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蓄谋已久”到“随时随地”：移动互联技术下全民直播的审视
于凤仪
摘要：2016年是网络直播井喷式发展的一年，本文对比研究分析了“蓄谋已久”的大众传播时代和“随时随地”的移动互联时代的直播特点，由此探求出在这样的变化中全民直播的问题以及其建构意义，力图在客观的审视中提出对全民直播现象的理性思考。
关键词：移动互联 全民直播 传播变革
“你丑你先睡，我美我直播”一句映客直播APP的广告语，从2016年初开始火爆微信朋友圈。自2015年社交APP“17”于网络爆红之后，视频移动直播浮出水面，先后有多米联合创始人再创的“映客”，腾讯投资的“易直播”等，这些泛娱乐化的直播应用在广大受众中迅速引起围观，成为直播行业中的主流。这场由数字媒介技术引领发展起来的“全民运动”，搭建起一个网络人际交往的新空间，构筑起一个社会传播的新格局。
移动互联时代下全民直播的特点
媒介技术的匮乏使得受众只能被动的接受媒体“蓄谋已久”所呈现出的拟态环境，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经常性的大规模直播才勃然兴起，但电视直播的常态化仍然受制于新闻观念和直播技术的转变和发展。如今的全民直播现象在十年前，甚至是五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一、从“高”到“低”：直播技术的智能化。在传统的电视直播时代，直播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作。新闻直播往往需要组建十几甚至几十人的直播团队，要配备直播车、信号发射机等配套设备，长时间的直播更需要在内容上进行精心设计和充分准备。另一方面，能够操控直播设备和直播现场的人员往往都是训练有素的专业摄像、记者、导播和主持人，专业门槛较高。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与传统直播的专业组织和宏大叙事不同，移动直播极大地降低了直播活动的门槛，一台智能手机、一根自拍杆，再加上无线网络或是4G网络就能完成直播，映客、花椒、一直播等移动直播APP下载便捷且使用简单，使每个人都能在网络上过一把“主播瘾”。
二、从“无”到“有”：直播互动的实时化。从传统的电视直播来看，直播内容的最后呈现方式是在电视这种单向性的媒介上，那么它必然会遗传电视媒体信息单项流动、互动性差以及反馈机制不完善等缺陷。而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电视直播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将直播内容呈现在网络上，受众可以通过网络观看电视直播并留言进行反馈，但这样一种互动仍然具有滞后性。而现如今的移动直播平台实现了用户与直播者的实时接触，通过“弹幕”等功能与主播进行实时的交流，移动网络直播的出现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使“一对多”的实时互动成为可能。随着交互性的体验升级和更新，VR和AR等技术的介入，交互性直播将会提供一个更加平等和个性的传播空间。
三、从“大”到“小”：直播内容的生活化。传统电视直播技术的复杂和直播设备的昂贵，一次直播的筹备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因此，电视直播的内容一般就锁定在重大的新闻事件，事件内容一般要求场面宏大、意义重大、影响力庞大。例如汶川地震、天津港爆炸等重大的突发性灾难事件；纪念性的阅兵活动、重要性的体育赛事等。而随着全民直播时代的到来，直播的内容不再是单一性的事件而是生活化的分享，用户在直播平台上消费的不是内容，而是状态，从以往重大事情才直播的思维定式中跳跃出来，直播的类别充斥着五花八门的领域，比如化妆美颜、演唱会、户外活动等。直播内容从宏大走向了微小，从事件走向了生活。
四、从“前”到“后”：直播平台的无边界化。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将网络社会划分为个体活动区域的前台和后台。他认为，人与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相互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一种表演，演员回到后台才显现出真实的面目，恢复本来的自我。而对于传统的电视直播来说，就相当于演员在前台的表演，是在做好一系列准备之后给观众呈现出的完美状态，它更大程度上是在通过把关机制作用之后“蓄谋已久”的表演。如今移动直播平台的出现则似乎消解了前台与后台的边界，它作为一种极具后区偏向的电子媒介，在视频直播这一虚拟的舞台上，人们纷纷开始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在个人能力所及的范围内选择身份进行自我呈现，使日常生活成为后台，使网络中的视频呈现成为前台。
变化中的审视：全民直播背后的“乱象丛生”
2015年11月，某直播平台主播携带无人机进入校园偷拍女生宿舍。2015年12月，上海某司机飙车直播与一正常行驶的出租车相撞，造成五人受伤。诸如此类的事件还有很多，全民直播在帶给我们丰富多彩的网络生活之外，其中出现的乱象和问题更是随着普及化程度越来越高而暴露无遗。
一、把关缺位，监管不可控。传统大众媒体时代，体制内的传播赋予了“把关人”至关重要的使命，即使是在电视直播当中，其“蓄谋已久”的准备和筛选同样也对传播环境起着强有力的监管作用。但到了全民直播时代，信息流通的出口再也不是传统媒体的“一家之言”，而是网络上不可计数的网民用户，他们移动智能的终端就是一个小型的媒体，门槛低使人员数量庞杂，实时性使得画面内容易逝，直播网站监管方式多为人工审核，做不到及时发现，全面覆盖，从监管的难度来看，网络直播远远超过传统媒体平台。因此，技术发展始终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使传统媒体时代健康的传播环境不复存在，如何把控住网络监管仍然是任重道远的问题。
二、品质下降，娱乐碎片化。从传统的重大事件直播转变到随时随地直播，内容的生活化必将导致品质的流失。互联网媒体本身就是一个娱乐性的媒体，互联网时代所建构的内容都会自觉或不自觉的打上娱乐化的烙印，全民直播现象的出现正是在这样的场域下催生出来的。受众对娱乐性的内容关注度高，网络主播为迎合大众口味，出现越来越多的浅薄和庸俗的节目内容，而公众会在网络直播内容的低俗化中渐渐接受并且降低了自身的文化趣味，它消解了大众对自我的认识，对社会新闻的关注和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三、门槛降低，媒介责任意识淡薄。从精英到平民，从少数到多数，移动互联技术的普及让媒体准入门槛降低。微博微信的兴起，让“公民新闻”“公民记者”崛起。一个账号、一部手机就能发布想要发布的信息，传播从以前的“一对多”变为了“多对多”。移动短视频的Web3.0时代，全民直播更是将移动场景进一步融入到了UGC当中，直播群体从以前专业的媒体从业人员扩展到了每一个平凡人，他们的知识水平、道德准则等方面都良莠不齐，相应的媒介素养和社会责任意识也都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因此，不论传播方式和传播技术如何变化，每一个媒介接触者该有的媒介素养和社会责任意识应该是不变的，只有在这变与不变中找到平衡点，才能更好的发展如今全民直播的现象。
审视中的启发：全民直播赋予的建构意义
移动视频搭建起的是一个网络人际交往的新空间，当我们审视这个空间出现的问题时，同时也会看到它所带给我们不一样的视角，从“全民新闻”到“全民直播”，虽有乱象但依旧在数字移动技术下拥有盘古开天般的意义。
一、以市场控把关，粉丝经济下的流量变现。与传统盲目性的大众媒体广告不同，直播广告更多的是依赖网红对粉丝的人格化感染和定向化的营销，为后续的流量变现与商业扩展创造巨大的空间，内容与广告的相互融合已经潜移默化的融入到了直播经济当中。例如高晓松、罗振宇这类以内容见长的网红在直播中以其专业知识和经验智慧与粉丝建立起联结，推荐一本书、一部电影或是一个课程。一些炒作出来的网红在直播中的服饰搭配，会成功聚集一批追求“同款”的粉丝，这时流量就会通过淘宝店交易变现。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直播平台最终目标是打造产业生态圈，以直播为主要业务，提供游戏、购物、音乐、生活等多方面全商业链条的共享式平台，最终实现多赢。所以，在全民移动直播时代到来之际，从市场把控的角度监管直播平台的乱象，从流量变现价值这一经济源头上考虑把关问题是其自身商业营运模式带给我们治理的思考。
二、以场景提升品质，以交互生产内容。从Web1.0时代门户网站单向线性的话题场景传播，网络直播首次脱离广电独立生产内容，但因其缺乏互动性和传统的电视直播没有明显的区分；到Web2.0时代的社区论坛交互性的体验场景传播，网络直播主要活跃在PC端的专业人员秀场，但因其受制于设备固定和内容专业，普及的广度没有到大众的领域；再到如今的Web3.0时代下的社交媒体时空一体化的移动场景传播，是在移动互联技术引领下人人都可以参与的可移动直播，在技术、内容、渠道和社会参与度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全民直播”的现象不仅仅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传播方式的更迭，更是一种传播格局的变革。这种“跨屏”近距离的传播做到了以用户需求为主的个性化设置，实现了从“内容为王”到“渠道为王”再到“场景为王”的变革，实现的是传播从单向到多维，从平面到立体，从静态到动态的飞跃。
三、以权利呼唤责任，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话语权变革。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末西方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文化思潮，它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解构，沿用到传播领域的后现代主义，从建构到解构，实际上就是一个去精英化、去中心化的过程。如今出现的全民直播现象正是在提示我们，社会中心化正在慢慢的消解，它为很多的小人物乃至是普通人开辟了一条低成本、速度快的成名之路，为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搭建了一个社会化的平台，每个人都能根据自身能力和兴趣来生产并消费内容产品，从而消解了集权式的传统媒体的话语权。因此，全民直播时代的到来，不仅仅会在新闻传播领域产生启发式的变革，而是会给我们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的发展打上“人人都是主角”的标签，对我们思考在主角光环下的独立个体，社会责任意识的滞后和缺位，同样具有建构性的意义。
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正在颠覆着以往一些看似合理的存在，网络直播让我们真正的开启了现实生活中“跨屏在线”的模式，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从“蓄谋已久”的大众传媒到“随时随地”的全民媒体的转变。在这样的变与不变中，我们应该认识到，一方面全民直播平台中内容生产低俗无聊、恶意炒作骗取关注度，甚至突破道德底线的视频主播等种种乱象不容忽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这样一个延伸价值和影响力平台所带来的新的传播空间，看到它正在成为一种社会重新改造的力量。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
参考文献：
1.[加]欧文·戈夫曼著，冯 钢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140页。
2.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语态开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7-233页。
3. [美]罗伯特·斯考伯、谢尔·伊斯雷尔著，赵乾坤、周宝曜译：《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4年版，第178-190页。
4.严小芳：《场景传播视阈下的网络直播探析》，《新闻界》，2016（15）。
5.彭 兰：《场景：移动时代媒体的新要素》，《新聞记者》，2015（3）。
6.李盛之：《直播常态化：历程、意义与趋势》，《现代传播》，2003（5）。
7.赵梦媛：《网络直播在我国传播现状及其特征分析》，《西部学刊（新闻与传播）》2016（8）。
8.陈 洁：《网络直播平台：内容与资本的较量》，《视听界》，2016（3）。
9.喻国明：《新媒体究竟在改变着什么》，《中关村》，2010（6）。
10.付海恋：《鲁豫涉足网络直播红海的三重意义》，《传媒》，2016（18）。
11.曲 涛，臧海平：《当前网络直播存在的问题及监管建议》，《青年记者》，2016（26）。
12.海 川：《网络直播红与黑》，《新经济导刊》，2016（9）。
摘要：2016年是网络直播井喷式发展的一年，本文对比研究分析了“蓄谋已久”的大众传播时代和“随时随地”的移动互联时代的直播特点，由此探求出在这样的变化中全民直播的问题以及其建构意义，力图在客观的审视中提出对全民直播现象的理性思考。
关键词：移动互联 全民直播 传播变革
“你丑你先睡，我美我直播”一句映客直播APP的广告语，从2016年初开始火爆微信朋友圈。自2015年社交APP“17”于网络爆红之后，视频移动直播浮出水面，先后有多米联合创始人再创的“映客”，腾讯投资的“易直播”等，这些泛娱乐化的直播应用在广大受众中迅速引起围观，成为直播行业中的主流。这场由数字媒介技术引领发展起来的“全民运动”，搭建起一个网络人际交往的新空间，构筑起一个社会传播的新格局。
移动互联时代下全民直播的特点
媒介技术的匮乏使得受众只能被动的接受媒体“蓄谋已久”所呈现出的拟态环境，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经常性的大规模直播才勃然兴起，但电视直播的常态化仍然受制于新闻观念和直播技术的转变和发展。如今的全民直播现象在十年前，甚至是五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一、从“高”到“低”：直播技术的智能化。在传统的电视直播时代，直播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作。新闻直播往往需要组建十几甚至几十人的直播团队，要配备直播车、信号发射机等配套设备，长时间的直播更需要在内容上进行精心设计和充分准备。另一方面，能够操控直播设备和直播现场的人员往往都是训练有素的专业摄像、记者、导播和主持人，专业门槛较高。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与传统直播的专业组织和宏大叙事不同，移动直播极大地降低了直播活动的门槛，一台智能手机、一根自拍杆，再加上无线网络或是4G网络就能完成直播，映客、花椒、一直播等移动直播APP下载便捷且使用简单，使每个人都能在网络上过一把“主播瘾”。
二、从“无”到“有”：直播互动的实时化。从传统的电视直播来看，直播内容的最后呈现方式是在电视这种单向性的媒介上，那么它必然会遗传电视媒体信息单项流动、互动性差以及反馈机制不完善等缺陷。而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电视直播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将直播内容呈现在网络上，受众可以通过网络观看电视直播并留言进行反馈，但这样一种互动仍然具有滞后性。而现如今的移动直播平台实现了用户与直播者的实时接触，通过“弹幕”等功能与主播进行实时的交流，移动网络直播的出现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使“一对多”的实时互动成为可能。随着交互性的体验升级和更新，VR和AR等技术的介入，交互性直播将会提供一个更加平等和个性的传播空间。
三、从“大”到“小”：直播内容的生活化。传统电视直播技术的复杂和直播设备的昂贵，一次直播的筹备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因此，电视直播的内容一般就锁定在重大的新闻事件，事件内容一般要求场面宏大、意义重大、影响力庞大。例如汶川地震、天津港爆炸等重大的突发性灾难事件；纪念性的阅兵活动、重要性的体育赛事等。而随着全民直播时代的到来，直播的内容不再是单一性的事件而是生活化的分享，用户在直播平台上消费的不是内容，而是状态，从以往重大事情才直播的思维定式中跳跃出来，直播的类别充斥着五花八门的领域，比如化妆美颜、演唱会、户外活动等。直播内容从宏大走向了微小，从事件走向了生活。
四、从“前”到“后”：直播平台的无边界化。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将网络社会划分为个体活动区域的前台和后台。他认为，人与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相互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一种表演，演员回到后台才显现出真实的面目，恢复本来的自我。而对于传统的电视直播来说，就相当于演员在前台的表演，是在做好一系列准备之后给观众呈现出的完美状态，它更大程度上是在通过把关机制作用之后“蓄谋已久”的表演。如今移动直播平台的出现则似乎消解了前台与后台的边界，它作为一种极具后区偏向的电子媒介，在视频直播这一虚拟的舞台上，人们纷纷开始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在个人能力所及的范围内选择身份进行自我呈现，使日常生活成为后台，使网络中的视频呈现成为前台。
变化中的审视：全民直播背后的“乱象丛生”
2015年11月，某直播平台主播携带无人机进入校园偷拍女生宿舍。2015年12月，上海某司机飙车直播与一正常行驶的出租车相撞，造成五人受伤。诸如此类的事件还有很多，全民直播在帶给我们丰富多彩的网络生活之外，其中出现的乱象和问题更是随着普及化程度越来越高而暴露无遗。
一、把关缺位，监管不可控。传统大众媒体时代，体制内的传播赋予了“把关人”至关重要的使命，即使是在电视直播当中，其“蓄谋已久”的准备和筛选同样也对传播环境起着强有力的监管作用。但到了全民直播时代，信息流通的出口再也不是传统媒体的“一家之言”，而是网络上不可计数的网民用户，他们移动智能的终端就是一个小型的媒体，门槛低使人员数量庞杂，实时性使得画面内容易逝，直播网站监管方式多为人工审核，做不到及时发现，全面覆盖，从监管的难度来看，网络直播远远超过传统媒体平台。因此，技术发展始终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使传统媒体时代健康的传播环境不复存在，如何把控住网络监管仍然是任重道远的问题。
二、品质下降，娱乐碎片化。从传统的重大事件直播转变到随时随地直播，内容的生活化必将导致品质的流失。互联网媒体本身就是一个娱乐性的媒体，互联网时代所建构的内容都会自觉或不自觉的打上娱乐化的烙印，全民直播现象的出现正是在这样的场域下催生出来的。受众对娱乐性的内容关注度高，网络主播为迎合大众口味，出现越来越多的浅薄和庸俗的节目内容，而公众会在网络直播内容的低俗化中渐渐接受并且降低了自身的文化趣味，它消解了大众对自我的认识，对社会新闻的关注和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三、门槛降低，媒介责任意识淡薄。从精英到平民，从少数到多数，移动互联技术的普及让媒体准入门槛降低。微博微信的兴起，让“公民新闻”“公民记者”崛起。一个账号、一部手机就能发布想要发布的信息，传播从以前的“一对多”变为了“多对多”。移动短视频的Web3.0时代，全民直播更是将移动场景进一步融入到了UGC当中，直播群体从以前专业的媒体从业人员扩展到了每一个平凡人，他们的知识水平、道德准则等方面都良莠不齐，相应的媒介素养和社会责任意识也都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因此，不论传播方式和传播技术如何变化，每一个媒介接触者该有的媒介素养和社会责任意识应该是不变的，只有在这变与不变中找到平衡点，才能更好的发展如今全民直播的现象。
审视中的启发：全民直播赋予的建构意义
移动视频搭建起的是一个网络人际交往的新空间，当我们审视这个空间出现的问题时，同时也会看到它所带给我们不一样的视角，从“全民新闻”到“全民直播”，虽有乱象但依旧在数字移动技术下拥有盘古开天般的意义。
一、以市场控把关，粉丝经济下的流量变现。与传统盲目性的大众媒体广告不同，直播广告更多的是依赖网红对粉丝的人格化感染和定向化的营销，为后续的流量变现与商业扩展创造巨大的空间，内容与广告的相互融合已经潜移默化的融入到了直播经济当中。例如高晓松、罗振宇这类以内容见长的网红在直播中以其专业知识和经验智慧与粉丝建立起联结，推荐一本书、一部电影或是一个课程。一些炒作出来的网红在直播中的服饰搭配，会成功聚集一批追求“同款”的粉丝，这时流量就会通过淘宝店交易变现。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直播平台最终目标是打造产业生态圈，以直播为主要业务，提供游戏、购物、音乐、生活等多方面全商业链条的共享式平台，最终实现多赢。所以，在全民移动直播时代到来之际，从市场把控的角度监管直播平台的乱象，从流量变现价值这一经济源头上考虑把关问题是其自身商业营运模式带给我们治理的思考。
二、以场景提升品质，以交互生产内容。从Web1.0时代门户网站单向线性的话题场景传播，网络直播首次脱离广电独立生产内容，但因其缺乏互动性和传统的电视直播没有明显的区分；到Web2.0时代的社区论坛交互性的体验场景传播，网络直播主要活跃在PC端的专业人员秀场，但因其受制于设备固定和内容专业，普及的广度没有到大众的领域；再到如今的Web3.0时代下的社交媒体时空一体化的移动场景传播，是在移动互联技术引领下人人都可以参与的可移动直播，在技术、内容、渠道和社会参与度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全民直播”的现象不仅仅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传播方式的更迭，更是一种传播格局的变革。这种“跨屏”近距离的传播做到了以用户需求为主的个性化设置，实现了从“内容为王”到“渠道为王”再到“场景为王”的变革，实现的是传播从单向到多维，从平面到立体，从静态到动态的飞跃。
三、以权利呼唤责任，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话语权变革。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末西方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文化思潮，它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解构，沿用到传播领域的后现代主义，从建构到解构，实际上就是一个去精英化、去中心化的过程。如今出现的全民直播现象正是在提示我们，社会中心化正在慢慢的消解，它为很多的小人物乃至是普通人开辟了一条低成本、速度快的成名之路，为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搭建了一个社会化的平台，每个人都能根据自身能力和兴趣来生产并消费内容产品，从而消解了集权式的传统媒体的话语权。因此，全民直播时代的到来，不仅仅会在新闻传播领域产生启发式的变革，而是会给我们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的发展打上“人人都是主角”的标签，对我们思考在主角光环下的独立个体，社会责任意识的滞后和缺位，同样具有建构性的意义。
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正在颠覆着以往一些看似合理的存在，网络直播让我们真正的开启了现实生活中“跨屏在线”的模式，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从“蓄谋已久”的大众传媒到“随时随地”的全民媒体的转变。在这样的变与不变中，我们应该认识到，一方面全民直播平台中内容生产低俗无聊、恶意炒作骗取关注度，甚至突破道德底线的视频主播等种种乱象不容忽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这样一个延伸价值和影响力平台所带来的新的传播空间，看到它正在成为一种社会重新改造的力量。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
参考文献：
1.[加]欧文·戈夫曼著，冯 钢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140页。
2.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语态开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7-233页。
3. [美]罗伯特·斯考伯、谢尔·伊斯雷尔著，赵乾坤、周宝曜译：《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4年版，第178-190页。
4.严小芳：《场景传播视阈下的网络直播探析》，《新闻界》，2016（15）。
5.彭 兰：《场景：移动时代媒体的新要素》，《新聞记者》，2015（3）。
6.李盛之：《直播常态化：历程、意义与趋势》，《现代传播》，2003（5）。
7.赵梦媛：《网络直播在我国传播现状及其特征分析》，《西部学刊（新闻与传播）》2016（8）。
8.陈 洁：《网络直播平台：内容与资本的较量》，《视听界》，2016（3）。
9.喻国明：《新媒体究竟在改变着什么》，《中关村》，2010（6）。
10.付海恋：《鲁豫涉足网络直播红海的三重意义》，《传媒》，2016（18）。
11.曲 涛，臧海平：《当前网络直播存在的问题及监管建议》，《青年记者》，2016（26）。
12.海 川：《网络直播红与黑》，《新经济导刊》，201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