译难度大、成本高,语言障碍成为“走出去”的发展瓶颈
目前,有一些国内出版社已经开始尝试直接使用英文出版原创学术作品,但是大多数出版社还是以中文作为主要的出版语言,因此,翻译现有的学术作品还是目前中国学术“走出去”的一个主要形式。虽然,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已经有一大批学术著作得以成功翻译出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和影响,但是翻译问题一直是困扰学术图书“走出去”的一大难点。
学术著作的翻译要求高、难度大,需要译者既对语言有良好的把握能力,又具备相应的学术背景知识。学术图书有其特定的语言体系和修辞方式,不少学术书在翻译的过程中由于译者不具备相关学术训练,翻译成外文后学术气质尽失,直接影响了图书出版后的效果。而有关中国传统文史哲研究的专著,很多内容都是首次译成外文,特定概念、专有名称的翻译如何既准确,又能被国外读者理解,需要诸多推敲,其翻译过程也是学术研究过程,绝非一般人可以胜任。但是,寻找到优秀的译者难度非常大,而且需要投入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也很高,在短期内,优质译者资源短缺与学术图书外译需求日益增大的矛盾还是难以解决。
3.学术出版“走出去”目前仍停留在图书输出的层面,中国出版社的国际竞争力有待提高
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可分为两个层次,即中国学术图书“走出去”和中国学术出版业“走出去”。目前的“走出去”实践还是停留在学术图书“走出去”的层面,即将我国优秀的学术著作以版权输出和合作出版的形式推向国际市场,而出版社的经营活动还是立足与国内的资源和国内的市场,缺乏获取全球优秀学术内容资源的能力和开拓海外市场的动力。
反观国际知名的学术出版社,如施普林格出版社、爱思唯尔出版集团、培生出版集团等等,早就纷纷进入中国市场,设立分公司或代表处,在华的业务活动也从早期的销售和版权逐渐延伸到编辑组稿,这说明了国际学术出版社已经对中国的市场资源和内容资源进行了全面开拓。虽然,中国学术出版社通过与这些出版社的合作,成功地将很多优秀的中国学术成果推向世界,但是中国出版社基本上很难通过独立、分散的图书有效树立国际品牌影响力和号召力。可以说,目前中国出版“走出去”基本上还是家门口的国际合作,相较于国际大型出版社全球化运营,中国学术出版社在全球发展策略、内容资源获取和国际市场开拓等方面的竞争力还亟待提高。
三、加快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建议
1.借鉴国外学术出版社的成功经验,与学术出版的国际标准接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和模仿成功者的先进思路和先进经验,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进行改进和完善,是缩短差距、激发创新的有效方法。发达国家的学术出版机构都有着悠久的出版历史,在长期的发展中已经形成相对科学的学术出版观念和相对完善的学术出版运行机制,中国出版社应发挥后发优势,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学术出版机构的经验。
一方面,中国出版社应加强对国际一流学术出版社的发展规划、经营策略、管理流程、产品定位、质量控制和市场拓展等方面的了解和研究,充分掌握国际学术出版业的最新动态,在国际合作的实践中学习国际先进管理经验,了解国际市场需求,从而找准“走出去”的定位和路径;另一方面,中国出版社应重视国际学术出版基本规范,建立同行评议机制,坚持学术出版的严格标准,切实提高学术出版质量,为中国学术成果“走出去”打好坚实的基础。
2.重点发展优势领域,提高品牌认知度
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是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中国学术出版社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应找准自己的优势领域,开发重点项目,着力打造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核心产品,方能在全球学术出版业的激烈竞争中确立自身的地位。
“中国身份”无疑是中国学术出版社的优势所在,即在中国传统文史哲研究、中国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研究及中国最新科技成果等领域,中国出版社拥有最全面的内容资源和最优秀的作者资源,这也是国外出版社寻求合作的主要领域。中国学术出版社应立足于国际市场的需求,根据本社的出版定位和专长,开发或二次开发一批高水平的作品,通过与专业对口的国外一流学术出版社合作,实现强强联合,以期在特定学科领域形成一定的品牌认知度。
3.增强英语出版能力,提高全球作者资源竞争力
当今世界,英语文化具有压倒性优势,在学术出版领域,英语语言拥有的强势地位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拥有英语出版能力是成为国际学术出版社的必备条件。
中国学术出版社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必须重视提升英语出版能力。一方面,国内能用英文写作的学者越来越多,特别是在科技领域和经管领域,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另一方面,海外有一批优秀的华人学者,他们因为与中国的密切联系,也是中国学术出版社的作者资源。但也必须看到,由于不存在语言障碍,这部分作者资源已经被国际学术出版社所关注,与中国出版社形成了直接竞争关系。中国学术出版社唯有大力加强英语出版能力,打造好英语学术出版平台,方能在全球作者资源的竞争中赢得主动。另外,加大英文原创作品的比重,也可以有效缓解翻译难的问题。
4.抓住数字化机遇,尽快完成学术出版的升级转型
全球出版业正处于从传统出版向数字化出版转型的重要时期。数字化技术极大提高了出版内容的传播速度,扩大了传播范围,同时,具有容量大、更新快和易搜索的特点,契合现代学术出版的要求,为学术出版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直接动力。可以说,加快学术出版的数字化转型是实现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题中应有之义。
欧美学术出版机构作为数字出版的先行者,在技术开发、产品形态、经营模式和流程管理等各方面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革新,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数字化转型,初步形成了一定的规则和模式。以施普林格出版社为代表的一批学术出版社全面转向以数字出版为主、按需印刷为辅的经营模式;开放存取方兴未艾,已成为数字出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有从期刊出版领域向图书出版领域渗透之趋势;数据库和碎片化皆为可能,内容产品的销售形态呈多样化发展,激发出无限的市场潜能。
中国学术出版社应抓住数字化带来的机遇,一方面,在“走出去”的合作中充分利用欧美学术出版社的数字出版平台、技术和渠道,以多种形式将中国优秀学术成果推向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中国学术出版社也应积极提升自身的数字化出版能力,吸收和利用欧美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探索符合自身需求的数字出版模式,开发出优质的数字出版产品,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数字出版平台,开辟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新路径。
当前,中国学术出版走向世界正面临很好的机遇,在国家政策的推动和出版企业自身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学术作品成功进入国际市场,国际出版市场上也越来越多地活跃着中国学术出版社的身影。在出版全球化愈加深入的当下,中国学术出版社应抓住机遇,正视挑战,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推动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从量的提升走向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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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