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融合“永远在路上”
任陇婵
摘要：自从媒体融合成为国家战略以后，媒体融合一直被视为传统媒体的自我救赎之路。文章对近三年来传统广电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实践进行分析，对未来广电业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进行了预测，即将来可能会出现三种状况：以中央三台和一线省级台为主形成“新型主流广电媒体阵营”，专业地面频道频率生存将更困难，弱势省级卫视和市、县级电视台的产业功能将会进一步弱化。
关键词：媒体融合 广电媒体 融合程度
自2014年中央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媒体融合被视为传统媒体的自我救赎之路。同时，各级各类传统媒体也都行动起来，结合各自实际从实践层面探索与互联网新媒体融合的路径及方式。本文以广电业内亲历者和观察者的角度，对近三年来传统广电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历程、成色来一番检点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未来融合发展的趋向及可能进行推测。
回眸：媒体融合三年“试验爱情”的屐痕处处
三年来，传统媒体在行政力量的“有形之手”与市场机制的“无形之手”双驱动下，与互联网新媒体融合发展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回眸来路，揽镜自照，自内而外究竟有多少改变？从传媒业的宏观视域来看，主要在两个层面留下了令人瞩目的印记。
政策层面：紧锣密鼓，号角频催。中央提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最早始于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提出要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16年2月，中央召开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要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从“相加”到“相融”，着力打造新型主流媒体。中央的战略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系列讲话，为各级各类传统主流媒体吹响了全面进军互联网新媒体的“集结号”，同时也成为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和强大动力。
近三年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贯彻落实中央的“媒体融合新政”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支持和推动各级广电媒体与互联网新媒体融合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和经验。2016年7月18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意见》，这表明广电行政主管部门对“媒体融合”概念的定义更加全面、深刻，已由新闻宣传方面拓展到全行业、全业务链闭环，涵盖了公益性事业与经营性产业的各个范畴，在实施推进方面也更加注重步骤性和尊重传媒规律，对示范单位的项目、资金支持也更具有确指性、实操性，推动一些样板单位早出经验、早见成效。
实践层面：从“+互联网”到“互联网+”。互联网兴起之初，媒体功能刚刚显露，便引起了我国传媒业的关注。广电媒体出于传媒本能敏锐地率先触网，开始进行媒体融合的尝试，主要是通过在其“母体”上添加各种互联网应用工具，如开办门户网站、网络电视台来实行“台网联动”，跨界研发IPTV等新业态，来丰富自身的传播手段，延伸传播平台，拓展传播渠道。特别是近年来，各级广电媒体搭乘“微时代”的快车，与新媒体融合步入了由简单相加的“合”到全方位、深层次“融”的新阶段。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新业态方面，目前省级以上广电媒体、绝大部分城市台和市县台都实现了“两微一端一站”（微信、微博、客户端、网站），一云多屏、多屏互动、城市信息云平台、中央厨房式智慧融媒体中心等更高层次的融合也不断涌现，还出现了以新兴媒体、新业务为依托和纽带，进行跨区域、跨层级、跨行业、跨媒体联合发展、优势互补、资源整合的融媒体平台联合体。
二是主体结构方面，传统广电业务本身也在技术、手段、业态上植入了不少互联网基因，这意味着真正“纯粹”的广电媒体已不存在，原有的广电管理体制及主体治理结构都发生了變化，各级广电机构的主体模式及运营机制也逐渐从2009年以来的“大总台制”重新回到集团化的路上，但不再是事业集团而是企业集团。2015年上海诞生的中国广电业第一个千亿集团，与传统的广播电视台有着天壤之别，可以说是“互联网+电视+其他”的产物，虽说其中的广播电视台仍是千亿集团构架中的“权重单位”，但在集团业务结构、资本结构、收入结构中所占的份额已不算太大。2016年最后一天开播的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环球电视网）更是迥异于传统电视台的“融媒体”形态，意在“突出融合传播，积极发展融媒体业态，打造外宣新旗舰”。
三是渠道和终端方面，广电业内节目制作、播出、传输已基本实现了数字化，有线网络数字化、双向化和下一代广电网建设加快；智能电视操作系统、机载卫星电视、无线双向覆盖取得了较大技术突破；电视高清化步伐加快，已批准开办高清频道90个，高清电视用户超过6000万；在原有的家庭大屏终端之外，智能手机移动终端已成为应用最广的终端，手机网民规模破6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90.1%，智能手机已成为人们接入互联网的第一入口。
四是服务对象方面，已从制造产品升级为经营用户，即根据用户的需求设计开发人性化的互联网技术新平台。如“央视新闻”2015年6月入驻今日头条客户端以来，总阅读数超过10亿次，累计用户数超过2100万；央视网月度独立用户总数已经超过5亿人，“央视影音”客户端下载用户数超过4.3亿，“央视新闻”新媒体用户数突破2.3亿。
审视：媒体融合你侬我侬的“成色”几何
“媒体融合新政”推行三年来，虽然得到了整个传媒业的广泛响应，但给各级各类媒体带来的机会显然并非均等，这一轮“政策红利”也并非让所有的传统媒体能够雨露均沾，对于某些已失去体制庇护完全市场化的传统媒体（如部分纸媒）则并非利好。这主要是由现行传媒体制下各级各类传统媒体的主客观差异性造成的，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新媒体融合也很快触到了“天花板”，不论观念或行动似乎怎么也赶不上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技术飞速更新换代的步伐，更赶不上互联网新媒体行业在新业态、新功能、用户规模、经济体量等方面呈几何数量级超常规裂变式增长速度。那么，这些年来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新媒体融合发展的“成色”究竟几何？
成功案例：“一面倒”地向国家级和强势省级媒体倾斜。统观目前得到高层领导首肯以及见诸媒端的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成功案例，几乎是清一色的国家级媒体和强势省级媒体，如央视、央广、人民网和上海报业集团等，其中的地方性媒体也都是主打全国路线和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主流传统媒体。2009年，中国宣布计划投入450亿元人民币扩展中国媒体在海外的传播力。《人民日报》已成为一个拥有报纸、杂志、网站、电视、广播、电子屏、手机报、微博、微信、客户端等10多种载体、320个终端载体的“人民日报全媒体方阵”。2016年12月31日，央视筹建的新的国际传播机构——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正式开播，适应媒体融合趋势，是一个拥有6个电视频道、3个海外分台、1个视频通讯社的多语种、多平台媒体集群。这些融合行为很大程度上都是国家行为或政府行为，中央的“媒体融合新政”中所强调的“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也早已表明了有关扶持政策是帮大不帮小、扶强不扶弱，不论高层意图还是资源条件，都注定了能够得到“媒体融合新政”眷顾的只是极少数传统媒体。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传统媒体的运营状况都在持续恶化，整个传统媒体行业的版图仍在萎缩，而各种成功案例中缺乏市、县级传统主流媒体的样本，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媒体融合有关政策的实质性“偏好”。
定义诠释：当下政治、政策语境中的狭义性概念。从中央和行政管理部门有关文件以及媒体报道中对“媒体融合”的定义、诠释来看，当下“媒体融合”概念的内涵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一些偏差：一、不是全行业的概念。理论上说，整个信息传媒业是一个全业务链、产业链的闭环，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新媒体的融合应该是技术、业态、业务、平台、渠道、资本、组织机构、管理等全方位的融合。就电视业而言，应包括内容制作、播出、传输、衍生价值开发等各个环节，如有线电视传输领域的“三网融合”也是媒体融合的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之一，但实际情况却是有线电视“全国一张网”的目标至今都未实现。关于“媒体融合”的定义似乎更多的是新闻制播领域的事，而不是全行业、全产业链的概念。二、不是全功能的概念。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新媒体融合不应仅仅是新闻报道、宣传喉舌、公共服务等媒体功能（在政治和行政语境中统称为“公益性事业”）方面，还应包括内容、广告、衍生价值开发和传输领域的基础服务、增值服务等产业功能、经济功能，也包括多种媒介产品形态、业态、平台、终端和组织机构、资本等方面的融合。但是，从这两年的媒体融合实践来看，高层领导强调的重点以及政策落点都偏重于媒体功能和传播业态、工具层面，产业功能和经济功能方面有所弱化，这与近年来的国内外政治形势和舆论、传播环境日趋复杂化有很大关系。三、不是双向化的概念。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应该是双向进入，然而，这几年行政部门和传统媒体文本表达的媒体融合，以及人们对媒体融合的认识和理解，主要是“占领新阵地”，将新媒体、新技术纳入传统媒体现行体制、业务框架的单向式思维。同时，宣传部门和行政管理部门也一直强调广电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强化对播出机构的绝对掌控和对新闻等媒介产品制播的严格管控，对互联网新媒体可进入广电媒体的领地也有很多限制条件。这方面互联网企业则非常主动，如近年来BAT在广播影视业内除了播出平台之外的所有领域大肆收购，进行产业链上下游的大手笔布局，实际上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曲线式的“迂回包抄”方式完成了在市场和产业领域对广电传媒业的“合围”。
政策视域：脱不开传统媒体的角度、思维、路径。统观广电业近年来的媒体融合实践，从观念到行为都脱不开传统媒体的角度和思维方式。“媒体融合”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传统媒体的角度，无非两种思路和路径：一是“+互联网”；二是“互联网+”。前者是指传统媒体引进互联网技术、工具和方法，通过开办官网、微博、微信、客户端在传统媒体“母板”上嫁接各种互联网技术及应用工具，实际上是以应用者或用户身份对互联网平台及业务的单向式进入，实为传统媒体的传播平台、渠道、终端向新媒体领域的延伸，是传统媒体以我为主的思维方式，强调坚持传统媒体的主体性。应该说，这是一种打上传统媒体独特印记、保留自身主体性的改变，完全符合任何传统媒体主体利益和生命逻辑的思维及行为方式。后者是指传统媒体的“互联网化”，即从传播方式、平台、渠道、终端等各方面全面向互联网转型，都变成无差别性的全媒体，对于传统媒体从业者来说，这种改变无疑具有“自我革命性”，这应该说是一种失去自我、变成别人、脱胎换骨式的改变，也被业界学界的一些人解读为媒体融合的升级版。
对于互联网以及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而言，它本身在传播技术、平台、渠道、服务等方面具有先进性，而且兼容了图文、音频、视频等各种传统媒体的功能，互联网新媒体企业还具有资金、技术、机制、市场运营、用户等方面的优势，在与传统媒体竞争中处于明显优势。相比之下，传统媒体的观念僵化、运营行政化、对市场反应迟钝与互联网新媒体几乎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今天传统媒体在用户（受众）、广告及经济规模、总量等方面被互联网新媒体全面超越的结局。
遠眺：融合型主流广电媒体前景如何？
2014年以来，一些传统主流媒体在国家有关政策激励下，汲取以往媒体融合实践的经验，在更深层次上进行媒体融合的探索，并提供了一些创新性的理念和案例，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风行网提出的“融媒体”概念和《光明日报》实施的“融媒体战略”，被业界学界一些人作为未来传统广电媒体转型升级为“新型主流媒体”的范本。所谓的“融媒体”至今尚未形成一个成熟严谨的概念，多数情况下也并非一个独立的实体媒体，主要是指把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新媒体的优势互补整合利用，使其功能、手段、价值得以全面提升并发挥到极致进而达到“资源通融、内容兼融、利益共融”的一种运作模式，更多的是一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目标及理念。目前，在广电业内容（含新闻）生产、播出、传输等供给端呈严重结构性过剩及碎片化的情况下，就绝大多数广电媒体的资源条件而言，很难分享到中央“媒体融合新政”的红利，于是在这一波媒体融合浪潮中广电业便会出现这种矛盾景观——一面是各级广电媒体的“互联网+”式融合全面开花，一面是整个行业的受众、收视、广告规模急剧萎缩。未来传统广电媒体与互联网融合的趋向如何，双方融合中的“度”该如何把握，还是有许多不清晰或令人困惑之处。但是，我们可以从广电业与互联网新媒体融合的过往以及当下窥出其未来的一些端倪。
“融媒体”将会沦为成一个“伪概念”。“融媒体”似乎是由“媒体融合”直接生成的一个新词，将原来的主谓结构动词词组转换为偏正结构的名词。笔者认为，“融媒体”并不是一种已然成型的新型媒体形态，而是一个动态过程的表述，其语言时态是“进行时”而并非“完成时”。传媒科技飞速迭代更新的条件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分永远都存在，这两者之间的概念及边界永远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二者接壤之处永远存在一个模糊地带，各自的范畴和内涵也永远处于此消彼长不断更新的状态。随着新的传媒技术和传媒形态生成，原来的“新媒体”很快会变成“传统媒体”，如一些传媒研究者已将门户网站、视频网站甚至微博归入了传统媒体之列。当一种新的传媒技术和传媒形态出现，很快会被传统媒体吸收和运用而达到普及。因此，“媒体融合”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双方之间的“融”实际上是“永远在路上”。应该说，每一种新媒体的出现都没有取代以往的媒体形式，而是丰富了媒体业的品类和表现形式，延伸了产业价值链，扩大了传媒产业规模。所谓“融”的操作是一种相互汲取、竞合的关系，旨在消除传统媒体（电台、电视台、纸媒）与新媒体（网）之间的“鸿沟”。应该说，随着互联网应用技术在整个传媒业的普及，各种媒体行业的边界进一步模糊，未来包括广电媒体在内的所有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既不是以我为主的“+互联网”，也不是彻底失去自我的“互联网化”，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型新主体。这样一来，“融媒体”概念的现实意义便会被消解，终究会成为只具有历史遗存意义的“伪概念”。
“纯粹”的传统广电媒体将不复存在。随着各种传统媒体的互联网化，所有的媒体在主体结构、业务布局、传媒业态、接收终端、运营及盈利模式等方面都呈全媒体化，差异性越来越小，未来的媒体都是以融合型、综合型、集成型媒体的形态存在，与传统的电台、电视台、报社有着天壤之别，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兴起和互联网技术的升级换代，电视的去屏化，可穿戴设备的普及，电视的客厅模式将被颠覆，这意味着现有的广播、电视、互联网新媒体等媒体形态将会发生大的改变。另外，从近年来广电业的媒体融合状况来看，在中央政策和市场驱动下，各级广电媒体都将与互联网融合、开辟新业务作为转型发展的方向和举措，也出现了上海、湖南、江苏等几个为数不多的“样板单位”，其新产业在资产、营收结构中占比均已超过传统产业。如2013年，湖南广电的新产业收入106.9亿元、广告76.5亿元；江苏广电传统业务收入约占43%，新产业约占57%。又如上海诞生的中国广电业第一个千亿集团，与传统的广播电视台有着天壤之别，广播电视虽然仍是集团构架中的“权重单位”，但在集团业务结构、资本结构、收入结构中所占的份额已不算太大。同时，广电业务本身也在技术、手段、业态上植入了不少互联网基因，传统广电业务在媒体业务结构、资本结构、收入结构中所占的份额已不算太大，这意味着真正“纯粹”的传统广电媒体已不存在。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融合型主流媒体结构中新兴产业的业务、资产、收入份额无疑要全面超过传统广电产业，必将成为广电媒体的新主业，这方面芒果TV已走在前面，其“去湖南卫视化”战略对未来广电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做大做强具有重要的启示和示范意义。
卫视、地面频道频率“战线”收缩。广电业经过几轮制播分离改革，除了新闻节目之外的内容制作力量都被分离到社会上去，致使如今的广播电视台已成了由多个频道频率构成的播出平台集群。近年来，传统广电行业在互联网新媒体和视频网站的迅猛冲击下，失去了频道频率播出平台的自然垄断优势，播出端过剩的问题日渐凸显。就整个行业而言，从卫视频道、专业化的地面频道频率、付费电视频道到传播范围出不了所在行政地域的市、县级频道频率都呈结构性过剩状态，特别是各级广电媒体内部的地面频道频率的重要性和平台价值、产业價值大幅下降，甚至变成了“鸡肋”。2016年下半年，深圳广电集团的法治频道暂停播出，天津时代付费系列4频道（天津电视台占股51%）停播，TOM集团终止华娱卫视及其附属公司运营。这大约是国内首次集中出现电视频道自发退市的现象，虽是个别电视台根据自身运营实际收缩平台战线的行为，但在三四线卫视和一些地方广播电视台经营业绩普遍下滑的形势下，标志着在互联网新媒体行业的冲击之下传统媒体领域的萎缩。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频道频率规模、总量将会进一步收缩，大量的地面专业频道频率将会关停。
强者恒强、弱者益弱的局面更加突出。2014年，中央的“媒体融合新政”提出要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和“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传达出高层对“主流媒体”认识的一些新信息，未来的“主流媒体”不需要现在的“人海战术”，而是经过“互联网+”升级改造，具有规模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话语权的“新型主流媒体”。同时，这些年来，在互联网新媒体和视频网站的迅猛冲击下，传统广电媒体的受众、收视和广告收入规模日渐萎缩，业内的资源聚集和广告收入呈“马太效应”，绝大部分要素资源和收入向中央三台（央视、央广、国际台）、一线卫视与前几位二线卫视集聚，弱势卫视和地面频道频率的收入呈普遍下滑态势。
未来广电业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会以中央三台和一线省级台为主形成“新型主流广电媒体阵营”。其中，中央级媒体偏重于传媒功能，而湖南、上海、浙江等省级“巨头”则偏重于产业功能。二是专业地面频道频率的日子将会越来越难过。在互联网时代播出平台过剩的情势下，地面频道频率的政治、社会、经济价值都大幅下降，因政治因素国家不可能赋予广电业以完全产业属性；因频道频率在经济和产业功能方面的潜力有限，国家也不会出台专门政策去救那些弱势地面频道频率，也不可能将频道频率资源彻底向社会放开，允许社会资本进入，而只能把这些弱势频道频率的存废处置权交给其所隶属于的各级广电媒体，由各级广电媒体的决策层根据自身经营状况决定其命运。三是弱势省级卫视和市、县级电视台的产业功能将会进一步弱化，成为地方政治制度的标配。从未来趋势来看，省（市）级卫视作为各省面向全国的主流媒体平台和窗口，在地方政府对外宣传和形象塑造方面具有独特的符号意义、政治意义，地方政府往往有一些相应的扶持政策；省广播一套和市、县级电视一套、广播一套节目作为主流媒体的主平台也应不会有什么改变，而从体制的“壳”里延展出来的那一部分产业体量则会缩小，甚至有可能会逐渐缩回体制的“壳”里去。
摘要：自从媒体融合成为国家战略以后，媒体融合一直被视为传统媒体的自我救赎之路。文章对近三年来传统广电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实践进行分析，对未来广电业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进行了预测，即将来可能会出现三种状况：以中央三台和一线省级台为主形成“新型主流广电媒体阵营”，专业地面频道频率生存将更困难，弱势省级卫视和市、县级电视台的产业功能将会进一步弱化。
关键词：媒体融合 广电媒体 融合程度
自2014年中央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媒体融合被视为传统媒体的自我救赎之路。同时，各级各类传统媒体也都行动起来，结合各自实际从实践层面探索与互联网新媒体融合的路径及方式。本文以广电业内亲历者和观察者的角度，对近三年来传统广电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历程、成色来一番检点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未来融合发展的趋向及可能进行推测。
回眸：媒体融合三年“试验爱情”的屐痕处处
三年来，传统媒体在行政力量的“有形之手”与市场机制的“无形之手”双驱动下，与互联网新媒体融合发展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回眸来路，揽镜自照，自内而外究竟有多少改变？从传媒业的宏观视域来看，主要在两个层面留下了令人瞩目的印记。
政策层面：紧锣密鼓，号角频催。中央提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最早始于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提出要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16年2月，中央召开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要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从“相加”到“相融”，着力打造新型主流媒体。中央的战略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系列讲话，为各级各类传统主流媒体吹响了全面进军互联网新媒体的“集结号”，同时也成为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和强大动力。
近三年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贯彻落实中央的“媒体融合新政”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支持和推动各级广电媒体与互联网新媒体融合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和经验。2016年7月18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意见》，这表明广电行政主管部门对“媒体融合”概念的定义更加全面、深刻，已由新闻宣传方面拓展到全行业、全业务链闭环，涵盖了公益性事业与经营性产业的各个范畴，在实施推进方面也更加注重步骤性和尊重传媒规律，对示范单位的项目、资金支持也更具有确指性、实操性，推动一些样板单位早出经验、早见成效。
实践层面：从“+互联网”到“互联网+”。互联网兴起之初，媒体功能刚刚显露，便引起了我国传媒业的关注。广电媒体出于传媒本能敏锐地率先触网，开始进行媒体融合的尝试，主要是通过在其“母体”上添加各种互联网应用工具，如开办门户网站、网络电视台来实行“台网联动”，跨界研发IPTV等新业态，来丰富自身的传播手段，延伸传播平台，拓展传播渠道。特别是近年来，各级广电媒体搭乘“微时代”的快车，与新媒体融合步入了由简单相加的“合”到全方位、深层次“融”的新阶段。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新业态方面，目前省级以上广电媒体、绝大部分城市台和市县台都实现了“两微一端一站”（微信、微博、客户端、网站），一云多屏、多屏互动、城市信息云平台、中央厨房式智慧融媒体中心等更高层次的融合也不断涌现，还出现了以新兴媒体、新业务为依托和纽带，进行跨区域、跨层级、跨行业、跨媒体联合发展、优势互补、资源整合的融媒体平台联合体。
二是主体结构方面，传统广电业务本身也在技术、手段、业态上植入了不少互联网基因，这意味着真正“纯粹”的广电媒体已不存在，原有的广电管理体制及主体治理结构都发生了變化，各级广电机构的主体模式及运营机制也逐渐从2009年以来的“大总台制”重新回到集团化的路上，但不再是事业集团而是企业集团。2015年上海诞生的中国广电业第一个千亿集团，与传统的广播电视台有着天壤之别，可以说是“互联网+电视+其他”的产物，虽说其中的广播电视台仍是千亿集团构架中的“权重单位”，但在集团业务结构、资本结构、收入结构中所占的份额已不算太大。2016年最后一天开播的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环球电视网）更是迥异于传统电视台的“融媒体”形态，意在“突出融合传播，积极发展融媒体业态，打造外宣新旗舰”。
三是渠道和终端方面，广电业内节目制作、播出、传输已基本实现了数字化，有线网络数字化、双向化和下一代广电网建设加快；智能电视操作系统、机载卫星电视、无线双向覆盖取得了较大技术突破；电视高清化步伐加快，已批准开办高清频道90个，高清电视用户超过6000万；在原有的家庭大屏终端之外，智能手机移动终端已成为应用最广的终端，手机网民规模破6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90.1%，智能手机已成为人们接入互联网的第一入口。
四是服务对象方面，已从制造产品升级为经营用户，即根据用户的需求设计开发人性化的互联网技术新平台。如“央视新闻”2015年6月入驻今日头条客户端以来，总阅读数超过10亿次，累计用户数超过2100万；央视网月度独立用户总数已经超过5亿人，“央视影音”客户端下载用户数超过4.3亿，“央视新闻”新媒体用户数突破2.3亿。
审视：媒体融合你侬我侬的“成色”几何
“媒体融合新政”推行三年来，虽然得到了整个传媒业的广泛响应，但给各级各类媒体带来的机会显然并非均等，这一轮“政策红利”也并非让所有的传统媒体能够雨露均沾，对于某些已失去体制庇护完全市场化的传统媒体（如部分纸媒）则并非利好。这主要是由现行传媒体制下各级各类传统媒体的主客观差异性造成的，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新媒体融合也很快触到了“天花板”，不论观念或行动似乎怎么也赶不上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技术飞速更新换代的步伐，更赶不上互联网新媒体行业在新业态、新功能、用户规模、经济体量等方面呈几何数量级超常规裂变式增长速度。那么，这些年来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新媒体融合发展的“成色”究竟几何？
成功案例：“一面倒”地向国家级和强势省级媒体倾斜。统观目前得到高层领导首肯以及见诸媒端的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成功案例，几乎是清一色的国家级媒体和强势省级媒体，如央视、央广、人民网和上海报业集团等，其中的地方性媒体也都是主打全国路线和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主流传统媒体。2009年，中国宣布计划投入450亿元人民币扩展中国媒体在海外的传播力。《人民日报》已成为一个拥有报纸、杂志、网站、电视、广播、电子屏、手机报、微博、微信、客户端等10多种载体、320个终端载体的“人民日报全媒体方阵”。2016年12月31日，央视筹建的新的国际传播机构——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正式开播，适应媒体融合趋势，是一个拥有6个电视频道、3个海外分台、1个视频通讯社的多语种、多平台媒体集群。这些融合行为很大程度上都是国家行为或政府行为，中央的“媒体融合新政”中所强调的“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也早已表明了有关扶持政策是帮大不帮小、扶强不扶弱，不论高层意图还是资源条件，都注定了能够得到“媒体融合新政”眷顾的只是极少数传统媒体。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传统媒体的运营状况都在持续恶化，整个传统媒体行业的版图仍在萎缩，而各种成功案例中缺乏市、县级传统主流媒体的样本，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媒体融合有关政策的实质性“偏好”。
定义诠释：当下政治、政策语境中的狭义性概念。从中央和行政管理部门有关文件以及媒体报道中对“媒体融合”的定义、诠释来看，当下“媒体融合”概念的内涵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一些偏差：一、不是全行业的概念。理论上说，整个信息传媒业是一个全业务链、产业链的闭环，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新媒体的融合应该是技术、业态、业务、平台、渠道、资本、组织机构、管理等全方位的融合。就电视业而言，应包括内容制作、播出、传输、衍生价值开发等各个环节，如有线电视传输领域的“三网融合”也是媒体融合的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之一，但实际情况却是有线电视“全国一张网”的目标至今都未实现。关于“媒体融合”的定义似乎更多的是新闻制播领域的事，而不是全行业、全产业链的概念。二、不是全功能的概念。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新媒体融合不应仅仅是新闻报道、宣传喉舌、公共服务等媒体功能（在政治和行政语境中统称为“公益性事业”）方面，还应包括内容、广告、衍生价值开发和传输领域的基础服务、增值服务等产业功能、经济功能，也包括多种媒介产品形态、业态、平台、终端和组织机构、资本等方面的融合。但是，从这两年的媒体融合实践来看，高层领导强调的重点以及政策落点都偏重于媒体功能和传播业态、工具层面，产业功能和经济功能方面有所弱化，这与近年来的国内外政治形势和舆论、传播环境日趋复杂化有很大关系。三、不是双向化的概念。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应该是双向进入，然而，这几年行政部门和传统媒体文本表达的媒体融合，以及人们对媒体融合的认识和理解，主要是“占领新阵地”，将新媒体、新技术纳入传统媒体现行体制、业务框架的单向式思维。同时，宣传部门和行政管理部门也一直强调广电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强化对播出机构的绝对掌控和对新闻等媒介产品制播的严格管控，对互联网新媒体可进入广电媒体的领地也有很多限制条件。这方面互联网企业则非常主动，如近年来BAT在广播影视业内除了播出平台之外的所有领域大肆收购，进行产业链上下游的大手笔布局，实际上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曲线式的“迂回包抄”方式完成了在市场和产业领域对广电传媒业的“合围”。
政策视域：脱不开传统媒体的角度、思维、路径。统观广电业近年来的媒体融合实践，从观念到行为都脱不开传统媒体的角度和思维方式。“媒体融合”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传统媒体的角度，无非两种思路和路径：一是“+互联网”；二是“互联网+”。前者是指传统媒体引进互联网技术、工具和方法，通过开办官网、微博、微信、客户端在传统媒体“母板”上嫁接各种互联网技术及应用工具，实际上是以应用者或用户身份对互联网平台及业务的单向式进入，实为传统媒体的传播平台、渠道、终端向新媒体领域的延伸，是传统媒体以我为主的思维方式，强调坚持传统媒体的主体性。应该说，这是一种打上传统媒体独特印记、保留自身主体性的改变，完全符合任何传统媒体主体利益和生命逻辑的思维及行为方式。后者是指传统媒体的“互联网化”，即从传播方式、平台、渠道、终端等各方面全面向互联网转型，都变成无差别性的全媒体，对于传统媒体从业者来说，这种改变无疑具有“自我革命性”，这应该说是一种失去自我、变成别人、脱胎换骨式的改变，也被业界学界的一些人解读为媒体融合的升级版。
对于互联网以及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而言，它本身在传播技术、平台、渠道、服务等方面具有先进性，而且兼容了图文、音频、视频等各种传统媒体的功能，互联网新媒体企业还具有资金、技术、机制、市场运营、用户等方面的优势，在与传统媒体竞争中处于明显优势。相比之下，传统媒体的观念僵化、运营行政化、对市场反应迟钝与互联网新媒体几乎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今天传统媒体在用户（受众）、广告及经济规模、总量等方面被互联网新媒体全面超越的结局。
遠眺：融合型主流广电媒体前景如何？
2014年以来，一些传统主流媒体在国家有关政策激励下，汲取以往媒体融合实践的经验，在更深层次上进行媒体融合的探索，并提供了一些创新性的理念和案例，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风行网提出的“融媒体”概念和《光明日报》实施的“融媒体战略”，被业界学界一些人作为未来传统广电媒体转型升级为“新型主流媒体”的范本。所谓的“融媒体”至今尚未形成一个成熟严谨的概念，多数情况下也并非一个独立的实体媒体，主要是指把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新媒体的优势互补整合利用，使其功能、手段、价值得以全面提升并发挥到极致进而达到“资源通融、内容兼融、利益共融”的一种运作模式，更多的是一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目标及理念。目前，在广电业内容（含新闻）生产、播出、传输等供给端呈严重结构性过剩及碎片化的情况下，就绝大多数广电媒体的资源条件而言，很难分享到中央“媒体融合新政”的红利，于是在这一波媒体融合浪潮中广电业便会出现这种矛盾景观——一面是各级广电媒体的“互联网+”式融合全面开花，一面是整个行业的受众、收视、广告规模急剧萎缩。未来传统广电媒体与互联网融合的趋向如何，双方融合中的“度”该如何把握，还是有许多不清晰或令人困惑之处。但是，我们可以从广电业与互联网新媒体融合的过往以及当下窥出其未来的一些端倪。
“融媒体”将会沦为成一个“伪概念”。“融媒体”似乎是由“媒体融合”直接生成的一个新词，将原来的主谓结构动词词组转换为偏正结构的名词。笔者认为，“融媒体”并不是一种已然成型的新型媒体形态，而是一个动态过程的表述，其语言时态是“进行时”而并非“完成时”。传媒科技飞速迭代更新的条件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分永远都存在，这两者之间的概念及边界永远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二者接壤之处永远存在一个模糊地带，各自的范畴和内涵也永远处于此消彼长不断更新的状态。随着新的传媒技术和传媒形态生成，原来的“新媒体”很快会变成“传统媒体”，如一些传媒研究者已将门户网站、视频网站甚至微博归入了传统媒体之列。当一种新的传媒技术和传媒形态出现，很快会被传统媒体吸收和运用而达到普及。因此，“媒体融合”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双方之间的“融”实际上是“永远在路上”。应该说，每一种新媒体的出现都没有取代以往的媒体形式，而是丰富了媒体业的品类和表现形式，延伸了产业价值链，扩大了传媒产业规模。所谓“融”的操作是一种相互汲取、竞合的关系，旨在消除传统媒体（电台、电视台、纸媒）与新媒体（网）之间的“鸿沟”。应该说，随着互联网应用技术在整个传媒业的普及，各种媒体行业的边界进一步模糊，未来包括广电媒体在内的所有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既不是以我为主的“+互联网”，也不是彻底失去自我的“互联网化”，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型新主体。这样一来，“融媒体”概念的现实意义便会被消解，终究会成为只具有历史遗存意义的“伪概念”。
“纯粹”的传统广电媒体将不复存在。随着各种传统媒体的互联网化，所有的媒体在主体结构、业务布局、传媒业态、接收终端、运营及盈利模式等方面都呈全媒体化，差异性越来越小，未来的媒体都是以融合型、综合型、集成型媒体的形态存在，与传统的电台、电视台、报社有着天壤之别，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兴起和互联网技术的升级换代，电视的去屏化，可穿戴设备的普及，电视的客厅模式将被颠覆，这意味着现有的广播、电视、互联网新媒体等媒体形态将会发生大的改变。另外，从近年来广电业的媒体融合状况来看，在中央政策和市场驱动下，各级广电媒体都将与互联网融合、开辟新业务作为转型发展的方向和举措，也出现了上海、湖南、江苏等几个为数不多的“样板单位”，其新产业在资产、营收结构中占比均已超过传统产业。如2013年，湖南广电的新产业收入106.9亿元、广告76.5亿元；江苏广电传统业务收入约占43%，新产业约占57%。又如上海诞生的中国广电业第一个千亿集团，与传统的广播电视台有着天壤之别，广播电视虽然仍是集团构架中的“权重单位”，但在集团业务结构、资本结构、收入结构中所占的份额已不算太大。同时，广电业务本身也在技术、手段、业态上植入了不少互联网基因，传统广电业务在媒体业务结构、资本结构、收入结构中所占的份额已不算太大，这意味着真正“纯粹”的传统广电媒体已不存在。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融合型主流媒体结构中新兴产业的业务、资产、收入份额无疑要全面超过传统广电产业，必将成为广电媒体的新主业，这方面芒果TV已走在前面，其“去湖南卫视化”战略对未来广电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做大做强具有重要的启示和示范意义。
卫视、地面频道频率“战线”收缩。广电业经过几轮制播分离改革，除了新闻节目之外的内容制作力量都被分离到社会上去，致使如今的广播电视台已成了由多个频道频率构成的播出平台集群。近年来，传统广电行业在互联网新媒体和视频网站的迅猛冲击下，失去了频道频率播出平台的自然垄断优势，播出端过剩的问题日渐凸显。就整个行业而言，从卫视频道、专业化的地面频道频率、付费电视频道到传播范围出不了所在行政地域的市、县级频道频率都呈结构性过剩状态，特别是各级广电媒体内部的地面频道频率的重要性和平台价值、产业價值大幅下降，甚至变成了“鸡肋”。2016年下半年，深圳广电集团的法治频道暂停播出，天津时代付费系列4频道（天津电视台占股51%）停播，TOM集团终止华娱卫视及其附属公司运营。这大约是国内首次集中出现电视频道自发退市的现象，虽是个别电视台根据自身运营实际收缩平台战线的行为，但在三四线卫视和一些地方广播电视台经营业绩普遍下滑的形势下，标志着在互联网新媒体行业的冲击之下传统媒体领域的萎缩。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频道频率规模、总量将会进一步收缩，大量的地面专业频道频率将会关停。
强者恒强、弱者益弱的局面更加突出。2014年，中央的“媒体融合新政”提出要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和“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传达出高层对“主流媒体”认识的一些新信息，未来的“主流媒体”不需要现在的“人海战术”，而是经过“互联网+”升级改造，具有规模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话语权的“新型主流媒体”。同时，这些年来，在互联网新媒体和视频网站的迅猛冲击下，传统广电媒体的受众、收视和广告收入规模日渐萎缩，业内的资源聚集和广告收入呈“马太效应”，绝大部分要素资源和收入向中央三台（央视、央广、国际台）、一线卫视与前几位二线卫视集聚，弱势卫视和地面频道频率的收入呈普遍下滑态势。
未来广电业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会以中央三台和一线省级台为主形成“新型主流广电媒体阵营”。其中，中央级媒体偏重于传媒功能，而湖南、上海、浙江等省级“巨头”则偏重于产业功能。二是专业地面频道频率的日子将会越来越难过。在互联网时代播出平台过剩的情势下，地面频道频率的政治、社会、经济价值都大幅下降，因政治因素国家不可能赋予广电业以完全产业属性；因频道频率在经济和产业功能方面的潜力有限，国家也不会出台专门政策去救那些弱势地面频道频率，也不可能将频道频率资源彻底向社会放开，允许社会资本进入，而只能把这些弱势频道频率的存废处置权交给其所隶属于的各级广电媒体，由各级广电媒体的决策层根据自身经营状况决定其命运。三是弱势省级卫视和市、县级电视台的产业功能将会进一步弱化，成为地方政治制度的标配。从未来趋势来看，省（市）级卫视作为各省面向全国的主流媒体平台和窗口，在地方政府对外宣传和形象塑造方面具有独特的符号意义、政治意义，地方政府往往有一些相应的扶持政策；省广播一套和市、县级电视一套、广播一套节目作为主流媒体的主平台也应不会有什么改变，而从体制的“壳”里延展出来的那一部分产业体量则会缩小，甚至有可能会逐渐缩回体制的“壳”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