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电影语言体现民族性格的途径

    赵春晶

    民族性格是某个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积累下来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为该民族所共有的，是使其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重要特征，是某个民族之所以是该民族却不是他民族的显著标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民族性格应该是特色鲜明的。某个国家经过历史形成的民族性格应在电影语言中显现出来。本文将以俄苏电影为例，从剧本、台词、歌词、身体语言等方面来分析它是如何展现民族性格的。

    一、 剧本中的民族性格

    电影剧本是指运用文字描述整部影片的人物及动作内容的写作形式。它包括场景描写、人物、对话和动作描写等要素。优秀的剧本是精彩电影的基础和前提。

    某个民族的剧作家所写的剧本通常被认为是反映其民族性格特点的重要途径。剧作家们在创作的时候，一般会把他所要刻画的人物注入某种民族性格，使整个剧本渗透着民族普遍存在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素质。

    角色性格的塑造是电影剧本创作的重要内容。在影片中，除了角色的外形，角色性格是最吸引人的，也最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能否成功塑造鲜明的角色性格对于影片来说至关重要。勇敢、坚强、智慧的俄罗斯妇女在国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贡献，没有哪个国家的电影能像俄苏电影这样发自内心地尊敬和崇拜女性，也没有在哪个国家的电影里能目睹和欣赏如此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贵族之家》里的丽莎，《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达吉雅娜，《俄罗斯妇女》里的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大雷雨》中的卡婕琳娜，《白痴》里的费利波夫娜，《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复活》里的玛丝洛娃，《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吉蒂，《海鸥》里的尼娜，《母亲》中的尼洛芙娜，《女政委》里的瓦维洛娃，《丹娘》中的卓娅，还有《静静的顿河》里的阿克西尼娅，《乡村女教师》中的瓦连卡，《雁南飞》里的薇罗妮卡，《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中的卡婕琳娜，《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里的5个年轻女兵，《老马》中的4个中年女人等等，在俄苏电影画廊里，我们有幸看见了一幕幕光彩照人、圣洁无比的女性形象。

    剧本创作的终极任务是塑造鲜活的、不朽的，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俄苏电影与战争有不解之缘，纵观俄苏军事电影会发现一个不间断的统一的性格线索，剧作家们在描写战争人物的时候都会歌颂其英雄主义气质。俄罗斯第一部故事片《伏尔加河下游的自由人》就是军事电影，其主人公是农民起义领袖斯捷潘·拉辛。尽管《战争与和平》的主要角色是贵族，但影片实质上是人民英雄的史诗，它真正着力描写的是人民的战争。《静静的顿河》反映了从一战到国内战争结束这个风云变幻时期哥萨克人的斗争和生活，表现了苏维埃政权建立、巩固的艰辛历程及其强大生命力。《恰巴耶夫》塑造了国内战争年代的红军军官恰巴耶夫及其团队的英雄主义行为。卫国战争构成了俄苏电影史上军事电影的最重要描写对象，《青年近卫军》表现了人民大众的献身精神和英雄主义，《攻克柏林》歌颂了军队和领袖人物的功勋，《士兵之歌》《晴朗的天空》《一个人的遭遇》和《伊凡的童年》等侧重表现了小人物在战争中的不幸经历，《围困》《解放》和《莫斯科保卫战》等全景性战争电影在于描写宏大的战争场面，整体性地再现了卫国战争时期各个阶层的丰功伟绩。

    二、 台词中的民族性格

    电影台词包括独白、对白和画外音等要素。台词是影片中推动情节发展，塑造立体的人物性格，实现人物间、人物与观众间交流的重要手段，是具有释义作用的电影元素。人们常说言为心声，好的电影台词应该是来自角色心弦的声音，它应该是从角色的客观情境出发，又服从着角色物的主观意图。

    在《莫斯科保卫战》中，我们无法忘记，红军指挥官向前线战士发出最后的命令：“兄弟们，俄罗斯虽大，但是我们已经没有退路，我们的背后就是莫斯科！”卓娅是该片的贯穿性人物，当她英勇就义的事迹传回莫斯科后，斯大林的心情久久未能平静，他亲自命令：“遇到德国第332团的任何官兵，立即枪毙，坚决不接受他们的投降。”在《布列斯特要塞》中，苏军于小小要塞牵制了数十倍于自己的德军，战争持续到第30天，最初打响战斗的苏军仍在坚守，并一直向后方发出“这里是要塞，我们正在战斗”的消息。德军曾经宣称这个距德苏边境仅一俄里的小要塞很快就可拿下，但在已失守的要塞地道里战斗一年多的最后一名苏军士兵被德军发现后，在面对德军的审问时说的话却是：“将军，你现在知道一俄里有多远了吗？”以上我们听到的是非常简短、朴素的语言。但是这些台词是充分体现性格的，是从特定环境中必然发自角色内心的性格语言。

    东正教对俄罗斯千余年的影响根深蒂固，因此宗教性最能体现俄罗斯文化特色。宗教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台词不同程度地镌刻上了宗教烙印。安娜、列文两个角色，在电影中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安娜的台词中常带着“上帝”，说明宗教性意识已经深深融入其血液。在她即将要卧轨之时还祈祷着：“上帝，饶恕我的一切！”电影台词很好地展现了安娜渴望获得救赎、获得宽恕的心理状态。而列文在生与死的问题上深陷绝境时，直到听到农民费尔多“为了上帝活着”这句话，才恍然大悟，在宗教中终于找到了个人的归宿。《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后激烈的内心独白，《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两个伊万的对话，均是较为经典的情节。尽管苏联时期无神论占有统治地位，但是当时的影片却不乏宗教气质，《乡愁》中的多米尼克以一种东正教意义上的自我牺牲来为人类救赎，他站在罗马广场塑像上大声疾呼：“我们必须返回误入歧途的转折点！必须返回生命的根基！”“疯老头”多米尼克像一位万人皆醉我独醒的先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道啊？竟然让疯子来告知大家该为自己而羞耻！”最后他竟然将汽油浇在身上，当众自焚。由此可见，电影家在设计人物语言时，都是以角色的性格特点为依据，那些恰如其分的性格化语言，显示出了角色的性格特征，使银幕上的艺术形象栩栩如生，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三、 歌词中的民族性格

    歌词表达了歌曲的灵魂和宗旨，阐述了歌曲所要表达的主旨和感情。电影歌词不同于一般的歌词，其特点是完全融入电影的故事氛围，随着情节逐步地揭示电影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特别是在刻画人物的性格、渲染情节和反映主题上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当影片中的台词或画面显得比较单调时，电影歌词却能起到渲染和铺垫的作用，从而达到情景与人物之间交融的效果。

    《莫斯科保卫战》中，红旗合唱团来到前沿阵地，让《神圣的战争》的歌声与苏军大炮的吼声同时在空中飞扬：“让最高贵的愤怒象波浪般翻滚，进行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布列斯特要塞》的片尾曲《莫让我离去》令人潸然泪下，它将情感表达推向了极致。歌唱家充满着磁性的声音在悠扬的乐曲中响起：“小河对岸的夜色渐深沉，给些时间让蟋蟀放歌声，寂静得多少叫人心不宁，笨拙的鸟儿偶尔也惊飞升，我听到不远处船桨咯吱声，一天的清晨到来得有些早，只有在你身旁我才会温暖。”通过这些影片的歌词，我们清晰地把脉到民族性格是如何在危难时刻彰显的，真切地感知到英雄精神是如何锤炼出来的，明确地认识到歌词是如何通过特有的语言将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的，深刻地领会到歌词对表现电影主题、刻画角色性格和渲染环境是不可替代的。

    苏联第一部音乐喜剧片《快乐的人们》表现了投身建设事业的青年一代决心征服自然、跨越时间的精神风貌。影片在苏联各地上映后，同名主题歌便传遍了全国。其歌词：“歌声赋予我们极大的力量，引导我们奔赴前方，谁能永远跟随它一路前行，他必定永久也不会死亡”，是当时苏联人几乎所共知的名言。法国小说家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被苏联改编成电影。影片描述了人们驾游船历经艰险去寻找因海难失踪的格兰特船长的故事。影片的插曲《快乐的风》透过旅行队成员与大海的对话，歌唱了人们一路的见闻和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这首歌的中心思想集中体现在歌词中：“谁快乐他就欢笑，谁努力他就得到，谁奋斗他就成功。”这些警句似的歌词曾鼓舞了几代人。以上这些电影歌曲的歌词与剧情浑然一体，在推动剧情发展、塑造人物性格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展现出非凡的艺术魅力。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中的女主角公卡捷琳娜历经坎坷、积极进取的人生轨迹，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片经典的主题曲歌词：“万事不是与生俱来，莫斯科并非一天建成，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却相信爱情，她被白雪覆盖，她被绿树掩映，她给路人以暖意，她给树木以沃土”至今仍留在观众的脑海中，进一步深化了影片的主题，升华了人物的性格特征。观众不得不感叹电影人在歌曲创作方面所倾注的心血，剧中的每一句歌词都与影片的剧情息息相关，因而该影片能够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殊荣确实是实至名归。

    四、 身体语言中的民族性格

    身体语言是指经由各种各样的身体动作，代替语言从而达到表情达意的沟通目的。身体语言的目的也是为了交流，它与非身体语言的区别在于它的可视性，是通过刺激观众的视觉感受，从而达到传递信息的目的。身体是演员从事电影表演的重要工具，所以身体语言在电影表演中具有重要地位。通过艺术化的身体语言，演员能够更好地塑造角色的性格特征。

    俄苏电影包含着众多脍炙人口的幽默，电影人通过影片《官员与人们》塑造的“变色龙”警官的经典形象栩栩如生。媚上欺下、多变善变的奥楚蔑洛夫是沙皇专制统治下用以镇压民众的走狗。大衣便是影片中警官自我伪装的工具，演员使用大衣的细节，把人物具体变化的心理状态，演绎得无比深刻和透彻，可谓是画龙点睛之笔。“变色龙”令人捧腹的嘴脸在观众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这就是电影人独具匠心的身体语言的成功之处。由此可见，身体语言是电影表演中塑造角色性格的重要表现手段。

    导演梁赞诺夫素有俄罗斯“喜剧教父”之称，他有很多作品让观众看见喜剧背后忧郁的生活本质，让人们笑中带泪，是一种令人感到尴尬的真实。在《两个人的车站》的片尾，当男主角格里高利一觉睡过头，眼看就要迟到无法做早操，为了不让监狱怀疑他逃跑，累倒在道路中间的他背靠女友薇拉，拉起了风琴，用琴声向监狱看守报到。两个人背靠背，相依为命拉琴的形象，直到现在仍让人津津乐道。讽刺性喜剧《梦寐以求的天堂》给动荡不安的苏联解体作了独特的注解，影片里身无分文而饥肠辘辘的女主角只能眼睁睁看着其他人在小餐馆吃喝，此时坐在她对面的食客用手示意可把面包分给她，她小心翼翼地吃了一口。等顾客走后，她在犹豫是否要拿他人剩下的食物。服务员却立刻收拾完桌子，她只能干瞪双眼发呆。这场戏把处于极度饥饿和贫困中的人物在保持尊严和维持生存间进行艰难抉择的心理斗争表现得入木三分，观众在欢笑的同时，也看到了女主角的教养和善良。此外，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我们到处可见安娜用手划十字，就是在将要投身于车轮下的时候，她还画了个十字，表明宗教已成为她的生命；列文与吉蒂在婚礼上饮用圣水的场景也刻画得比较细腻。电影通过身体语言较好地展示出了人物的宗教性和作品的思想内涵。因此，身体语言对于演员创作角色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但是重要的外部表演技巧，而且更是演员体验人物生活、走进人物内心的重要依据，它不但为演员提供了塑造鲜活角色形象的必要条件，而且更是为演员奠定了建立角色性格特征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