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语法下《战狼Ⅱ》与国家形象构建
王敏
【摘要】根据视觉语法理论和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解析电影《战狼Ⅱ》的叙事画面可以理解该电影的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在解析电影画面含义的过程中探讨了该部电影如何成功塑造出一个英雄军人的形象，分析了电影在叙事过程中如何通过画面和有声语言共同构建中国在新时代的国家形象。
【关鍵词】视觉语法；巴尔特符号学；国家形象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我国与世界上的文化、经济交流越来越广，但是网络语境下或者外国环境中仍存在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误解现象，甚至一些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仍然停留在裹小脚、留大辫子的阶段。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如何表达和叙述中国的国家形象成为当前文艺界和学术界的一个要务。
当代许多中国文艺工作者不再像以前那样从内部来描写中国的形象，而是开始“周边看中国”[1]，比如2016年12月上映的程耳执导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就是从一个熟悉中国文化的日本人的视角来讲述中国的近代史进程，这是从外部视角来理解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多元化矛盾问题。还有2017年7月上映的吴京执导并主演的《战狼Ⅱ》则是在更为广阔的国际环境下来构建中国的大国形象。本文将根据视觉语法理论和符号学理论来解读《战狼Ⅱ》的中国形象的构建。
二、理论概述
（一）视觉语法
系统功能语言学派从诞生之初就一直致力于语篇和交际的研究，但是近年来，学界开始将研究的目光转向了交际中的图像、姿势以及空间运用的表达与功能[2]。公共符号学专家Kress[3]认为，视觉符号和语言符号共同形成的意义是大于二者的简单相加所得的意义总和的，van Leeuwen[4]将多模态分析运用到了影视文艺作品的领域。这种观点是基于韩礼德的社会符号学理论的，它强调的是符号的功能和社会意义，认为解读符号的意义一定要基于特定的社会语境。这一理论被广泛地用来分析各种文艺作品，例如戏剧、小说、电影、音乐和视觉艺术等。电影作为一个视听觉的符号系统不仅具有符号性，还有艺术性，它的表达和传播效果更佳，在国际传播语境下更具有渲染力和说服力。对于电影图像的解读，要研究视觉符号和语言符号的互动关系，并对其进行综合性的话语分析，才能解构其意义和文化内涵。
OToole[5]等人提出语篇是社会实践的符号成分，而Kress[6]认为语篇是社会语境中所存在的所有符号系统，不仅有有声语言，还包括文字、图像、颜色等视觉符号，还有音乐、音响等听觉符号系统，还在系统功能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视觉语法的多模态语篇分析理论。韩礼德先生强调社会符号性，早在1978年时就提出了语言的语法规则不仅仅是用来参考的，而是“制造意义的资源”，因此，社会传播中的符号系统不仅包括语言符号，还包括多种非语言符号，他提出的语言的三大元功能也不是仅限于语言符号系统的。因此Kress[7]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视觉语法理论框架，提出了图像表达的三种意义功能：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
图像的再现意义是对应于系统功能语法中的概念功能的理论，指的是图像能够真实客观地复制现实世界，它呈现的是图像中各个符号之间的交际关系[8]，可分为叙事性再现意义和概念性再现意义两大类，其中叙事性图像包括行动、反应、言语和信息四种过程。图像可以展示再现参与者、观看者和图像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图像的互动意义。图像符号系统通过接触、距离、视角三个层面的交互作用来建造互动意义，并能体现出观看者对再现的图像的理解和所持的态度[9]。图像的构图意义是指将图像的互动意义和再现意义统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有意义的符号系统。简单来讲，普通语法学是研究人们用语言表达什么，而视觉语法描述视觉符号的组合规则，是为了研究人们如何用图像来表情达意以及图像是怎么表现人们的社会行为的。
（二）符号学
索绪尔提出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电影因其符号性而成为一种能够携载大量信息内容的讯息体。而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讯息是在某种语境下、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所传递的内容，应该属于能指。但是对于电影来说，它的表达式是多模态的组合体，又属于所指，图像是其核心内容，并由音乐、音响、台词等多种模态共同组成。电影符号也因此成为由两种不同结构构成的讯息体，一个是图像本身的结构，另一个是与图像并存的声音系统，包括台词、音乐、音响等。在电影的传播过程中，这两种结构既相互协作又相互独立，声音系统和图像系统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统一的关系，还有声画对立等表现形式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内涵意义和艺术效果。
巴尔特符号学理论认为“素描、绘画、电影、戏剧和照片一样都是现实的类似性再现，它们均是一种无编码的连续讯息”。鉴于电影符号的表层和深层结构的二元统一，就需要观看者进行解读。所以，要理解电影的表层含义和深层隐喻意义，需要在社会语境下解读其二元结构，在视觉语法的视角下来解读其象征意义。
三、《战狼Ⅱ》图像意义——国家形象的构建
《战狼Ⅱ》上映后，观众、影评人、新闻记者等都在寻找该部电影的事件原型。打击海盗以及撤侨行动就是这部电影的原型事件，《战狼Ⅱ》以声画符号叙述再现了我国的外交形象和军事形象。这部电影作为一个传递中国国家形象的符号系统，我们更加注重的是它的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的呈现。
（一）《战狼Ⅱ》图像互动意义分析
视觉语法中的互动意义主要是研究图像参与者、图像符号系统和观看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传递观看者对图像的理解和所持的态度。图像的观看者，也就是图像互动意义的重要参与者与创作者之间没有直接的互动，也不了解图像创造者的创作意图和过程，而是通过图像中的符号系统来解读，所以掺杂有个人的思想色彩，甚至会出现歪曲或者过度解读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图像的再现意义代表的是一种通过象征性符号来实现的社会互动关系，图像的互动意义需要通过“接触”“社会距离”“情态”等要素来实现。
“接触”是指图像中的参与者与观看者之间通过视线接触而建立起的一种意义关系。当图像中的参与者视线指向观看者时，二者就发生了“接触”关系，视觉上有图像参与者向观看者“索取”的效果，这类图像就是“索取”类图像。如果二者没有视线接触，图像只是展示一些信息，这种图像是“提供”类图像。但影视图像的拍摄视角并不是完全客观的，尤其是影视类作品的拍摄过程是追求思想的表达和艺术效果的展现，它的表现态度取决于拍摄者的创作意图和拍摄视角，不同景别、景深，不同的拍摄高度都能表达不同的含义并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在《战狼Ⅱ》开场的一组镜头中，没有人物视线出现，只有河流的景色，看不到河水的流动，但是镜头一直缓缓向前推进，这种图像没有移动向量，是提供类的图像。从02′05″开始，镜头的运动不再是开场时的随着河流慢慢推动了，变成了向着翻滚的波浪前行，这时就由开篇的提供类图像转变成了索取类图像，电影画面在向观众索取想象的互动。人们在进行象征性的互动行为时，要受传播情境的约束，不仅要注意视觉因素，还要注意听觉因素，电影的构成除了画面以外，还有音乐和音响，这是人们在解读电影时必然要考虑的因素。
“社会距离”的远近跟镜头的景别大小有关。一般来说，景别越大所表达的社会距离就越远，景别越小所表示的社会距离越近。《战狼Ⅱ》17′53″开始的一个超市场景中，景别在不断变化。由吴京数钱的手部特写镜头转到于谦饰演的身着蓝色沙滩衬衣的中国商人和吴京饰演的冷锋进行接触，这时是中景的景別，即取景框从头顶划到膝盖以上。中景景别能够让观众比较清楚地看到表演者的面部表情。紧接着又转为中近景的景别，即画面显示到人物的头顶到腰部，观众的视线焦点就集中到了演员的面部表情和手部动作，凸显了画面中两个人物之间的矛盾焦点。但讲到“大家都是中国人，这样好吗”的时候，景别突然转换成了特写。所谓特写镜头就是头顶到肩部的画面，图像的中心人物的手臂就不会出现在画面中了，观众的视线焦点全部集中在演员的面部。在这个叙事段落中，景别不断缩小，在逐渐拉近观影者和表演者的社会距离，意味着观影者和图像中的表演者之间社会互动行为会越来越紧密，提高了观影者的好奇心、参与度和代入感，甚至有在现场围观的感受，能唤起观众的认知图式，联想到自己身边熟悉的人和事，增进了对电影的亲密度，激发起观众对下一步剧情发展的好奇心。
Kress认为“情态值”是判断画面真实度的重要因素，由高到低分为三种情态值。图像的情态不仅可以通过语言符号来标记，还能通过情态标记来反映，高情态的表现手法会使图像观看者对图像信息持信服的态度[10]。在电影、广告等艺术类的视觉符号系统中，色彩属于高情态值的标记元素，具体分为色彩饱和度、色彩区分度、色彩协调度、语境化、再现、深度、照明和亮度等八个情态标记。影片《战狼Ⅱ》中出现强烈色彩的地方有三个场景。
其一是在18′10″时，于谦饰演的商人说到“我从上个月14号下午三点开始就不是中国人啦”时，此时他身着蓝色海滩衬衫，把逐利的商人的形象演绎得入木三分，这样的台词能激发观众内心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蓝色的衬衫在人影晃动的超市的语境里，色彩很鲜明，演员从表情、肢体动作和服饰上演绎着“奔向自由”。
其二是接下来红巾军袭击超市时，镜头中出现了商人戴的红帽子、穿的红西服，无论语言还是着装都在向对方妥协，显示出他在极力融入这个战乱的环境。这个画面与22′38″时于谦在受到反政府武装袭击时又说“我们是中国人”形成了对比，此时画面中才出现了他的中景镜头，观众才看到原来他穿黄色衬衣红色外套，这样的撞色搭配，会激起观众对我国奥运队服的联想，唤起观众为国争光的爱国精神，也凸显了这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形象。鉴于这样的社会环境，观众与画面产生互动意义，才能更好地理解电影创作者的意图。正是这个商人前后明显差异的表现，才更加凸显了主角冷锋坚毅的、爱国的军人形象。正是影片的这种“不写之写”，低调的冷锋的人物形象却鲜明起来，观众在与图像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对中国军人的信任和以祖国为荣的感情。这是影片一开始就奠定的基调，也是推动后续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冷锋一路保护大家登上了中国的撤侨军舰时，看起来唯利是图的商人主动跟冷锋讨论那颗子弹的事情，体现出了其人性的光辉，这时观众才恍然大悟他穿的衣服所隐含的意义，“红与黄”象征了中国商人闯天下的激情、遇到逆境的自我保护和有情义的人性光辉。这些互动意义，观影者只有调动自己过去的认知图式，激发自己的相关联想，才能主动获得与影片中的参与者相似的体验和互动意义。
其三是影片结尾处，冷锋手举国旗穿越火线的一组镜头。画面中鲜红的国旗，有强烈的色彩区分度，处于视线的焦点，属于高情态值。对于观众来说，在随着影片经历了一番战火之后，鲜艳的国旗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和情感渲染力，这组画面能使观众产生较强的信服感。鲜红的旗帜和黄色的五角星，这两个色彩元素不仅与影片开始的“红西服黄衬衣的商人”形象相互呼应，更与影片结尾的红色护照和金色国徽相呼应，让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更加有归属感，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互动意义是传递语篇交际功能的重要方面。但是互动意义的获得需要有基本的认知和感情基础，这就要以图像再现意义的认知为基础。人们对信息的获得和解码过程是先获取画面的轮廓，再解读其意义，然后再获得情感和心理体验，因此，人们对图像再现意义和互动意义的解读是一个随着认知过程的不断推进而渐渐深入的过程。人们的认知和联想投入得越多，产生的互动意义就越丰富，对电影语篇的理解就越深刻。
（二）《战狼Ⅱ》的图像构图意义分析
构图意义相当于功能语法中的语篇功能，是图像如何通过信息值（information value）、显著性
（salience）和取景（framing）三个参数系统的布局来实现图像再现意义和互动意义的融合。简言之就是图像通过各个参数的排列组合来表达一种艺术效果。信息值主要依靠图像中各个表现者的构图位置来实现。显著性是依据前景或背景中的主要构图元素的表达程度来吸引观看者的视线。取景是指图像语篇中或实或虚的构图分割线。
通过信息值，图像观看者可以判断出图像元素的地位或重要性，一般情况下，居于画左的是已知信息，居于画右的是新信息；居于上方的是概括信息，居于下方的是具体信息。这种构图元素的位置安排跟韩礼德先生提出来的“已知信息■新信息”的结构是一致的[11]。还有一种是“中心—边缘”的布局，Kress认为这种布局中，位于中心位置的构图元素是重要的，边缘的构图元素是次要的。但是解构主义的理论却颠覆了传统的认知模式，解构主义认为边缘信息更能传播出多样化的社会文化和意义，因此“中心和边缘的信息值取向需要和社会文化相联系”[12]。比如在影片《战狼Ⅱ》中有很多打斗和战争的场景。在冷锋与敌人对决时，景别一般选用中近景和特写交替剪辑，这种剪辑方式能加快影片的节奏，推动剧情的发展，牢牢抓住观众的眼球。在画面当中，中近景和特写镜头中的人物经常是左右位置交替出现，冷锋出现在画左时，下一个画面中与冷锋对话的人就居于画右，如此交替，由已知信息到新信息的更替来推动剧情的快速发展，这是影片画面语言的一种叙事策略。而影片最后在工厂里，冷锋等人与反叛军和雇佣军展开战斗，战场推进到老库房时，画面信息常在中心位置出现冷锋，而在边缘位置出现工人或者女医生的影像。这些画面就打破了传统的中心—边缘的认知模式，观看者在这样的观影语境下绝不会把冷锋和工人、女医生当作对立面来解读，也绝不会因为工人等所在的边缘位置而忽视他们。相反，观影者会因为画面中心人物的英勇行为，而更加注意到边缘图像元素的相对弱势地位，进而产生一种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和对核心人物的敬仰之心、赞同之心，以此可以提高观影者的代入感，更能接近影片创作者的真实意图：我国国民无论身处何地都将受到日渐强大的祖国的保护，祖国不会放弃我国的人民。
另外，影片的构图元素所占的比重大小为显著性的解读提供了依据。Kress认为前景和背景的透视地位能够凸显显著性，但是这种显著性只能依靠主观判断，没有客观的测量方式。因此一般情况下，居于前景且比重较大的构图元素会被看作重要元素，居于背景中又相对比重较小的构图元素则是次要元素。但是构图元素的认知需要与社会和文化相联系，因此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图像中的一些比重较小的构图元素虽然居于背景中不重要的位置，也会因为社会语境而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在《战狼Ⅱ》的19′09″开始的一个段落，是冷锋与非洲人民一起在沙滩上娱乐的场景。这组镜头中，有冷锋在烤鱼或喝酒的画面，冷锋在这些画面中毫无疑问居于画面前景，而且是中心人物，处于观影者视线的焦点位置，属于高显著性信息。但是观影者却难以忽略背景中的构图元素，背景中是非洲人民在载歌载舞，这些动态的背景构图元素与冷锋这个相对静态的中心元素形成对比，提高了边缘信息的显著性，增强了单幅画面中的信息量，能够吸引观影者的视线，带动观影者的思维进程。在我们“一带一路”的倡议指导下，人们会通过画面直观感受到我们和非洲人民之间的友谊。然而，接下来反叛军袭击村庄，冷锋画面的背景信息突然由其乐融融变成了战火纷飞，这样的构图方式通过对比蒙太奇让观众获取一个新的信息整体，直观感受到和平的美好和战争的残酷。在这个场景中，面对反叛军的袭击，背景画面是人们纷纷逃散，但是画面的中心人物由冷锋变成了他和干儿子一起，这又使中心信息和边缘信息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显著值，更加衬托出在危难时刻冷锋作为军人的天性和勇敢。冷锋这个英雄形象的塑造正是隐喻了中国当前在国际上的有担当、有作为的大国国家形象。
总之，图像的解码者在判断图像的构图元素的显著值时，不能仅仅考虑图像元素的物质属性，不能只看构图元素的位置和所占比重的大小，还要结合构图元素的社会属性，要考虑到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这样才能对构图元素的显著值有一个较为全面的综合判断。
四、结语
电影符号天然具有二重性，要理解电影的表层含义和深层隐喻意义，需要在社会语境下解读其二元结构，在视觉语法的视角下来释读其象征意义。本文主要依据视觉语法理论和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从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两个层面对电影《战狼Ⅱ》进行了解构。电影图像的再现意义代表的是一种通过象征性符号来实现的社会互动关系，电影《战狼Ⅱ》的互动意义也是通过“接触”“社会距离”“情态”等要素来实现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电影符号的形指和意指的二元结构也通过声画统一来实现，比如电影开片时“商人”的服装由蓝色换成“红+黄”色时，相对应的台词也由“不再是中国人了”变成“我是中国人”，这种声画统一的表现方式能深化观影者的理解程度，塑造以冷锋为代表的中国军人形象。构图意义相当于功能语法中的语篇功能，是图像如何通过信息值、显著性等参数系统的布局来实现图像的艺术效果。图像解码者在判断图像的构图元素的显著值时，不仅要考虑图像元素的物质属性、构图元素的位置和所占比重的大小，还要结合构图元素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内涵，才能完成对电影《战狼Ⅱ》的正面形象的塑造和有担当的大国形象的塑造有更深的理解。通过视觉语法的分析可以理解电影《战狼Ⅱ》的艺术效果和构建的意义，但与隐喻机制的认知相结合能更深刻、全面地理解电影的功能，这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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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van Leeuwen，T. & C. Jewitt（eds.）. Handbook of Visual Analysis[C].London：Sage， 2001.
[5]OToole，M. The Language of Displayed Art[M].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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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Kress， G.&T. van Leeuwen.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M]. Burwood Brown Prior Anderson，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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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ress，G.&T. van Leeuwen.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M]. London： Routledgedge， 200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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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敬源，贾培培.关于视觉语法的几点思考[J].当代外语教学，2012（3）.技术文
【摘要】根据视觉语法理论和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解析电影《战狼Ⅱ》的叙事画面可以理解该电影的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在解析电影画面含义的过程中探讨了该部电影如何成功塑造出一个英雄军人的形象，分析了电影在叙事过程中如何通过画面和有声语言共同构建中国在新时代的国家形象。
【关鍵词】视觉语法；巴尔特符号学；国家形象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我国与世界上的文化、经济交流越来越广，但是网络语境下或者外国环境中仍存在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误解现象，甚至一些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仍然停留在裹小脚、留大辫子的阶段。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如何表达和叙述中国的国家形象成为当前文艺界和学术界的一个要务。
当代许多中国文艺工作者不再像以前那样从内部来描写中国的形象，而是开始“周边看中国”[1]，比如2016年12月上映的程耳执导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就是从一个熟悉中国文化的日本人的视角来讲述中国的近代史进程，这是从外部视角来理解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多元化矛盾问题。还有2017年7月上映的吴京执导并主演的《战狼Ⅱ》则是在更为广阔的国际环境下来构建中国的大国形象。本文将根据视觉语法理论和符号学理论来解读《战狼Ⅱ》的中国形象的构建。
二、理论概述
（一）视觉语法
系统功能语言学派从诞生之初就一直致力于语篇和交际的研究，但是近年来，学界开始将研究的目光转向了交际中的图像、姿势以及空间运用的表达与功能[2]。公共符号学专家Kress[3]认为，视觉符号和语言符号共同形成的意义是大于二者的简单相加所得的意义总和的，van Leeuwen[4]将多模态分析运用到了影视文艺作品的领域。这种观点是基于韩礼德的社会符号学理论的，它强调的是符号的功能和社会意义，认为解读符号的意义一定要基于特定的社会语境。这一理论被广泛地用来分析各种文艺作品，例如戏剧、小说、电影、音乐和视觉艺术等。电影作为一个视听觉的符号系统不仅具有符号性，还有艺术性，它的表达和传播效果更佳，在国际传播语境下更具有渲染力和说服力。对于电影图像的解读，要研究视觉符号和语言符号的互动关系，并对其进行综合性的话语分析，才能解构其意义和文化内涵。
OToole[5]等人提出语篇是社会实践的符号成分，而Kress[6]认为语篇是社会语境中所存在的所有符号系统，不仅有有声语言，还包括文字、图像、颜色等视觉符号，还有音乐、音响等听觉符号系统，还在系统功能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视觉语法的多模态语篇分析理论。韩礼德先生强调社会符号性，早在1978年时就提出了语言的语法规则不仅仅是用来参考的，而是“制造意义的资源”，因此，社会传播中的符号系统不仅包括语言符号，还包括多种非语言符号，他提出的语言的三大元功能也不是仅限于语言符号系统的。因此Kress[7]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视觉语法理论框架，提出了图像表达的三种意义功能：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
图像的再现意义是对应于系统功能语法中的概念功能的理论，指的是图像能够真实客观地复制现实世界，它呈现的是图像中各个符号之间的交际关系[8]，可分为叙事性再现意义和概念性再现意义两大类，其中叙事性图像包括行动、反应、言语和信息四种过程。图像可以展示再现参与者、观看者和图像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图像的互动意义。图像符号系统通过接触、距离、视角三个层面的交互作用来建造互动意义，并能体现出观看者对再现的图像的理解和所持的态度[9]。图像的构图意义是指将图像的互动意义和再现意义统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有意义的符号系统。简单来讲，普通语法学是研究人们用语言表达什么，而视觉语法描述视觉符号的组合规则，是为了研究人们如何用图像来表情达意以及图像是怎么表现人们的社会行为的。
（二）符号学
索绪尔提出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电影因其符号性而成为一种能够携载大量信息内容的讯息体。而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讯息是在某种语境下、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所传递的内容，应该属于能指。但是对于电影来说，它的表达式是多模态的组合体，又属于所指，图像是其核心内容，并由音乐、音响、台词等多种模态共同组成。电影符号也因此成为由两种不同结构构成的讯息体，一个是图像本身的结构，另一个是与图像并存的声音系统，包括台词、音乐、音响等。在电影的传播过程中，这两种结构既相互协作又相互独立，声音系统和图像系统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统一的关系，还有声画对立等表现形式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内涵意义和艺术效果。
巴尔特符号学理论认为“素描、绘画、电影、戏剧和照片一样都是现实的类似性再现，它们均是一种无编码的连续讯息”。鉴于电影符号的表层和深层结构的二元统一，就需要观看者进行解读。所以，要理解电影的表层含义和深层隐喻意义，需要在社会语境下解读其二元结构，在视觉语法的视角下来解读其象征意义。
三、《战狼Ⅱ》图像意义——国家形象的构建
《战狼Ⅱ》上映后，观众、影评人、新闻记者等都在寻找该部电影的事件原型。打击海盗以及撤侨行动就是这部电影的原型事件，《战狼Ⅱ》以声画符号叙述再现了我国的外交形象和军事形象。这部电影作为一个传递中国国家形象的符号系统，我们更加注重的是它的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的呈现。
（一）《战狼Ⅱ》图像互动意义分析
视觉语法中的互动意义主要是研究图像参与者、图像符号系统和观看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传递观看者对图像的理解和所持的态度。图像的观看者，也就是图像互动意义的重要参与者与创作者之间没有直接的互动，也不了解图像创造者的创作意图和过程，而是通过图像中的符号系统来解读，所以掺杂有个人的思想色彩，甚至会出现歪曲或者过度解读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图像的再现意义代表的是一种通过象征性符号来实现的社会互动关系，图像的互动意义需要通过“接触”“社会距离”“情态”等要素来实现。
“接触”是指图像中的参与者与观看者之间通过视线接触而建立起的一种意义关系。当图像中的参与者视线指向观看者时，二者就发生了“接触”关系，视觉上有图像参与者向观看者“索取”的效果，这类图像就是“索取”类图像。如果二者没有视线接触，图像只是展示一些信息，这种图像是“提供”类图像。但影视图像的拍摄视角并不是完全客观的，尤其是影视类作品的拍摄过程是追求思想的表达和艺术效果的展现，它的表现态度取决于拍摄者的创作意图和拍摄视角，不同景别、景深，不同的拍摄高度都能表达不同的含义并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在《战狼Ⅱ》开场的一组镜头中，没有人物视线出现，只有河流的景色，看不到河水的流动，但是镜头一直缓缓向前推进，这种图像没有移动向量，是提供类的图像。从02′05″开始，镜头的运动不再是开场时的随着河流慢慢推动了，变成了向着翻滚的波浪前行，这时就由开篇的提供类图像转变成了索取类图像，电影画面在向观众索取想象的互动。人们在进行象征性的互动行为时，要受传播情境的约束，不仅要注意视觉因素，还要注意听觉因素，电影的构成除了画面以外，还有音乐和音响，这是人们在解读电影时必然要考虑的因素。
“社会距离”的远近跟镜头的景别大小有关。一般来说，景别越大所表达的社会距离就越远，景别越小所表示的社会距离越近。《战狼Ⅱ》17′53″开始的一个超市场景中，景别在不断变化。由吴京数钱的手部特写镜头转到于谦饰演的身着蓝色沙滩衬衣的中国商人和吴京饰演的冷锋进行接触，这时是中景的景別，即取景框从头顶划到膝盖以上。中景景别能够让观众比较清楚地看到表演者的面部表情。紧接着又转为中近景的景别，即画面显示到人物的头顶到腰部，观众的视线焦点就集中到了演员的面部表情和手部动作，凸显了画面中两个人物之间的矛盾焦点。但讲到“大家都是中国人，这样好吗”的时候，景别突然转换成了特写。所谓特写镜头就是头顶到肩部的画面，图像的中心人物的手臂就不会出现在画面中了，观众的视线焦点全部集中在演员的面部。在这个叙事段落中，景别不断缩小，在逐渐拉近观影者和表演者的社会距离，意味着观影者和图像中的表演者之间社会互动行为会越来越紧密，提高了观影者的好奇心、参与度和代入感，甚至有在现场围观的感受，能唤起观众的认知图式，联想到自己身边熟悉的人和事，增进了对电影的亲密度，激发起观众对下一步剧情发展的好奇心。
Kress认为“情态值”是判断画面真实度的重要因素，由高到低分为三种情态值。图像的情态不仅可以通过语言符号来标记，还能通过情态标记来反映，高情态的表现手法会使图像观看者对图像信息持信服的态度[10]。在电影、广告等艺术类的视觉符号系统中，色彩属于高情态值的标记元素，具体分为色彩饱和度、色彩区分度、色彩协调度、语境化、再现、深度、照明和亮度等八个情态标记。影片《战狼Ⅱ》中出现强烈色彩的地方有三个场景。
其一是在18′10″时，于谦饰演的商人说到“我从上个月14号下午三点开始就不是中国人啦”时，此时他身着蓝色海滩衬衫，把逐利的商人的形象演绎得入木三分，这样的台词能激发观众内心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蓝色的衬衫在人影晃动的超市的语境里，色彩很鲜明，演员从表情、肢体动作和服饰上演绎着“奔向自由”。
其二是接下来红巾军袭击超市时，镜头中出现了商人戴的红帽子、穿的红西服，无论语言还是着装都在向对方妥协，显示出他在极力融入这个战乱的环境。这个画面与22′38″时于谦在受到反政府武装袭击时又说“我们是中国人”形成了对比，此时画面中才出现了他的中景镜头，观众才看到原来他穿黄色衬衣红色外套，这样的撞色搭配，会激起观众对我国奥运队服的联想，唤起观众为国争光的爱国精神，也凸显了这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形象。鉴于这样的社会环境，观众与画面产生互动意义，才能更好地理解电影创作者的意图。正是这个商人前后明显差异的表现，才更加凸显了主角冷锋坚毅的、爱国的军人形象。正是影片的这种“不写之写”，低调的冷锋的人物形象却鲜明起来，观众在与图像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对中国军人的信任和以祖国为荣的感情。这是影片一开始就奠定的基调，也是推动后续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冷锋一路保护大家登上了中国的撤侨军舰时，看起来唯利是图的商人主动跟冷锋讨论那颗子弹的事情，体现出了其人性的光辉，这时观众才恍然大悟他穿的衣服所隐含的意义，“红与黄”象征了中国商人闯天下的激情、遇到逆境的自我保护和有情义的人性光辉。这些互动意义，观影者只有调动自己过去的认知图式，激发自己的相关联想，才能主动获得与影片中的参与者相似的体验和互动意义。
其三是影片结尾处，冷锋手举国旗穿越火线的一组镜头。画面中鲜红的国旗，有强烈的色彩区分度，处于视线的焦点，属于高情态值。对于观众来说，在随着影片经历了一番战火之后，鲜艳的国旗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和情感渲染力，这组画面能使观众产生较强的信服感。鲜红的旗帜和黄色的五角星，这两个色彩元素不仅与影片开始的“红西服黄衬衣的商人”形象相互呼应，更与影片结尾的红色护照和金色国徽相呼应，让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更加有归属感，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互动意义是传递语篇交际功能的重要方面。但是互动意义的获得需要有基本的认知和感情基础，这就要以图像再现意义的认知为基础。人们对信息的获得和解码过程是先获取画面的轮廓，再解读其意义，然后再获得情感和心理体验，因此，人们对图像再现意义和互动意义的解读是一个随着认知过程的不断推进而渐渐深入的过程。人们的认知和联想投入得越多，产生的互动意义就越丰富，对电影语篇的理解就越深刻。
（二）《战狼Ⅱ》的图像构图意义分析
构图意义相当于功能语法中的语篇功能，是图像如何通过信息值（information value）、显著性
（salience）和取景（framing）三个参数系统的布局来实现图像再现意义和互动意义的融合。简言之就是图像通过各个参数的排列组合来表达一种艺术效果。信息值主要依靠图像中各个表现者的构图位置来实现。显著性是依据前景或背景中的主要构图元素的表达程度来吸引观看者的视线。取景是指图像语篇中或实或虚的构图分割线。
通过信息值，图像观看者可以判断出图像元素的地位或重要性，一般情况下，居于画左的是已知信息，居于画右的是新信息；居于上方的是概括信息，居于下方的是具体信息。这种构图元素的位置安排跟韩礼德先生提出来的“已知信息■新信息”的结构是一致的[11]。还有一种是“中心—边缘”的布局，Kress认为这种布局中，位于中心位置的构图元素是重要的，边缘的构图元素是次要的。但是解构主义的理论却颠覆了传统的认知模式，解构主义认为边缘信息更能传播出多样化的社会文化和意义，因此“中心和边缘的信息值取向需要和社会文化相联系”[12]。比如在影片《战狼Ⅱ》中有很多打斗和战争的场景。在冷锋与敌人对决时，景别一般选用中近景和特写交替剪辑，这种剪辑方式能加快影片的节奏，推动剧情的发展，牢牢抓住观众的眼球。在画面当中，中近景和特写镜头中的人物经常是左右位置交替出现，冷锋出现在画左时，下一个画面中与冷锋对话的人就居于画右，如此交替，由已知信息到新信息的更替来推动剧情的快速发展，这是影片画面语言的一种叙事策略。而影片最后在工厂里，冷锋等人与反叛军和雇佣军展开战斗，战场推进到老库房时，画面信息常在中心位置出现冷锋，而在边缘位置出现工人或者女医生的影像。这些画面就打破了传统的中心—边缘的认知模式，观看者在这样的观影语境下绝不会把冷锋和工人、女医生当作对立面来解读，也绝不会因为工人等所在的边缘位置而忽视他们。相反，观影者会因为画面中心人物的英勇行为，而更加注意到边缘图像元素的相对弱势地位，进而产生一种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和对核心人物的敬仰之心、赞同之心，以此可以提高观影者的代入感，更能接近影片创作者的真实意图：我国国民无论身处何地都将受到日渐强大的祖国的保护，祖国不会放弃我国的人民。
另外，影片的构图元素所占的比重大小为显著性的解读提供了依据。Kress认为前景和背景的透视地位能够凸显显著性，但是这种显著性只能依靠主观判断，没有客观的测量方式。因此一般情况下，居于前景且比重较大的构图元素会被看作重要元素，居于背景中又相对比重较小的构图元素则是次要元素。但是构图元素的认知需要与社会和文化相联系，因此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图像中的一些比重较小的构图元素虽然居于背景中不重要的位置，也会因为社会语境而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在《战狼Ⅱ》的19′09″开始的一个段落，是冷锋与非洲人民一起在沙滩上娱乐的场景。这组镜头中，有冷锋在烤鱼或喝酒的画面，冷锋在这些画面中毫无疑问居于画面前景，而且是中心人物，处于观影者视线的焦点位置，属于高显著性信息。但是观影者却难以忽略背景中的构图元素，背景中是非洲人民在载歌载舞，这些动态的背景构图元素与冷锋这个相对静态的中心元素形成对比，提高了边缘信息的显著性，增强了单幅画面中的信息量，能够吸引观影者的视线，带动观影者的思维进程。在我们“一带一路”的倡议指导下，人们会通过画面直观感受到我们和非洲人民之间的友谊。然而，接下来反叛军袭击村庄，冷锋画面的背景信息突然由其乐融融变成了战火纷飞，这样的构图方式通过对比蒙太奇让观众获取一个新的信息整体，直观感受到和平的美好和战争的残酷。在这个场景中，面对反叛军的袭击，背景画面是人们纷纷逃散，但是画面的中心人物由冷锋变成了他和干儿子一起，这又使中心信息和边缘信息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显著值，更加衬托出在危难时刻冷锋作为军人的天性和勇敢。冷锋这个英雄形象的塑造正是隐喻了中国当前在国际上的有担当、有作为的大国国家形象。
总之，图像的解码者在判断图像的构图元素的显著值时，不能仅仅考虑图像元素的物质属性，不能只看构图元素的位置和所占比重的大小，还要结合构图元素的社会属性，要考虑到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这样才能对构图元素的显著值有一个较为全面的综合判断。
四、结语
电影符号天然具有二重性，要理解电影的表层含义和深层隐喻意义，需要在社会语境下解读其二元结构，在视觉语法的视角下来释读其象征意义。本文主要依据视觉语法理论和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从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两个层面对电影《战狼Ⅱ》进行了解构。电影图像的再现意义代表的是一种通过象征性符号来实现的社会互动关系，电影《战狼Ⅱ》的互动意义也是通过“接触”“社会距离”“情态”等要素来实现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电影符号的形指和意指的二元结构也通过声画统一来实现，比如电影开片时“商人”的服装由蓝色换成“红+黄”色时，相对应的台词也由“不再是中国人了”变成“我是中国人”，这种声画统一的表现方式能深化观影者的理解程度，塑造以冷锋为代表的中国军人形象。构图意义相当于功能语法中的语篇功能，是图像如何通过信息值、显著性等参数系统的布局来实现图像的艺术效果。图像解码者在判断图像的构图元素的显著值时，不仅要考虑图像元素的物质属性、构图元素的位置和所占比重的大小，还要结合构图元素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内涵，才能完成对电影《战狼Ⅱ》的正面形象的塑造和有担当的大国形象的塑造有更深的理解。通过视觉语法的分析可以理解电影《战狼Ⅱ》的艺术效果和构建的意义，但与隐喻机制的认知相结合能更深刻、全面地理解电影的功能，这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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