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历史主义角度解读《沃森一家去伯明翰-1963》

    周尧

    摘 要：随着美国黑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与成熟，他们已不满足于种族内的身份认同。在作品《沃森一家去伯明翰-1963》中，黑人作家柯蒂斯从新历史主义角度出发，在文本中通过历史事件与环境，对生活在种族歧视阴影下的黑人家庭生活进行“厚描”。通过孩童的纯净视角和诙谐的黑人语言，该小说突破了种族隔阂，吸引了广大读者，重塑了美国黑人历史意识，使黑人种族文化得以认同，并打破了美国青少年文学作品被白人主流文化垄断的局面。

    关键词：《沃森一家去伯明翰-1963》;新历史主义;种族文化;历史意识

    0 引言

    青少年小说《沃森一家去伯明翰-1963》是美国当代黑人作家柯蒂斯（Christopher Paul Curtis）的第一部作品，出版于1995年。该小说一经问世，便得到了很好的反响，不仅深受黑人读者们的喜爱，也在白人群体中引起了一阵阅读浪潮。目前，这本小说已被翻译成11种语言，还在2013年改编成同名电影。作家也因这部小说获得了科丽塔·斯科特·金荣誉奖、金风筝文学奖以及美国纽伯瑞儿童文学荣誉奖。

    在以白人文化与价值观为主流影响的美国社会，美国黑人群体长期蒙受种族歧视与偏见，导致他们的历史遭遇无法得到正视与关注，他们的种族身份未能得到尊重与认同。柯蒂斯在本篇小说中，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出发，以10岁黑人小男孩肯尼的纯净视角和诙谐的语言，细致地描摹了处于社会边缘的黑人生活。通过抓取生活中的小镜头，编织拼凑那些几近被忽略、漠视和抑制的历史碎片，重塑历史意识，再现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的悲惨境遇。

    新历史主义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最先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英语教授格雷布拉特提出。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对历史主义之“旧”与形式主义之“冷”提出反驳。为了接近历史，新历史主义者采用了克利福德·格尔茨提出的“厚描”，而区别“厚描”与“薄描”的答案就在于小故事（a little story），也就是轶事（anecdote）。（Gallagher & Greenblatt：21）新历史主义的活跃人物蒙特罗斯更是将新历史主义中对轶事的运用解释成从History的讲述到histories的叙述。（Montrose：411）国内学者张进将其称之为单线历史的复线化和大写历史的小写化。[1]于是，新历史主义不仅对权威的历史提出了质疑，也向社会的主流文化和主导意识发难，在文本中采用边缘立场，挪用边缘话语，更加关注被压抑和边缘化的历史、种族与文化。

    《沃森一家去伯明翰-1963》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时期，当时种族矛盾冲突已进入白热化。小说主要讲述了沃森一家在1963年从美国北部城市弗林特到南部伯明翰拜访外婆的故事。故事采用第一人称，以10岁黑人小男孩肯尼的口吻展开叙述。肯尼的哥哥拜伦13岁，处于青春叛逆期，总是爱闯祸生事，他们父母威胁说要带他到外婆那里，由严厉的外婆管教。当全家人最终来到伯明翰时，他们却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种族歧视，甚至见证了民权运动历史上骇人听闻的“第16街浸会教堂爆炸袭击惨案”。目睹了民权运动前沿阵地的惨烈之后，沃森一家慌忙回到了弗林特。肯尼和拜伦虽然反应迥异，但是他们在经历了迷茫、无助与愤怒后，终于重塑自己的黑人身份，邀请读者走近历史真相，认同黑人种族文化。

    1 美国民权运动背后的凄风苦雨

    著名美国黑人作家杜波依斯在其成名作品《黑人的灵魂》中曾经写道：“20世纪的问题就是肤色界限的问题。”黑人们面对植入社会骨髓的种族仇视感到深深的绝望。不管是邓巴的《我们戴着面具》，还是杜波依斯提及的黑人的“面纱”，又或是艾里森笔下的“隐形人”，都反映了黑人当时的生存环境和行为准则。这些历史里的悲痛回忆在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见证。从《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奴隶交易与私刑，到《杀死一只知更鸟》中的黑人强奸冤案，再到《你给的仇恨》中的黑人被射杀事件，作家们通过叙述使读者触手可及的小故事，唤醒了人们的历史意识，也使那些尘封的历史事件变得触手可及。而本文所研究的小说《沃森一家去伯明翰-1963》，也对民权运动时期黑人们的生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

    《沃森一家去伯明翰-1963》的故事设定在具有特殊意义的1963年，《卫报》曾写道：“1963年是民权运动至关重要的一年。”那年的美国社会的确是八方风雨，动荡不安，种族歧视与冲突事件此起彼伏，种族对立与仇恨已达到不可调和状态的“巅峰”。小说中沃森家的孩子拜伦、肯尼和乔伊自小在北部城市弗林特长大，尽管那里也存在种族歧视，但远不如南方城市来得激烈。他们虽然曾从父母的交谈中听到南方城市有“黑人厕所”，也曾多次被老师告诫：“这个世界对黑人是充满敌意的”，（Curtis：23）①甚至还在电视的新闻里看到白人龇牙咧嘴地叫嚣着让黑人滚出学校，但这些只是存在于遥远的南部。故事的转折出现在沃森一家踏上南方的路，打算去拜访肯尼外婆。然而，这理应是欢天喜地的回乡之路对于沃森一家而言，无异于一次冒险。母亲维洛娜计划用3天的时间完成15小时的车程，她将3天内的起食住行详尽地写在了笔记本上。当孩子们不解地询问原因时，父亲丹尼尔则诙谐地模仿南方口音说：“小鬼，你们开车来的可是南方。你可别指望想停就停，也别想找到旅馆，找到食物，听清楚了吗？”在旅行途中，父亲为了能尽快结束旅程，决定在途中调整休息时间，连续驾驶，致使全家只能在深夜停靠在田纳西州的休息站。周圍漆黑一片，只有形同巨影的大山向他们袭来。孩子们簇拥在父母的身边。肯尼担心会有蛇，拜伦却说该担心的不是蛇，而是会不会有南方的乡巴佬（redneck）抓住他们，将他们吊死。这一切遭遇不禁让人想起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中的呐喊，他提到“只要我们在外奔波而疲乏的身躯，不能在公路旁的汽车旅馆和城里的旅馆找到住宿之所，我们就绝不会满足”。

    如果说前文提及的种族歧视好像一只无形的手，搅扰沃森一家的生活，那么作者在小说高潮部分所描写的“教堂爆炸案”则像是摧毁了主人公肯尼心理防线的一枚“重磅炸弹”。星期天早上，肯尼的妹妹乔伊去教堂参加主日学校。就在肯尼懒懒地躺在树下时，一声巨响传彻了整个小镇。种族主义者对黑人教堂实施了炸弹袭击。父亲、母亲和拜伦立刻赶往教堂，而肯尼好像痴傻了一般，也跟着游荡到了街上。他看见惊叫的人群、教堂的废墟、被血染红的衣服和散落在地上的《圣经》。他仿佛看见了死神，尽管他全力拼抢，也只是夺回了妹妹的鞋子。他看见受伤倒地的女孩子中，有身着蓝色衣服的，还有红色衣服的，加上乔伊的白色上衣，恰恰构成了美国国旗的颜色。这样一起针对教育人追求“真善美”的教堂的袭击，无疑是对一直宣扬自由、民主与平等的美国政府的极大讽刺。在小说中，乔伊跟随“痴傻”的肯尼，不可思议地平安地回到家中。但是，在真实的“第16街浸会教堂爆炸袭击惨案”中，却有4名小女孩因此丧命，22人受伤。种族主义者行为之卑劣，手段之残忍，这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反感与黑人种族的强烈谴责。美国诗人达德利·兰德尔在其诗歌《伯明翰的民谣》中，也对这一惨案表达了悲伤与愤怒。柯蒂斯在本篇小说中巧妙地采用挪用策略，对这段历史惨案加以改造和反讽，与家庭的日常琐事联系在一起，使读者们意识到这一惨案不仅是停留在历史教科书苍白无力的书写中，更是让读者们听到黑人在那段悲惨历史中的阵阵哀吟。

    2 黑人种族意识与文化建构

    尽管美国有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移民，但是美国黑人显然是与众不同的种族群体。大多数黑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先人来自非洲大陆的哪一片土地，亦不知应有怎样的传统文化。正如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曾经指出：“黑人被强行脱离了自己的国家与文化，除了坚持并保留下来的些许传统印记，黑人陷入自己的语言、服饰、习俗、家庭关系被逐步抹去的困境。”（Zinn：26）然而，美国黑人在为自由和平等抗争的过程中，不断地寻求着自己的立身之处和处事法则，形成了独特的种族文化。

    在黑人文化发展过程中，杜波依斯首先提出了黑人的双重意识，即美国人和黑人的双重身份。他指出：“美国黑人的历史就是这场斗争的历史，是为了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人，他们能将自己的双重身份铸进更加优秀和真实的自我。”（Dubois：615）20世紀20年代的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更是决定颠覆“汤姆叔叔型”忠厚驯顺的“旧黑人”刻板印象，彻底摒弃“老仆人”和“老妈子”的角色，提出“新黑人”的口号。艾兰·洛克将他编辑的一部文选命名为《新黑人：一个解释》，唤醒了种族意识，树立了种族归属感和自豪感。理查德·赖特在《黑人写作的蓝图》中指出，应该有更多反映黑人大众生活以及意识觉醒的作品，而不应该局限于对公平公正的诉讼。当民权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巅峰时，黑人艺术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其代表人物霍伊特·富勒、艾迪生·盖尔和拉里·尼尔先后在他们的作品中提出并论证“黑人美学”的主张，认为黑人和黑人的文化不仅美丽，甚至比白人更优越。回溯黑人种族意识与文化发展历程，他们从最初带着“面具”逃避，到为了梦想而抗争，最后发现自身的美丽，实际上完成了种族意识与文化的建构。

    在《沃森一家去伯明翰-1963》中，作者通过一件件日常的家庭琐事，描绘了黑人家庭中觉醒的种族意识与文化身份。沃森一家接受黑人的体貌特征，并认为那是美丽的。当家中的问题少年拜伦瞒着父母留起了当时流行的墨西哥直发，父母和弟弟妹妹无一对其表示理解。母亲认为拜伦的发型是对自己种族身份的否定，并将之称为小丑;肯尼和乔伊一遍遍地询问为什么要这样做;而父亲则无可奈何地将拜伦剃成光头。母亲还这样质问拜伦：“难道我和你父亲以及上帝给你的还不及这发胶弄出的发型好看吗？”（P88）然而，这股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时尚追求并非空穴来风，因为黑人们卷曲的头发、扁平的鼻子、厚厚的嘴唇、黝黑的皮肤、突出的嘴型以及他们的宽胯肥臀被当时的白人主流文化定义为丑陋的代表。范德堡大学的保罗·泰勒教授将其称之为“反种族主义美学”。倡导这一美学的文学家，例如托妮·莫里森、格温多林·布鲁克斯、佐拉·赫斯顿以及贝尔·胡克斯，甚至担心白人眼中偏激的美学会同时得到白人和非白人群体的认可，并融入黑人的日常生活中，滋生出更多的种族主义行为。（Taylor：17）沃森一家对于黑人形象的认可，甚至在5岁的小妹乔伊身上都有体现。她收到了邻居送给她的玩具娃娃，却怎么也不高兴起来，因为娃娃是白人形象，与她一点也不像。詹尼·巴克认为乔伊对于白人形象直接与强烈的抵制正是黑人荣誉感的体现以及对“白人优越”的主流文化传说的否定。（Barker：136）

    沃森一家对黑人文化身份的认同还体现在令他们自豪不已的黑人艺术成就上。主人公肯尼在学校是一位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他虽然是一名二年级的学生，却被高年级老师邀请进入班级进行朗读示范。他所朗读的正是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鼎鼎大名的诗人兰斯顿·休斯的作品。很显然，此举极易引起高年级学生的嫉妒，甚至是报复，尤其是一直恐吓嘲笑肯尼的拜伦。但是，在课后，拜伦却抓住肯尼，调侃他应该为自己的朗读收费。令人出乎意外，这是拜伦对肯尼鲜有的肯定，更是对黑人文学的肯定。另外，为筹备伯明翰之旅，父亲特地为汽车添置了一台电唱机。但是，车上已经有了收音机，父亲为什么还要购买这台车载电唱机呢？面对肯尼的问题，父亲解释说：“车只要开出辛辛那提市以南，收音机里只会听到白人的乡村音乐。听久了，你就会习惯，甚至会喜欢上。我和你妈结婚时就说好了，我俩谁要是看劳伦斯·韦尔克秀的节目或是听乡村音乐，那对方就可以无条件提出离婚。”（P126）由此可见，沃森一家对黑人音乐的执着，不仅是因为他们对黑人音乐的热爱，更蕴涵了他们对黑人种族艺术和文化身份的传承与坚持。

    3 黑人种族文化发声与认同

    由于前仆后继的民权运动以及多次黑人文艺复兴，美国黑人们的种族意识逐渐觉醒并成熟，对自我种族的归属感和荣誉感日益增强。可惜在以白人文化为主的美国社会，黑人文化仍然处于边缘位置。科思和蒂尔通过调查，发现大量青少年文学作品只涉及单一文化，其中以欧裔美国文化（白人文化）为主。（Koss&Teale：566）但是，每一个孩子都需要从书籍中品读到些许有关自身种族文化的文字，这样的书籍能帮助他们建立成功感、成就感以及自信心。（Reese&Caldwell-Wood：166）

    黑人文化在美国的冷遇首先源自出版商对于其目标读者群的判断。约翰逊曾经质疑出版商们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非裔美国人群体难道会去购买与他们的生活现实无关的书吗？”（Johnson：8）其次，黑人小说的主题大多数会涉及黑人生活中无可避免的种族歧视问题。这样的主题或是内容，令一些教育者担心会对教育产生负面的影响。最后，白人群体对主流文化的追捧和对边缘文化的排斥也是重要原因。主流文化人群的孩童往往更认可他们所阅读的内容。（Barker：123）况且主流文化群体会常常在阅读多元文化文学作品时发现他们在社会中权力的滥用，而深感不安。（Ching：130）

    尽管如此，《沃森一家去伯明翰-1963》却好比逆潮之舟，一路披荆斩棘，赢得美国民众的一致好评。该小说的成功得益于作者采用了风趣的黑人语言以及独特且亲切的孩童视角。整篇小说从沃森一家在客厅取暖的温馨场面展开，向读者介绍了爱打趣的老爸、唠叨的老妈、装酷的拜伦、单纯的肯尼和天真的乔伊。在小说的前几章节，作者并没有正面应对种族歧视的问题，而是通过一桩桩生活趣闻，如父母的说教、兄弟的斗嘴、学校的插曲、童年的游戏等描述了稀奇古怪却又不乏乐趣的黑人家庭生活。例如，拜伦总是叫肯尼“鸡蛋头”“书呆子”，而肯尼则称呼拜伦为“无唇奇侠”;冬天里的恶作剧则被称为“生死暴风雪”。当叛逆少年拜伦即将面对严厉的外婆时，肯尼戏称他们的对峙为“金刚大战哥斯拉”“吸血鬼大战弗兰肯斯坦”以及“拳王巴西波波大战酋长”。结果拜伦异常听外婆的话，却又被肯尼讽刺为“金刚收拾小鹿班比”“吸血鬼料理长颈鹿”以及“拳王巴西波波痛揍袋鼠船长”。

    这些令人捧腹不已的笑料在小说前几章节比比皆是。作者在这方面的不吝笔墨拉近了读者与黑人家庭的距离，消除了种族间的距离，使读者对沃森一家的经历感同身受。读者会因为乔伊在教堂爆炸中生死未卜而担心害怕，他们也能因此而稍稍体会真实惨案受害者家人的心情。（Morgan：208）

    4 结语

    《沃森一家去伯明翰-1963》通过描述黑人家庭沃森一家的生活与见闻，再现历史环境与事件，揭露美国民权运动时期黑人所遭遇的歧视与偏见，借以反映美国黑人成熟的自我意识与种族文化，歌颂黑人种族荣誉感及其逆境中的生活态度。该小说从新历史主义角度出发，使用厚描、挪用等策略，使读者无限接近历史环境与事件，迫使读者回顾历史，重塑历史意识，理解并认同边缘文化，以形成更深刻的历史判断。这部小说的创作不仅改变了黑人文化在美国青少年文学中的窘境，冲破了种族隔阂，成功为黑人种族文化发声，而且为边缘文化与多元文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思路。

    注释：①文中对小说《沃森一家去伯明翰-1963》英文版的引用均来自The Watsons Go to Birmingham，Yearling.1995年。以下只标明页码，不再详注。

    参考文献：

    [1]张进.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思想内涵和基本特征[J].当代作家评论（文史哲），2001（5）：26-32.

    [2]吕新星，芮渝萍.巴德，不是巴迪：黑人美学与文化身份建构[J].外国语文（双月刊），2017（33）：1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