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经济学视角下台州小额信贷的发展路径

    摘 要：小额信贷是普惠金融帮助弱势群体脱贫的重要工具之一。以福利主义作为理论支持的发展模式更强调小额信贷的社会效益却忽略了小额信贷部门的可持续性发展能力。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小额信贷的发展框架重新进行了审视，以国家级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试验区台州市的小额信贷市场中的政府行为为例，认为可以通过降低资产专用性、信息不对称性控制较高交易成本，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机制失灵的程度。通过佐证分析，本文认为发展小额信贷应该因地制宜，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为主的市场化发展路径。

    关键词：小额信贷? 交易成本经济学? 交易成本

    项目：本文是浙江省2017年市厅级课题《农业供给侧改革下普惠金融的效率研究及福利测算-以台州市为例》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号：FG2017206）。

    一、引言

    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ial）强调金融服务对城乡弱势群体的覆盖性;普惠金融对应的是金融排斥，实质上是对金融资源的重新配置;其基本目标是使弱势群体通过摆脱发展过程中的金融约束而受益;它的外部性体现在激发弱势群体的内生增长动力以提高整体经济的活力与发展效率。小额信用贷款是普惠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应的涓滴效应起到协助弱势群体脱困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国际社会开始关注中小额信贷，但是当时流行的补贴型小额信贷项目却鲜有成功。20世纪80年代起对小额信贷的发展路径讨论让学者分化为支持福利主义信贷与制度主义信贷两大阵营。由于关注弱势群体的发展是普惠金融的意义所在，福利主义信贷的拥趸者认为普惠金融的效果应以社会效果来衡量，而非财务效果。然而从制度创新与变迁的角度来看，项目收益覆盖融资和与运营成本是任何市场机构保持活力与可持续性发展的必要条件。20世紀70年代初，尤努斯（Mohammad Yunus） 博士在孟加拉国创立的格莱珉银行是制度主义小额信贷的成功实践;格莱珉银行成功地用商业化的形式给予收入长尾人群小额信贷使其有机会充分参与市场赋予的分工合作体系并脱离贫困;尤努斯博士本人也籍此获得了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关注如何找到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能推动金融包容性的政策。弱势群体对市场价格敏感，降低贷款利率对提高小额信贷的市场化与可接触性至关重要。根据国际上的经验，小额信贷的资金费用占总投入的60-70%，操作费用占总投入的30-40%;融资成本降低的空间不大，因此，对交易费用的控制是小额信贷事业发展的切入点。

    斯科定理认为明确产权与降低交易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奥利弗.E.威廉姆森在对斯科定理重新解读的基础上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也称交易成本经济学;他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在中国的实践背景下研究优化普惠小额信贷发展模式的框架。本文从国家级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试验区-浙江省台州市的小额信贷实践出发，总结出了更低交易费用的小额信贷发展范式。

    二、小额信贷的交易经济成本分析与台州市的发展创新

    在普惠小额信贷业务的开展过程中，撇开公司治理的问题不谈，更加一般意义上的交易成本体现为“在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伴随产生的信息搜集、条件谈判溢价与监督交易实施等各方面的成本” 。威廉姆森认为交易成本的大小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交易频率三个交易维度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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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小额信贷在中国的实践模式

    小额信贷的发展路径与经济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并不均衡，各地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无论是福利主义信贷还是制度主义信贷都在我国有所实践。扶贫贷款是福利主义小额信贷的主要载体。在中国，制度主义小额信贷中公益性贷款机构的典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1993年成立的“扶贫经济合作社”（FPC）;而2008年成立的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中和农信）则是公益性综合金融服务机构的典型。 然而，以上发展模式都在实践中显露出了一定的问题。扶贫贷款是面向经济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还款率低、效率差;FPC由于前期法人身份不明确以及缺乏市场导向的监管方式难以吸引资金与人才完成自身独立可持续性发展的目标。中农和信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虽然吸引了蚂蚁金服、红杉资本、国际金融公司、天天向上资本等有社会责任意识的一线资本作为股东，但是发展规模依旧有限。

    台州市采用了政府引导、提供政策，市场主体参与，秉承商业可自主原则的小额信贷市场发展方式。到2018年7月，台州市已有26家商业银行与63家阳光化的小额信贷机构，银行以外的小额信贷机构加权平均贷款利率为15%。台州市相关的金融创新举措如下。

    （一）减少资产专用性

    设立金融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当前，大部分金融机构依托中国人民银行企业个人征信平台进行信贷调查，但是信息量不够满足小额信贷的使用需求。台州市的金融信用信息服务共享平台 在2014年7月启用，平台由台州市人民银行征信部门监管并设立专门的平台管理公司保证信息的及时性与公允性。金融机构可以免费在平台上使用金融、市场监管、国地税、环保、出入境等78大类、15个部门的信息对借款方进行信息的交叉验证，依托大数据对用户行为进行勾勒与预测。该系统降低了信息的专用性成本，到2017年，系统的年点击率达10万余次。

    （二）减少信息不对称性

    1、设立台州市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

    台州市的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是政府主导的非盈利性组织;基金借鉴台湾小微金融信贷的经验于2014年11月成立。在初创设立的5亿元中，政府投资占4亿;基金到2018年已扩容至15亿元。

    该基金运行遵循“政府引导、市区联动、市场运作、风险共担”的原则;基金风险由信保基金自身与贷款银行分担，前者承担80%的风险，后者承担20%的风险，而捐资银行推荐是担保对象申请担保的前提;捐款银行推荐的担保业务不良贷款率不得超过3%。信用保证基金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难与容易发生系统性风险的问题上进行了突破。捐资银行作为“知情人士”的信息反馈能让小微企业依托信誉与自身实际经营状况免去寻找第三方担保的融资手续，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引发的交易成本。到2018年6月，该基金已为8043家市场主体提供融资担保，累计担保授信金额153.85亿元。

    2、发展“软信息”导向的金融机构

    台州的小额信贷服务主体包括大型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城商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金融服务外包公司;根据授信额度与利率水平的不同，各自对应着不同的细分市场。传统的银行机构庞大，强调大规模批发型业务，在信贷发放上侧重客户的“硬信息”考核。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充分竞争引导更多“软信息”导向的金融机构向更偏远地区寻求利润空间，弥补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国有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在市场渗透上的不足。

    对于台州市场上的金融服务外包公司来说，坏账率与信贷员的业绩直接挂钩。由于客户往往不在传统信贷考核体系内，除了常规的信息咨询外，信贷员通常的做法是应用“非正式制度”来对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行化解，包括把借款人的社会声誉、道德口碑等放在首位，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信贷体系发展不健全所带来的金融排斥的问题。

    同样，台州三家城商行业务创新点也包括开展关系型的银行业务模式;通过与小微企业的多次接触，搜集难以或者不便传达的“软信息”来筛选相对优质企业开展“关系型”贷款。

    3、提高违约成本

    台州目前已先后出台《台州市失信黑名单建设工作方案》、《台州市企业信用联合奖惩实施办法》等35项涉信制度对市场进行规范。

    小额贷款制度设计也能提高个体的违约成本。在台州，信贷数据良好的村庄与行业协会通常能从金融机构得到更优惠的利息。为了维持整体的优惠利率水平，个体之间会加强监督以维护整体的信用。

    三、台州小额信贷发展模式分析与思考

    台州的小额信贷发展模式具备一定优势。一是政府引导市场主体充分参与的模式调度了多方力量对借款对象进行考核，在提高考核有效程度的同时降低了对公共能源的损耗;二是对规则公平程度的强调以及对违约成本的提高减少了投机行为;三是市场化的利率可以对客户进行自然筛选，体现了责任与利益的对等，有效规避了套利;四是政府资本对金融公司的参与允许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经营有所牵制;五是多层次充分竞争的小额信贷市场对弱势群体的惠及面更广。

    台州小额信贷的发展模式也有不足之处。一是缺乏对借款方进行强制储蓄的制约，无法改善借款方的理财习惯;二是金融知识的教育空缺，对于弱势群体小额信贷需求的激发不够;三是小额信贷公司具备灵活性但业务单一;四是是监管机构缺乏对小额信贷公司社会绩效的量化考核;五是小额信贷的业务开展缺乏与产业链的深度结合。

    丰富的实践探索是实现高效率制度制定的前提，小额信贷发展的有效模式很大程度上受地域经济发展状况、人民的思维能力、社会关系管理路径、价值观判断等因素的影响。格莱珉银行初创地孟加拉国的金融行业呈现出二元化的状态，除了高利贷之外，大部分穷人无法接触到金融服务;这让格莱珉银行在客户筛选与资金的后续管理上有更大的话语权。其次，孟加拉国80%的人口长住农村，约36%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口流动极少，交通状况不佳，当地人之间信任度高，因此相互联保机制可以有效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并增加金融可接触性。

    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人均收入水平相对高，个体经济发展更独立。部分地区的金融市场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小额信贷服务多已有社会部门参与提供，金融服务层次丰富。 若在东南沿海推行格莱珉模式可能导致资源浪费、逆向选择、搭便车與权利寻租等失灵的局面。相对而言，政府遵循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来减少专用性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交易成本;通过鼓励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主体阳光化，在监管之下对市场进行渗透;通过制度设计激励借款群体内部互相监督的发展方式要更加合理。

    参考文献：

    [1]McKillop D， Wilson J： Financial exclusion. Public Money Manage 2007， 27：9-12.

    [2]Bateman M： Why Doesnt Microfinance Work？ The Destructive Rise of Local Neoliberalism. London： Zed Books;2010.

    [3]Gupta J，Pouw NR，Ros-Tonen MA： Towards an elaborated theory if inclusive development. Eur J Dev Res 2015，27：541-559.

    [4]中国社会科学院. 扶贫经济合作社[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6-20.

    [5]Williamson，O.E.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9，22（2）：233-261.

    [6]哈桑. 小额信贷项目中持续信贷和信贷强度对孟加拉农户创收和减贫的影响[D]. 浙江大学， 2014.

    作者简介：陈曦， 1983年8月，女，汉族，浙江台州，硕士研究生，讲师，Monash University，应用金融，金融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