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带地图的旅人
在丁格尔所生活的年代，既没有谷歌地图，也没有风光纪录片，且恰逢浪漫主义运动时期，造就了本书无论体例还是风格均迥异于当代游记作品的面貌。
[作者简介]陈易之，《徒步穿越中国》译者。
埃德温·约翰·丁格尔（Edwin John Dingle），中文名“丁乐梅”，1881年出生于英国康沃尔郡，自幼对东方特别是中国抱有很大的兴趣。他9岁时不幸成了孤儿，现有资料中并未提及他是如何在没有双亲的情况下安然长大的，不过从《徒步穿越中国》中的部分段落中却可以看出蛛丝马迹——他似乎曾在青年时代挥霍遗产，并为此后悔不迭。总之，丁格尔最终长成了一个乐观开朗且热爱冒险的小伙子，他19岁时作为记者迁到了当时还是“英属殖民地海峡”的新加坡，几年后来到中国。他在中国与印度旅居了二十余年，其间拍下大量的珍贵照片并出版了数本著作，内容涉及辛亥革命纪实、地图集、中国的经济发展等题材，他曾采访过黎元洪这样的重要人物，在欧美和中国都有一定影响力。据说他还是第一位长期在西藏寺庙内居住的白种人，跟随喇嘛们习得了瑜伽与灵修，从一位大师处获得了中文名“丁乐梅”。1921年，丁格尔定居美国加州，并于1927年创办学校（该校至今仍在运行），传授基于素食的心灵修炼——这最终成了他一生的事业。丁格尔的著述涉及文学、哲学和地理学诸多领域。他的这一生，可谓精彩。
本书是丁格尔在中国西南地区徒步期间用打字机撰写的游记，早在1922年就有了名为《丁格尔步行中国游记》的中文版，洋洋洒洒二十六章，从生态、民俗、社会思潮等多个角度介绍了各地的风土人情。跟随来自现代化强国的丁格尔游历清末云南，不仅能换个视角看东方，更颇有几分穿越的感觉。
1909年3月，为了实现“从中国内部好好观察一下这个国家”的夙愿，丁格尔登上邮轮，从新加坡经法属西贡抵达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然后乘长江上的独特运输工具五板船来到汉口、宜昌等工业重地，接下来进入偏远省份云南。他坚持不骑马、不坐轿，与雇来的几位中国苦力一道，徒步深入了云南许多条件恶劣、人烟稀少的地带，甚至勇敢地前往瘴气弥漫的萨尔温江江畔，直到1910年2月才离开中国进入英属缅甸。在这一年中他不断地翻山越岭，居住在穷乡僻壤中条件极差的旅店，不时还要扎帐篷或借宿别人家。疟疾也常如影随形，由于懂的汉语不多，他长期饱受孤独的折磨。不过如书中所言，“任何自然爱好者都会在云南这片‘华西的瑞士找到回家的感觉”，身为一名资深驴友，向往旷野、景仰高山的丁格尔从中收获了不少乐趣，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壮丽山河的深深眷恋。
当然，丁格尔来到云南风餐露宿不仅仅是为了跋山涉水，社会世情亦占据了大量篇章。多数时候他的笔法轻松幽默，中国面条、送葬队伍令他感到无比神奇，而最大的烦恼是他身为“外国人”这种当时少见的人种，他每到一地都会遭到数百人围观（甚至有些妇女一见到他就四散奔逃），不过他在震惊中国人的同时亦深深被中国所震惊。他发现了当时许多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事实：人们普遍习惯于虐待苦力与牲口，民众恨不得用生命来反对在城内架设电线杆，禁烟令颁布后鸦片依旧肆虐，许多儿童抽上了英国香烟，少数民族妇女们也逐渐裹起了脚，不少城市居民杀婴儿、卖女儿，有人会因为偷麦子而被活活烧死……诸如此类的现象，多少与他之前料想的“变革时代”不甚相符。他还与传教士一起前往苗族、彝族和黎族的部落，记录了许多新奇的体验，目睹了这些几十年前尚未开化，时常自相残杀的原始部落，在柏格理（由于具有杰出贡献，柏格理如今已被苗族人称为“苗王”）等传教士的帮助下逐渐拥有了自己的文字，开始学习文化，并凭借特别勤恳好学的态度走上文明之途的历程。本书详细介绍了传教工作中积极的一面，这些虔诚的人为了信仰漂洋过海，长年驻扎在连饮用水都很难获得的穷乡僻壤中，冒着生命危险与当地部落打交道，学习他们的语言、研究他们的生活，更开展了兴办教育、提供医疗、帮助民众戒除鸦片等惠及后代的高尚事业，洋溢着理想主义的光芒，读来颇令人动容。
丁格尔尤为关注云南的贸易格局，对鸦片走私、铜制品黑市等都做了一定介绍。他参观了位于当今昆明的练兵场、大学、监狱等颇有代表性的场所，还与清朝官员打了不少交道，我们从中可以一窥变革期中国的独特面貌——新兴工业不断兴起，新式教育逐渐普及，无奈许多人的思想都停留在旧时，比如过往路人屡屡好奇他的年龄与家眷，就令不习惯这种文化的丁格尔不胜其烦。
尽管当时普通民众生活穷困、精神贫瘠，个性虚伪且穷奢极欲的统治者被古代典籍禁锢，山路路况极其糟糕，交通运输异常艰难，但丁格尔仍坚信中国这头睡狮拥有巨大的潜力。他认为中国不仅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拥有辉煌的过往，更重要的是中国广大民众热爱劳动、乐观知足，因此倘若能进一步对外开放，日后必能在国际上占据重要地位。他总结说，中国人绝非一般英国人眼中的“野蛮人”，之所以会出现相互仇恨和沟通不畅的情况，是因为两国的文化差异太大却缺少相互理解的缘故：“……但我个人认为，相较于两个中式打扮的中国人横穿北美或不列颠，我们横穿中国要来得更容易些。假设精明的苏格兰高地人或者粗野的英格兰乡下人，看到两条辫子像猪尾巴的家伙从他的田间穿过，他会怎么想呢？”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云南，丁格尔遇到了他的妻子莉莲·玛丽·格兰丁（Lilian Mary Grandin）。1906年年初，格兰丁乘轮船先来到上海，然后从上海乘船到重庆，再从重庆沿陆道前往云南昭通。在昭通，格兰丁深入少数民族村寨为贫苦百姓治病，还经常向当地妇女宣传卫生教育，讲解防病知识及一些常见病的护理方法。但不幸的是，她于1924年12月5日因传染斑疹伤寒在昭通病逝，年仅48岁。格兰丁的遗体被埋葬在昭通凤凰山上，墓碑上镌刻着“人们爱戴的医生”几个大字。
在丁格尔所生活的年代，既没有谷歌地图，也没有风光纪录片，且恰逢浪漫主义运动时期，造就了本书无论体例还是风格均迥异于当代游记作品的面貌。其中的一些观点未必谈得上是真知灼见，不过由于书稿面向英语世界的普通读者，故有助于了解当时英国大众对中国的看法以及在华欧洲人的生存状态。近现代有许多欧美人士（比较有名的如记者埃德加·斯诺、传教士柏格理等）都长期居于云贵川的艰险地带并出版了著述，本书亦有援引同类作品的内容，可以说是为相关学者提供了相对丰富的研究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