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功能分析
摘 要：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执政党指导思想的最新表述，究其实质，属于政党意识形态，其政治功能的发挥对于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实践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五大政治功能，主要包括维护功能、引导功能、变革功能、控制功能和认同功能等。必须全面清晰地认识这五大功能，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功能发挥的有效路径，更好发挥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的价值引领。
关键词：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政治功能； 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 D2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8.01.011
在现代人类政治实践过程中，政党政治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政治现象。对一个政党而言，其生存和发展一方面取决于自身的组织建设，另一方面，更取决于意识形态的建设。美国学者舒曼在《共产党中国的组织与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组织和意识形态是中国国家制度的根基”。而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于组织建设之上，具有组织建设无法比拟的价值和意义。缺乏意识形态建设的支撑，执政党的治理行为就会缺乏政治合法性基础，难以得到有效的认同和支持，其执政效果和影响力可想而知。因此，作为当代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历来极其重视意识形态建设，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将其作为生存与发展的生命支柱。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对于所处时代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开放产生了不容否认的历史性推动。进入21世纪后，在改革发展展现出全新特征的关键时刻，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作为执政党和人民实踐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无论是对于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进程，还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完善丰富，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产生于一定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按照统治者所追求的根本利益和政治秩序，以一种思想体系或信仰体系的形式作用于特定的生产关系，作用于该生产关系之上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这种功能主要体现为维护或推翻特定阶级的统治。究其本质而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属于政党意识形态，即由执政党提出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理想发展模式所做出的勾画和阐释。他由一系列概念、价值体系、行动取向和政治符号所构成，是一种指导和引领人们政治行为的、综合性的、价值观层面的理论体系，符合意识形态的一般原理，具有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功能。而其政治功能是最显著、居于核心地位的功能，对于当代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一、维护功能：对执政党改革发展实践进程的维护
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和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建设路径方面体现出了新特征，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不但反映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实践的内在要求，而且以其精致的形式，论证了改革与发展实践的政治合法性，维护和服务于这一实践活动。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首要功能。
合法性意为“某个政权、政权的代表及其‘命令在某个或某些方面是合法的。它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不是来自正式的法律或法令，而是来自于有关规范所判定的、‘下属据以（或多或少）给予积极支持的社会认可（或认可的可能性）和‘适当性”。[2]即主要来自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纯粹依靠暴力维持的政权或政治共同体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更多的是通过意识形态实现对政治统治的维护，实现人民对于执政者的信任和赞同。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维护功能首先体现在维护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这一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这是对于执政党以及当代政治制度的最高要求。要求必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特别是以人民为中心、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原则。回顾近百年来的历史进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取得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国家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如此巨大历史性成就的取得，根本原因就在于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在于中国共产党因时而变、顺应时代要求的领导，在于中国共产党时刻以民族富强独立、人民幸福为己任，能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要求，提出适应人民要求的新思想新战略新理论，得到了人民的信任和赞同，积累了充分的合法性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确立的发展目标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再一次向世人表明，唯有继续立足自身发展实际，顺应国情、党情，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才能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也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与支持，否则一切均为空谈。
其次，其维护功能还体现在维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执政党所执行各项政策的合法性。实践当中，人民对于执政党及其政府的认可与支持更多是通过政策实施所产生的绩效形成的，即在制度合法性基础之上的绩效合法性。美国经济学者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当一个政治—经济单位被一群弱国环抱时，一个停滞的国家还可以生存，而在与更有效率的邻邦相处的情况下，相对无效率的政治体系将威胁到一个国家的生存。[3]即强调政治体系的绩效对于国家存在发展的重要意义，如一国政府不能在本国人民面前提供实在的执政业绩，就会失去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换而言之，政策是思想理念的具体体现和延续，体现着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未来改革发展实践的规划必须通过政策实施得以体现。如果人民对于适应社会实践发展需要的思想充分认同和支持，也必然会对执政党所采取的针对性更为突出的具体政策予以支持和配合，确保具体政策实效性的产生。
当然，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当代社会，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而言，任何政党提出的新思想都不可能解决存在着的所有问题，有些问题是在改革推进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并且也不能保证执政党所执行的所有政策一定都会产生正向的结果。如果不能及时消除这些消极影响，执政党以及政策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实际来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他给人民带来正向利益并得到人民的支持和赞同，还在于当不能给人民带来积极利益时，甚至是产生负向和消极的利益时，人民基于执政党的历史性功绩以及政治制度的认可，人民依然能够谅解它并认同，不会起来推翻其统治。这同样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维护功能的重要体现。
二、引导功能：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发展实践
在维护执政党改革发展实践进程的基础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引导人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实践形成正确的认知。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19。实践是社会关系的基础和发源地，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人类抽象化、概括化的认识——理论，即是在以工具性、社会性为特征的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产生的。他以观念的方式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其本质则为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作为当代中国执政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改革发展四十年实践以及经济社会关系变迁的基础上，以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经由不同时期的理论认知与概括而逐步形成的。他根植于新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关系，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在新时代对社会发展实践的理论升华和概括。“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种新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及其实践进程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决定了这一思想的内容和形式。同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这种经济和社会关系及其实践进程的理论化反映，亦对其具有創造性的能动作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着对当代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法治、民族等各个方面发展实践的不同部分、不同层次的体系化观点，体现为以“八个明确”为内容和十四个基本方略为基础的战略架构，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1]的思想体系。这些观点为人们提供了关于进入新时代之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基本模式，既为源于改革发展实践的概括化成果，又是人们形成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正确认识的理论窗口，对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模式作出理想化设计。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们从事社会实践活动，不仅要反映和摹写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形成理论化体系化的认识，而且要在这种理论化体系化认识的基础上，塑造出符合主体需要的理想客体，这更是一种能动的、创造性的反映活动。因此，通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方面，可以帮助人们形成关于所处新时代改革发展实践的全面、正确的认识，引领当代及未来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另一方面，还可以此为理论基石，引导人们勾画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未来美好的制度设计和价值体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本身既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中国改革发展实践之中不断发展的理论结晶，其本身也蕴含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为人们提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政治分析方法。
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所产生的、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类系统而完整的意识形态类型之中，都强调运用特定的政治分析方法认识所处社会的实践状况。这种分析方法一般隐含在它对各种政治现象、政治行为以及政治体系的解释和分析之中，通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学习掌握，为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准备工具和基本角度，运用不同的政治分析方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和未来改革发展实践所必需的价值观念体系，认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依赖的基本力量、领导核心，明确所要实现的目的以及围绕这一目的实现所必备的总布局、战略布局等制度设计，包括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成为人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理论依据和窗口，对人们形成关于该社会政治实践的正确认识产生正向的引导作用。
三、变革功能：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之下对现实进行改革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导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着人们的存在；相反，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的内容，意识形态决定于特定的经济基础、社会关系以及特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但意识形态又以一种理想的社会规范形式对该经济基础、社会关系以及实践产生反作用，以“应然”的价值追求要求人们通过实践努力改变现实的“实然”，通过人们的实践，进步的意识形态转化为强大的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还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67。指出人的存在及其本质乃至生成只有通过改造世界的实践才能加以塑造和表征，强调实践是哲学把握人的本质的唯一可能的视野和途径。作为包含哲学等思想观点在内的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同样具有实践的特性，具有维护现实和改变现实世界的功能。特别是意识形态改变现实世界的功能，是意识形态对于实践能动作用发挥最具创造性的功能。
从人类历史进程中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来看，如果只有维护政治现实的功能，意识形态就会逐步失去论证现实和理性的有效性。因为无论是何种性质的社会，其政治现实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社会机体、人民的要求也处于同步变迁之中，与特定性质社会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离不开现实的社会关系，也表现出必然的动态发展。因此，意识形态如果要伴随着政治现实的变化而不失去其有效性作用的发挥，就必须具备通过解释政治现实的不合理性而改变现实的功能。换而言之，即便某一社会无论在政治价值观念、基本政治制度，还是政府管理绩效层面，都存在着为社会公众普遍认可的政治合法性，但也绝不意味着该社会体系运行就毫无问题。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任何社会的发展变迁都是对于社会存在问题的消解过程，是合法性危机的解决过程，无论是公众关于价值观念的认知、基本政治制度的认同与支持，还是效率业绩的满意与否，都必须正视现实存在的问题，并依赖意识形态对政治现实改变功能的发挥加以解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源于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独特的改革发展实践，他适应于改革发展实践的内在需要，是对这一实践发展进程的必然反映，是执政党等权力体系与社会公众围绕改革发展路径选择进行相互协商沟通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方面，这一思想的提出来自于社会层面自下而上的压力，社会公众将自身基于新时代的利益诉求通过体制内渠道反馈给执政党，要求在其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加以考虑，使自身利益得以最大化，迫使执政党必须给予及时和负责的回应。即是说，社会公众及其利益实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这一思想的提出源于执政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实践以及不同时期理论体系内容的深刻反思和总结。当执政党领导层意识到原有意识形态不能反映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现实，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时，就必须创新原有意识形态的内容及形式。否则，如果意识形态不能引导执政党本身和社会的变迁发展，那么，执政党就容易失去其原有的合法性基础。
在改革实践进程的不断深入之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方面具有对于中国执政党推进的改革实践进程具有维护功能，另一方面，虽然基于历史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以及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念、基本政治制度和政府管理绩效的合法性基础，但依然存在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面无法回避的障碍，既有体制性因素，也是意识性因素；既有执政党和政府内部的因素，也有社会方面的因素。致使改革的推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制约，以至于必须采取“壮士断腕”的勇气去面对，否则，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将会前功尽弃。当前，执政党并未采取鸵鸟政策，忽视现实存在的问题，而是坦然正视问题的存在，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执政党关于未来发展前景的“应然”追求，即未来理想的理论规范体系对今天改革进程存在各类问题的“实然”现状进行改变，确保改革进程沿着适应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内在轨迹继续深入，而不是半途而废，或是誤入歧途。即发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当代改革发展实际的现实改变功能，确保其正确的路径方向。即便是在西方多党制国家，政党之间的竞争虽然也体现着各自不同意识形态的竞争，但今天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发展表现出一定的趋同性特点，甚至社会民主主义也逐步向中间靠拢。而任何政党如果不能正视政治现实，不能为社会提供一种改变政治现实和创造更好未来的前景，就不可能在选举中赢得选民的选票支持并执政。因此，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也必须着眼于对现存问题的改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不具备相应的现实改变功能，不仅仅会影响到这一思想本身的价值存在，而且也会使执政党的执政绩效大打折扣，无法得到社会公众的有效支持。
当然，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阶级属性，也决定了意识形态内容的阶级属性。意识形态以其不同的思想理论体系服务于该统治阶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具有阶级性的特点，表现出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阶级差别，导致其形成、作用发挥的途径和方式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他对于改革发展实践的变革体现着阶级意志，使这种变革本身折射出无可回避的阶级性。
四、控制功能：规制约束执政党党内成员的意识和行为
当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变革功能的发挥必须建立在执政党内统一共识和稳定的秩序运行基础上，否则，变革功能的发挥无异于缘木求鱼。这就要求要对执政党党内成员的意识和行为进行必要的规制和约束，通过这一思想内在的控制功能为变革功能的发挥创设良好的保障体系。
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人们彼此发生着各种关系，各自追求自身的利益，据此产生种种冲突与合作，进而构成千差万别的人类社会的行为图景，这种图景即为社会秩序。哈耶克将其界定为：“事物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纷繁众多的各种因素彼此相互联系。”[5]一般而言，人们都从动态性、连续性、确定性角度描述秩序，其实，这只是秩序的动态运行。除此之外，秩序还表现为由社会实体、社会规范和社会控制三要素构成的静态结构体系。这之中，社会规范是秩序运行的内容和核心，而社会控制是社会秩序中不可或缺的特殊要素，是社会规范的实施机制。表现为当具有不同意识和不同利益实现追求的社会实体之间出现意识和利益实现的冲突时，为解决冲突的出现，保障社会的有序状态而设计的治理机制。即对社会实体所展示出的约束和规制，使其遵从社会规范。实践之中，缺少有效社会控制的秩序状态意味着混乱、无序和动荡，社会控制是有序社会运行的核心和基础。
对于执政党而言，内部的组织体系即为小型化的社会，其秩序运行同样不可缺少内部规则和有效的控制。从这个角度来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质上也是另一类型的规则，为确保执政党内动态有序的秩序运行以及执政目标的实现，达到内部的意志凝练，行动统一，对内的有效控制是必不可缺的。一方面，通过执政党本身的各级组织体系以及建立在组织体系之上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政治规则，实现对党内成员意识和行为的控制约束；另一方面，即是通过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达到规制党内成员的目的，这两者缺一不可。如果说通过执政党各级组织体系所实施的控制是一种硬性的、强制性的、外显性控制体系及措施，那么，通过意识形态实施的党内控制则是一种软性的、同样具有强制性的内隐性控制体系，其作用的发挥同样是执政党内控制体系的重要内容。如果没有意识形态控制作用的发挥，仅有各级组织体系的控制，那么，这种控制就会体现出赤裸裸的性质，让党内成员感受到的是无时无刻的恐怖和监视，毫无个人自由而言，毫无个人服从组织规则之下的个体自我意志行为空间。而且，这样的组织控制，其实施成本是非常之高的，代价也是非常之大的，但其效果确是要大打折扣的，甚至是无效的。因此，意识形态控制体系的建立和作用发挥就显得极为重要，他可以化有形为无形，化恐怖与监视为心悦诚服、心情舒畅。今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同样也具有规制约束所有党内成员意识和行为的功能。这种功能的实现既可借助反映这一思想要求的党内法规、规则发挥作用，亦可通过党内伦理道德规范，调整党内成员的德性、良知和良能。当党内成员的意识和行为与这一思想要求一致时，控制作用表现为肯定、赞许和鼓励。如两者出现冲突或不一致时，这种控制作用则更多地表现为强制、约束甚至制裁。通过这一功能发挥，可以有效地降低党内成员的组织内耗，减少成本支出，提升组织效率，进而实现执政党的执政纲领和目标。
五、认同功能：引导党内成员和社会成员的行为，促使形成政党认同和社会认同
现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具有自身的逻辑轨迹，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产生与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在近代启蒙思想充分传播的基础上，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政治统治秩序，同步形成为资产阶级充分认可的意识形态体系，之后构建起以政党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其意识形态性质为社会意识形态，是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民主共和思想基础，经由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发展，逐步形成适应资产阶级统治和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意识形态。而近现代中国则是在面临民族生死存亡，国家四分五裂的危局之下，先行成立以内求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外求摆脱欺辱、实现民族独立为目标的、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个政党和团体。随后，各政党提出自己发展路径迥异的政治主张，形成不同的意识形态，并在其意识形态指导下，建立摆脱民族危难的新型国家，再进一步宣传意识形态，即先有政党，再逐步确立自身的意识形态，而后建立国家体系。其性质为政党意识形态，抑或为精英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如此。这也决定了当代中国执政党意识形态功能发挥极为重要的职责，即一方面构建政党认同体系，形成党内和党际对于意识形态的认同；另一方面，建设由政党认同体系扩展至整个社会对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体系。
如果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控制功能发挥更多强调的是由外而内的约束和规制，而认同功能则主要推崇由内而外的接受和被吸引。这种认同首先表现为政党认同，包括党内认同和党际认同。党内认同即执政党党内成员关于党是什么，“我”与党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如果党员形成发自内心的政党认同感，充分认可政党的纲领、政策和发展目标，则会从内心深处自觉与政党保持一致，在毫无外在控制力的情况下，自觉运用执政党的纲领、政策、发展目标以及伦理规范引导自己的行为和观点。相反，如果党内成员不知道政党的纲领、政策、发展目标以及道德规范，不知党为何物，没有政党认同感，其行为往往屈从于外在压力，而不是自觉的。就不会形成对所在政党的认同，更有甚者，部分党内成员会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自行其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实现而非党的利益，最终牺牲政党的利益满足自己的利益；这就要求一方面，执政党实施党内教化，通过党内组织的一系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讲灌输、理论学习以及实践活动，规范引领党内成员的意识和行为，形成内在的凝聚力，实现执政党所提出的执政目标和理想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党内成员自我内化，加强学习，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要旨，使这一思想入脑入心，自觉将其行为规范于这一思想的引领之下，不断提升自身的信念境界，净化心灵，形成通往信仰至境的修养践行之道，经历“传讲—践行—内化”过程[6]，形成坚定的党内认同。
当然，政党认同还包括各民主党派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际认同。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政治实践，各民主党派均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发展历程，认可认同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以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行为指针。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进一步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紧密凝聚在一起，共同为民族复兴，国家发展勠力同心，不懈奋斗。
其次，这种认同功能还表现为社会认同。意识形态不仅对党内成员和党际关系有积极意义，而且对整个社会成员也存在极为重要的价值。如果说党内成员还存在着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信念和追求，那么，就社会成员而言，则更多关注于自身利益的满足实现程度，他们没有明确不变的信仰观念追求，呈现出明显的功利化色彩。普通社会成员是基于利益的实现程度做出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判断的，能否对这一思想产生正向认同和认可，关键取决于这一思想的功能实现与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升的协调同步。管子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利益的实现对于普通社会成员而言是最为基本的，只有实现仓廪实和衣食足，才会产生和增强对于执政党的政治认同。进一步讲，即在这一思想的功能发挥之下，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利益诉求和愿望得以满足，公平正义充分彰显，社会发展和谐有序，利益格局合理平稳，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控制合理，民生建设改善及时，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社会成员才会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强烈的、持续不断的认同。反之，不仅无法得到认可认同，而且还会产生执政党与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隔阂，甚至冷漠。因此，要通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功能发挥逐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引导全体社会成员的意识和行为，根据改革实践發展的实践和社会成员个人发展的需要，注重理论、原则与价值和社会成员心理认知的统一，引导他们认可接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热情和愿望，通过生动有效的理论实践结合，使社会成员对这一思想的理论性和价值性予以确认并产生认同。即是说，这一思想不仅存在党内党际成员对于政党意识形态的认同，更存在着全体社会成员基于执政党充分政治合法性基础之上的对政党意识形态的认同，共同构成立体的、富有成效的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同体系。
当前，执政党通过这一思想引领党内党际成员形成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引领全体人民形成广泛的社会认同，向全体人民传递执政党的发展纲领、执政理念及其与人民的相关性、统一性，进而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为自身执政纲领的实现，为人民利益的实现以及两者的有效融合而共同奋斗。
综上所述，产生于21世纪不断深入推进的改革实践之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维护、引导、变革、控制和认同等功能，这五大功能紧密交织，内在联结，其中维护功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功能的核心要素，变革功能是其动力要素，认识功能是其工具要素，控制功能是其保障要素，认同功能是其基础要素，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整的政治功能体系。必须全面清晰地认识这五大功能，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功能发挥的有效路径，以更好地发挥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的价值引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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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英〕哈耶克.不幸的观念 [M]. 刘戟锋，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15
[6]段朝晖，冯小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野下的职业信仰建设探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7，（6）：142.
[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关键词：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政治功能； 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 D2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8.01.011
在现代人类政治实践过程中，政党政治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政治现象。对一个政党而言，其生存和发展一方面取决于自身的组织建设，另一方面，更取决于意识形态的建设。美国学者舒曼在《共产党中国的组织与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组织和意识形态是中国国家制度的根基”。而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于组织建设之上，具有组织建设无法比拟的价值和意义。缺乏意识形态建设的支撑，执政党的治理行为就会缺乏政治合法性基础，难以得到有效的认同和支持，其执政效果和影响力可想而知。因此，作为当代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历来极其重视意识形态建设，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将其作为生存与发展的生命支柱。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对于所处时代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开放产生了不容否认的历史性推动。进入21世纪后，在改革发展展现出全新特征的关键时刻，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作为执政党和人民实踐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无论是对于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进程，还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完善丰富，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产生于一定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按照统治者所追求的根本利益和政治秩序，以一种思想体系或信仰体系的形式作用于特定的生产关系，作用于该生产关系之上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这种功能主要体现为维护或推翻特定阶级的统治。究其本质而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属于政党意识形态，即由执政党提出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理想发展模式所做出的勾画和阐释。他由一系列概念、价值体系、行动取向和政治符号所构成，是一种指导和引领人们政治行为的、综合性的、价值观层面的理论体系，符合意识形态的一般原理，具有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功能。而其政治功能是最显著、居于核心地位的功能，对于当代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一、维护功能：对执政党改革发展实践进程的维护
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和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建设路径方面体现出了新特征，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不但反映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实践的内在要求，而且以其精致的形式，论证了改革与发展实践的政治合法性，维护和服务于这一实践活动。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首要功能。
合法性意为“某个政权、政权的代表及其‘命令在某个或某些方面是合法的。它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不是来自正式的法律或法令，而是来自于有关规范所判定的、‘下属据以（或多或少）给予积极支持的社会认可（或认可的可能性）和‘适当性”。[2]即主要来自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纯粹依靠暴力维持的政权或政治共同体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更多的是通过意识形态实现对政治统治的维护，实现人民对于执政者的信任和赞同。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维护功能首先体现在维护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这一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这是对于执政党以及当代政治制度的最高要求。要求必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特别是以人民为中心、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原则。回顾近百年来的历史进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取得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国家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如此巨大历史性成就的取得，根本原因就在于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在于中国共产党因时而变、顺应时代要求的领导，在于中国共产党时刻以民族富强独立、人民幸福为己任，能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要求，提出适应人民要求的新思想新战略新理论，得到了人民的信任和赞同，积累了充分的合法性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确立的发展目标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再一次向世人表明，唯有继续立足自身发展实际，顺应国情、党情，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才能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也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与支持，否则一切均为空谈。
其次，其维护功能还体现在维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执政党所执行各项政策的合法性。实践当中，人民对于执政党及其政府的认可与支持更多是通过政策实施所产生的绩效形成的，即在制度合法性基础之上的绩效合法性。美国经济学者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当一个政治—经济单位被一群弱国环抱时，一个停滞的国家还可以生存，而在与更有效率的邻邦相处的情况下，相对无效率的政治体系将威胁到一个国家的生存。[3]即强调政治体系的绩效对于国家存在发展的重要意义，如一国政府不能在本国人民面前提供实在的执政业绩，就会失去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换而言之，政策是思想理念的具体体现和延续，体现着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未来改革发展实践的规划必须通过政策实施得以体现。如果人民对于适应社会实践发展需要的思想充分认同和支持，也必然会对执政党所采取的针对性更为突出的具体政策予以支持和配合，确保具体政策实效性的产生。
当然，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当代社会，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而言，任何政党提出的新思想都不可能解决存在着的所有问题，有些问题是在改革推进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并且也不能保证执政党所执行的所有政策一定都会产生正向的结果。如果不能及时消除这些消极影响，执政党以及政策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实际来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他给人民带来正向利益并得到人民的支持和赞同，还在于当不能给人民带来积极利益时，甚至是产生负向和消极的利益时，人民基于执政党的历史性功绩以及政治制度的认可，人民依然能够谅解它并认同，不会起来推翻其统治。这同样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维护功能的重要体现。
二、引导功能：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发展实践
在维护执政党改革发展实践进程的基础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引导人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实践形成正确的认知。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19。实践是社会关系的基础和发源地，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人类抽象化、概括化的认识——理论，即是在以工具性、社会性为特征的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产生的。他以观念的方式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其本质则为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作为当代中国执政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改革发展四十年实践以及经济社会关系变迁的基础上，以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经由不同时期的理论认知与概括而逐步形成的。他根植于新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关系，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在新时代对社会发展实践的理论升华和概括。“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种新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及其实践进程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决定了这一思想的内容和形式。同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这种经济和社会关系及其实践进程的理论化反映，亦对其具有創造性的能动作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着对当代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法治、民族等各个方面发展实践的不同部分、不同层次的体系化观点，体现为以“八个明确”为内容和十四个基本方略为基础的战略架构，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1]的思想体系。这些观点为人们提供了关于进入新时代之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基本模式，既为源于改革发展实践的概括化成果，又是人们形成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正确认识的理论窗口，对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模式作出理想化设计。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们从事社会实践活动，不仅要反映和摹写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形成理论化体系化的认识，而且要在这种理论化体系化认识的基础上，塑造出符合主体需要的理想客体，这更是一种能动的、创造性的反映活动。因此，通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方面，可以帮助人们形成关于所处新时代改革发展实践的全面、正确的认识，引领当代及未来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另一方面，还可以此为理论基石，引导人们勾画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未来美好的制度设计和价值体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本身既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中国改革发展实践之中不断发展的理论结晶，其本身也蕴含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为人们提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政治分析方法。
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所产生的、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类系统而完整的意识形态类型之中，都强调运用特定的政治分析方法认识所处社会的实践状况。这种分析方法一般隐含在它对各种政治现象、政治行为以及政治体系的解释和分析之中，通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学习掌握，为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准备工具和基本角度，运用不同的政治分析方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和未来改革发展实践所必需的价值观念体系，认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依赖的基本力量、领导核心，明确所要实现的目的以及围绕这一目的实现所必备的总布局、战略布局等制度设计，包括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成为人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理论依据和窗口，对人们形成关于该社会政治实践的正确认识产生正向的引导作用。
三、变革功能：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之下对现实进行改革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导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着人们的存在；相反，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的内容，意识形态决定于特定的经济基础、社会关系以及特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但意识形态又以一种理想的社会规范形式对该经济基础、社会关系以及实践产生反作用，以“应然”的价值追求要求人们通过实践努力改变现实的“实然”，通过人们的实践，进步的意识形态转化为强大的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还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67。指出人的存在及其本质乃至生成只有通过改造世界的实践才能加以塑造和表征，强调实践是哲学把握人的本质的唯一可能的视野和途径。作为包含哲学等思想观点在内的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同样具有实践的特性，具有维护现实和改变现实世界的功能。特别是意识形态改变现实世界的功能，是意识形态对于实践能动作用发挥最具创造性的功能。
从人类历史进程中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来看，如果只有维护政治现实的功能，意识形态就会逐步失去论证现实和理性的有效性。因为无论是何种性质的社会，其政治现实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社会机体、人民的要求也处于同步变迁之中，与特定性质社会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离不开现实的社会关系，也表现出必然的动态发展。因此，意识形态如果要伴随着政治现实的变化而不失去其有效性作用的发挥，就必须具备通过解释政治现实的不合理性而改变现实的功能。换而言之，即便某一社会无论在政治价值观念、基本政治制度，还是政府管理绩效层面，都存在着为社会公众普遍认可的政治合法性，但也绝不意味着该社会体系运行就毫无问题。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任何社会的发展变迁都是对于社会存在问题的消解过程，是合法性危机的解决过程，无论是公众关于价值观念的认知、基本政治制度的认同与支持，还是效率业绩的满意与否，都必须正视现实存在的问题，并依赖意识形态对政治现实改变功能的发挥加以解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源于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独特的改革发展实践，他适应于改革发展实践的内在需要，是对这一实践发展进程的必然反映，是执政党等权力体系与社会公众围绕改革发展路径选择进行相互协商沟通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方面，这一思想的提出来自于社会层面自下而上的压力，社会公众将自身基于新时代的利益诉求通过体制内渠道反馈给执政党，要求在其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加以考虑，使自身利益得以最大化，迫使执政党必须给予及时和负责的回应。即是说，社会公众及其利益实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这一思想的提出源于执政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实践以及不同时期理论体系内容的深刻反思和总结。当执政党领导层意识到原有意识形态不能反映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现实，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时，就必须创新原有意识形态的内容及形式。否则，如果意识形态不能引导执政党本身和社会的变迁发展，那么，执政党就容易失去其原有的合法性基础。
在改革实践进程的不断深入之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方面具有对于中国执政党推进的改革实践进程具有维护功能，另一方面，虽然基于历史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以及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念、基本政治制度和政府管理绩效的合法性基础，但依然存在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面无法回避的障碍，既有体制性因素，也是意识性因素；既有执政党和政府内部的因素，也有社会方面的因素。致使改革的推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制约，以至于必须采取“壮士断腕”的勇气去面对，否则，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将会前功尽弃。当前，执政党并未采取鸵鸟政策，忽视现实存在的问题，而是坦然正视问题的存在，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执政党关于未来发展前景的“应然”追求，即未来理想的理论规范体系对今天改革进程存在各类问题的“实然”现状进行改变，确保改革进程沿着适应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内在轨迹继续深入，而不是半途而废，或是誤入歧途。即发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当代改革发展实际的现实改变功能，确保其正确的路径方向。即便是在西方多党制国家，政党之间的竞争虽然也体现着各自不同意识形态的竞争，但今天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发展表现出一定的趋同性特点，甚至社会民主主义也逐步向中间靠拢。而任何政党如果不能正视政治现实，不能为社会提供一种改变政治现实和创造更好未来的前景，就不可能在选举中赢得选民的选票支持并执政。因此，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也必须着眼于对现存问题的改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不具备相应的现实改变功能，不仅仅会影响到这一思想本身的价值存在，而且也会使执政党的执政绩效大打折扣，无法得到社会公众的有效支持。
当然，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阶级属性，也决定了意识形态内容的阶级属性。意识形态以其不同的思想理论体系服务于该统治阶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具有阶级性的特点，表现出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阶级差别，导致其形成、作用发挥的途径和方式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他对于改革发展实践的变革体现着阶级意志，使这种变革本身折射出无可回避的阶级性。
四、控制功能：规制约束执政党党内成员的意识和行为
当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变革功能的发挥必须建立在执政党内统一共识和稳定的秩序运行基础上，否则，变革功能的发挥无异于缘木求鱼。这就要求要对执政党党内成员的意识和行为进行必要的规制和约束，通过这一思想内在的控制功能为变革功能的发挥创设良好的保障体系。
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人们彼此发生着各种关系，各自追求自身的利益，据此产生种种冲突与合作，进而构成千差万别的人类社会的行为图景，这种图景即为社会秩序。哈耶克将其界定为：“事物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纷繁众多的各种因素彼此相互联系。”[5]一般而言，人们都从动态性、连续性、确定性角度描述秩序，其实，这只是秩序的动态运行。除此之外，秩序还表现为由社会实体、社会规范和社会控制三要素构成的静态结构体系。这之中，社会规范是秩序运行的内容和核心，而社会控制是社会秩序中不可或缺的特殊要素，是社会规范的实施机制。表现为当具有不同意识和不同利益实现追求的社会实体之间出现意识和利益实现的冲突时，为解决冲突的出现，保障社会的有序状态而设计的治理机制。即对社会实体所展示出的约束和规制，使其遵从社会规范。实践之中，缺少有效社会控制的秩序状态意味着混乱、无序和动荡，社会控制是有序社会运行的核心和基础。
对于执政党而言，内部的组织体系即为小型化的社会，其秩序运行同样不可缺少内部规则和有效的控制。从这个角度来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质上也是另一类型的规则，为确保执政党内动态有序的秩序运行以及执政目标的实现，达到内部的意志凝练，行动统一，对内的有效控制是必不可缺的。一方面，通过执政党本身的各级组织体系以及建立在组织体系之上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政治规则，实现对党内成员意识和行为的控制约束；另一方面，即是通过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达到规制党内成员的目的，这两者缺一不可。如果说通过执政党各级组织体系所实施的控制是一种硬性的、强制性的、外显性控制体系及措施，那么，通过意识形态实施的党内控制则是一种软性的、同样具有强制性的内隐性控制体系，其作用的发挥同样是执政党内控制体系的重要内容。如果没有意识形态控制作用的发挥，仅有各级组织体系的控制，那么，这种控制就会体现出赤裸裸的性质，让党内成员感受到的是无时无刻的恐怖和监视，毫无个人自由而言，毫无个人服从组织规则之下的个体自我意志行为空间。而且，这样的组织控制，其实施成本是非常之高的，代价也是非常之大的，但其效果确是要大打折扣的，甚至是无效的。因此，意识形态控制体系的建立和作用发挥就显得极为重要，他可以化有形为无形，化恐怖与监视为心悦诚服、心情舒畅。今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同样也具有规制约束所有党内成员意识和行为的功能。这种功能的实现既可借助反映这一思想要求的党内法规、规则发挥作用，亦可通过党内伦理道德规范，调整党内成员的德性、良知和良能。当党内成员的意识和行为与这一思想要求一致时，控制作用表现为肯定、赞许和鼓励。如两者出现冲突或不一致时，这种控制作用则更多地表现为强制、约束甚至制裁。通过这一功能发挥，可以有效地降低党内成员的组织内耗，减少成本支出，提升组织效率，进而实现执政党的执政纲领和目标。
五、认同功能：引导党内成员和社会成员的行为，促使形成政党认同和社会认同
现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具有自身的逻辑轨迹，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产生与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在近代启蒙思想充分传播的基础上，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政治统治秩序，同步形成为资产阶级充分认可的意识形态体系，之后构建起以政党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其意识形态性质为社会意识形态，是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民主共和思想基础，经由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发展，逐步形成适应资产阶级统治和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意识形态。而近现代中国则是在面临民族生死存亡，国家四分五裂的危局之下，先行成立以内求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外求摆脱欺辱、实现民族独立为目标的、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个政党和团体。随后，各政党提出自己发展路径迥异的政治主张，形成不同的意识形态，并在其意识形态指导下，建立摆脱民族危难的新型国家，再进一步宣传意识形态，即先有政党，再逐步确立自身的意识形态，而后建立国家体系。其性质为政党意识形态，抑或为精英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如此。这也决定了当代中国执政党意识形态功能发挥极为重要的职责，即一方面构建政党认同体系，形成党内和党际对于意识形态的认同；另一方面，建设由政党认同体系扩展至整个社会对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体系。
如果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控制功能发挥更多强调的是由外而内的约束和规制，而认同功能则主要推崇由内而外的接受和被吸引。这种认同首先表现为政党认同，包括党内认同和党际认同。党内认同即执政党党内成员关于党是什么，“我”与党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如果党员形成发自内心的政党认同感，充分认可政党的纲领、政策和发展目标，则会从内心深处自觉与政党保持一致，在毫无外在控制力的情况下，自觉运用执政党的纲领、政策、发展目标以及伦理规范引导自己的行为和观点。相反，如果党内成员不知道政党的纲领、政策、发展目标以及道德规范，不知党为何物，没有政党认同感，其行为往往屈从于外在压力，而不是自觉的。就不会形成对所在政党的认同，更有甚者，部分党内成员会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自行其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实现而非党的利益，最终牺牲政党的利益满足自己的利益；这就要求一方面，执政党实施党内教化，通过党内组织的一系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讲灌输、理论学习以及实践活动，规范引领党内成员的意识和行为，形成内在的凝聚力，实现执政党所提出的执政目标和理想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党内成员自我内化，加强学习，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要旨，使这一思想入脑入心，自觉将其行为规范于这一思想的引领之下，不断提升自身的信念境界，净化心灵，形成通往信仰至境的修养践行之道，经历“传讲—践行—内化”过程[6]，形成坚定的党内认同。
当然，政党认同还包括各民主党派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际认同。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政治实践，各民主党派均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发展历程，认可认同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以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行为指针。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进一步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紧密凝聚在一起，共同为民族复兴，国家发展勠力同心，不懈奋斗。
其次，这种认同功能还表现为社会认同。意识形态不仅对党内成员和党际关系有积极意义，而且对整个社会成员也存在极为重要的价值。如果说党内成员还存在着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信念和追求，那么，就社会成员而言，则更多关注于自身利益的满足实现程度，他们没有明确不变的信仰观念追求，呈现出明显的功利化色彩。普通社会成员是基于利益的实现程度做出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判断的，能否对这一思想产生正向认同和认可，关键取决于这一思想的功能实现与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升的协调同步。管子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利益的实现对于普通社会成员而言是最为基本的，只有实现仓廪实和衣食足，才会产生和增强对于执政党的政治认同。进一步讲，即在这一思想的功能发挥之下，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利益诉求和愿望得以满足，公平正义充分彰显，社会发展和谐有序，利益格局合理平稳，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控制合理，民生建设改善及时，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社会成员才会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强烈的、持续不断的认同。反之，不仅无法得到认可认同，而且还会产生执政党与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隔阂，甚至冷漠。因此，要通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功能发挥逐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引导全体社会成员的意识和行为，根据改革实践發展的实践和社会成员个人发展的需要，注重理论、原则与价值和社会成员心理认知的统一，引导他们认可接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热情和愿望，通过生动有效的理论实践结合，使社会成员对这一思想的理论性和价值性予以确认并产生认同。即是说，这一思想不仅存在党内党际成员对于政党意识形态的认同，更存在着全体社会成员基于执政党充分政治合法性基础之上的对政党意识形态的认同，共同构成立体的、富有成效的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同体系。
当前，执政党通过这一思想引领党内党际成员形成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引领全体人民形成广泛的社会认同，向全体人民传递执政党的发展纲领、执政理念及其与人民的相关性、统一性，进而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为自身执政纲领的实现，为人民利益的实现以及两者的有效融合而共同奋斗。
综上所述，产生于21世纪不断深入推进的改革实践之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维护、引导、变革、控制和认同等功能，这五大功能紧密交织，内在联结，其中维护功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功能的核心要素，变革功能是其动力要素，认识功能是其工具要素，控制功能是其保障要素，认同功能是其基础要素，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整的政治功能体系。必须全面清晰地认识这五大功能，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功能发挥的有效路径，以更好地发挥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的价值引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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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39.
[3]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英〕哈耶克.不幸的观念 [M]. 刘戟锋，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15
[6]段朝晖，冯小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野下的职业信仰建设探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7，（6）：142.
[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