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载体（下）

    半夏，专栏与书评写作人。著有《西皮二黄》《虫儿们》《中药铺子》《果子市》《神仙一把抓》《我的花鸟虫鱼》等散文随笔集。

    古印度的贝叶经，采用的是棕榈科贝叶棕宽大长幅柔韧坚实宛如剑身的叶片，经过一番修整压平水煮晒干之类的程序，装订成册，再用铁针铁笔在上面刻写文字，然后涂上植物油，字迹就会清晰地显示出来。这样的成品防蛀防水不变形，轻便耐磨，千百年后字迹依然清晰。据说当年唐僧玄奘取回的就是贝叶经。桦树皮也是古印度手稿和写本的知名载体。采用树皮和树叶作为文字的载体，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气候甚至是其得以行世的根本支撑，这是它的独享，同时也是不方便广泛推行的症结。

    自然物担任文字载体的范例还有泥巴和蜡版。泥版的制作此前曾有专文讨论，大略是用粘土制成软泥板，用芦苇杆或者木制尖笔在上面刻画文字，之后晒干，再放入火中烘烤。蜡版的制作稍微复杂，先要将薄木板表面的中间部分掏空，再将融化的蜡注入其中，在其尚未硬化之前，尽快刻写文字。硬化后的蜡版打孔穿绳，便成为可以翻阅的书。泥版耐火是它的优点，但体形狼犺则无疑是其短板。蜡版较之泥版的优势在于可以重复使用，甚至后来的铅版也借鉴了这种可持续样式。尽管蜡版不耐烘烤和炎热，但在古罗马时代也曾用它来制作某些永久性文献。这种在软物质上进行的书写，也带来了文字上的另类，譬如宛似钉子的楔形文字。

    与自然物相对的当然是人力加工后的制品。与石头甲骨类似的青铜之类金属制品，在耐久性方面具有相似的功效，刻画于其上的铭文不但出现很早，而且持续时间也足够漫长，并且单列为一种专门的文字形式。不过，与石刻以材质独擅胜场略有不同，青铜器尽管在分类上有礼器、乐器、兵器、食器以及日用器物等门类，貌似足够广泛，颇能涵盖不同阶级，但其实它的被看重，乃是由于贵族和帝王的珍视，尤其是礼器，被贵族视为传家宝，只有在举行盛大典礼和祭祀时才肯动用，而其中著名的品种譬如鼎，甚至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号称重器，连询问它的重量也被看作有不臣的僭越之心。

    陶器是人类较早时期的手工制品，西安半坡村出土的陶器上绘有漂亮的花纹和图案，这些图案有许多是用几何线条勾勒的，同一时期其他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上也有类似的符号。这些距今6000多年的符号同传世的古代汉字之间存在着某种挣不脱的干系，如果说文字是由图画和符号演进而成，那么这些符号便可以看作是古代汉字的前身。于是陶器也不免成为文字的古老载体。

    说起来纸草书卷应当看作是半人工制品，与之类似的还有羊皮。据说因为埃及人停止供应纸莎草纸，于是中东地区的帕加马人发明了羊皮纸。羊皮纸取材于绵羊、山羊、羚羊之皮去薄制成，后来又有用小牛或其他动物的皮精制而成的纸，质地超过羊皮纸。在羊皮上书写文字的羊皮书最初是书卷型的，后来逐渐演变为书本型，它比纸草书卷更耐用，更方便保存，因而它最终取代了纸草书卷，成为手抄本的标准形式。同样被它取代和淘汰的还有泥版书和蜡版书。不过作为文字的载体，皮质也有不容忽视的成本问题，这大约正是它最终也被纸张制成的印本书替代的因由。但这并不妨碍它跨越时代而善存，至今依然有少量特殊用途的羊皮书。

    造纸术真正无愧于最伟大发明的称号，它是文字载体具有颠覆意义的革命，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怎么估量也不为过。熟悉应试教育的学生当然知道造纸术是东汉蔡伦的功劳，但却未必了解这位伟大功臣竟是一位太监。蔡公公担任的是负责宫廷器物制作和供应的尚方令，相当于御用作坊的总管。蔡总管不但忠于王室，而且颇有才学，更刻苦致力于科研，将树皮麻头和破布渔网，经过沤剉捣抄等一系列工艺技术，制造出工本急剧降低的成品纸，从此影响了文明进程。

    有意味的是，纸对简策和缣帛的替代，却不是马上完成的，汉代的主要书写材料依然是这两种，纸张只居于次要地位。东晋时期，太尉桓玄以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才推动了纸张在本土的应用，而直到唐代，才是造纸术发展的鼎盛时期。而自公元4世纪起，造纸术开始了域外的传播，东至朝鲜日本，西至西域中东而后欧洲，以及美国澳洲，经过1700多年的漫长岁月，到19世纪中叶，终于遍及世界，成为人类共享的伟大技术，完成它对其他文字载体主流意义上的替代。

    纸张自然也有它的死穴，譬如禁不得水火的洗礼，但世界上似乎并不存在无懈可击的完美，因而它才有纸寿千年的美誉，这种美誉大约并不会像某些操切之人预计的那样末日将临，或许依然会寿比千年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