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环境与媒体从业人员的博闻强记
袁方+刘婕
互联网时代或者说新媒体环境下，作为媒体的从业人员还要不要博闻强记？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也就是说，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媒体特别是纸质出版物的编校差错，就是在今天新媒体环境下，媒体从业人员仍然需要博闻强记。
可能有人会说：现在有了互联网，网上查对很便捷，弄不清的地方上网一查便知晓，何况还有校对软件，再强调博闻强记，似乎有点落伍于时代。这话当然不能说完全不对，但确实有失偏颇。因为网上查对的东西也未必完全准确，出版物质检时就不以“百度”为准；校对软件也毕竟代替不了人脑，它检出的差错毕竟有限，否则怎么解释许多印刷厂校对环节都用上了校对软件，而一些书、报、刊中还会有那么多差错？至于“百度”，查对当然方便。但只有你弄不清、有所怀疑的地方你才会去查对，一篇文章、一本書，所有的知识点你总不可能从头“百度”到尾吧？许多语法差错也不是能够“百度”出来的，比如“谁能否认历史没有在这里留下遗迹”一句，能“百度”出“谁能否认”“没有”并用，把意思完全弄反了吗？
这些年来，仅我们所接触的稿件、参与检查编校质量的书报刊，以及杂志的校样，光人名错就多得不可胜数。如把早期四川我党领导人杨■公错成杨阊公，把曾任七机部部长的王秉璋错成王兼璋，把甘泗淇上将错成甘泗琪，把曾担任过卫生部部长的傅连暲错成傅连评，把邓拓夫人丁一岚错成于一岚，把郭汝瑰错成郭汝槐，把研制深海载人潜水器的中船重工702所老专家徐芑南错成徐岂南，把刘邓大军的参谋长李达上将后边加了个错误的括号，错成“李达（中共一大代表、宣传主任）”，把哲学家、武汉大学原校长李达“张冠李戴”到了曾任过国防部副部长的李达上将的头上。此外，像把曾任过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错成谭延阖，把解放战争后期被列入44名甲级战犯名单的王叔铭错成王权铭，把张君劢错成张君励，把清风店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罗历戎错成罗历戌，把参加1949年和平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团成员、桂系军阀核心人物之一的黄绍竑错成黄绍宏，把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错成吴雅晖，把国际友人“三S”之一的史沫特莱错成史沫莱特，把清嘉庆年间错成清嘉靖年间，把宋神宗赵顼错成赵祯，把明孝宗朱祐樘错成朱祜樘，把嬴驷错成赢驷、嬴渠梁错成羸渠梁，把王夫之错成王夫子，把王赞绪错成三赞绪，把曹操的大将许禇错成许诸，把《水浒传》中的殷天锡错成殷天■，把何鸿燊错成何鸿灿，把丁柏铨错成丁柏栓。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人名差错校对软件并未能检出。而编校人员之所以也未能改正，未能去“百度”，就在于他们未能记住这些人名或未怀疑其错误使然。可见，以为有了校对软件和网络，进入了新媒体时代，就无须博闻强记，最终的结果就只能是使人变懒，使书、报、刊及电视字幕上的人名差错不断出现。
其他像地名差错、逻辑差错、语法差错、知识性差错等，恐怕更是校对软件所不能全部改正的。如果编校人员的知识面不宽、积累不够，那就只能听凭这些差错出现在各种媒介上，误导受众。
就说包括地名在内的地理知识差错吧，我们在编稿和阅读及校对书、报、刊过程中，就曾发现有把安徽亳州错成毫州的，有把广西灵川错成陵川（陵川属山西）的，有把山西兴县错成中兴县的，有把山东单县错成半县的，有把黄埔军校错成黄浦军校、把河南嵩县人错成嵩山人、把临颍县错成临颖县的，有文献中把广西师范大学的地址桂林错成南宁的，有把云南禄劝县错成绿劝县的。更有书中把黄河由于受中条山阻挡本来由北而南的河水折而东流，说成“由南而北的河水折而东流”，把本地处陕西、湖北、河南三省交界的陕西商州错成陕西、湖北、湖南三省交界，把湖北郧阳错成涢阳，把历史上处于襄（阳）洛（阳）古道上的博望坡错成处于襄汉古道上，《××晚报》还曾把小浪底工程错成“河北小浪底”。另有媒体把瑞士首都伯尔尼错成“尼泊尔”，把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错成马尔大夫，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错成加尼福利亚州。缅甸首都2005年已迁至内比都，可去年的媒体上还出现了“缅甸首都仰光”，在讲到马拉松比赛来历的时候，居然说42.195公里“是希腊到雅典的距离”（雅典是希腊的首都啊），还有把莫斯科到苏联远东地区说成“苏联到远东地区”，等等。
这么多的地理知识差错未能从书、报、刊和电视屏幕上消灭掉，可见仅靠校对软件、网上搜索等是靠不住的，最可靠的还是新闻出版从业者的责任心加博闻强记和工具书。
需要媒体从业人员博闻强记的当然不止人名和包括地名在内的地理知识，就是读过的名篇、一些重大事件的时间节点倘能记住的话，一些引文和知识性差错也会被挡在编校环节。某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中有这么一段话——毛泽东有句名言：“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必须亲口尝一尝。”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的原话是：“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一句话的引文，错、漏、添加文字竟有13个！如果对原话没印象，又不去核对，很可能就发现不了这一错漏。有一家省级党刊上一段引自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引文，不说标题中的“的”漏了，单是引文，就把本不相连的3句话引到了一个引号中。这还不算，仅摘在一起的几句话，连标点算上，错、漏、添加达7处18个字（标点）。它是这样引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任务的武装集团，绝不是单纯打仗的，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建设革命政权。”因这篇文章读过多遍，记忆较深，所以一看就知道它引得不准确。毛泽东的原文是：“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引文何其随意！
一家期刊发表的一篇由两位地级市市委党校教员写的论文，竟说“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写道：‘共产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空谈或信仰。”《纪念白求恩》当年作为“老三篇”（另两篇是《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之一，许多人都会背，里边哪有这句话？作者竟还是党校教师！
另外，像把“会当水击三千里”错成“会当击水三千里”，把“千凿万击出深山”错成“千锤百炼出深山”，把“咬定青山不放松”错成“咬住青山不放松”，把“歌诗合为事而作”错成“诗歌合为事而作”，把“敢教日月换新天”错成“敢叫日月换新天”，把“教坊犹奏别离歌”错成“教坊犹奏别离曲”，把“慎终追远”错成“追终甚远”等，恐怕均与编校人员没有做到博闻强记因而没有怀疑会引错，未能去查对原文有关。
作为媒体从业人员，就是在新媒体环境下亦应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时间节点熟记于心，否则就无法改正一些不负责任的作者在时间节点上的错误。像一位党校教员的文章，竟把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召开的党的十七大，表述为“2006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一家省级党刊竟出现了“1953年朝鲜战争爆发”（1953年7月23日已签订朝鲜停战协定了啊）。还有一份刊物的一篇文章讲述红二十五军在宁夏静宁县兴隆镇休整中如何处理好民族关系的事，开头就是“1934年8月14日，红二十五军进驻宁夏静宁县兴隆镇”云云。而此时离红二十五军出发长征还有3个月啊！红二十五军是1934年11月16日从河南信阳罗山县何家冲誓师长征的，怎么可能在出征前3个月已到了宁夏？
同样，2017年9月21日《老年文摘》报摘自8月21日《解放军报》的《刘邓大军借三千“葫芦兵”渡过黄河》一文中，说“1947年冬夜，北风呼呼，天气寒冷”，刘邓大军巧借三千“葫芦兵”渡过黄河。可1947年冬刘邓大军已在大别山征战了几个月啊！他们渡黄河的时间是6月30日，怎会“北风呼呼，天气寒冷”？这期报纸还把“澶渊之盟”错成“檀渊之盟”。
还有一家刊物策划的一组“纪念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70周年”的文章中，把邓小平在鲁西南动员千里跃进大别山说成了“在豫西南”，把1947年底邓小平带领部分人员路过河南商城县南部说成“1946年底”，把刘邓1947年12月10日王家湾会议后分兵说成“1947年夏天”（刘邓是8月底即夏天才进入大别山的）。
上述差错的出现既说明校对软件并不完全可靠，也说明新闻出版从业人员对重要的时间节点没记住或不够敏感，以致未能认真查对。
其实，需要媒体从业人员熟记的东西还有很多，像“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不能记颠倒了，否则来稿引文一旦表述混乱了，你又不去核对，那就难免出错。像胡锦涛同志对党的宗旨所阐释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之所以许多书、报、刊中引文次序颠倒，就在于编校人员自己就没记住权、情、利的顺序。笔者曾受托校对过一本论文集，里边有5篇论文作者引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33页那句“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的话，竟有3人引文不正确，引对的两人中还有1人错了1处标点。
有人说编校人员应是“杂家”，方方面面的知识都要懂一点，都要记一点。我们觉得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如一本书上说，一支武工队1943年端了日伪军一座炮楼，在庆功会上民兵高唱《我是一个兵》，而这支歌是1950年才创作的，1943年唱，明显属于穿越；某报一则体育消息说某男子排球队最后一局以19∶26输了。而排球比赛规则是输的一方得分在23分以下，赢的一方只需打到25，故这一结果应当是19∶25。某期刊在一篇文章校样中说《史记》曾记载罗布泊有蒹葭、怪柳，笔者马上想到“怪柳”当是“柽柳”，即耐旱、耐风沙的三春柳，亦称红柳。同样，某期刊在一篇《戏名联对》中，把《杨五郎下山》《鼓滚刘封》《六郎招亲》《界牌关》《潘杨讼》《杀狗劝妻》几个戏名，竟错成了《杨九郎下山》《鼓滚刘丰》《大郎招亲》《界碑关》《潘杨颂》《杀狗劝夫》。这明显可以看出编辑和初校人员包括审稿者戏曲知识的贫乏。还有，像把1938年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阻止日军西进，说成是“1939年”“为了阻止日军南下”“韩复榘扒开花园口大堤”。还有一则《差错示例》中，竟判定“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属知识性差错，说这是两个机构。可笔者确曾见到过这样的行文。于是笔者给中共河南省委外宣办主任赵云龙打了个电话求证，赵主任说他的任命文件就是加了“省政府新闻办”括号的，至今国务院新闻办的牌子还挂在中宣部。这恐怕也是因为未能做到博闻强记，以致判对为错的。
类似上述差错，恐怕也不是校对软件所能校出的，就是采编校人员包括审稿者，如果根本就没看出它们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也未必会去一一上网搜索、“百度”一番。要避免这些差错，确实还需要媒体从业人员注意自身的知识积累和博闻强记，努力使自己成为杂家。
当然，媒体上出现的差错并非都是因为从业人员知识积累不够造成的，特别是一些低级差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认真不细心造成的。比如某期刊转载的2017年第6期《档案天地》上的一篇文章，把金寨县错成“全寨县”，把反应灵敏错成“反映灵敏”，把1936年4月下旬错成“1936年初下旬”。像这些低级差错，既不需要“博闻”，亦不需要“强记”，只要认真点、细心点即可消灭。
再如“这批莘莘学子”“1.2亿莘莘学子”“拂晓初露”“当选政协委员”“遍体通红，如火如荼”“各个县城差不多19%都在种棉花”“（日军）一路占领张家口向大同方向……一路占领张家口沿正太铁路西进”“中央红军从江西战略转移……再过几年，红军到达陕北”“首位华裔内阁”“用稻草灰染成布”……编校人员稍细心一点当会知道，作“广大”讲的“莘莘”和“这批”、具体数字“1.2亿”不搭配，政协委员是按界别推荐的，不是选的；“荼”是白色的白茅花，不能修饰“通红”；县城不可能种棉花，19%也表意不清；一路日军已占领张家口，另一路日军不可能再去占领一次张家口沿正太铁路西进，另一路占领的只能是正太铁路东端的石家庄；中央红军长征就一年时间，不可能“再过几年”才到陕北；一位内阁成员不能叫“内阁”；稻草灰只能将白布染成灰布，不可能“染成布”。
还有电视屏幕上出现的许多差错也基本上都是低级差错。如河南电视台播出的豫剧《樊梨花》的字幕中，就出现了“有过结（节）”“固执几（己）见”“做（作）难”“有前闲（嫌）”“伺侯（候）”“听侯（候）发落”“卿（钦）点的元帅”等低级差错；1994年录制的申凤梅大师的《收姜维》最后一场也出现了“归汉帮（邦）”和“莫负我后（厚）望”这样的低级差错（由于打开电视机已播到最后一场，前边几场未能看）。
另外，有些一眼就能看出不对的数字差错，也明显是不细心造成的。如几个百分数之和大于或小于100%；“课本印数15045万册，占图书印数总数22919万册的94%”；“每月外运煤炭1184车，85万吨”；“猪粮比9.2∶1”；说1909年写出《制空权论》的杜雨生于1896年；“1940年5月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发动铁筒合围大‘扫荡……突围中左权等人牺牲”；“包拯（999～1028）”等。22919万册，即使占其90%也看出会超过2亿册，何况94%？如是85万吨的话，1184车，每车当运700多吨，显然不可能。如果猪粮比是“9.2∶1”，那就是猪长9.2斤只需1斤粮食，这除非是“大跃进”时期的数字。一个13岁的少年能写出《制空权论》？也显然不可能（经查杜雨出生于1869年），左权将军牺牲于1942年，怎会在1940年突围时牺牲？包拯更不可能只活30岁。类似的一眼就能看出错误的数字还有很多出现在各种媒体中。
有如上述，我们觉得在当下新媒体时代，就是有了智能搜索校对软件一类的先进辅助工具，媒体从业人员特别是编校人员仍然需要发扬职业精神和敬业精神。所谓职业精神就是忠于职守，卖啥吆喝啥，干一行爱一行，尽力把自己的分内工作干好；所谓敬业精神，就是敬畏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专心致志，精益求精，争取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做到极致，争做自己行业的拔尖人才。我们既然进入了媒体行业，就要热爱自己的工作，为读者奉献优质的精神食粮。为此，就需要注意平时的经验积累、知识积累，就需要博闻强记，就需要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并且在工作中做到细心、细心、再细心，只有這样，才能把媒体上的差错降到最低，才能出精品。
（袁方为河南《党的生活》杂志社原副总编辑、副编审，河南新闻出版界资深专家；刘婕为《南都晨报》编辑）
编校：赵 亮
互联网时代或者说新媒体环境下，作为媒体的从业人员还要不要博闻强记？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也就是说，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媒体特别是纸质出版物的编校差错，就是在今天新媒体环境下，媒体从业人员仍然需要博闻强记。
可能有人会说：现在有了互联网，网上查对很便捷，弄不清的地方上网一查便知晓，何况还有校对软件，再强调博闻强记，似乎有点落伍于时代。这话当然不能说完全不对，但确实有失偏颇。因为网上查对的东西也未必完全准确，出版物质检时就不以“百度”为准；校对软件也毕竟代替不了人脑，它检出的差错毕竟有限，否则怎么解释许多印刷厂校对环节都用上了校对软件，而一些书、报、刊中还会有那么多差错？至于“百度”，查对当然方便。但只有你弄不清、有所怀疑的地方你才会去查对，一篇文章、一本書，所有的知识点你总不可能从头“百度”到尾吧？许多语法差错也不是能够“百度”出来的，比如“谁能否认历史没有在这里留下遗迹”一句，能“百度”出“谁能否认”“没有”并用，把意思完全弄反了吗？
这些年来，仅我们所接触的稿件、参与检查编校质量的书报刊，以及杂志的校样，光人名错就多得不可胜数。如把早期四川我党领导人杨■公错成杨阊公，把曾任七机部部长的王秉璋错成王兼璋，把甘泗淇上将错成甘泗琪，把曾担任过卫生部部长的傅连暲错成傅连评，把邓拓夫人丁一岚错成于一岚，把郭汝瑰错成郭汝槐，把研制深海载人潜水器的中船重工702所老专家徐芑南错成徐岂南，把刘邓大军的参谋长李达上将后边加了个错误的括号，错成“李达（中共一大代表、宣传主任）”，把哲学家、武汉大学原校长李达“张冠李戴”到了曾任过国防部副部长的李达上将的头上。此外，像把曾任过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错成谭延阖，把解放战争后期被列入44名甲级战犯名单的王叔铭错成王权铭，把张君劢错成张君励，把清风店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罗历戎错成罗历戌，把参加1949年和平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团成员、桂系军阀核心人物之一的黄绍竑错成黄绍宏，把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错成吴雅晖，把国际友人“三S”之一的史沫特莱错成史沫莱特，把清嘉庆年间错成清嘉靖年间，把宋神宗赵顼错成赵祯，把明孝宗朱祐樘错成朱祜樘，把嬴驷错成赢驷、嬴渠梁错成羸渠梁，把王夫之错成王夫子，把王赞绪错成三赞绪，把曹操的大将许禇错成许诸，把《水浒传》中的殷天锡错成殷天■，把何鸿燊错成何鸿灿，把丁柏铨错成丁柏栓。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人名差错校对软件并未能检出。而编校人员之所以也未能改正，未能去“百度”，就在于他们未能记住这些人名或未怀疑其错误使然。可见，以为有了校对软件和网络，进入了新媒体时代，就无须博闻强记，最终的结果就只能是使人变懒，使书、报、刊及电视字幕上的人名差错不断出现。
其他像地名差错、逻辑差错、语法差错、知识性差错等，恐怕更是校对软件所不能全部改正的。如果编校人员的知识面不宽、积累不够，那就只能听凭这些差错出现在各种媒介上，误导受众。
就说包括地名在内的地理知识差错吧，我们在编稿和阅读及校对书、报、刊过程中，就曾发现有把安徽亳州错成毫州的，有把广西灵川错成陵川（陵川属山西）的，有把山西兴县错成中兴县的，有把山东单县错成半县的，有把黄埔军校错成黄浦军校、把河南嵩县人错成嵩山人、把临颍县错成临颖县的，有文献中把广西师范大学的地址桂林错成南宁的，有把云南禄劝县错成绿劝县的。更有书中把黄河由于受中条山阻挡本来由北而南的河水折而东流，说成“由南而北的河水折而东流”，把本地处陕西、湖北、河南三省交界的陕西商州错成陕西、湖北、湖南三省交界，把湖北郧阳错成涢阳，把历史上处于襄（阳）洛（阳）古道上的博望坡错成处于襄汉古道上，《××晚报》还曾把小浪底工程错成“河北小浪底”。另有媒体把瑞士首都伯尔尼错成“尼泊尔”，把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错成马尔大夫，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错成加尼福利亚州。缅甸首都2005年已迁至内比都，可去年的媒体上还出现了“缅甸首都仰光”，在讲到马拉松比赛来历的时候，居然说42.195公里“是希腊到雅典的距离”（雅典是希腊的首都啊），还有把莫斯科到苏联远东地区说成“苏联到远东地区”，等等。
这么多的地理知识差错未能从书、报、刊和电视屏幕上消灭掉，可见仅靠校对软件、网上搜索等是靠不住的，最可靠的还是新闻出版从业者的责任心加博闻强记和工具书。
需要媒体从业人员博闻强记的当然不止人名和包括地名在内的地理知识，就是读过的名篇、一些重大事件的时间节点倘能记住的话，一些引文和知识性差错也会被挡在编校环节。某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中有这么一段话——毛泽东有句名言：“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必须亲口尝一尝。”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的原话是：“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一句话的引文，错、漏、添加文字竟有13个！如果对原话没印象，又不去核对，很可能就发现不了这一错漏。有一家省级党刊上一段引自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引文，不说标题中的“的”漏了，单是引文，就把本不相连的3句话引到了一个引号中。这还不算，仅摘在一起的几句话，连标点算上，错、漏、添加达7处18个字（标点）。它是这样引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任务的武装集团，绝不是单纯打仗的，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建设革命政权。”因这篇文章读过多遍，记忆较深，所以一看就知道它引得不准确。毛泽东的原文是：“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引文何其随意！
一家期刊发表的一篇由两位地级市市委党校教员写的论文，竟说“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写道：‘共产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空谈或信仰。”《纪念白求恩》当年作为“老三篇”（另两篇是《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之一，许多人都会背，里边哪有这句话？作者竟还是党校教师！
另外，像把“会当水击三千里”错成“会当击水三千里”，把“千凿万击出深山”错成“千锤百炼出深山”，把“咬定青山不放松”错成“咬住青山不放松”，把“歌诗合为事而作”错成“诗歌合为事而作”，把“敢教日月换新天”错成“敢叫日月换新天”，把“教坊犹奏别离歌”错成“教坊犹奏别离曲”，把“慎终追远”错成“追终甚远”等，恐怕均与编校人员没有做到博闻强记因而没有怀疑会引错，未能去查对原文有关。
作为媒体从业人员，就是在新媒体环境下亦应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时间节点熟记于心，否则就无法改正一些不负责任的作者在时间节点上的错误。像一位党校教员的文章，竟把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召开的党的十七大，表述为“2006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一家省级党刊竟出现了“1953年朝鲜战争爆发”（1953年7月23日已签订朝鲜停战协定了啊）。还有一份刊物的一篇文章讲述红二十五军在宁夏静宁县兴隆镇休整中如何处理好民族关系的事，开头就是“1934年8月14日，红二十五军进驻宁夏静宁县兴隆镇”云云。而此时离红二十五军出发长征还有3个月啊！红二十五军是1934年11月16日从河南信阳罗山县何家冲誓师长征的，怎么可能在出征前3个月已到了宁夏？
同样，2017年9月21日《老年文摘》报摘自8月21日《解放军报》的《刘邓大军借三千“葫芦兵”渡过黄河》一文中，说“1947年冬夜，北风呼呼，天气寒冷”，刘邓大军巧借三千“葫芦兵”渡过黄河。可1947年冬刘邓大军已在大别山征战了几个月啊！他们渡黄河的时间是6月30日，怎会“北风呼呼，天气寒冷”？这期报纸还把“澶渊之盟”错成“檀渊之盟”。
还有一家刊物策划的一组“纪念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70周年”的文章中，把邓小平在鲁西南动员千里跃进大别山说成了“在豫西南”，把1947年底邓小平带领部分人员路过河南商城县南部说成“1946年底”，把刘邓1947年12月10日王家湾会议后分兵说成“1947年夏天”（刘邓是8月底即夏天才进入大别山的）。
上述差错的出现既说明校对软件并不完全可靠，也说明新闻出版从业人员对重要的时间节点没记住或不够敏感，以致未能认真查对。
其实，需要媒体从业人员熟记的东西还有很多，像“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不能记颠倒了，否则来稿引文一旦表述混乱了，你又不去核对，那就难免出错。像胡锦涛同志对党的宗旨所阐释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之所以许多书、报、刊中引文次序颠倒，就在于编校人员自己就没记住权、情、利的顺序。笔者曾受托校对过一本论文集，里边有5篇论文作者引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33页那句“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的话，竟有3人引文不正确，引对的两人中还有1人错了1处标点。
有人说编校人员应是“杂家”，方方面面的知识都要懂一点，都要记一点。我们觉得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如一本书上说，一支武工队1943年端了日伪军一座炮楼，在庆功会上民兵高唱《我是一个兵》，而这支歌是1950年才创作的，1943年唱，明显属于穿越；某报一则体育消息说某男子排球队最后一局以19∶26输了。而排球比赛规则是输的一方得分在23分以下，赢的一方只需打到25，故这一结果应当是19∶25。某期刊在一篇文章校样中说《史记》曾记载罗布泊有蒹葭、怪柳，笔者马上想到“怪柳”当是“柽柳”，即耐旱、耐风沙的三春柳，亦称红柳。同样，某期刊在一篇《戏名联对》中，把《杨五郎下山》《鼓滚刘封》《六郎招亲》《界牌关》《潘杨讼》《杀狗劝妻》几个戏名，竟错成了《杨九郎下山》《鼓滚刘丰》《大郎招亲》《界碑关》《潘杨颂》《杀狗劝夫》。这明显可以看出编辑和初校人员包括审稿者戏曲知识的贫乏。还有，像把1938年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阻止日军西进，说成是“1939年”“为了阻止日军南下”“韩复榘扒开花园口大堤”。还有一则《差错示例》中，竟判定“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属知识性差错，说这是两个机构。可笔者确曾见到过这样的行文。于是笔者给中共河南省委外宣办主任赵云龙打了个电话求证，赵主任说他的任命文件就是加了“省政府新闻办”括号的，至今国务院新闻办的牌子还挂在中宣部。这恐怕也是因为未能做到博闻强记，以致判对为错的。
类似上述差错，恐怕也不是校对软件所能校出的，就是采编校人员包括审稿者，如果根本就没看出它们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也未必会去一一上网搜索、“百度”一番。要避免这些差错，确实还需要媒体从业人员注意自身的知识积累和博闻强记，努力使自己成为杂家。
当然，媒体上出现的差错并非都是因为从业人员知识积累不够造成的，特别是一些低级差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认真不细心造成的。比如某期刊转载的2017年第6期《档案天地》上的一篇文章，把金寨县错成“全寨县”，把反应灵敏错成“反映灵敏”，把1936年4月下旬错成“1936年初下旬”。像这些低级差错，既不需要“博闻”，亦不需要“强记”，只要认真点、细心点即可消灭。
再如“这批莘莘学子”“1.2亿莘莘学子”“拂晓初露”“当选政协委员”“遍体通红，如火如荼”“各个县城差不多19%都在种棉花”“（日军）一路占领张家口向大同方向……一路占领张家口沿正太铁路西进”“中央红军从江西战略转移……再过几年，红军到达陕北”“首位华裔内阁”“用稻草灰染成布”……编校人员稍细心一点当会知道，作“广大”讲的“莘莘”和“这批”、具体数字“1.2亿”不搭配，政协委员是按界别推荐的，不是选的；“荼”是白色的白茅花，不能修饰“通红”；县城不可能种棉花，19%也表意不清；一路日军已占领张家口，另一路日军不可能再去占领一次张家口沿正太铁路西进，另一路占领的只能是正太铁路东端的石家庄；中央红军长征就一年时间，不可能“再过几年”才到陕北；一位内阁成员不能叫“内阁”；稻草灰只能将白布染成灰布，不可能“染成布”。
还有电视屏幕上出现的许多差错也基本上都是低级差错。如河南电视台播出的豫剧《樊梨花》的字幕中，就出现了“有过结（节）”“固执几（己）见”“做（作）难”“有前闲（嫌）”“伺侯（候）”“听侯（候）发落”“卿（钦）点的元帅”等低级差错；1994年录制的申凤梅大师的《收姜维》最后一场也出现了“归汉帮（邦）”和“莫负我后（厚）望”这样的低级差错（由于打开电视机已播到最后一场，前边几场未能看）。
另外，有些一眼就能看出不对的数字差错，也明显是不细心造成的。如几个百分数之和大于或小于100%；“课本印数15045万册，占图书印数总数22919万册的94%”；“每月外运煤炭1184车，85万吨”；“猪粮比9.2∶1”；说1909年写出《制空权论》的杜雨生于1896年；“1940年5月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发动铁筒合围大‘扫荡……突围中左权等人牺牲”；“包拯（999～1028）”等。22919万册，即使占其90%也看出会超过2亿册，何况94%？如是85万吨的话，1184车，每车当运700多吨，显然不可能。如果猪粮比是“9.2∶1”，那就是猪长9.2斤只需1斤粮食，这除非是“大跃进”时期的数字。一个13岁的少年能写出《制空权论》？也显然不可能（经查杜雨出生于1869年），左权将军牺牲于1942年，怎会在1940年突围时牺牲？包拯更不可能只活30岁。类似的一眼就能看出错误的数字还有很多出现在各种媒体中。
有如上述，我们觉得在当下新媒体时代，就是有了智能搜索校对软件一类的先进辅助工具，媒体从业人员特别是编校人员仍然需要发扬职业精神和敬业精神。所谓职业精神就是忠于职守，卖啥吆喝啥，干一行爱一行，尽力把自己的分内工作干好；所谓敬业精神，就是敬畏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专心致志，精益求精，争取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做到极致，争做自己行业的拔尖人才。我们既然进入了媒体行业，就要热爱自己的工作，为读者奉献优质的精神食粮。为此，就需要注意平时的经验积累、知识积累，就需要博闻强记，就需要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并且在工作中做到细心、细心、再细心，只有這样，才能把媒体上的差错降到最低，才能出精品。
（袁方为河南《党的生活》杂志社原副总编辑、副编审，河南新闻出版界资深专家；刘婕为《南都晨报》编辑）
编校：赵 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