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家与事务主义者

    仝冠军，先后游学于汴京，燕京，喜读书，爱出版，曾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科研论文奖，现于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张元济是一位亲力亲为的出版人，事无巨细均能做出琐细的安排与布置，且不以为劳。也因为这种性格与作风，不少员工对其心有怨念，讥其为事务主义者。这种“事务主义”的工作作风，也体现在其对员工的具体要求上。张元济不但对编辑人员与管理人员熟悉，对技术工人亦非常了解。其曾于1936年写信询问王子功的情况，“王子功君向来技术堪列上中，近来甚有退步。是否身体原因？抑另染嗜好？乞密为查考”。之后又催问具体情形，得到答复后方才放心。对新进技工童云良，亦专门交代管理人员：“习艺初成之学生，应拣易做之底样交与练习。童君手段尚可造就，但底样过难，故有不能合用之处。请属注意。”

    姜佐禹曾为商务印书馆校阅《元明杂剧》，其一度生病，张元济对其病情非常关心，数次催促丁英桂殷勤探看。他1940年5月14日写信，要求丁英桂每周探望一次；7月10日，又写信询问姜佐禹病情，请丁英桂“得便乞移玉往访。甚望其能早日复元也”；7月19日仍未得到答复，便来信催促，“前数日送还《元明杂剧》校样，于包封面上注明请探问姜佐禹君病状如何。今已多日，未蒙覆示，甚为悬念”。关心归关心，张元济对其工作要求还是十分严格，如姜佐禹在审校《独角牛》一剧时，校对员已对一生僻字进行了批注，但姜却视若无睹，张元济表示“非常失望”，要求管理人员必须签问追改；对其撰写的校记，张元济认为“长篇大论，多半是偏僻之见，歪曲之论。可以采用者极少”。虽如此，三年之后，张元济还是对其十分挂念，托人详细了解其生活状况，问其母身体健康如何，听闻其卖字为生，问其收入几何，并托人要来姜佐禹卖字的价格表，估计是要通过买字资助其生活，可谓有情有义了。

    但更多时候，张元济的这种“事务主义”的作风，还是令散漫惯了的员工颇不舒服，以致商务印书馆内部多数员工对其并无亲近之感。在1918年写给高凤池的一封信中，张元济坦率地说，“弟嫉恶太严，去弊惟恐不速。两年以来默察情形，匪特与公主张不同，且违反多数人之心理”。据曹冰严回忆，张元济“不仅主持公司大计，还致力于稽查公司各部门的办事情况，改进办事手续，往往抓住个别事件，追查原委，毫不留情……张菊生先生在日常行政事务方面操劳的情况，当时馆内颇有些人私下非议，认为是事务主义。现在想起来，这种批评是不公平的。张先生那种认真负责孜孜不倦干事业的精神，目的是为了要求从业人员具有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这在当时确曾起过示范作用，转变了风气”。

    一般而言，亲力亲为者常易陷入具体工作之中，而鲜有战略眼光。张元济则不然，工作细节上的严格琐细，与其对产业、企业的战略判断并无冲突。张元济很早就指出商务印书馆的改革势在必行：“本馆成立业逾廿载，不免稍有暮气。从前规模狭小，所有习惯不适于今日之用。欲专恃旧有之人才、昔时之制度以支此艰巨之局，可以断言其必终遭失败。” 张元济谈到要大力引进那些具备新思想、新知识的新人，“凡有新知识之人而宜于本公司之用者，仍当尽力罗致”，对于那些对公司有贡献的老人则“另定酬给章程俾资退养，免致占居前方，俾新进不得迁擢”。1923年，张元济提出了科学管理的改革思路。5月25日，张元济在给高凤池的信中明确指出，“不能不采用科学管理法……科学的管理方法，必须具有新学识者方能规划”。可惜的是，由于管理层内部的分歧，直到王云五入主商务，科学管理法才缓慢推行开来。

    张元济的战略眼光还体现在他浓重的忧患意识之中。1918年张元济打算辞职时曾提出过六个“勿以为”。1926年他第二次辞职时，在《张元济为辞商务印书馆监理职致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书》中又提出若干临别赠言，“现在时势不同，思想解放，无论何事断不能墨守一二十年前陈腐之见解，简略之方法，以为因应之具。商店工场规模较大如本公司者，元济愚见尤必须用科学的管理，勿以喜怒为赏罚，勿以恩怨为进退。虽然，言之匪艰，行之维艰，果欲行之，不能不破除旧习，不能不进用人才……此为公司存亡成败所关，元济在公司二十余年，今临别赠言不辞苦口”。

    即便放在今天，我们多数出版企业仍未实现科学管理，仍未完全解放思想，以破除固有的陈腐之见解、简略之方法。沉溺于细节之中，超脱于战略之上，张元济在这一方面，的确令人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