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题材电视剧叙事模式分析
胡乐浩
摘要：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反腐决心和力度空前，中央纪委也向相关部门提出了要求，希望能以文艺作品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推动反腐败斗争深入进行，具有极大现实意义的反腐题材电视剧经过十多年的沉寂在荧屏上又呈现破冰之势。文章选取本世纪初的反腐题材电视剧，剖析其在叙事中存在复制式的情节模式、统一的故事结构类型、程式化的行动元模式等问题，以期反腐剧的再次发展能够避免这些雷区，从而跳出公式化的叙事模式，推动业内人士创作出更高层次的反腐剧。
关键词：反腐 电视剧 叙事模式
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电视剧在本世纪初曾红极一时，如《省委书记》《国家公诉》《忠诚》《绝对权力》《至高利益》等。但在2004年因其数量泛滥和过度开采而被监管部门先后下文进行整顿，使该类型电视剧退出黄金档进入冬眠期。从表面上看，反腐剧的衰落是外部原因造成的，但从类型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真正的问题并非完全在于外部的限制，还在于该类题材电视剧内部的核心矛盾——叙事模式化，引起观众的审美疲劳，从而导致了它的衰落。文章选取本世纪初的几部反腐题材电视剧剖析其程式化的叙事模式，以期为十年后的今天该题材剧的再次兴起、发展敲响警钟，从而跳出公式化的叙事模式，推动业内人士创作出更高层次的反腐剧。
复制式的情节模式
二十一世纪之初的反腐题材电视剧，创作者都运用其独特的手法安排剧作结构，编排故事内容，使作品呈现出一套相对固定的情节模式。从叙事的线索来看，几乎全部采用一条主线贯穿到底的叙事策略，其中有的作品在主情节上自由增加情节线，利用一两条副线情节作为主要线索的深化或补充。从情节结构上来看，此类题材作品都是在电视剧开篇提出矛盾，接下来就展开一系列解决矛盾的情境，其中正反两方面势力往往互相牵制，互为消长，呈波浪形的趋势，反面力量在某一时间段可能呈上升的势头，也可能取得暂时的胜利，但是剧情的最终结果都是让正义力量获胜，使故事圆满结束。从开始至结尾，基本上都处于一个比较封闭的系统之中，作品开端部分提出的几个问题的解决也就预示着故事的结束。
例如曾在央视热播的反腐电视剧《国家公诉》，在电视剧一开始就是长山市大富豪娱乐城大火骤起，造成很多人员伤亡。是失火还是故意放火？大火案的背后是不是另有隐情？市检察院检察长叶子菁誓查真相。焊铁工人查铁柱承认是故意放火，案件的调查似乎有了答案，而后在检察机关的不懈努力下，查铁柱被证明并非是故意放火，而是对生活绝望后以求速死的表现，案件的真相又一次陷入扑朔迷离当中。这时公安局副局长伍成义却在无意中得知苏阿福仍存于人世，在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配合下终于将其捉拿归案，并供出大小腐败官员几十名，最终大火案圆满告捷。在此过程中，陈汉杰与王长恭的明争暗斗、市委书记唐朝阳与市长林强由合作到结怨、下岗工人的生活保障以及火灾遇难家属的抚恤和安置等问题，都被放置到了对大富豪娱乐城大火案的调查这一主要线索的描述中。在以叶子菁为代表的正义力量和王长恭为代表的腐败分子一明一暗两股互相牵制势力的斗争中，映射了长山市的改革现状及其艰难前进的步伐。又如电视连续剧《绝对权力》，该剧开篇就提出问题：镜州市委书记齐全盛的心腹市委常委林一达、白可树一夜之间同时被举报，镜州市长赵芬芳批示举报人蓝天集团总经理田健以贪污30万元名义被捕。镜州市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和犯罪分子关系如此亲密的齐全盛究竟有没有问题？到底谁是罪魁祸首？为此，曾经和齐全盛因为镜州市的建设有过尖锐矛盾的原镜州市市长、现任省委副秘书长的刘重天临危受命，被委任调查组组长，与齐全盛再次共事。一方面是刘重天一行在调查案情，另一方面，镜州市市长赵芬芳却不惜一切代价经营自己的政治前途。在此故事情節中包括多个事件，如对齐全盛及其家属腐败问题的查处过程，刘重天和齐全盛从误会到理解到互相合作；赵芬芳作为市长的政治和经济腐败等等，但是这些事件都被安排在了一条统一的主线下面，那就是齐全盛、刘重天等人为了镜州市的安定团结而共同反腐，最终消除误会达成一致，揪出赵芬芳等腐败分子，走向胜利。几条辅线攀附在主线情节上作为补充和深化。正面人物和反面势力为了取得各自的平衡使得危机与反危机的力量互相消长，起伏不定。
统一的故事结构类型
在叙事理论中，故事被定义为根据时间顺序安排的一连串的事件，而事件被界定为“由行为者所引起的或经历的从一种状况到另一种状况的转变。”①“转变”一词强调了事件是一个过程、一个变更这一事实，要想实现过程的改变，打破旧的平衡达到新的更高的平衡则成为一个必要。事实上，不仅最小的单一情节如此，大量的故事也遵循这一规律，作为虚构叙事作品一种的电视剧自然也不例外。
在电视剧一开始就将人物和事件面临的危机呈现出来，为了稳定局面，往往接下来的故事中给最初的问题一个权宜之计，使危机暂时得到解除。但是由于并非最终的解决方案，因此这样一来就暴露出更深层次的问题——出现更大的危机，在正面人物的继续努力下，局面又一次得到了暂时性的缓和，但是只在表面上得到了控制——危机假解除。正面人物在不懈的追求中寻求解决危机的最终方案，最终正义力量大获全胜，危机真正解除，故事圆满告终。总结起来，反腐题材电视剧的故事结构大致可以分为这样的模式：危机→危机暂时缓和→出现更大的危机→危机表面解除→寻求解决危机的最终办法→危机解除。
程式化的行动元模式
对于叙事作品来说，事件从一个状态向另一个状态的转变总是由行为者所引起或经历，因此在事件的选择及序列的形成中，行为者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行为者的类别我们称之为行动元，一个行动元是共同具有一定特征的一类行为者。②格雷马斯在普罗普和苏里奥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各个人物在叙事作品中行动功能的不同，设计出了他自己的六个行动元：主体、客体，发送者、接受者，辅助者、反对者。
六个行动元的意义由其在文本情节中所起的作用决定，可以这样理解：发出者就是利益的送出者，它引发主体的行动；接受者即利益的潜在获得者；辅助者是有利于主体对客体追求得以实现的力量、条件、因素等；反对者即有碍于主体对客体的追求得以实现的力量因素条件；主体即在结构中追求客体的主导力量；客体即发出者发出的并且对主体有吸引力的某个目标、理想等。在此过程中，“主体”最终会克服困难，将取得客体授予的“接受者”。③如果按照这样的观点来分析反腐题材电视剧作品就会看到，在每一部剧作中，这六种行动元类型几乎都是存在的。不管人物多么繁琐，情节多么复杂，但主要人物的行动和主要线索却总是脉络清晰，使我们容易从中分析出其深层的结构和模式来。比如说《国家公诉》围绕大火骤起，正、反面人物粉墨登场。市检察院检察长叶子菁鉄肩担道义，坚定地去寻求真理的动机，促使她立志找出大火案的罪魁祸首。而这一行动势必是给受灾群众及其家属伸张正义，他们成为这件事的直接受益者。在整个事件中，市人大主任陈汉杰等作为辅助者帮助叶子菁完成任务，而省长王长恭等却作为反对者阻挠叶子菁的行动。
对于像该类题材电视剧《至高利益》这样的复线情节的剧作来说，每一条辅助线索都有它各自的行动元模式，但是因为辅线都是为其共同的主线而服务的，因而可以囊括在一条同一的行动元模式当中。在该剧中，市委书记李东方作为故事的主人公，是行动元模式中的主体，在发出者——“人民的利益才是至高利益”的思想指导下，努力为接受者——人民来谋求利益，因而作品中着重弘扬的对象——人民的利益成为了客体。在这个活动中，贺家国、计夫顺、周玉英等人成为寻找过程中的辅助者，而赵达功、陈仲成、花建设等人将自己的政绩工程作为至高利益的人就成了反对者和阻挠者。具体到在获得至高利益的路途当中所经历的每一个具体事件时，行动元模式又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说对于红峰公司的案子来说，发送者就是“红峰公司员工的利益是最高利益”的理念，客体就是红峰公司员工的利益，而接受者是红峰公司的各个员工，这个案件主要由市委书记李东方来主持正义，贺家国是他的辅助者，而长期拖欠红峰公司欠款的李娟及幕后高手赵达功等就成为了反对和阻挠的人。此外，在该类剧中充当辅助者和反对者的常常是在官场或商场中身居高位的人，身份可能比主体高也可能要低，但是都是掌握一定权力、具有一定决策能力的人。这样，反对者给主体在寻求真理的路途中创造足够多的障碍，使得剧情跌宕起伏；同时辅助者有益的帮助也总是会使得剧情一步步朝着主体希望的方向发展。这样的辅助者比如说像《天下财富》里的市委书记王晋源和女金融家李响、《人间正道》里的市委副书记陈忠阳和女县委书记刘金萍等等。
尽管在本世纪初反腐题材电视剧出现了题材过度开发、叙事模式化等问题，但其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仍是不可磨灭的。面对当下反腐倡廉的社会背景，电视剧作为当今社会中最有影响力的叙事艺术也应该有其自身的社会关照和文化指引。因此反腐题材电视剧要应时而动，结合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以及出现的新问题，跳脱原有模式化的叙事框架，创造出更多具有时代感召力的优秀作品，这对于当今众声喧哗的泛娱乐化时代来说无疑是一份社会责任的坚守，而且这份坚守是不可替代的。
注释：①②[荷]米克·巴尔著，谭君强译：《叙事学：叙事理论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版第179、191页。
③周靖波：《电视剧虚构叙事导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摘要：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反腐决心和力度空前，中央纪委也向相关部门提出了要求，希望能以文艺作品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推动反腐败斗争深入进行，具有极大现实意义的反腐题材电视剧经过十多年的沉寂在荧屏上又呈现破冰之势。文章选取本世纪初的反腐题材电视剧，剖析其在叙事中存在复制式的情节模式、统一的故事结构类型、程式化的行动元模式等问题，以期反腐剧的再次发展能够避免这些雷区，从而跳出公式化的叙事模式，推动业内人士创作出更高层次的反腐剧。
关键词：反腐 电视剧 叙事模式
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电视剧在本世纪初曾红极一时，如《省委书记》《国家公诉》《忠诚》《绝对权力》《至高利益》等。但在2004年因其数量泛滥和过度开采而被监管部门先后下文进行整顿，使该类型电视剧退出黄金档进入冬眠期。从表面上看，反腐剧的衰落是外部原因造成的，但从类型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真正的问题并非完全在于外部的限制，还在于该类题材电视剧内部的核心矛盾——叙事模式化，引起观众的审美疲劳，从而导致了它的衰落。文章选取本世纪初的几部反腐题材电视剧剖析其程式化的叙事模式，以期为十年后的今天该题材剧的再次兴起、发展敲响警钟，从而跳出公式化的叙事模式，推动业内人士创作出更高层次的反腐剧。
复制式的情节模式
二十一世纪之初的反腐题材电视剧，创作者都运用其独特的手法安排剧作结构，编排故事内容，使作品呈现出一套相对固定的情节模式。从叙事的线索来看，几乎全部采用一条主线贯穿到底的叙事策略，其中有的作品在主情节上自由增加情节线，利用一两条副线情节作为主要线索的深化或补充。从情节结构上来看，此类题材作品都是在电视剧开篇提出矛盾，接下来就展开一系列解决矛盾的情境，其中正反两方面势力往往互相牵制，互为消长，呈波浪形的趋势，反面力量在某一时间段可能呈上升的势头，也可能取得暂时的胜利，但是剧情的最终结果都是让正义力量获胜，使故事圆满结束。从开始至结尾，基本上都处于一个比较封闭的系统之中，作品开端部分提出的几个问题的解决也就预示着故事的结束。
例如曾在央视热播的反腐电视剧《国家公诉》，在电视剧一开始就是长山市大富豪娱乐城大火骤起，造成很多人员伤亡。是失火还是故意放火？大火案的背后是不是另有隐情？市检察院检察长叶子菁誓查真相。焊铁工人查铁柱承认是故意放火，案件的调查似乎有了答案，而后在检察机关的不懈努力下，查铁柱被证明并非是故意放火，而是对生活绝望后以求速死的表现，案件的真相又一次陷入扑朔迷离当中。这时公安局副局长伍成义却在无意中得知苏阿福仍存于人世，在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配合下终于将其捉拿归案，并供出大小腐败官员几十名，最终大火案圆满告捷。在此过程中，陈汉杰与王长恭的明争暗斗、市委书记唐朝阳与市长林强由合作到结怨、下岗工人的生活保障以及火灾遇难家属的抚恤和安置等问题，都被放置到了对大富豪娱乐城大火案的调查这一主要线索的描述中。在以叶子菁为代表的正义力量和王长恭为代表的腐败分子一明一暗两股互相牵制势力的斗争中，映射了长山市的改革现状及其艰难前进的步伐。又如电视连续剧《绝对权力》，该剧开篇就提出问题：镜州市委书记齐全盛的心腹市委常委林一达、白可树一夜之间同时被举报，镜州市长赵芬芳批示举报人蓝天集团总经理田健以贪污30万元名义被捕。镜州市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和犯罪分子关系如此亲密的齐全盛究竟有没有问题？到底谁是罪魁祸首？为此，曾经和齐全盛因为镜州市的建设有过尖锐矛盾的原镜州市市长、现任省委副秘书长的刘重天临危受命，被委任调查组组长，与齐全盛再次共事。一方面是刘重天一行在调查案情，另一方面，镜州市市长赵芬芳却不惜一切代价经营自己的政治前途。在此故事情節中包括多个事件，如对齐全盛及其家属腐败问题的查处过程，刘重天和齐全盛从误会到理解到互相合作；赵芬芳作为市长的政治和经济腐败等等，但是这些事件都被安排在了一条统一的主线下面，那就是齐全盛、刘重天等人为了镜州市的安定团结而共同反腐，最终消除误会达成一致，揪出赵芬芳等腐败分子，走向胜利。几条辅线攀附在主线情节上作为补充和深化。正面人物和反面势力为了取得各自的平衡使得危机与反危机的力量互相消长，起伏不定。
统一的故事结构类型
在叙事理论中，故事被定义为根据时间顺序安排的一连串的事件，而事件被界定为“由行为者所引起的或经历的从一种状况到另一种状况的转变。”①“转变”一词强调了事件是一个过程、一个变更这一事实，要想实现过程的改变，打破旧的平衡达到新的更高的平衡则成为一个必要。事实上，不仅最小的单一情节如此，大量的故事也遵循这一规律，作为虚构叙事作品一种的电视剧自然也不例外。
在电视剧一开始就将人物和事件面临的危机呈现出来，为了稳定局面，往往接下来的故事中给最初的问题一个权宜之计，使危机暂时得到解除。但是由于并非最终的解决方案，因此这样一来就暴露出更深层次的问题——出现更大的危机，在正面人物的继续努力下，局面又一次得到了暂时性的缓和，但是只在表面上得到了控制——危机假解除。正面人物在不懈的追求中寻求解决危机的最终方案，最终正义力量大获全胜，危机真正解除，故事圆满告终。总结起来，反腐题材电视剧的故事结构大致可以分为这样的模式：危机→危机暂时缓和→出现更大的危机→危机表面解除→寻求解决危机的最终办法→危机解除。
程式化的行动元模式
对于叙事作品来说，事件从一个状态向另一个状态的转变总是由行为者所引起或经历，因此在事件的选择及序列的形成中，行为者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行为者的类别我们称之为行动元，一个行动元是共同具有一定特征的一类行为者。②格雷马斯在普罗普和苏里奥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各个人物在叙事作品中行动功能的不同，设计出了他自己的六个行动元：主体、客体，发送者、接受者，辅助者、反对者。
六个行动元的意义由其在文本情节中所起的作用决定，可以这样理解：发出者就是利益的送出者，它引发主体的行动；接受者即利益的潜在获得者；辅助者是有利于主体对客体追求得以实现的力量、条件、因素等；反对者即有碍于主体对客体的追求得以实现的力量因素条件；主体即在结构中追求客体的主导力量；客体即发出者发出的并且对主体有吸引力的某个目标、理想等。在此过程中，“主体”最终会克服困难，将取得客体授予的“接受者”。③如果按照这样的观点来分析反腐题材电视剧作品就会看到，在每一部剧作中，这六种行动元类型几乎都是存在的。不管人物多么繁琐，情节多么复杂，但主要人物的行动和主要线索却总是脉络清晰，使我们容易从中分析出其深层的结构和模式来。比如说《国家公诉》围绕大火骤起，正、反面人物粉墨登场。市检察院检察长叶子菁鉄肩担道义，坚定地去寻求真理的动机，促使她立志找出大火案的罪魁祸首。而这一行动势必是给受灾群众及其家属伸张正义，他们成为这件事的直接受益者。在整个事件中，市人大主任陈汉杰等作为辅助者帮助叶子菁完成任务，而省长王长恭等却作为反对者阻挠叶子菁的行动。
对于像该类题材电视剧《至高利益》这样的复线情节的剧作来说，每一条辅助线索都有它各自的行动元模式，但是因为辅线都是为其共同的主线而服务的，因而可以囊括在一条同一的行动元模式当中。在该剧中，市委书记李东方作为故事的主人公，是行动元模式中的主体，在发出者——“人民的利益才是至高利益”的思想指导下，努力为接受者——人民来谋求利益，因而作品中着重弘扬的对象——人民的利益成为了客体。在这个活动中，贺家国、计夫顺、周玉英等人成为寻找过程中的辅助者，而赵达功、陈仲成、花建设等人将自己的政绩工程作为至高利益的人就成了反对者和阻挠者。具体到在获得至高利益的路途当中所经历的每一个具体事件时，行动元模式又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说对于红峰公司的案子来说，发送者就是“红峰公司员工的利益是最高利益”的理念，客体就是红峰公司员工的利益，而接受者是红峰公司的各个员工，这个案件主要由市委书记李东方来主持正义，贺家国是他的辅助者，而长期拖欠红峰公司欠款的李娟及幕后高手赵达功等就成为了反对和阻挠的人。此外，在该类剧中充当辅助者和反对者的常常是在官场或商场中身居高位的人，身份可能比主体高也可能要低，但是都是掌握一定权力、具有一定决策能力的人。这样，反对者给主体在寻求真理的路途中创造足够多的障碍，使得剧情跌宕起伏；同时辅助者有益的帮助也总是会使得剧情一步步朝着主体希望的方向发展。这样的辅助者比如说像《天下财富》里的市委书记王晋源和女金融家李响、《人间正道》里的市委副书记陈忠阳和女县委书记刘金萍等等。
尽管在本世纪初反腐题材电视剧出现了题材过度开发、叙事模式化等问题，但其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仍是不可磨灭的。面对当下反腐倡廉的社会背景，电视剧作为当今社会中最有影响力的叙事艺术也应该有其自身的社会关照和文化指引。因此反腐题材电视剧要应时而动，结合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以及出现的新问题，跳脱原有模式化的叙事框架，创造出更多具有时代感召力的优秀作品，这对于当今众声喧哗的泛娱乐化时代来说无疑是一份社会责任的坚守，而且这份坚守是不可替代的。
注释：①②[荷]米克·巴尔著，谭君强译：《叙事学：叙事理论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版第179、191页。
③周靖波：《电视剧虚构叙事导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