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获得、供给获得与FDI区位选择
李婷婷
【摘 要】 本文以市场获得(地区市场规模的大小)和供给获得(地区中间品的可获得程度)为核心变量,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探究我国东中西部吸收外资能力差异的缘由。文章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参考Krgman和Venables(1995)、Redding和Venables(2004)以及Amiti(2008)等学者的研究结果建立估计模型。根据《中国工业经济数据库》2012-2016年各省市各行业工业产值数据计算省内外市场获得、省内外供给获得,此外选取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人口素质水平、政策力度共计七项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不同变量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程度的显著性差异。
【关键词】 FDI 区位选择 贸易成本 市场获得 供给获得
1 模型构建
本文中的所使用的FDI区位选择理论模型主要基于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成果来进行构建。在其以企业利润方程为基础构建的估计方程中,我们发现中间品的价格指数这一指标恰恰可以以供给获得来近似表达。而其估计方程中的另一个重要指标表示所有消费者对厂商生产出的产品的需求量。同样地,市场获得可以相对准确地描述这一指标。对于市场获得和供给获得,本文章中我们主要参考借鉴了阿密特在2008年的相关研究中所使用的测算方法。除了市场获得和供给获得这两个核心变量,本文还加入了其他传统变量如公路里程、劳动力质量、政策因素等,得出最终进行计量回归分析的方程:
2 实证结果及分析
笔者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已经计算出来的核心变量lnSAI、lnSAO、lnMAI、lnMAO以及传统因素变量共计八个变量进行计量回归回归分析。在整体回归的基础上,本文特别针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进行了分样本对照回归分析,以便更直观地观察到不同变量在我国不同地区的显著性差异。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根据以上实证回归结果,我们逐步对表中各列的结果进行分析:
1、供给获得和市场获得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有着明显的正向吸引作用。
首先整体来看,供给获得和市场获得的符号结果均为正值且参数系数相对于传统因素而言更高。省内供给获得(SAI)的系数为0.694,省外供给获得(SAO)的系数为25.68;省内市场获得(MAI)的系数为0.500,省外市场获得(MAO)的系数为23.12。并且这四个指标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市场获得还是供给获得,省外获得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影响作用比省内指标更显著,即地区更够获得的省外中间供应品越多,越能吸引外资企业的直接投资。
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省内外市场获得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系数较高;省内供给获得在5%的水平下显著,省外供给获得虽系数较高但显著性较差。说明外资在进入东部地区时会更多的考虑该地区市场的接近程度,且东部地区的省外市场获得越高,越能吸引外商的投资。这可能与东部地区交通发达,省间运输消耗较小也有一定的关系;中部地区的省内市场获得系数为-0.737,其P值大于0.05,在5%的水平下不显著,即外商在对中部地区进行投资时并不会重点考虑其省内市场的大小,而该地区的省外市场获得虽不像中部地区那样显著,但其系数也达到了11.79,说明相对于省内市场,外资更注重东部地区省外市场的潜力和规模。另外,中部地区的省外供给在1%的水平下显著,且系数较高,说明中部地区省外供给获得越高,越能吸引外资的进入;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的结果相差较大,且显著性普遍偏低。四个核心变量中唯一显著性较强的省外市场获得与外商直接投资也呈负相关关系。其省内供给获得和省外供给获得的系数比东部和中部高很多,但显著程度不高。这说明外商在西部地区投资时,会相对更多的考虑中间品的获得难易度,这也与实际相符合:西部地区的一些地理资源优势会帮助其吸引外商投资。而市场获得在西部地区都显示负值,省外市场获得的系数甚至达到了-53.15,即外资企业并不会以西部地区的市场获得程度作为其区位选择的考虑指标。总之,市场获得和供给获得不是外资在西部投资的重点影响因素。
2、基础设施建设与外商直接投资呈正向相关,但显著程度在降低。
总体来看,公路里程这一指标的参数系数为2.272,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即公路的里程数对外商直接投资有一定的吸引程度,但显著性和系数不如市场获得和供给获得。分地区来看,不论是东部、中部或西部,公路里程的显著程度均较低。其中,东、西部地区显示公路里程与外商直接投资呈现负相关关系,即这两个地区的公路里程越高越无法吸引外商投资,虽然这一结论可能与实际不太相符,但其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交通已经十分发达,已不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考虑因素;西部地区与之相反,交通设备相对匮乏,因而也不是外企进入的影响因素。中部地区虽然符号为正,但系数仅为0.117且并不显著,故该地区交通运输对FDI的区位选择影响也是较小的。
3、劳动力质量水平与FDI呈正相关且比较显著。
除了西部地区,东、中部地区以及在全国水平上人口素质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正相关关系且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即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越高,越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这一结果也是符合现实和逻辑的,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外商投资也在逐渐向高技术产业偏移,需要大量的高技术高水平劳动力,廉价劳动力的吸引力逐渐减弱。而西部地区的实证结果则与之相反,这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区外商进入的产业仍以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传统制造业行业为主,而受教育水平越高劳动力价格越高,对于外企来说成本越高,故会有西部地区受教育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呈负相关的现象产生。
4、政策因素与外商直接投资呈正相关,且西部地区最为显著。
政策因素虽然系数相对较小,但在全体水平和分地区样本水平上均显示出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不论整体还是分地区来看,政府的宏观政策都会显著地吸引外商投资进入。且西部地区这一指标的影响最为显著,相关系数远超东部和中部地区,达到了5.299。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西部大开发等战略决策的提出和推进,政府给予了西部地区政策上的扶持以及资金、技术等的支持,这些政策上的倾斜明显提高了国际资本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兴趣和关注度。
综合而言,本文以新经济地理学这一较为年轻的新兴理论为理论指导,计量过程中使用的数据年份较多且较新,涵盖的行业范围广泛。因此,文章实证研究结果的精准度相对较高,具有较好的时效性。整体来看,本文所得到的结论与以往的研究以及笔者最初的预期是基本相符合的,即新经济地理學中的市场获得和供给获得是FDI进行区位选择时的首要考虑因素,基于这一结论,地区政府应以市场获得和供给获得为切入点,健全供应链系统、打破省间市场屏障,使投资环境得到最为切中肯綮的改善。
【参考文献】
[1] Krugman,P.R.,Geography and Trade[M].Cambridge:MIT Pres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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