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文学术出版现状的几点思考

    刘明清

    尽管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甚至包括一些出版专业人士，对出版业未来持悲观态度；但我个人却没有那么悲观，特别是对于自己所从事的人文学术出版事业，相反还抱更多的美好期待。出版机构，从其终极使命而言，就是应该为学术而存在的，当然随着产业分工的不断加深，教育出版、科技出版、大众出版、娱乐出版，甚或休闲出版都已经成为出版产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了。毕竟在一个社会中，从事以学术为职业的人群，总是属于少数的精英分子，大部分人尽管也可以归入知识分子行列，但却不一定以学术研究为志业。因此，如果再除去科技学术专业人士之外，真正从事人文学术研究的人士自然是很少的。所以，为这样少数人士服务的人文学术出版毫无疑问应当归入小众出版的行列。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所谓的小众，在中国大陆来说，绝对数量都会超过西方一些国家的大众人数。比如，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培养博士数量最多的国家。可以想象，中国的人文学术出版尽管是一个小众事业，其本质上也同样是一个市场并不“小众”的“大众”事业。目前，全国500余家国有出版社，其中大部分都有人文学术出版业务；在数量更为庞大的民营图书公司中，近年来也有相当一批转向专做人文学术出版。表面看来，中国当下的人文学术出版，似乎正呈现出了与出版产业大形势逆势而动的某种“繁荣”景象了，恰好也与中国“大跃进”般地成为论文发表数量世界第一的地位相匹配。到底如何评估中国人文学术出版的现状，进而如何看待人文学术出版所面临的问题？本文拟谈几点个人不成熟的看法，求教于同行。

    首先，我认为当下人文学术出版存在内容“泡沫化”的倾向，整体质量有待提高。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家的科研经费主要投向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研究领域，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很少有国家研究经费的支持。近些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家不仅继续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研究领域投入了大量研究经费，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同样投入了越来越多的“资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最主要的体现形式就是“出书”。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高校还是各地各级社科研究机构，现在都有大量的研究经费“要花”，都有大量的著作、成果“需要”出版。同时，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对于学术研究人员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考核指标来推动他们“报项目”“出成果”；另外，人文学术研究人员自身同样有着无穷的“写书、出书”的动力，因为他们的职称晋升、待遇提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出成果也就是出书的数量密切相关。于是乎全国上下，人文学术研究似乎便呈现出了一派“空前”的繁荣景象。事实上，冷静下来思考，只要稍具有一定的科学理性与学术素养的人士就知道，做学术研究，尤其是做人文学术研究主要靠的是学者个人的天分加勤奋，并不是钱多就可以出成果。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连生存都面临着危机的一大批专家、学者、大师，照样有许许多多令世界瞩目的学术研究成果问世。还有沈从文先生，在“十年动乱”挨整的岁月里，居然创作出了令海内外学界震惊的《中国古代服饰史》。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教授就曾经坦言，搞人文学术研究根本就不需要花多少钱。郑先生自己研究广泛，著述丰富，在多个人文学科领域都取得了不俗成绩，但他从未申请过一分国家研究经费；而且他的著作出版后都具有很好的销量，受到读者的追捧。相反，我们看到近年来，靠“项目经费”和“评职称”而繁荣起来的人文学术出版所推出的“成果”“著作”，又有多少具有创新性、开拓性，具有真正的学术价值，又有多少可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当然，我们不能一概认为现在出版的人文学术著作（图书）内容都是垃圾，但有相当数量确实是内容重复、陈旧，质量低劣、粗糙，没有学术价值，更没有传播价值，这不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吗？对于学术出版内容“泡沫化”问题，我相信学者们和出版企业其实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体制受害者，尽管参与制造者都似乎获得了眼前的现实利益，但从长远来说，学术界和历史不会尊敬一个没有任何创见的“学者”；读者早晚更会对出学术垃圾的出版机构产生厌倦和鄙夷，进而毁掉其品牌。

    第二，我认为当下国内出版机构在执行学术出版规范方面既存在着与国际接轨，也存在着继承中国学术出版传统的问题。我们知道，尽管全国大部分出版机构似乎都参与到了人文学术出版当中；而事实上，有相当数量的出版机构，不具有学术编辑力量，对于学术出版规范也没有认真加以执行。导致的结果便是，他们出版的所谓学术作品，其本应当具有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参考价值也都失去了。目前，能够认真执行学术出版规范的出版机构，可谓凤毛麟角。我个人的印象，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中央编译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等知名出版机构拥有很好的人文学术编辑力量，常常能出版一些国内一流的学术作品。仅以我服务的中央编译出版社为例，我们专门成立了社科学术分社和中央编译局文库编辑中心两个学术编辑部门。我们所经手出版的每部学术作品，都会执行严格的编辑流程和规范。2013年，我们所出版的《吴敬琏文集》，由于所收作者文章时间跨度大，初始发表媒体不同，体例风格不统一；为此我们专门对所有文章进行补充，完善了注释；并且邀请专业人士编撰了全书索引（包括中国人名、外国人名、专有名词等）。本书出版后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好评。我个人以为，我们在执行学术出版规范时，既要考虑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如“匿名评审制度”便是国际上通行的保证高水平学术著作出版的重要制度保障；同时，也应当注意学习继承中国学术出版传统。民国时代的商务、中华书局都探索出了自己的一套保证高水平学术著作出版的传统做法。比如，商务印书馆最早创建了自己的编译所，所聘编辑许多都是国内响当当的一流大学者，而且编辑同时也是自己的作者和译者。总经理张元济先生为商务主编了《百衲本二十四史》；陶希圣先生作为商务的编辑同时为商务写了多部学术著作，这都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佳话。而今天我们的出版机构，几乎没有一家具有这样的创造能力。试想，没有一流的作者，何来一流的成果；没有一流的编辑，何来一流的图书？由此看来，我们人文学术出版的未来道路还很遥远。

    第三，我认为当下的市场渠道不足也制约了人文学术出版的持续发展。现在许多人愿意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确，20世纪80年不仅是中国思想解放的年代，而且也是学术繁荣、学术出版繁荣的年代。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物便是金观涛、包遵信先生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那时人文学术出版繁荣，很重要的一个有利条件便是图书发行市场的放开，民营书店、民营图书批发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尽管那时，以风入松书店为代表的民营学术书店还没有创办，但西方人文学术著作、国内原创学术著作仍然可以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新华书店和街头的小书摊儿中淘到。我清楚地记得20世纪80-90年代，自己不少好书是在北京美术馆、甘家口的书摊儿上购买的。当然，今天已经有了发达的网络书店，购买各类书籍都已经十分便捷，但随着实体书店的衰落，我们还是发现那些高水平的人文学术著作，在许多书店难觅足迹。各类书店都是在追逐热门的大众图书、商业图书、休闲图书，而严肃的学术作品越来越不受欢迎。我的发行同事告诉我，我们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些高水平的学术著作甚至连在书店上架的机会都难以争取。固然在当下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大背景下，所有商业零售业都面临着不景气的现实困境，图书零售业自然无法幸免。可是由于我们的城市管理过于强调统一规划，同时又实行行业准入政策，几乎扼制了我们所有的小微商业服务业，包括以书摊儿为代表的商业摊点。我个人曾经设想过，如果允许书摊儿经营，允许杂货店卖图书，我们的图书零售业或许还会出现新一轮繁荣景象。依此逻辑，出版，甚至学术出版也可能会迎来新的黄金时代。

    最后，我个人认为解决人文学术出版困境最根本的出路是营造宽松、自由、民主的学术研究氛围和制度环境。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学术研究是没有止境的，一个真正的学术问题，往往可以不断地探讨下去。然而，学术问题必须是在自由的气氛中进行探讨，才可能真正取得进展。当前，我们的学术研究条件与理想的学术研究环境还有一定距离，还不能做到什么都可以拿来讨论，这对学术的发展并非有利，希望能有所改进。”（汤一介：《瞩望新轴心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显然，汤先生讲话很委婉、很客气，却指出了中国学术研究背后最根本的问题所在。人文学术出版何时重现繁荣，何时能出版出真正为世界所认可的一流学术著作，恐怕也有赖于这一根本问题的逐步解决。

    人类历史的经验表明，民族的崛起首先是经济的崛起，最终离不开文化的崛起。而文化崛起中，人文学术崛起、人文学术出版崛起必是应有之义。作为出版业界中人，我们没有理由不抱以乐观的期待。

    （作者系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辑兼常务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