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主义视角下西方电影的显与隐透视

    张亮平　张万防

    面对西方对东方各种文化形态的偏见和误解、诋毁和污蔑，以美籍巴勒斯坦人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西方的后殖民主义行为进行了抵制和批判。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成为后殖民批评的经典著作。在该著作中赛义德用“东方主义”概括了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之间的后殖民关系，该概念所关涉的是“西方”表述“东方”的理论和实践，敌视与异域西方将东方对立化的两大表现形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影片中或隐或显的东方主义叙事模式正是西方表述东方的一个媒介。

    一、 “东方主义”概述

    “东方主义”一词，原指西方对东方社会语言、文化及人文的研究，也可以用来指对方文化的同情欣赏。20世纪以来，“东方主义”却如一个弥漫在西方世界的幽灵，成为西方对东方文化带有偏见的理解。通过对福柯的“权力话语”以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的综合研究，赛义德“揭示出东方主义，是文化霸权主义，是一种霸权话语，它的目的是谋求西方对东方在精神文化上的控制”。[1]作为一种企图主宰东方的政治性话语，“东方主义”无一例外地对东方进行对象化、刻板化以及本质化的处理，是一种西方对于东方的宰割、重建和话语垄断。

    赛义德认为，“东方主义”是西方世界在不了解东方的前提下对东方元素的武断挪用，是一种西方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2]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通过超剂量的影视作品输出以及作品中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的东方主义，正是其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实施文化霸权的手段，是其话语表达的一种有效途径。

    二、 西方电影中的“东方主义”解读

    “‘东方主义不仅存在于西方的文学、音乐、建筑、戏剧里，而且广泛存在于文化产业的衍生物——影视作品中。”[3]作为一种适合在全球广泛传播的媒体，西方的电影作品承载着太多的东方文化假想的色彩，试图以其拥有的话语权，用西方的个体文化，推行其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它常以显性和隐形两大特征表现出现。

    （一）显性的“东方主义”：敌视和异域

    前文所述，敌视和异域是西方国家实施东方主义的两大表现形式，而影片中显性的东方主义就是通过妖魔化东方、丑化“他者”来敌视东方国家，或者通过展示东方国家的异域一面从而为西方进行文化殖民寻找合理的借口。正如萨达尔（Ziauddin Sarder）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构成东方主义的是那些西方所希望之事，而非其能知道之事。”[4]

    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祸论”（The Yellow Peril）曾在西方社会喧嚣一时，时至今日依然大行其道。这种宣扬黄种人对白种人是威胁的极端民族主义理论，在西方早期的电影中已经寻得其生存的空间。1916年由奥布雷·肯尼迪（Aubrey M. Kennedy）执导的美国电影《黄祸》（The Yellow Menace）就是“黄祸论”早期的一部代表作，它是西方世界强加给黄种人的丑陋与侵略的意象。19世纪30年代英国小说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创作的“傅满州博士”（Dr. Fu Manchu）的系列小说被搬上荧幕。傅满洲，一个被刻画成清装打扮、阴险狡诈的中国人，善用各种野蛮的谋杀手法，成为西方世界对东方存在的偏见。

    二战以后，西方的电影喜欢用“冷战”的思维在电影中折射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反共是这一时期西方电影的主题之一。1962年约翰·弗兰肯海默（John Frankenheimer）导演的《谍影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这部电影把个人的命运有趣地结合到了当时冷战的背景之中，它讲述了一个西方人被“魔鬼”俘虏并加以洗脑的故事。这里的“魔鬼”就是朝鲜士兵，这部影片充斥着西方冷战话语和“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

    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电影中有了更多的东方元素。1985年，米高梅公司拍摄的《龙年》（Year of the Dragon），讲述了新上任的华人黑帮头目乔伊·泰 （Joey Tai）野心勃勃要成为赢家，而越战老兵斯坦利·怀特（Stanley White）新任警察之后，誓要将黑帮连根拔起，试图以一己之力改变唐人街的积弊。《龙年》选取纽约唐人街为拍摄现场，以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拿华人当靶子来重建美国神话，其恶毒用心昭然若揭。

    获得第85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逃离德黑兰》（Argo）通过镜头为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古老沦落的伊朗，呈现出一种异域世界的神秘感，对充斥着杀戮与混乱的伊朗社会的塑造，其实质就是为了反衬西方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并为其对东方的伊朗进行后殖民寻得合理托辞。

    在西方影片的任何阶段中，这种东方主义的书写都有着娴熟的表达方式和丰富的文本。《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中，呈现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烦冗腐朽的恶习、连《纽约时刻》（New York Minute）这样一部喜剧片，也是以中国人制作盗版音像制品为情节主线的；《赤色黎明》（Red Dawn）中，入侵美国小镇的是朝鲜人民军，几个美国青年凭一己之力击“敌人”；《真实的谎言》（True Lies）中，祸害人间的是疯狂的阿拉伯首领、《重见天日》（Rescue Dawn）中，俘虏美国大兵并将其关在老挝的一个战俘集中营进行百般折磨的是越南士兵；《贫民窟的百万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中，让人触目惊心的贫民窟和残酷的宗教冲突的是印度；《木乃伊》（Momia， La）系列电影中，来自西方文明世界的欧康纳夫妇等人是与一个邪恶的东方大魔头在斗智斗勇。

    此类影片常以东方主义的叙事手法将东西方作明显的对比，影片中充斥着大量的东方元素，通过对东方形象的直接丑化与歪曲，将东方的“他者”塑造成具有威胁性和可憎性的暴君、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或者通过东方神秘世界异域风情的展示，关注东方他者的另一面，试图让东方产生“自认劣等意识”，从而达到其“文化霸权”的目的。

    （二）隐性的“东方主义”：暗藏着意识心态的腹语术

    为最大程度上占领庞大的东方电影市场，从而更加便利地推行“东方主义”，西方的影片越来越注意策略的改变。这种改变，一种是貌似完全和东方无关，只是在影片中将西方人塑造成无所不能的强者，地球的拯救者，世界秩序的重建者等等；另一种是影片中虽有东方的元素，但不再将之直接丑化或歪曲。相反，还呈现了刻意向东方文化示好的一面，但是这种有意隐藏自己的政治偏见电影幕后，是一种暗藏着意识心态腹语术的新东方主义，更像是一种对东方赌气式的书写方式。2016年取得巨大成功的好莱坞动画片《疯狂动物城》（Zootopia）中兔子的“逆袭”与绵羊的“反转”，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产业兜售价值观隐晦手法，“靠‘看不见的手搞‘看不见的宣传，淡化了背景、掩饰了立场。”[5]

    1.塑造完美自我形象进行文化入侵

    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影片中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及自由民主平等的普世价值观传到东方，影响着这些国家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想象，这种更加隐蔽的东方主义使得世界各民族文化出现“同质化”趋势。从而达到西方对东方文化殖民的目的。

    从20世纪20年代的《铁骑》（The Iron Trail，1924）（一部西部铁路开发史）、30年代的《壮志千秋》（Cimarron，1931）（赞扬了主人公的正义感和献身品德，褒扬了西部开发精神）开始，到1939年的《关山飞度》（Stagecoach）（主人公突破印第安人的围攻并以一敌多击毙了仇人），再到由60年代的《007》（James Bond）系列（邦德总能在最危难时化险为夷，也总能邂逅一段浪漫的爱情）、70年代由罗伯特·怀斯（Robert Wise）执导《星际旅行：无限太空》（Star Trek： The Motion Picture，1979）（对抗外星人对地球的大规模攻击的故事）、80年代的《蝙蝠侠》（Batman）系列（令罪犯闻风丧胆的黑暗骑士）、90年代尼古拉斯·凯奇（Nicolas Cage）主演的《勇闯夺命岛》（The Rock，1996）（又一部个人英雄主义的大片）、以及2005年的《世界大战》（War of the worlds）（又是对抗外星人的入侵）、2008年的《全民超人》（Hancock）（超级英雄的故事）以及近年来为大家所熟知的《蜘蛛侠》（Spider-Man，2012）（蜘蛛侠守卫纽约的故事）等等，这些影片，无一不体现对个人英雄形象的塑造和对西方神话的续写，它实际上已经成为能够反映西方基本意识形态的文化现象。

    这种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完美塑造常常让东方的影迷认同和接受影片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却忽视了后殖民语境下影片中的“东方主义”。实际上，过度的个人英雄主义是对世界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一种否定，是突出自我价值而否定“他者”在历史中的创造作用，是一种遮蔽性的东方主义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文化入侵。

    2.向东方文化示好背后的东方主义偏见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交流的深入，当西方再也无法忽视东方庞大的电影市场，西方的电影制片商一改最初具有明显迎合西方意识形态的东方主义色彩，在电影中尽量加入更多的东方元素：如在东方取景、选取东方的演员、植入东方的产品广告、减少丑化东方反面角色，发掘东方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等等，这些向东方文化示好的元素的背后，实际上是更为隐性的“东方主义”的成型。

    2009年由罗兰·艾默里奇（Roland Emmerich）执导好莱坞灾难大片《2012》（Farewell Atlantis），为了更好地打入中国市场，制片方在影片中大力打造“中国牌”，空前正面表现诸多的“中国元素”，甚至连拯救人类的方舟计划也在中国进行。这种向东方文化示好的做法有些牛头不对马嘴，为了票房收入刻意穿插中国元素的做法其实缺乏文化上真正的感召力。所以，当《2012》中出现了“这样的（造诺亚方舟）任务只有交给中国才能完成”的“表扬”语时，中国的观众也被逗乐了。其实，这更像是对东方文化的一种不尊重和反讽，依然是一种隐性的东方主义思维在作怪。

    好莱坞1999年摄制的《安娜与国王》（Anna and the King）是一部泰国题材电影，影片中讲述了讲述19世纪中叶泰国国王与英籍女教师安娜之间的跨国恋情。然而，在这一唯美浪漫的异国恋情背后，东方主义的思维并未剔除。在文化冲突的交锋之中，最终是来自西方的文化传统教育方式完成了对东方国王的启蒙和教化，这其实就暗含了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俯视。

    好莱坞银幕上的东方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它们跟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局势有着密切的联系。透过好莱坞电影对东方形象的塑造，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多年来在影片中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偏见。

    在21世纪的今天，旧有的东方主义表现方式已经有所松动，至少在赤裸裸的敌视或偏见方面有所削弱。然而，西方电影，尤其是美国的好莱坞电影，从根本上来说，乃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最重要媒介。

    结语

    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已经不是单纯的西方对于东方的学术性话语，而是西方描述、殖民与统治东方的一种控制与重建方式。西方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学术著作和在文艺作品里，向全世界推行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电影，作为极为形象逼真的影像传播方式，更容易收到观众的喜爱，也自然成为西方妖魔化、丑化和固化东方的一个便利载体。

    在论述赛义德“东方主义”的基础上，本文对西方影片中存在的东方主义进行了解读，指出无论是直接丑化、弱化东方还是通过表现西方的理性光辉和完美的道德世界来反衬东方野蛮落后，都难逃文化霸权之讥。东方要积极辨认西方电影宣扬的价值观和种种神话，通过对引进影片的合理翻译、制作优秀的民族电影以及清理内部“自我东方化”等种种策略，解构西方电影中东方主义的叙事方式，积极主动地在影片中重塑东方的真正形象。

    参考文献：

    [1]朱丽.西方视野下的东方——谈谈萨义德的《东方主义》[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11-15.

    [2]Said.Edwar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M].New York：Vintage Books（Random House），1993：62.

    [3]余佳丽，林国淑.好莱坞影像中的“东方主义”思维[J].电影评介，2007（24）：6-8.

    [4]萨达尔.东方主义[M].马雪峰，苏敏，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29.

    [5]王传宝.“绵羊”何以成为“疯狂”的替罪羊[N].解放军报，2016-04-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