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执政

    [提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越来越注重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执政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显著的政治图景之一，拥有深刻的内涵和丰富的内容，是执政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进行生态执政，有其必然性，同时，进行生态执政也有充分的理论基础和条件。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生态执政

    [作者简介]刘祖宁（1989—），男，东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3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江西南昌 330013）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系统地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1]

    这实际上反映了党在十七大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概念之后，更加主动顺应世界文明发展趋势和时代发展潮流，进一步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这既是实现当前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在生态文明理论兴起后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上的最新反映，是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生态执政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显著的政治图景之一，拥有深刻的内涵与丰富的内容，是执政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精神。

    一、中国共产党生态执政的必然性。

    首先，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并非一项单纯的政治活动，它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执政党的性质、执政宗旨、领导体系、执政期间的外部环境等。这些影响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执政党所处的外部环境会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当今国际社会上，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了一个大主题，大环境下，执政方式转变是执政党的必然选择。

    其次，我国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环境问题已经开始阻碍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建设。这样，生态执政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应对当前环境问题的必然选择。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发展基础薄弱、发展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不容乐观，同时，我国还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入发展时期。导致我国环境问题如此严峻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根本原因还是我国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且我国长期以来是以煤炭为主要的能源。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在短时间内事难以得到改变，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执政迫在眉睫。

    再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生态问题处理不好极有可能引起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如果国家一味的重视经济的发展，而忽略环境问题，那么受害者不仅仅是这一代人，而是子孙后代。在追求金山银山的同时，也要保留住绿水青山。如果执政党为了发展经济，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将导致群众对政党、对国家的指责，甚至引起民众与政府感情的疏离，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路线的贯彻实施将会受阻，并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保护生态环境，注重生态利益，保障人民的生态权益，才能使党和政府获得进一步的政治认同，才能树立在民族中的权威，才能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通过生态执政，中国共产党才能赢得中国人民及国际上的尊重，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二、中国共产党生态执政的基础与条件

    生态执政是一种新的执政方式，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现代化转型，提高执政能力，降低执政的风险。中国共产党采用生态执政有一定的基础和条件。

    （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为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执政提供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了社会与自然辨证统一的关系，分析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同时分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并对两对关系之间的辨证关系进行了分析，分析指出，严重的生态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工业化过程中的大机器生产是其技术根源。科技上的生态转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也是化解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有力砝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畸形发展，两极分化局势已经严重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2]每个资本家进行生产活动都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这就会出现只顾经济利益而不顾生态环境问题的情况发生。马克思认为保护生态环境需要自觉主动，这也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同时也只有社会主义这种崭新的制度才能从根源上消除这种工业文明的弊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能够最终摆脱物质世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能够脱离动物的生存条件，享受到人的生存条件。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为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执政提供了文化渊源

    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在这种生存实践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生态理论的应用道德规范。他要求人们按照天地万物的生存演化规律去利用自然，这在儒家和道家的著作中均有阐述。在中国传统的生态思想体系中，人类和自然从来都不是分开独立的，从来不把自然当做加工和改造的对象，而是肯定二者之间一体联通的有机网络关系，自然的生态秩序与人类的文明秩序类似两条平行线，是圆融无碍的统一。这成了中国共产党采取生态执政的文化渊源。

    （三）西方国家的生态政治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执政提供了国际条件

    上一世纪三十年代在发达国家产生了举世闻名的“八大公害事件”。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标志着人类的生态保护思想被唤醒。[3]让全世界为之震惊的各种污染事件——美国三里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以及德国莱茵河污染事故，日本水俣病事件、库巴唐死亡谷事件、日本四日市哮喘事件，等等，让国际上对生态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共产党等社会力量开始纷纷加入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潮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对经济施行干预政策，工人阶级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在这种形式下，绿色结盟等组织纷纷展开，从而使西方社会政治生活的“绿色”趋势更加鲜明。我国环境外交日益活跃，中国共产党开始反思西方国家的生态政治运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生态执政理论雏形。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执政提供了现实依据

    近3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生态环境付出了惨痛代价。一是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二是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居民身心健康，三是生态环境问题危机公共安全与社会和谐，四是环境问题影响和平发展。我国在温室气体、消耗臭氧物质、二氧化硫、汞等污染物方面都是世界排放大国，在10多条跨界河流处于上游，在气候变化、臭氧层消失、酸雨等全球和区域环境问题上，我国既是受害国，也是责任国，国际社会对我国承担更多的国际环境义务呼声日益高涨。

    在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并将它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明建设、社会建设相提并论，提高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十八大中，又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这充分说明了生态执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党再一次提到了生态文明建设，而且是以立法的形式提出的，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和进行生态执政的决心。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刘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