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集出版：需要消除历史的“误会”

    李国聪

    

    

    

    20世纪80年代以来，编辑出版体系已经渐趋成熟。与此同时，优秀作家的全集出版也被纳入这一轨道，为文学史的研究带来极大便利。然而，笔者在对原始文学史料以及作家全集的整理校对过程中，发现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即使由同一个作者发表的同一篇文章，也往往会因版本的不同，或其他方面的原因，造成同一文章版本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从小处来说，可以具体到标点符号、个别字词误排等情况；从大处来说，则是出现句子或是段落的删减、增加情况，甚至改变了作者的初衷。这里主要包括作者和编选者的修订和改动，以及由于战争原因出现的印刷误排等。缘于历史的这种“误会”，版本的“变异”如同“迷雾”中的风景，这些流变涂抹了历史的真相和文学史发展的真正脉络与规律。

    版本“变异”的背后必受到当时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从版本的差异中可以窥见当时的政治倾向或文化态势，这是独特的研究视角。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版本的差异不再是简单的删减、增加、误排，而是带有政治文化意义色彩的现象。一方面这种差异性可能会妨碍文学史研究的准确性，另一方面也会造成错误的一再复制和蔓延。然而历史的涂抹究竟是无意为之，还是背后另有隐情，我们有必要还原历史的真相，揭开真实的历史面纱。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变异？我们又应如何规范出版作家的全集呢？

    一、全集出版中的历史“误会”

    1.对字词句段落的删减

    在全集出版所收录的作品中，会出现个别字词句的变动，以及段落的删减。笔者发现这些被删减或改动的内容，往往是作者最真实的主观认知，而这正是窥见和洞察作家原初思想的重要切入点。比如《沈从文全集》中的《小说作者和读者》一文，对短篇小说艺术理论的阐释奠定了沈从文在文坛上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小说作者和读者》作为沈从文在西南联合大学师院国文学会的演讲，集结了沈从文对小说创作的经验认知，可以作为沈从文文学品格演讲的重要“标尺”之一。笔者选取了两个版本进行了比对，一是发表于1940年8月15日《战国策》第10期的“原始文本”，二是收录在由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沈从文全集》第12卷（散文）的版本。对这两个版本进行比较，可以发现2002年的版本出现了不少差异。比如在原文中“提到这一点时我们确实应当对人生感到悲悯。因为这也正是人生。这不思不想的动物性，是本来的。普通大学教育虽在四年中排定了五十门课目，要他们一一习读，可并无能力把这点动物性完全去掉”。在后来的《沈从文全集》中，沈从文对普通大学教育带有批判色彩的认知就被抹去了，对于“大学教育”需要将“动物性”消除的呼唤被屏蔽掉了。而将《沈从文全集》作为权威读本的读者，也就无法瞻仰沈从文当年有棱有角的文学品格风采。

    2.作者自我思想的成长和扬弃

    在21世纪以来的全集整理过程中，往往收录的版本是经过作者重新校正的，这种改动是作者站在不同时代的既定文化立场上的变化。一方面这里面深谙着作者人物命运的沉浮，另一方面也是历史和时代对于个体命运的重塑和烙印。尤其是经历过战争或是“特殊时期”的知识分子，很多已经不再是过去有棱有角的模样，而是善于考虑“周到”之人，甚至会主动规避政治的某些敏感之处。比如《读梁任公<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一文，原版本中对胡适的称呼是“胡适之“，而在文集本则全部改成了“胡适”。结合两个时期的政治形势，郭沫若对胡适的态度已经从平等论敌转变成阶级敌人，而称谓的变化正是这种态度转变的体现[2]。郭沫若对胡适的称呼，已经从当初的“胡适之”改成“胡适”，显然，前面的称呼具有某种朋友的温情，到了后面的称呼则变成冷冰冰的路人之称。如果不去注意版本中的这些细微变化，也就无从了解历史的深邃之处。

    3.收录作品缺少来源或标注

    我们在很多全集中收录的作品文末，往往会发现赫然标注着“X年X月X日演讲”、“XX小记”。如沈从文全集中收录的《论中国创作小说》一文，已经与原来的版本有了很大的差异，然而在文末依然标注：“本篇原载1931年4月15日《文艺月刊》2卷4号、6月30日2卷5—6号。署名沈从文。”而且并没有在任何地方做出特殊的说明和注释，这就给读者造成模糊的印象，容易使读者认为其所参照的就是“初始文本”。这种差异性在当下“消费性”读书的“浮躁”气息中被消解，而忽略了其背后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学史意味。我们应把其中的变化和修订，用特定的方式进行说明，而不是用今天的思想来直接替换过去的思想，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获得对“真相”和“真实”的把握。

    二、历史“误会”造成的影响

    全集的体系化出版，是对一个作家终生作品以及思想情感认知和价值观的文本化呈现，这将作为后来人阅读的宝贵资料。然而全集在收录中因其参照版本的不同，往往使得“原始文本”成为在场的“缺席者”。暂且不去讨论版本的变迁演变过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版本早已“面目全非”。那么，全集出版所存在的这种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会给文学史的研究带来哪些影响呢？

    首先，给读者造成认知的错觉。读者认为全集中作品所呈现的就是原初的思想，使得读者的认知与作者既定的文化立场造成脱节。

    其次，给研究者带来的困惑和不便。对没有关注过原始文本的研究者来说，尤其是对作者的研究，无法形成准确的解释和正确的读解，也就难以有创新性的发现，抑或是这种创新性的发现根本就是建构在“被误会”的文本之上。

    再次，全集作为梳理文学史脉络和发展规律的重要体现，是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文学史的成长是伴随着政治史的脉络，并与之同步的。文学史无法真正呈现，政治史的研究也会缺少某些有力的支撑或是存在研究上的漏洞。

    最后，全集的整理与原始资料文本的脱离，消除了历史的厚重感，以及失去了历史的某种“记忆”，这是对作者个性化的一种“泯灭”，将文本束缚在某种政治意识形态范式之中。这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是一种历史的退化，这种涂抹的背后其实折射的是民族难以真正建立起来的“自信”，而这恰恰是国民在“中国梦”的建构体系中最需要直面和解决的。

    三、历史的“误会”需要消除

    基于以上的考量，全集出版是需要直面“真实”的，需要体现出历史发展的真正脉络和流变规律。那么，出版全集时又如何消除这种“误会”？

    首先，在思想上对原始文本的重视是消除这种历史“误会”的重要前提。在全集出版时需要呈现版本的流变形态，在全集中尽量展现出这种变化的作者观念以及情感。这将为后来研究者提供走进历史现场的机缘，从而真正解读作者，书写出准确又不乏个性的文学史。

    其次，对于承载着时代雕琢与侵蚀的作品，尤其是随作家命运沉浮起落的作品，全集在收录时不能简单地去参照一个版本，而应参照被大众所普遍接受的好的版本或流行版本，对照原版有效地进行“编辑说明”，或进行部分标注，这样的编排才具有历史的厚度。

    再次，有些原始版本可能在历史的磨砺中丧失殆尽了，因此需要全集在收录时将参考的版本进行标注，使得读者了解到版本的变迁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现象，而是见证了时代风云的变幻，是历史车轮在前进中留下的痕迹。这种痕迹，便是历史珍贵的记忆。

    历史在发展的进程中总要淘洗掉不合时宜的观念和认识，当然也会受到时代既定文化立场的束缚和限制，版本的选择一直是困扰着全集出版的重要问题。这些在历史中不断演变的版本，其实都是作者文学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时代的发展和作者思想的不断提升。然而要了解作者，终归要走进历史的现场，还原历史的真实，这与全集出版要呈现作家真实的认知和情感的终极意旨是相吻合的。因此，全集出版需要还原历史的真相，消除历史的“误会”，建构起可以直面历史真实的自信。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