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明《琵琶记》的悲剧性
胡敏
【摘 要】在《琵琶记》中，高明塑造了两位主要人物——蔡伯喈与赵五娘。蔡伯喈一心向往田园生活，孝养父母，却再三被强迫出仕，失去行动的自由。作为中国古代悲剧的典型代表，这一悲剧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整个时代社会的，更是作者伦理理想的。蔡伯喈外出为官三年间，虽然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他的内心却充满苦闷。赵五娘有贞有烈，却在失去丈夫的疼爱后，背负了沉重的生活负担，受尽苦难；作者试图通过塑造“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的榜样形象来为教化服务，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但榜样本身却过着充满悲剧的人生，这不得不说是一大悲剧。
【关键词】琵琶记；悲剧性；人物；时代社会；伦理理想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2-0021-02
作为中国古代最富盛名的戏曲作品之一，高明的《琵琶记》家诵户传，领袖曲坛。作品所凸现的悲剧性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作者在作品中塑造了两个典型形象——“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希望通过这两个“子孝妻贤”的典型形象来宣扬风化，为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但不管是从主人公的人生际遇、创作的时代社会环境、还是从作者的创作动机上来说，高明的《琵琶记》都是一部十足的悲剧。
一、作品人物悲剧
高明在《琵琶记》中重点塑造了两个人物形象——蔡伯喈和赵五娘。黄世忠先生在《<琵琶记>研究》中说“蔡伯喈与赵五娘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孝子贤妇。但《琵琶记》与其说是一曲孝道伦常的赞歌，还不如说是一曲礼教的悲歌。因为它表述的是虔心以孝道行事的孝子的悲剧。而造成悲剧的根源却正是伦理纲常本身。”出于封建伦理纲常的压迫，剧中的两大主人公失去了自己的人生自由，而被捆绑在封建伦理道德之上，在主人公的生活际遇中，显露出深深的悲剧性。
（一）蔡伯喈“三不从”的个人价值实现悲剧
《琵琶记》整个情节围绕蔡伯喈“辞试父不从、辞官君不从、辞婚相不从”的“三不从”展开。通过蔡伯喈意欲尽孝终养年迈父母的愿望的毁灭，最终落得“生不能事，死不能葬，葬不能祭”的“三不孝”境地来构设悲剧。
父亲逼他应试是为了光耀门楣；皇帝逼他为官是为国挑选人才；即便是动用权势逼他为婿的牛相，为女选夫也是其作为父亲的本分。这一系列合理的伦理要求使得蔡伯喈一再屈从，继而一步步彻底毁灭了自身孝养父母，携妻弄儿的个人田园生活理想。
（二）赵五娘屈从于封建纲常的情爱实现悲剧
作为一个普通的妇女，赵五娘的初衷是：“惟愿取偕老夫妻，长侍奉暮年姑舅”、“但愿岁岁年年人长在，父母共夫妻相劝酬”。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儿媳，与丈夫公婆过平平静静的生活。但在等级森严、纲纪严明的封建社会，处于金字塔最底层的普通妇女对于自己的生活没有自主权，父大于子、君大于臣的纲常让她被迫陷入了悲剧的境地。
封建伦理制度自身的矛盾——“忠”、“孝”不能两全，使得被迫尽忠的蔡伯喈远离父母和妻子，不能尽孝于父母，不能给妻子美满的生活。更加迫使新婚的赵五娘在失去了丈夫的爱情之后，还不得不承担为丈夫“尽孝”的职责，为了成就“全忠全孝”的蔡伯喈，赵五娘背上了深深的情感枷锁和生活重担，这一切逼得她成为了“有贞有烈”的赵贞女。可以说，赵五娘的人生完全是被“忠”和“孝”毁灭了。
二、作品所体现的时代社会悲剧
黄仕忠先生在《<琵琶记>研究》中称“戏曲史上，尚无第二部作品能够象《琵琶记》这样深刻地揭示出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生活的内涵。”从作品中，我们能够品读感受出的却不仅仅只是蔡伯喈一家的悲剧，在一定程度上，《琵琶记》所反射出来的，是整个时代社会的悲剧。
（一）吏治腐败——自然灾害频发却救济不力
在《琵琶记》中，陈留郡闹灾荒，皇帝在得知灾情后即刻下旨赈灾，然而在银钱和粮草下达到灾区的路上，却被不少贪官污吏分了一杯羹。天高皇帝远，赵五娘即便心中有万般的委屈也是无处伸冤。
在封建社会，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更在吸收众多王朝覆灭的教训之后，最高统治者们都深知百姓对于维护自己统治的重要性。但由于二者之间根本利益的对立，统治阶级的行动，最终仍然是为维护自身的阶级统治服务的。为了满足自身的阶级利益，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必然存在剥削与压迫，这就必然在间接上给人民带来灾难。《琵琶记》中，赵五娘及蔡公蔡婆一家三口就是腐败统治下苦难老百姓的代表，这一苦难不仅是赵五娘一家的，而是整个时代社会所共有的，从受灾的赵五娘一家及陈留郡其他灾民身上，可以折射出整个元代社会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境况。
（二）三纲五常——封建伦理制的戕害
元代统治者虽是蒙古族人，但在入主中原后，在政治统治上也一直沿用、普及着汉族的儒家正统文化。西汉董仲舒在先秦儒家“五伦”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一套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论。
作为一部为了“风化”而创作的作品，《琵琶记》中就处处体现着三纲五常的秩序。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儿子一心愿尽孝道，老父母也确实需要并盼望儿子的孝养，这二者应当是可以统一的。但是，在《琵琶记》所描写的这个封建伦理纲常统治的社会环境下，出现了以皇帝与牛相为代表的统治集团与家乡的父母妻子争夺蔡伯喈的局面：欲尽孝则不能事君，事君则不能尽孝。“既道是养儿防老，何似当原休教来赴试偏不好？”现实功名之所以成为酿造悲剧的原因就在于此。
身为男子尚且如此，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妇女——赵五娘的生活际遇便更加悲催。她的言行除了受到三纲五常的规范之外，还背上了一个三从四德的枷锁。丈夫出门赴试之后，她自然地就承担起了侍养公婆的责任。在吃不饱饭的时候，五娘把米饭让给了公婆，糟糠自厌，苟延残喘。公婆死后，她祝发买葬，罗裙包土，令人闻之落泪。甚至在处理好公婆的后事后，也是出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顾虑她才背起行囊上京寻夫。是封建的伦理制度让赵五娘成为了这样一个有贞有烈的女子，但同时也是伦理纲常的压迫造就了她的凄惨命运。
用道德与伦理的要求来规范人们的言行，使社会发展更有秩序，人际交往更加有礼貌，让每个人都能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这固然无可厚非，但过分的用三纲五常来维系专制统治，却会压抑和扼杀了人们的自然欲求，使人沦为了三纲五常之下的奴隶。在这样的三纲五常的压迫下，不管是蔡伯喈还是赵五娘，都不是一个个别的例子，像他们这样的悲剧是广泛存在在整个元代社会中的，
三、作者伦理理想的悲剧
高明在继承《赵贞女蔡二郎》故事的基础上，遵循“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创作原则，把肯定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作为主题，表现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普通家庭的孝道伦常的故事。在作者的伦理理想里，忠孝应该是能够两全的，贞烈的女子也应当能够有好的结局。可是最后的结果却是蔡伯喈全忠未必忠，全孝也未必孝，赵贞女的有贞有烈更是以自己的生活的不美满为代价的。
（一）全忠未必忠，全孝未必孝
先说说蔡伯喈的“全忠未必忠”。如前文所述，从蔡伯喈的“三不从”可以看出他的“忠”并非出于他的本心，他的本意并非入仕为官，他是迫于权势和封建伦常的压迫而做出的选择。再来说说蔡伯喈的“孝”。他被逼上京赴考，入仕为官，连回乡看望爹娘的自由都没有。三年间，他在相府过着锦衣玉食的奢华生活，眼见着家乡遭受大饥荒，父母和妻子在家乡过着吃糠咽菜的艰难日子，却心安理得的不回家看望，八旬老双亲饿死了，“行大孝”的儿子连个信都没有捎回。这种种表现非但不是孝顺父母，反而是违反人伦常情之举。
作者想要塑造一个全忠全孝的形象，实则却否定了伦理纲常统治之下忠孝之间的矛盾冲突，观众在看完这部剧之后，产生的只有对蔡伯喈“生不能事，死不能葬，葬不能祭”的深深同情。
（二）有贞有烈却受尽苦难
再来看看作者全力塑造的第二个典型人物——赵五娘。作为封建社会传统美德的集大成者，她勤劳、善良、朴实、勇敢……赢得了有贞有烈的褒赞，可是她却也是整部作品中最悲情的一个角色。她的悲情，非但没有得到高明的同情，竟还被用以宣传“风化”，倡导孝道，这不得不说是悲剧中的悲剧。作者号召元代社会的广大妇女向赵五娘学习，学习她的有贞有烈，可是这样一个被高明树立为妇女榜样的贞烈女子却没有得到一个完美的生活。她的生活充满着艰辛和苦难，人们看了她的际遇后，胸中满是对封建伦理制度的控诉和不满。在她的贞与烈背后隐藏着她多少生活的辛酸，落寞与苦闷。她的高尚品德本是值得封建社会广大妇女学习的，然后她的生活际遇却不得不让人默默的为她抹上一把泪。
总而言之，不管是蔡伯喈还是赵五娘，作者最终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都未能达到其伦理理想要求。而其伦理理想的终极目标是要为封建教化服务的，在那样一个封建教化压迫剥削人的时代，人的一切行动都受到各种伦理纲常的限制与禁锢。但由于封建伦理制度自身的矛盾——忠孝不能两全的束缚，作者在当时自然不能跳出封建伦理纲常的桎梏，他创作为教化服务的作品是符合那个时代要求的，但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确实是作者伦理理想不能实现的一大悲剧。
综上所述，《琵琶记》作为一部为封建政治统治服务的悲剧作品，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社会现实，体现封建伦理制度对人的压迫与毒害，在现代社会还具有深刻的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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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 敏（1991-），女，湖南长沙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戏剧与影视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影视艺术与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