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并购，开拓文化“走出去”新版图

    曲倩倩

    

    2014年7月1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成功完成对澳大利亚视觉出版集团的收购。视觉出版集团总部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于1983年创立，业务专注世界范围内的建筑和室内设计领域，在国际建筑设计图书出版领域久负盛名，尤其是其出版的建筑设计大师和著名建筑设计事务所的作品集最具影响力。视觉出版集团与来自世界各地的2000多家建筑师设计室有着密切合作，拥有覆盖全球的专业销售渠道和网络，精干的专业团队和30年的专业产品经营经验，在全球建筑设计界形成了良好的口碑。这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收购海外出版机构，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高境界。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摸索中，我们经历了从版权输出到国内外合作，到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再到现在直接收购国外出版机构的种种模式。笔者欲借国内出版社收购海外出版机构这一较新的“走出去”途径，以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近几年在“走出去”工作上的经验，探讨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创新模式与做法。

    收购海外出版机构，“走出去”的最高境界

    我国出版业要真正实现“走出去”，扩大在海外图书市场的实质性影响力，在海外设立出版机构是必经之路。2002年，中国外文局与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共同注资在美国创办长河出版社（Long River Press），该社原首席执行官兼总编辑徐明强曾对美国出版市场做过调查，发现“在中国题材的英文图书中，由美国人写、美国出版的书，卖得最好；其次是中国人写、美国出版的书；卖得最差的，是中国人写、中国出版的书”。因此，毋庸置疑，收购海外出版机构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好策略，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国内出版社收购海外出版机构的尝试也越来越多。2002年，中国外文局联手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收购了美国的中国书刊社；2008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投资500万美元成立了人民卫生出版社美国有限责任公司，这是我国在海外投资成立的第一家医学专业出版机构，并以317万美元收购了加拿大戴克出版公司（Decker Publishing Inc.）的全部医学图书资产；2009年，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收购法国百周年出版社；201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收购澳大利亚视觉出版集团。这些都是我国出版“走出去”最高境界的尝试。

    与版权输出或者在海外创办子公司、开设分支机构相比，收购海外出版机构是一种快速、便捷，行之有效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途径。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收购澳大利亚视觉出版集团为例，收购了海外出版机构，就意味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能够完全拥有视觉出版集团的“本土化”资源，包括本土优秀人才、本土文化思维、成熟的发行渠道等，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推动“走出去”的持续发展。

    从选题策划的角度来说，“选题本土化”是出版社在国外立足的第一步，原有的海外出版社更为熟悉当地的政策环境、文化背景、图书市场以及读者偏好，积累了一定的出版经验，所策划的选题会更具本土气息。由于各国文化存在差异，为了让输出更有效，在“走出去”的工作中我们不能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思考选题，不能用中国人的阅读方式出版图书，必须要让选题符合该国的文化要求。以日本最大的综合性出版社——讲谈社为例，它们在美国设立分支机构，虽然雇佣美国人做总经理，但是讲谈社直接把日文版的出版物翻译过来在美国出版，因其选题的方向不对，讲谈社在苦撑了十几年之后最终不得不选择关门。此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在收购了视觉出版集团之后，全部保留了其原有员工。从发行渠道来说，海外出版社既有的发行渠道值得借用，不必再由我国出版社一步步艰难拓展。中国图书要“走出去”，发行渠道最重要，没有渠道，再好的书都只能在市场中默默无闻。而对澳大利亚视觉出版集团的收购，意味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的一只脚已经踏入了澳大利亚本土的发行渠道中。有了成熟的发行渠道，有了本土优秀的人才，再加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多年的出版经验，文化“走出去”的路无疑将会更宽广更畅通。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收购海外出版机构，是一次将国内外的出版资源很好地整合起来的契机。从国内外现有作者、内容、市场、人力等角度切入，能够做到对成本控制与业务结构进行合理优化，使得现有资源之间增加活性流动的机会。实际上，并购是海外出版社常用的一种谋求跨越发展、应对内外挑战的方式，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大幅提升公司体量和市场占有率，全面完善产业链条，而且海外出版在实施并购时并没有太多的地域限制，有时还会成为进入新兴市场的一把利刃。如2006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收购了印度的基础图书出版发行公司（Foundation Books）51%的股份，随后将该公司更名为剑桥大学出版社印度公司，主要面向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家。此次收购进一步增强了剑桥大学出版社在亚洲市场的竞争力。

    由此可见，收购海外出版机构，向国外输出资本，通过对资本进行操作，从而参与到国际的竞争体系中来，叩响国际市场的大门，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自身品牌推向国际、与国际接轨的最佳途径。同时也是值得国内出版界学习借鉴的“走出去”的重要模式，是中国出品的图书直面海外市场的良机。

    齐头并进，多种途径“走出去”

    收购海外出版机构固然是最直接有效的“走出去”方式，但要全面推广中国文化，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国内出版机构仍然需要探寻多种“走出去”的路径。笔者通过探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近几年的“走出去”工作，从中总结出一些成功有效的“走出去”方法。

    第一，发挥地缘优势，积极推动中国文化向周边国家“走出去”。在广西南宁安家落户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与东盟各国，尤其是广西与东盟各国的文化交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身处广西桂林，把握住了这种地缘优势，积极地探索中国文化走向东盟各国的多种途径。其一，“中华文化东盟多语种全媒体传播平台”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经过多年酝酿探索，积极响应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号召，充分发挥广西面向东盟的地缘优势、华文教育优势、小语种人才交流优势而积极运作的一个重点项目。项目拟用现代科学技术，打造一个基于互联网的集多媒体数字内容的管理、传播和交流于一体的平台，将《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中华文化典籍以及其他反映中华文化精髓的汉语、汉字、书法等专题内容制作成融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媒介于一体的优质数字文化资源，译成东盟十国各国的官方语言，结合在线社区互动，兼顾东南亚各国非华人学习、了解中华文化和东南亚华人学习祖国文化的两种需求，实现中华文化走向东盟的富有生命力的长久传播。其二，为加强东盟各国对广西的了解和文化交流，广西桂学会、广西区文联策划了“广西书架”计划，通过向东盟各国的国家图书馆及重要大学图书馆捐赠以广西研究为主的图书，设立专架，带动文化交流和学术研讨，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经过项目组组员的积极推动，“广西书架”项目已经同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达成合作意向。这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充分结合地缘优势，积极向东南亚国家推广中国文化的成功案例，对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非常值得出版同仁借鉴。

    第二，借助“汉语热”，抓好汉语教材工作，积极开展汉语国际推广。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的日益强大，吸引了全球众多国家的目光，进而也掀起了“汉语热”。有数据显示：在欧美，学汉语的人数每年都在增加，更有一些欧美国家的家长鼓励孩子“必须”学汉语。语言学习虽然不等于文化认同，却能够加强文化认同感。所以要把中华优秀文化推向世界，加强对外汉语教学也是文化“走出去”的助力器。既然全球范围内都掀起了汉语学习的热潮，那么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汉语教材”就显得尤为重要。早在200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就综合分析国内对外汉语教材出版的现状，结合汉语在东南亚各国的生存、发展状况，依托广西师范大学这一巨大的资源优势，启动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汉语国际推广”项目。2008年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决定开发一套专门面向东南亚的汉语精品教材——《魅力汉语》。2013年，《魅力汉语》参与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与美国亚马逊公司合作的亚马逊“中国书店”项目之 “跨国国际网络书店培育计划”项目。

    第三，积极推动华侨华人数据库的建设，扩大中华文化的外海影响力。海外华人心系祖国，关心中国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祖国的发展。海外华人的数量并不小，并且有一定的影响力，能够加速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一直以来，在广州、福建等侨乡，有大量华侨文献，比如海外华人汇款回国的单据及书信，广州称为“侨批”，福建称为“银信”，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从2009年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联系相关档案馆或文献收藏单位，开始整理出版《潮汕侨批》等文献，并且筹划了华人华侨数据库的建设工作，该项目被列入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项目，并且入选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展改革项目库。此种类别的数据库建设，将对祖国文化在海外，特别是在东南亚的传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之一。

    积极探索，扩大“走出去”新版图

    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近几年的“走出去”模式进行分析，不难发现，结合出版社自身优势，充分利用海外本土化资源是中华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准则。针对目前海外读者对中国文化的需求以及国内出版社“走出去”的现状，笔者认为在未来的“走出去”工作中，以下几个板块值得重点关注。

    第一，学术出版的“走出去”。一个国家的文化需要被世界认同，只有优秀的、能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学术思想才能被接受。真正提高学术出版水平，才能实现跨越，做出成效而被世界接受。近年来，中国的科研实力飞快上升。从学术论文的数量来看，目前中国的学术论文发表量排名国际第二，仅次于美国，占全球全部学术论文的15%左右；从质量上看，2013年中国C9联盟发表的论文被引用的频次和科研影响力已经超过了日本的RU11。在中国科研竞争力越来越强的今天，学术出版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助力器，就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前景而言，是具有非常广阔的空间的，这就要求国内的大学出版社和以学术出版为主的出版社要重视研究和凝练，打造一批让世界都认可的优秀著作，并重视渠道建设。现在大多数高校出版社在“走出去”方面单兵作战，局限于小渠道小范围的探索。要突破这一局面，就必须实现和国外知名出版机构合作，或构建自己的渠道。

    第二，少儿读物“走出去”更应推进数字化进程。纸质书业务每年减少10%—15%的销售量，而电子书的增长仍无法弥补纸质书业务方面的损失，数字化出版已是大势所趋，海外尤其是欧美国家，数字化水平较高，少年儿童接触电子出版物的概率也更大。仅仅通过纸质出版物的流通是无法满足 “汉语热”“中国文化热”带来的种种阅读需求的，如一些国外的家长在教育孩子学习汉语、了解中华文化时，大多只能通过购买一些翻译过去的纸质少儿读物或者教材，那么外国少年儿童对中华的文化和语言的了解都只能停留在平面媒体上。如果能够建设数字化平台，那么文化就能立体形象起来，而语言也就变得有声而富有生气。因此，即便我国的数字化出版仍旧处于探索阶段，作为“最低门槛”，最容易“走出去”的少儿读物仍必须加快推进数字化出版的进程，对于其他出版物而言，也应如此。唯有加快数字化脚步，我们才能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成果。

    第三，中医图书潜力十足。在中医图书的出版方面，由于国内出版的外文版中医图书在语言、内容编排、装帧设计、市场等方面的不足，很少能在国外占据主流地位。而国外出版的外文中医出版物已有数千种，只是品种多以普及和介绍中医及中医文化为主。总体上看，其出版种类比较单一，学术水平也较一般，在中医药内容上也常有不妥或错误。在近些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出版社的中医图书备受国外出版商的青睐。其中，包括世界著名出版机构爱思唯尔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出版商、发行商以及欧洲的中医专家学者，都对我国的外文中医图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未来，中医图书将会是“走出去”工作中潜力十足的板块。要处理好英文版中医教材的编写，一方面应由国内中医药大学知名专家审核修改中文底稿，保证中医学术的严谨；另一方面，应邀请母语是英语的海外编辑人士参加编译，对国内中医翻译专家的翻译稿进行语言润色，以此保证“走出去”中医教材的高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