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的困惑：公务员群体的痛与痒
马学玲+刘甦
近来，伴随着中共“从严治吏”的纵深推进，“公务员涨工资”相关话题持续引爆舆论。其实，当下公务员的牢骚已远不止于薪资待遇方面，人际关系复杂、晋升体系不健全等沉疴，也成为这些“体制内人”的困惑。从公务员不好当的集体呼声，到辞职下海的个体行动，囊括700万成员的中国“金饭碗”一族，正在经历着五味杂陈的痛与痒。
“从严治吏”撩动的痛与痒
“去年全年的过节费都取消了，而往年大概在3500元左右，这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西部公务员来讲，是一笔不小的经济来源。”甘肃省某市税务局科员严开向记者谈道，此外，月饼等一些和节日有关的礼品也不再发放。
在交通运输部某直属海事局工作的葛星谈道，2013年，自己的基本工资有所降低，一些正常的加班费被扣减，津贴大不如前，过年过节的米、油等福利也消失不见，“我们单位双职工家庭的收入基本降至往年一人的收入水平”。
这并非孤例，福利减少成为中国公务员的年度记忆。刚刚过去的一年，伴随十余道中央禁令的颁布，公务员系统内叫“苦”声日渐高涨，其中不少人声称各种福利和收入明显减少，涨工资的集体诉求再次被舆论聚焦，争议四起。
部分福利取消、隐性收入减少，这无疑戳中公务员群体的痛点。连日来，不少青年基层公务员发帖称，一大群基层公务员薪水低、压力大、被误解。近期一项涵盖中国东、中、西部100位公务员的调查也显示，有93位受访者表示“公务员不好当”。
中共从严整顿吏治，戳中公务员痛点的同时，也撩动一些公务员的“痒点”。上述调查显示，部分人甚至开始考虑离职转型。而事实上，广东等地一些公务员已经离职下海。有观点甚至指出，这或将引发新一轮公务员辞职潮。
观察人士认为，这一论断虽有炒作之嫌，但“公务员不好当”由一开始的矫情已逐步成真，中央禁令逐渐剥夺了公务员群体的“超国民待遇”，让其“含金量”不断萎缩。
外媒指出，中国公务员的“不好当”是惯出毛病后的撒娇。中国官场“规定”不断，无非是对权力属性的回归，官员的违法违规“好处”到了自我了断的时候。《人民日报》连续三天刊文指出，其实是“让贪官不好贪，庸官不好混，坏官不好受”。
“公务员群体灰色收入确实比较多，过去由于管制比较宽松，所以问题没有凸显出来。中央‘八项决定严格贯彻之后，一些被掩盖的深层次问题就慢慢浮现出来。”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向记者分析。在他看来，公务员管理尚需更为严格的制度约束。
公务员薪酬调整的制度性缺陷
在近日召开的地方两会上，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呼吁给公务员加薪。但这并没有获得太多认同。媒体日前抽样2000条网民发言显示，反对公务员涨薪的意见超过半数，占据62.3%。这与“超半数公务员认为自己工资待遇低”形成鲜明对比。
“中央出台各项规定和禁令，并不是去限制和降低公务员的合法收入，而是规范公务人员的收入和职务消费等，与公务员涨工资没有必然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人力资源研究室主任高文书指出，不能说国家不允许腐败、不允许有灰色收入，就必须要提高公务员工资。
其实，每一次有关公务员涨工资的呼吁，几乎都会引来社会舆论的一片质疑之声；而长时间不涨工资，又在公务员群体内部带来一片抱怨之声。
对此，高文书向记者谈道，这是因为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背景下，舆论担心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同时，很多人都认为公务员已是高收入群体，不仅工资高，还有一定的灰色收入，不应给他们提高工资。
“如果涨工资的话，就应该剥离其他一些不应该享受的福利。”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学部副主任马庆钰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这是一项配套的系统性改革。
不少基层公务员指出，反对公务员加薪，是把“贪官”和“公务员”混为一谈。高文书也表示，“在讨论公务员工资问题的时候，要依据客观事实说话，不能主观臆断，更不能将公务员和贪腐的官员等同起来”。
“实际上，目前我国公务员工资仅仅是与社会平均工资基本持平而已。而且从变化趋势看，近年来公务员工资是相对下降的。”高文书列举了公务员薪酬在全部19个行业中的排名，2008年为第8位，2009年为第9位，2010年为第11位，2011年已下降到第12位。
“近年来我国物价、房价和社会平均工资都上涨了很多，但公务员工资基本没有调整，这显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符。”他举例说，2003年中国公务员工资相当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1.10倍，2007年为1.12倍，但2010年只有1.05倍，2011年进一步下降到1.01倍。
“这表明，公务员工资并没有随社会平均工资的上升而同步提高。”在高文书看来，中国公务员薪酬制度的主要问题是，至今仍没有形成公务员工资水平调查比较机制和动态调整制度。
公务员群体的体制内困惑
其实，当下公务员的牢骚已远不止于薪资待遇方面，晋升无望也成为这些“体制内人”的集体困惑。
“公务员的晋升通道很窄，基本上只能在本部门‘向上走。想要升职的话，一方面要排队熬时间，另一方面还要赶超同级的同事。至于如何赶超，很大程度靠的是和领导的关系。”严开给自己8年时间，希望能升一级，在他看来，这已经是比较乐观的预期。
汪玉凯指出，目前，公务员晋升的公平竞争机制还没有得以真正体现，一些地方仍然存在任人唯亲的官员选任现状，这影响了公务员群体的工作积极性。
除了晋升的压力，复杂微妙的“办公室政治”也成为公务员群体不得不面对的一大困扰。受访的大部分公务员坦言，这是一项劳神费力的“额外任务”，导致部分人“只唯上不唯下、只唯权不唯民”。
李杰曾是江苏泰州的一名公务员，在他看来，相比于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的人际关系更为敏感，晋升压力使同事之间明争暗斗，依年龄和地域形成各种圈层，外地人员常会深感处境艰难，而和领导相处的诸多门道，也让性情耿直的自己苦不堪言。
“有报道说，落马贪官记不住谁送了礼，但对谁没送礼记得很清楚。这虽有点夸张，但有时候就是这样。帮领导擦桌子、打水等勤快的，就会受到重视，分配的任务轻松简单，要是稍微怠慢一点，可能会被有意无意为难。”他说。
去年年底，李杰辞去公职，回到老家山东成为一名教师。“以前做公务员时，别人都当我是干部，很能满足虚荣心，现在做了相对普通的老师，虽然地位不如以前，但工作环境简单，感觉舒心很多。”
分析指出，一些有才能的公务员得不到应有的赏识和待遇，反映出当前干部体制改革的紧迫性。1993年，中国开始实施国家公务员制度。20年来，从“铁饭碗”到“金饭碗”，这一群体备受追捧，迄今已有700余万成员。分析指出，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在从严整顿吏治的过程中，如何完善公务员管理体系，既不失之于宽，又不偏执于严，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