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供给侧的县域命题
车文斌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
天下之本的农业,对有着十三亿多人口的中国来说,更是重中之重。2016年12月14日至16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12月19日至20日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着重提到“农业供给侧”,农村会议更是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讨论稿)》。这份意见,有望成为2017年中央1号文件。
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已经发生重大调整。农业供给侧改革,成为当前“三农”工作的核心命题之一。对于担负农业供给侧改革基层组织者与施行者重任的县域而言,农业供给侧又该如何落子?
积压的玉米与紧俏的牛羊
2016年12月14日,新疆库尔勒市,牛羊肉价格上涨。新疆兴农网的消息显示,当日,羊肉零售价约43元/公斤,比上月上涨1—2元/公斤;牛肉零售价约55元/公斤,比上月上涨2—3元/公斤。
分析牛羊肉上涨的主要原因:一是活牛羊出栏少,牛羊货源紧俏,收购量相对减少;二是气温下降,牛羊肉需求明显增加;三是气候原因使进入山區购买牛羊交通不便,牛羊运输成本增加。
另一边,作为饮料之一的玉米,市场价格却不升反降:12月中旬,北方港口玉米收购价格暂弱势稳定于1530—1570元/吨,对吉林和部分黑龙江玉米的限收则成了新常态。港口收购价格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即从自新粮开秤以来最高的1735元/吨一路回落。广东港口同样如此,辽吉玉米成交价格贴于成本浮动在1700—1720元/吨,而此前高点是11月中旬的2030—2060元/吨。
一升一降,农业端的供给矛盾显露无遗。
“要着力优化产业产品结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强调。此次农村工作会议指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三农”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农业的长远发展。
自2004年以来,我国的粮食产量12连增,尤其是玉米,从2003年的1.15亿吨上升到2015年的2.24亿吨,翻了近一番,有关部门透露,目前我国的粮食库存已经超过了3亿吨。可是,令人费解的是,我国的粮食净进口量也达到2.2亿吨,供需缺口加大和粮食生产过剩并存,这种悖论说明:粮食生产结构出现了问题,农业的供给侧已经发生了偏差。
鉴于此,农业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2016年11月1日,四川省政府发布《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四川农业创新绿色发展行动方案》,在推进农产品有效供给、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业科技创新、品牌农业发展和市场开拓、农业经营体系创新和农业生态保护与治理六个方面发力,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四川还提出,要在巩固粮油、生猪等优势基础上,大力发展水果、蔬菜(食用菌)、茶叶、道地药材、草食性牲畜、地方名优水产品等市场紧缺优质农产品。同时,打造休闲农业景区、农业主题公园、农业风情小镇,5年内规模经营主体、主要获证农产品和农资产品基本实现可追溯,集中打造一批现代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园区。
在农业供给侧改革方面,作为全国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的四川,已走在全国前列。
“三权分置”的土地重构
1978年,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极大的风险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从合到分间,小岗村拉开了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帷幕,从此,小岗村成了中国农村创新精神的标杆。到2012年,小岗村实现工农业总产值5.8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10200元。
历史的车轮滚过30余年,如今,中国农村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正让新一代农民从土地上离开,“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想种地”“谁来种地”成了困扰农村的难题之一。
34年前有安徽小岗村,34年后有四川五星村。五星村,一个与国旗上的五星高度契合的名字,为化解农村土地难题开始了艰难的探路。世界上没有先例,中国的改革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五星村的探路同样如此。
2012年4月,崇州市白头镇五星村,经过一场激烈的讨论后,44户人家当场签字,成立了崇州五星土地股份合作社:44户农户把自家承包地的经营权集中交到合作社,由合作社负责经营。
小岗村的18户农民,五星村的44户农家,都只占极少数,敢吃螃蟹的都是极少数者。入社的户数不到全村总户数的1/10。回忆当时不入社的原因,五星村8组村民王怀俊说:“怕又回到大集体时挣工分的年代,况且,入社了还不一定挣钱呢。”
一年后,合作社400元的保底金兑现了,44户农家按约定赚了钱,合作社还小有盈余。2013年,全村518户的1148亩土地全部加入合作社。入社后,每亩地每年保底300斤大米+二次分红273元+120元的补贴,一亩地就赚到了将近1000元。而且村民可以安心外出打工,一年收入4.5万至5万元,收入比以前翻了一番。2014年,五星股份合作社又通过入股方式,建立起了五星米业加工厂和烘储中心。村民们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实体。
五星村的勇敢实践,是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之后进行的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大胆探路,被称为“农业共营制”。
2014年9月举行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强调,要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
2014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标志着新一轮土改大幕正在开启。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分设,所有权归集体,承包经营权归农户,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积极性,有效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村改革取得重大成果。现阶段,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并行,简称“三权分置”,以此推进农业现代化。中国土地专家、国土资源部总规划师严之尧对此评价说,“三权分置”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创新。
2016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要求全国农村土地逐步形成“三权分置”格局。
“三权分置”以放活土地经营权为主要目标,是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关键。放活的经营权正推动农村土地的重构,以土地股份合作、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等多种经营方式,逐步让土地集中到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行业组织或联盟手中,农村的深刻变革正在到来。
“新下鄉”时代到来
下乡,是催动乡村发展的一种内生变革方式。从乡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乡村,推动城乡融合,实现城乡共荣。
新一轮下乡运动是政府推动+自发的人才与资本的流动结合而成。
自2006年开始,国家派遣大学生到农村基层参加工作,如大学生村官、西部任教等,这是新下乡运动的肇始。同时,我国城市经济经过10余年的高速发展,“城市病”大量呈现,资本的高度集聚造成资本冗余,推动城市房价居高不下,且节节攀高。可农村人力与资本严重不足,有形之手拨动的人力与资本的“新下乡运动”必将持续推进。
实际上,2016年12月14日至1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定调了2017“新下乡”的方向:三去一补一降!“三去”均瞄准城市过剩的人力与资本:去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去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去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补的是农村发展的短板,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广辟农民增收致富门路。
让人力和资本到农村去,到发展薄弱的县域去,那么,就要打开城市流向乡村的通道。由城市到乡村的大门,已在次第打开。
《当代县域经济》注意到,2016年底,通道建设突然提速。12月19日,《关于推进农业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和《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改革方案》两份重点文件出台,尤其是前一份文件,是农业领域的首个PPP指导文件,就资本下乡的重点领域与路径做出安排。
2017年,是农业供给侧改革之后,各级政府将重点支持社会资本开展高标准农田、种子工程、现代渔港、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及追溯体系、动植物保护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等,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物联网与信息化、农产品批发市场、旅游休闲农业发展。随后,制度层面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方案也进一步明确,中央政府已然将资本下乡的通道打开。
迎接县域农业机遇
城市资本的过剩与县域发展的滞后,预示着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在县域。未来,随着有形之手的拨动,更多的资本将转向县域,县域的机遇会更多地降临。
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国际,投向世界上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最高、劳动生产效率最高、农产品出口量最大的美国,看看其资本下乡的形式与路径。
政府支持:完整的指导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法律体系,由联邦农业部科研机构、大学农业科研机构和企业科研机构等三方面组成的农业科技体系,引导成立各类农业合作组织等,农业质量标准和检验检测体系,以及农业执法体系建设,并重点建设专业批发市场等。
市场调节:市场放在首位,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注重市场调研,重视市场营销。
供给侧发力:质量第一,加快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发展,农业环保实现可持续发展。
现代化路径:建立地区专业化的农业格局,全盘机械化、自动化和电气化,科技化的产业升级,社会化农业服务体系,农业技术公司等。
与美国相比,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征途尚远,大量的空白需要填补,从农业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到专业化的农机、农技、市场服务公司,以及质量追溯、检测体系的建立等,都是一个长期的渐近式过程。
然而,空白越多,机遇越多,机会越大。我国农村的深层次变革已经到来。2016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发布, 农村将开展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明确集体资产所有权、强化农村集体资产财务管理, 农业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正是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将集体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人、确权到户从而逐步实现“家家有股份,人人是股东”。
这场变革以农业供给侧改革为核,以资本的新下乡运动为形式,正推动农业现代化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