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知识分子的两面性
王琳
【摘 要】何其沧这个集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性于一身的人物形象，恰恰是四十年代知识分子两面性的真实写照。他们学贯中西，对民族文化认同与价值体系的重塑及现代化的建设进程的推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性的碰撞直接导致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更表现在思想与行为的冲突上，使他们陷入“理智上面向未来，情感上回归传统”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蕴含着极其复杂的时代与文化内涵。
【关键词】知识分子；民国；传统；现代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2-0113-02
作为一部历史正剧，《北平无战事》并未拘泥于传统历史剧对严肃无趣的主旋律主题表现与概念符号化的“高大全”人物形象的塑造，而是另辟蹊径，将戏剧艺术的假定性与历史的真实性相结合，做到了艺术与生活、历史与现实的和谐共振。剧中有一位老者虽然戏份不多，但足够抢眼，他就是焦晃扮演的燕京大学副校长何其沧，具有民国知识分子典型的两面性，集东方的传统性与西方的现代性于一身。
传统的知识分子曾广泛参与到具有建设性的社会变革、政策制定等公共行为中，“除了宗教担当、社会良心、执掌理性等传统精神之外，更有推动现实、设计未来、创造文化、参与思想的生产与传播的意义”[1]。他们精深的学术造诣、崇高的人格追求和强烈社会责任感对我们民族性格的培养与形成曾经起到过构筑和发展的作用。何其沧是东方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可谓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典范。这首先体现在其精深的学术造诣上。传统知识分子往往以不同的方式从事着知识的积累、传承、运用，作为燕京大学副校长何其沧更是如此。他穿着青黑色的粗布长衫，带着一副圆框眼镜，白发苍苍，儒雅从容，有着“儒士”的风范。何其沧博览古今、通晓中外，与老友方步亭对于古诗词的讨论，着实令人印象深刻。他的每一次演讲和谈话，都显示出精深的学术造诣、广引古今中外理论，既偏僻入里又通俗易懂，令人叹服。何其沧爱做学问，更爱读书。他的书房里摆满了各类书籍，桌子上、地上散落的都是数据和论文，角落里放了一张小床，醒了继续读书，即使已身居高位，仍如此勤勉。他不仅仅局限于知识的积累，更重视知识的传承，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兢兢业业的钻研使他取得了较高的学术造诣，成为民国经济学家第一人。
其次，传统文化一向十分重视个体的德性修养，信、义、仁、恕、温、良、恭、俭、让均是传统知识分子崇德理想人格的重要价值取向，何其沧就一直努力践行着这些完美的道德。为了保护学生，他毫不犹豫地参与到学生的示威抗议中，共同面对着全副武装的国民政府军队。为了营救被捕的老师和学生，他甚至愿意放下尊严，动用私人关系求情，甚至大闹华北剿总会议，以辞职相逼。何其沧不仅独善其身，还以身作则教育青年学者要保持人格的独立性，他不加入任何党派，专心做学问，以此劝说自己的女儿和学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节操，是传统知识分子必须要恪守的，这一点在何其沧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因无故受惠一袋面粉，他反复劝说女儿还回去，上演真实版“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气节。作为国民党的经济顾问，何其沦多数时候委曲求全为民国，一旦击穿底线后浩然正气莫能御，可谓将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体现得淋漓尽致。
除此之外，还体现在其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上。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长期宣扬“士”要“志于道”的思想，要求个体知识分子要勇于承担起对群体与社会的责任。这种社会责任的承担，既可以表现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并付诸实践；也可以展现为对社会的批判意识，如抨击“礼崩乐坏”的历史现状。前者从正面表现了对普遍社会价值的追求，后者则更多地以否定的方式，展示了对群体利益的关切。面对经济的全线崩溃，何其沦临危受命，担任起国民党的经济顾问，一方面变相向美国索要物资援助，一方面负责起草《货币改革法案》，极力挽救着日益萧条的国民经济。然而作为一个视气节为生命的传统知识分子，何其沦无时无刻不饱受内心的煎熬。低下头颅要来的物资援助，眼看着就要全部落入贪官污吏之手，但又无法跳出来揭露这场内部阴谋，还要顶着被“清流”看不起的无奈。低的下头颅，放得下气节，不沽虚名、真正做事，这是何等的胸怀与气魄。没有储备金、没有物资，币制改革根本无法挽救崩溃的经济。然而为了大局，何其沧委曲求全、巧妙周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面对着日益颓败的政府与无济于事的改革，他感叹道：“我已经开始读《春秋》了，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何其沧不仅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典范，更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先驱。特定的时代背景及多年的留美经历，赋予他诸多的现代性。“现代性”用于标显了一种新的时间意识，表示与过去的断裂。近代学者时常用这个词界定五四以后出现的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以表示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变革。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环伺，传统文化体系屡遭质疑，西方各种先进的思想不断涌入，传统知识分子的自我身份认同受到了强烈的震荡。一大批文化先驱选择出国求学来完成自身知识体系的塑造，以获得西方先进的文化观念，运用科学的眼光来观照当时国内的状态，以唤醒民众的觉醒，从而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状况，何其沧就是其中之一。
著名历史学者傅国涌认为，“民国是继春秋战国和魏晋时代后，中国历史上难得一现的开放时代”。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正处于剧烈的大变革期，新旧交替，社会转型，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因而知识分子很容易找到各自的生长空间，他们分别在理想的领域耕耘，或潜心研究学术，或创办实业，或搞平民教育，或投身乡村建设等等，各自保持着人格的独立性，在教育、实业、金融、乡村建设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尤其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发展到了顶峰，一大批信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西方先进思想、文化潮流的熏陶下，自由民主的观念早已深入他们的内心，国内刚好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又为其提供了生存空间。何其沧即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虽然替国民党做事，但却属于无党派人士。剧中他曾多次谈到，虽然与国民党许多高层熟识，但在政治上并不是朋友，他替国民党做事也是为了国家的出路。他多次强调，知识分子就是要专心做学问，要最大化的保持人格的独立性，这样才不会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他的自由观念还体现在给青年人充分的自主权。多年的美国教育，使何其沧有了个人隐私的意识，家学渊源，又使得他深刻领悟了“不痴不聋不做阿家翁”的为老之道。何孝钰上中学的时候，他就假装听力不好，尽量给女儿营造自由成长的空间，同时也减少了女儿对自己的过于关心。对于学生梁经纶的个性压抑的问题，他曾多次开导要做真实的自己。
在近代思想发展史中，“民主”一词常常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充分肯定与宣扬。这里的“民主”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指称一种政治制度，更是演变成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20世纪40年代，现代知识分子已普遍意识到着“民主”的本质即是以人为本、从人出发，这也就成了他们信仰民主的最重要的思想根基。更重要的是，他们为“民主”赋予了更多的意义，认为“民主”体现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能够用来改造落后的中国并使之走向独立富强，也就是所谓的实现“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留学归来后，何其沧带着满腔的报国热情，迫切地希望学有所用，将西方先进的理念运用到落后国家的建设中去。作为燕京大学的副校长，他大力推行民主的政策，使得学校风气开化、思想自由，因而变成了学生浪潮的集中地。何其沧虽然崇尚自由，自己不参与任何政党，但是对身边的党派人士均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虽然不倡导武装流血革命，但是在游行学生被捕后，他依然能挺身而出，奔走于解救学生的第一线。虽然口口声声指责国民政府腐败堕落，却依然没有放下手头的工作，兢兢业业奋斗在国民经济的第一线，渴望早日实现民主宪政。
身处新旧交替的剧烈社会文化转型期，知识分子不得不对残酷的现实投之以关切的目光。如何在深厚的国学根底与先进的西方文化之间找到平衡，推进社会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是他们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自由主义风气的盛行，知识分子内部的观点也大相径庭，有的要求进行激烈的共产主义革命，有的追求和风细雨般的资本主义改良，有的倡导实行国家主义，有的相信教育救国，有的则干脆投身实业……面对国民党统治下的混乱不堪、民不聊生、腐败横行，或许是担心激烈的革命导致过多的流血牺牲，或许是对当局仍抱有一定的希望，何其沧选择了民主改良的道路。他希望能通过温和的、循序渐进的制度改良，使国家和平过渡到民主制度，成为资本主义强国。这才有了他临危受命，帮助国民政府策划《货币制度改革方案》的下文。随着对国统区经济的深入研究，腐化溃烂的经济真相浮出水面，没有物资储备，单靠不断的印刷货币根本无法挽救处于崩溃边缘的经济。币制改革实为搜刮民财，经济崩溃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权力斗争，何其沧犹豫了。最终，币制改革实施了，广大老百姓仍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握着满手的金圆券买不到任何粮食。带着无限的怅然与无奈，何其沧远赴美国，宣告了民主改良道路的彻底失败。无论何其沧的的政治主张现在看来有多少不足之处，这种对民主自由的艰难探索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与认可的。
何其沧这个集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性于一身的人物形象，恰恰是四十年代知识分子两面性的真实写照。他们学贯中西，对民族文化认同与价值体系的重塑及现代化的建设进程的推进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性的碰撞直接导致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自我实现与传统道德之间的冲突。他们掌握着两种文化，同时又被两种文化所掌握。叛逆与妥协、反传统与复归传统，深刻表现出社会大变革期知识分子在文化碰撞中的焦灼与阵痛，蕴含着复杂的时代与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董平.四十年代国统区与沦陷区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2009，（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