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失落之地重建理想与信仰

    沈磊

    

    谢飞曾说，“从我的几部作品来看，我有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对人生、艺术的表现与认识上，多了一些深沉与冷峻，多了一些复杂和含蓄。但我也没有变，那些从青少年起我扎根的对理想与责任信念、对真善美的追求，仍然没有变。”“没有了追求，生命就没有了价值没有了向往，生命就失去了光芒”。[1]谢飞坚持艺术道路，但从不为艺术而艺术，从不故弄玄虚、哗众取宠，不媚俗但也不傲视大众，以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诗意化的叙事手法，关注社会与人生的叙事主题，诠释在文明失落之地重建理想与信仰的命题。

    一、 现实批判：铺展个体感性生命的冲动

    谢飞在导演改编沈从文先生的著名小说《湘女萧萧》时，虽然在影片《湘女萧萧》片头赫然映出了字幕：“我只造希腊小庙，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这句沈从文的名句，但影片主旨似乎并不是完全指向对于封建礼教之中人性的思索和讴歌，更深次层地在于指向扼杀人性的封建礼教和伦理规范，倾心于在封建礼教和伦理规范的圈囿里撩拨和铺展个体感性生命的冲动。影片开始，萧萧作为一个年仅13岁，尚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其“媳妇”身份意指着她处于被压制或者说压迫的境遇。但是，一旦她长成一个成熟的少女，被压抑的性意识随着日渐成熟的身体被挑明，就犹如滚滚洪流一泻千里势不可挡。如果说与花狗的“偷情”还仅仅是从生理上或者说从本能上反抗着买卖式的“大媳妇小丈夫”的荒唐婚姻，那么当萧萧“预备跟了女学生走的那条路上城去”则已然是精神上的自觉反抗了。

    在影片《湘女萧萧》中，导演让萧萧一直以种种的不自觉的行为进行着反抗，然而，影片的深刻性、萧萧真正的悲剧性并不在于封建礼教对萧萧更或者说是人性的压迫，而恰恰在于萧萧最终放弃对于封建礼教的反抗，而趋于对自己命运的妥协，满足于自己所处的生活际遇，自觉认同传统礼教和伦理规范。萧萧意外地得到了“宽恕”，最后欢天喜地忙着为未成年的儿子娶媳妇，忙着准备做婆婆了，她似乎已经全然忘却了当年封建礼教和伦理规范带给自己的压抑和痛苦，自觉地充当起当年春官娘曾经扮演的角色，她亲自安排了另一个少女被封建礼教吞噬的命运——她曾经的苦难的命运。事实上，在貌似充满和谐气氛的生活图景背后，隐藏的却是无限的凄凉悲剧；平和而安宁之中封建礼教对于人性的迫害与压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循环了，即使是亲身经历过悲剧的萧萧，在封建礼教与农村宗法社会的控制下，自觉地选择了将那段悲剧的历史遗忘了，认同了封建礼教的控制，她成了她婆婆及无数女人命运的循环中的一环。从春官娘到萧萧，从无数坚信终有一天熬为“婆婆”的“媳妇”身上，我们发现了封建礼教和伦理规范世代相传积淀在人们心理深处的圆形封闭性超稳定结构。

    谢飞的另一部佳作《香魂女》中的主题与《湘女萧萧》非常类似，甚至可以说“香魂女”是80年代的“湘女萧萧”，然而其中又分明渗透着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新的时代生活内容。香二嫂之所以为傻儿子娶环环，其表层理由不外是因为环环美丽，傻儿子很喜欢她；环环能干，能够成为香油作坊的好帮手。80年代，商品经济蔓延到农村，在物质贫乏的年代金钱的能量急剧膨胀，贫穷使这种失衡的、无爱的、完全金钱交易性质的买卖婚姻在商品经济入侵后的农村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和合理性。然而，在其深层的内心世界，却包含着香二嫂因压抑而变态，想要报复、施虐于他人的潜意识，她自身的坎坷经历成为这种潜在心理的动因。当她在经历了买卖婚姻的一切痛苦自后，终于具备了经济实力而成为“婆婆”时，便不失时机并且处心积虑地施虐于“媳妇”。于是，她不惜以金钱为手段拆散了环环与恋人，高价将环环聘进门成为她施虐的“媳妇”。在这个过程中，香二嫂手中握有的“重金”成为了她的“后盾”。这样，环环在金钱和封建力量的双重压迫之下便成为了香二嫂的循环，女性的命运在现代农村依旧挣脱不出封建思想怪圈的束缚，更增添了女性成为可以用金钱交换的“商品性”的悲剧命运。

    《本命年》不同于谢飞其他的影片诗情画意的影像构型，也少了对主人公情感世界的刻意营造，只以简朴的纪实性的电影语言如实地对李慧泉的生活经历进行描写，以悲剧感的真实营造指认关于人生、关于时代的深度思考。影片隐喻了成长在八九十年代的以李慧泉为代表的一类青年人，在缺失了精神信仰和失落了社会位置的生存现实中的焦虑、失落心态。

    作为作者电影，谢飞创作集中体现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文关怀，而文化关注和人性意识成为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这正是谢飞电影风格个性的重要体现。谢飞电影秉承了第四代电影的特色，更加显露诗意人生关怀和现实关注，秉承着艺术审美的终极表现是人文价值的价值取向，谢飞电影的价值就在于此。

    二、 女性关怀：历史劣根性对女性命运的影响

    在新时期的反思、“寻根”的文化浪潮中谢飞以其“第四代”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参与了当时文化建构。他在影片《湘女潇潇》中塑造的“萧萧”的形象中就表明了历史劣根性对女性命运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而形成的女性命运的“怪圈”，在传统文化的层层的包裹里，隐藏的是对她们正常人性的压抑和人生轨迹的修正。

    萧萧与香二嫂可怜的童养媳命运，更可悲的是又将她们自己的悲剧命运施加在下一代女性身上；索米亚在恒久等待白音宝力格的日子里，独自照顾老人、抚养孩子的艰辛。这一切过错并不是女性自愿选择的结果，她们面对无人性的、吃人的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之时，是那么的绝望与无助。谢飞在影片中以悲天悯人的慈悲胸怀包容着这些遭受苦难的魅力女性，关注着这些遭受封建礼教与道德规范迫害最深的女性的命运。

    《湘女萧萧》是发生在“湘西”的一个特殊的场景，其中的人性、人情之美以及其中的清新与哀伤， 谢飞在80年代文化寻根思潮中通过电影把它映现出来。在民族文化的寻根中，本想寻找继续前进的动力但却发现了在美好的人性里迷失了的凑凉哀婉的东西。谢飞在导演《湘女萧萧》时，随着萧萧在姐姐、妻子、母亲多角色的递进转换中，处处显示出着他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与关怀，有疾首的痛惜，有温婉的抚慰。在整部影片中，谢飞导演一直都表达着这种“灵魂深处踏步不前的怪圈”，显然不能仅仅由这些美丽善良的女性来承担，传统文化厚重的惰性也在制约着女性的命运，并且可能吞噬她们；《香魂女》刻画了一个在母亲、妻子、情人、婆婆、女强人等重重角色中挣扎的“香二嫂”，她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同时又是一个害人者。有善良的母爱有内心对温情的渴求，当有钱时又非常恶毒，这是一个现代社会受到扭曲的但又是真实的人。香二嫂是作为童养媳来到瘸二叔家的，婚姻的不幸、母亲的责任、对爱情的渴望使她备受煎熬，她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也是一个助纣为虐者，正是她一手造成了环环的不幸。女人不幸，一个家庭是不可能幸福的，如果在社会中成为普遍，也肯定是一个不健全的杜会。香二嫂的勤劳聪慧，对自身的磨难和不幸身世的痛苦反省，促成了她对环环的理解。正是这种对自身命运的觉醒，使她完成了向“现代人”的痛苦转变，影片最后把婆媳二人放在湖光月影的优美环境中，可以看到谢飞对美好善良女性命运的同情悲悯乃至抚慰；《黑骏马》中额吉奶奶、索米娅，她们淳朴、善良、宽容、博大，虽有痛苦和不幸，但依然如大地般的坚韧和宽容，“为我们提供了早已逝去了的、过去了的田园生活罕见的一件。在滚动的金黄色草原与山丘之间，展现出无辜的痛苦与失落”，“展现的是对大地及与亲近的人们的爱”，“清楚地理解同情和宽容的价值”。[2]小说《黑骏马》的作者张承志也说他要“寻找一种永恒，一种人类社会各发展阶段值得永久保留的东西，描写两代妇女的生命意识、热爱生命、宽容善良”。[3]影片《黑骏马》没有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而是选择汉文化圈外蒙古族人的生存状况进行言说和表述。草原生活艰苦、平淡，时光就在劳动、婚姻、生老病死等日常自然流动中流逝，这一方草原不同于汉文化圈的厚重与伦理经营的内在窘迫，这里生长的女性一一额吉奶奶与索米娅，她们出于天然的母性对生命、大地、草原怀有质朴的感情，这种母性是化为血肉的宽容、善良和对生命的敬重。在年代的文化反思与寻根中，理想主义的张承志把目光投向了曾经生活过的草原，他要寻找一种永恒的东西、大美的东西。在《黑骏马》这部小说发表十多年后谢飞把它搬上银幕，这种淳朴、沉静、博大、宽容之后的甜蜜与苦涩连同女性命运的轮回一同展现在我们面前。额吉奶奶一一索米娅一一其其格，她们只有与自然环境、与生命本身的融合，没有对立与仇视，她们的形象直抵生命本身。谢飞在创作时直接秉承张承志的《黑骏马》小说中的诗化表达，把他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与省思，投射到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影像世界的营造中，理想主义的弥漫仿佛遮蔽了历史反思的厚重，使之走向一种单纯的美，但却又十分明显地表达了谢飞对于女性关怀。

    男性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处于男女自然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掌握着社会的话语权，他们处于强势的一方，本应该承担起更多责任，而且，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电影中的一些女性形象，大多数是作为前台男性形象的陪衬而出现的。但是在谢飞的电影中，谢飞逆转了这一传统认识，男性的猥琐、无能、懦弱，在女性的伟大、善良、勤劳的光辉品质之光的照耀下无所遁形。谢飞在无形中深刻的表达出了对女性伟大、善良、包容等品质的赞扬。在萧萧怀有身孕之时，他们共同目睹了偷情的巧秀娘的悲惨结局，花狗完全不顾萧萧的死活，连夜一个人逃走了。这样把苦难、死亡的承受全落在萧萧一个人的身上，有对男性逃避的批判，更主要的是对女性承受的颂扬；香二嫂被情人抛弃之后，她的痛苦的反省是一个契机，对自己不幸命运的哀叹也更增强了反省之力，尽管自己的偷情不见容于社会，可无爱的婚姻间样看不到希望。这促使她醒悟一一不该维持一个无爱的婚姻，应该给环环一个自由，在拒绝与承受中完成了新生，完成了对女性共同命运的深刻见解；白音宝力格第二次来到草原看到亲爱的人已有身孕，他痛不欲生，而蒙族女性并不认为这是多么羞耻的事，当他第三次来到草原他才领会到母爱的博大与宽容；益西卓玛的一生都与身边的三个男人交织在一起，但当卓玛面临危机的时候，一个个的都离她而去，在承受苦难的同时还要瘦弱的卓玛去寻找、挽救那些离她而去的男人。拒绝、承受与私生子现象在谢飞影片中的不断出现，它们的存在固然可以有道德批判意向，但无论是激情的产物还是被动的承受，对于真正体验生命的女性来说，它都超越了道德评判而指向生命本身。在不经意中，我们受到额吉奶奶、索米娅的影响，看到女性作为生命之母、命运之舟无论在怎样的文化氛围和现实遭际依然是生命奇迹中最为伟大的部分。

    在谢飞几部主要的作品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他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对她们的同情、理解、颂扬之情几乎贯穿始终，对她们命运花环的缠绕的书写，起伏有致，纬密深情，也许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她们的命运，但至少是对女性的怜惜、同情、理解和赞美，是对生命之母的命运的关注与深思。谢飞影片中的女性各不相同，不仅仅是因为没有把她们放在相同的时代里，更主要的是她们被放在不同的男女关系结构中。在《湘女萧萧》《香魂女》《黑骏马》《益西卓玛》中的女性命运遭际不相同，谢飞对她们所处文化氛围的解剖以及她们自身的美好情感的展现也不同，真实地书写她们命运花环的缠绕，在不同文化环境、社会环境中她们的抗争、柔韧、省悟与宽容。也许特吕弗那句“电影是女性的艺术”对谢飞来说更为恰切。从谢飞对其影片中部分女性命运遭际的相似性中，我们看到了导演文化反思的意向，我们更看出了女性命运的书写中，导演对创造生命、延续生命的女性的颂扬，她们对命运的慨然担当和欣然承受已经从个体的命运走向人类与文化的传承。在谢飞的电影中，我们看到女性命运如花环般缠绕在对不同文化圈层女性命运的轮回的“怪圈”展示中，也看到谢飞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深切的文化反思、理想主义的畅扬，对驳杂现实中生命的理解。

    三、 生命意识：命运与生命意识的关注

    谢飞的电影在表现对人的命运与生命意识的关注、诗意化表现人的温情等方面是自然流露的，而且，谢飞电影的诗意是整体性和发自自然的，特别是落脚于人文色彩而非虚无渺茫。谢飞电影诗意的审美，是沉积他的人生理想、人生追求，对人性命运的关注，对生命的尊重，通过一个个体表现出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命运，特别关注社会和人的关系，始终不渝追求的是文化和生命意识，对历史进行深度的文化思索，对生命（人性）美好的关怀与追求。

    谢飞导演的绝大部分电影都以强烈的使命感进行审美，平凡人生的悠长而含蓄的美感同样叩动人心，如《湘女潇潇》表现一个女子自觉不自觉地反抗封建礼教与道德规范，但最终被吞噬的悲剧一生；《香魂女》中，勤劳、坚韧的香二嫂不懈地寻求情感寄托，追求真情的艰辛，虽然她曾今“迫害”过环环，但最终选择了鼓励环环走向新的生活，选择了尊重生命（人性）；《本命年》表现一个男子现实失落与寻求的命运悲剧，思索着社会现实中的小人物命运；《黑骏马》在神秘的蒙古大草上寻找着“精神的家园”，额吉奶奶、索米亚对草原上所有生命的尊重与爱护，都体现了盘旋在创作者心中对生命、人生、对社会的深重责任，不是一种肤浅的审美视觉快感，而是在快感后面一些沉重的东西和沉重又产生螺旋上升的审美；《益西卓玛》借助益西卓玛和三个男人情感瓜葛，再现了西藏人民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精神世界的新变与升华。影片不是简单地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猎奇而是通过这种域色彩浓郁的文化外形表现人，表现今天的人对人性，对情，对人类的普遍情感的看法。谢飞导演的电影使命感造就思考的深度，有的是哲理的思考，有的就是生命现象的一种思考，它们积聚成为动人的情感咏叹，强烈的生命意识更是造就了谢飞电影的诗意的感召力。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谢飞的电影几乎没有完全是轻松愉快的镜头与景别，时时刻刻都表现着对于艺术的执着追求和对生命的尊重、社会现实的思考。《我们的田野》达出了特殊年代被忽略人的生命的悲剧感；《湘女萧萧》展现的人性压抑与命运悲剧的不断重演。这也显现谢飞对于生命的关注与惋惜、尊重；《香魂女》显然是表现改革开放的年代进取风尚和人性本体的冲撞；《本命年》影片隐喻了成长在八九十年代的以李慧泉为代表的一类青年人，在缺失了精神信仰和失落了社会位置的生存现实中的焦虑、失落心态。

    谢飞的作品寓理于情、于事，其电影所传达出的思想内涵有如盐溶于水不见形迹。谢飞在他所的有电影中，都显现着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女性命运的关怀，还有对人性的思考。他也始终珍视并恪守着一个艺术家首先是一个思想家的创作理念，坚守并实现着自己心中的梦。

    参考文献：

    [1]谢飞.我愿永远年青[J].当代电影，1995（6）：77-78.

    [2]境外评论.黑骏马[J].电影艺术，1997（5）：94.

    [3]胡克.《黑骏马》及电影文化.当代电影[J].1995：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