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钱谷融先生

    

    俗话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但九十五岁的钱谷融先生无论是治学还是为人都堪为“人师”。

    [作者简介]宫立，文学研究者。

    范烟桥七十年前就感叹“以前就有‘经师与‘人师的分别，现在似乎只重‘经师而不重‘人师了，只问教师的学历与经验，是否合于‘师资，对于教师的人格，不问了”。俗话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但九十五岁的钱谷融先生无论是治学还是为人都堪为“人师”。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四卷本《钱谷融文集》当是我们走近人师钱谷融先生最好的解码库。

    文集的第一卷收录的《论“文学是人学”》和《<雷雨>人物谈》已成为现代经典文论。“早在20世纪50年代，钱先生就冲破“左倾”思潮的樊篱，精辟地阐发了‘文学是人学与文学以人道主义为本的思想，旗帜鲜明地捍卫与继承了‘五四文学传统，对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钱先生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雷雨>人物谈》，《曹禺戏剧语言艺术的成就》等重要论文，更是打破了曹禺研究的‘阶级斗争模式，以精细的艺术分析恢复了文学研究崇高的审美品格。钱先生的上述研究，及所表现出巨大的学术勇气，深广的历史意蕴，出众的艺术眼光与才华，使先生在现代文学界拥有极高的威望。”严家炎先生的评论最为简洁而精当，无须我再饶舌。如今的文学研究，越来越远离文学，多的是文学“研究”，而钱先生重视的是文学的魅力，他关注的是“文学”研究。钱先生谈的是学术，但没有多少学究气。无论是理论的阐释，还是人物形象的分析，他都没有板起僵硬的冷面孔，而是用诗意的语言表达自己个性的理解。钱先生很少动笔，但“在执笔时却不敢怠慢，总是认认真真、竭尽全力地来写”。正因为如此，他才能自信地说，“我的这些文章，大家可以看到，对文艺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却是前后相当一贯，很少大起大落的变化。这，一方面固然多少显示出了自己的一点诚实之处，不轻易人云亦云地去谈那些自己还没有认识到的，或者还不十分理解的东西，总希望竭力做到使自己所说的和所想的能够尽量保持一致……如今，当我动手辑录和整理这些旧作时，却也因此而几乎可以不必做什么改动，很少有因为形势的变化而不得不修改自己的观点或某些提法的情况，这一点，却也是很可自慰的。”

    文集的第三卷收录的是他与几个学生的对话录，文集的第四卷名为“闲斋书简录”，所收的大部分也是他写给学生的信，这两卷当是我们解读钱先生是如何带学生最好的研读和分析文本。钱先生历年培养的研究生，如今不少已经成为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学者，比如王晓明、许子东、殷国明、吴俊、杨扬、倪文尖等。说起他的培养之功，他总是谦虚地说，“指导研究生，属于来料加工的性质，来料好，产品自然也就容易见好了”。其实钱先生对学生的选拔还是有一套自己理念的，“来料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我培养的效果”，因此他在招生时，对学生的选拔很是严格，“不单思想品德、业务基础要好，而且也很重视他们的才情禀赋”。“要全面了解一个学生的思想、学识和才情，我认为最好的途径莫如通过他们所写的文章”，因此钱先生对研究生的入学考试，除了必要的专业课，还要考一篇作文，而且“把作文的成绩放在第一位，只有在专业好，作文也好的情况下才能被录取。如果作文差，那么即使专业考得很好，也是不能被录取的。相反，如果作文确实写得好，即使专业成绩稍差，也可以斟酌情况，考虑录取”。来料好，也需要精加工才会出好产品。他1989年10月2日在给陈炳熙的信中说，“我一向很重视人品，平日总要求自己的学生必须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真诚的人。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做到这一点应该不是太困难，但今天能做到的人实在太少”。正是他格外重视“人”的培养，所以他才会根据学生的不同性格开展不同的个性教育。比如他1999年1月16日在给万燕的信中说，“你天分高，富有才情，但尚欠雕琢，要能成器，还得费些人工。人工要用得其当，不当反而要损坏原有的美质。这里面大有学问，聪明人自能体会、把握。就说你的文字吧，显得想象瑰丽，才思横溢，很有情致，这是你的长处。同时你也有许多短处和弱点，那就是基本功还不到家，文字粗疏。逞心而言，每可得佳作，但这必须得心应手地驾驭文字，使之在表情达意上毫无窒碍方可。而你在这方面还存在欠缺，尚需注意修炼。我又担心，你会因此（注意修炼）而走上雕琢之路，斫伤了你原有的灵气。如何走出这两难境地，只有效法庄子的‘处于才不才之间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再比如他1986年2月1日在给殷国明的信中说，“你很有才气，长于思考，常有发人之所未发的独到之见。这一点是最宝贵的。所以大家都很看重你，你自己应该知道怎样爱惜自己，使自己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你的文字，一般说来还是可以的，但有时就不免流于晦涩，不够显豁。这固然也是由于你底子毕竟不厚，功力（驾驭语言的能力）较差的缘故，但更重要的还是在于你所谈道理本来就比较艰深，而你自己又还未能想通透的缘故。今后，希望你首先把内容吃透，然后在表达形式上力求平易显豁。总要让人们看得懂，让开明的人能够接受”。 钱先生以一种人格的存在影响着他的学生，他能够让不同个性、不同风格的学生认清各自的优缺点，从而更好地发挥各自的研究特长和形成各自的研究风格。

    老一辈的学者给研究生上课大都选择在家里，采取漫谈式或交流式，无拘无束地聊上两三个小时，胜似正儿八经的照本宣科。王瑶先生是烟斗不离嘴，接连地大口喝茶，钱先生则是一杯清茶在手，即兴式的聊天，“随随便便地想到哪里就谈到哪里，从来没有预先存心要对学生进行什么教育，更绝不摆老师架子。他不耐拘束，讨厌虚伪”。他的这种自由散淡的习惯在学生时代已经养成。他自言“四年大学生活，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茶馆里度过的，一本书，一碗茶，就可以消磨半天”。

    记得有一次，我去钱先生家里，正聊着天，他突然说“你再找个有趣的话题，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让我想起一段话“我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去追求美，追求趣味。美在的地方，趣味在的地方，我就流连盘桓，不忍离去。我读书、做事、交朋友，一切从趣味出发。不合我的趣味，我都掉头不顾……我看书，是想从书本中去寻找乐趣，想作一次心灵的游戏。假使有人来找我去玩，而这人和这玩法，又都是我所喜欢的话，我就立刻丢了书本跟他走”。这是1950年他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毕业时，所写的思想总结中的文字。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虽然这段文字很早我就读过了，可直到此刻，我才体会到它的深意。

    当我说话时，钱先生大多时候只是“静静地听”，“默默不语”。但“默默”之后也会“爆发”。当我提到“并非所有的文学经典都是很耐读很好看”的时候，他突然反问我“你说说看，哪一部经典作品不好看”？他接下去说“经典的作品永远不会害人，流行的时尚的东西不会长久，会唬人的，你要有区分的眼光”。

    这让我想起，徐中玉先生在1949年《批评随笔》一文中引用过丹钦柯评论契诃夫的一段话“他不喜欢冗长的解释和争辩，这特别是他的天性。他之所以注意静听别人谈话……常常是因为感兴趣。他自己却永远保持沉默，非到给他自己的思想找到一个清楚明朗界说的时候，他是不开口的。可是，一开口发表意见，他的句子就必是简洁的、切题的、肯定的。等到他脸泛着微笑，把意见一说完，马上就又退入沉默之中去了”。钱先生也当如是观，钱先生说话简洁、切题、深刻、精炼。

    这也让我想起钱先生的一段往事。20世纪50年代他写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受到全国范围内长时期的批判。批判文章由新文艺出版社以《〈“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第一集）名义出版。尽管没有出第二集，但钱先生为此受到的心灵伤害是持久的。但当《书林》的编者约钱先生谈谈《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写作及其发表前后的有关情况时，他只淡淡地说了句“无非是写了一篇文章，受到了大规模的批判，如此而已。这样的事，过去多的是，有什么值得谈的？”他不喜欢冗长的解释和争辩，这也是他的天性。遇到这样的事，又有几个人能做到他这样的淡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