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的形象塑造与文学意蕴

    李华芳

    2012年版的电影《安娜·卡列尼娜》由汤姆·斯托帕德改编自俄国文学巨擘列夫·托尔斯泰的同名小说。这部批评现实主义的电影被誉为对原著改编忠实度最高的一部作品。它不仅以悲悯的情怀展示了安娜的爱情悲剧，更延续了原著中的两条叙事线索，把列文面对农村危机进行改革探索的另一条平行叙事完整呈现，这与以往各个电影版本在很大程度上略去列文线索的做法截然不同。“双线并呈”的电影叙事，呈现给我们的是悲剧精神之外的灵魂关照，凸显了人类灵魂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提升了电影对原著隽永深刻的现实意义的表现程度。电影中列文形象的呈现显得非常重要，他的故事是悲悯叙事之外的、给人勇气和力量的精神史诗。

    一、 电影中列文形象分析

    2012年版电影《安娜·卡列尼娜》以舞台剧的场景切换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列文的首次亮相是在舞台剧场景的映衬下焦急等待奥布朗斯基的情境下出现的，他爱上了奥布朗斯基妻子多丽的妹妹，一个名叫凯蒂的年轻姑娘。他希望有一个告白的机会，于是征求了奥布朗斯基的意见。电影在戏剧化场景的转换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了敏感、真诚而好心的农场主的形象，他在舞会上向凯蒂求婚失败，一切对于纯净爱情的憧憬随着列文步出虚华的舞台剧场而步入现实，电影也采用色彩鲜艳与沉重的转换向观众传达19世纪末俄国现世的情境、底层人民生活的境遇。电影借小人物尼克莱之口说出“浪漫的爱情是旧秩序最后的假象”，试图说服列文舍弃对真爱的坚持与追求，虽然他面对凯蒂时有软弱不自信的一面、甚至觉得被凯蒂拒绝是一种羞辱，然而他内心对爱情的渴望和探求却从未停止过。

    （一）追寻理想爱情的痴情汉

    19世纪末的俄国正经历着历史大变动，西方资本主义浪潮冲击着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旧秩序，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文学主旨和人物命运安排“是对70年代震撼社会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的回答”。[1]在电影中，列文纯朴、忠厚、善良的形象映衬着19世纪末期沙皇俄国上流社会追逐权力、勾心斗角中的冷漠无情。他的表演者爱尔兰演员多姆纳尔·格利森以其清澈的眼神、略带迷茫的表情、纯朴的气质，精准到位地刻划了深处社会变革时期的一位开明地主的人物内心。在爱情方面，列文是勇敢与怯懦的矛盾体，面对深爱的女孩倾慕年轻帅气的军官沃伦斯基时，他带有自知之明的、仓皇的逃离了，但他内心对凯蒂的爱不会因为变换了时空地域而有所改变，无论是在纸醉金迷的莫斯科舞池中，还是在一望无垠的农场里，他对凯蒂的爱情是专一而执着的，也因为他的这种专一和执着使他最终抱得美人归。在电影中，几乎每次一列文爱情的推进都与奥布朗斯基有关，列文与奥布朗斯基的每一次谈话都是唤醒这个矛盾体勇敢求爱的催化剂。

    列文有与他所在阶层所不同的理想主义爱情观，他洞彻爱情的真谛，为了爱情可以抛却生命。比如：电影中列文在一次与凯蒂、安娜的丈夫卡列文以及奥布朗斯基等人的家庭会餐中，面对镜头吐露了自己对爱情的观点，他说：“渎神之爱不是爱情，欣赏他人的妻子是好事，但是沉迷肉体情欲则是贪婪、是一种暴殄、是对神圣的亵渎。寻找另一半追求人性完整是神圣的，不然就与家畜没什么两样。”这反映了列文的理想主义爱情观，也侧面表明了他对安娜与沃伦斯基之间违背伦理道德的所谓爱情的看法。

    （二）探究人生意义的实践者

    影片的拍摄注重人物的内心的显现，并将列文对人生意义的追求过程渲染得淋漓尽致。比如，电影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在农作物饱满低垂的田地中，在收割的季节里，列文打磨镰刀、挥舞镰刀，与农民一起收割农作物。期间，列文多次凝望摄像镜头，这种“凝望”或者说“直视”透过镜头直指观众的内心，让观众透过眼神看到了他内心的坚定与些许的彷徨。他也在反问自己是否追求的就是一种简单的生活，列文口中所说的“简单”，与其说是“简单”，倒不如说是“纯粹”、是“真诚”、是“赤子之心”。与别的地主阶层的人不同，列文作为上流社会阶层的代表，一直散发着人性的光辉，虽然也因挫折感到彷徨与困惑，但他一直在努力追求符合自己理想的生活。比如，电影中多次出现了他与贫苦农民一起劳作的镜头，和着铿锵的节拍，影片向观众展示了他对于他所在阶层的背离，对于底层人民的关怀与希翼。

    二、 列文形象的文学意蕴

    文学巨著电影化，将鸿篇巨著压缩在只有约两个小时的影像容积里，本身就是一个工程浩大和饱受话题争议的事情。2012年版的电影《安娜·卡列尼娜》褒贬不一，有人惊叹导演乔·怀特的创作才华，惊叹于他将莎士比亚的戏剧形式与托尔斯泰的文学情致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也有的人认为舞台剧部分的设定让人不知所云，过于雍容华丽的形式美淡化了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色彩，更趋向于一种喧嚣的闹剧。让·米特里在《电影美学与心理学》一书中指出：“影像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谁只把被再现的内容视为电影的终极意图，谁就对电影一窍不通。”[2]列文是托尔斯尔斯泰自传式的人物形象，是托尔斯泰思想的传递者。仔细回味，观众们不难发现，影片对列文形象独具匠心的设置和安排，让《安娜·卡列尼娜》这部文学巨著的文学意蕴得到有效传递。

    （一）映衬喧嚣舞台与落寞人间

    较之以往的改编电影，受结构主义影响的2012版《安娜·卡列尼娜》中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是极大的突破。对于安娜和列文这两条线索，影片采用了不同的人物塑造和环境描写，光影的对照和处理、场景的切换与融合，宛如世事中的浮华与真实、喧嚣与落寞。影片的开场颇具情致，景随人动的舞台剧的表现风格，让观众惊诧于是不是在看歌舞剧。生活在19世纪末俄国上流社会的安娜犹如生活在飘渺的云端，她就如同笼中的金丝雀一样在炫目的场景中探寻人性的解放。然而，已然被困在上流社会世俗框架中的她注定了以悲剧收场，所以当一个高高在上万众瞩目的贵族最终落魄成万人唾弃的荡妇时，当她看透上流社会虚伪的那一刻，她赴死的方式是那样决绝。喧嚣的舞台犹如人人都带着面具的浮华的上流社会，真爱的种子无法在这里萌发。

    列文，游走在虚妄与现实之间。他的存在更像是一面镜子，照进19世纪末俄国的人间百态。他经历过上流社会的觥筹交错，体验过底层贫民的人间疾苦，但他最终看透了浮华生活背后空虚、伪善的本质，从“云端”步入“人间”。安娜几乎一直在搭建的景致中存在着，列文在农场经历的一切才是人生真实的状态。电影中，安娜所处境地的“假”与列文的“真”形成鲜明对比，喧嚣的舞台映衬人间的落寞。安娜与列文都是真实的，他们都忠于自己的内心，然而安娜是为自己的欲望而活、试图冲破世俗的芥蒂，列文却一直在追求灵魂的安宁和精神的富足。电影如果抹去列文这条线索，就成了纯粹的飞蛾扑火的爱情悲剧故事，反映不出原著本身波澜壮阔的社会图景。2012版电影中列文的存在与刻画，使得该电影摆脱了情与爱的束缚，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文学情致——在探究爱情真谛的同时抨击了当时俄国的社会制度和人性的虚伪，深入探讨了人生的意义、幸福的所在。

    （二）强调精神世界与灵魂深处

    俄罗斯文学注重对人类精神世界和灵魂深处的解读。这里的“灵魂深入”是指人类对自身价值、生命价值的评判与追求。俄罗斯许多作品都通过人物的塑造直指人物的精神世界和灵魂深处。比如，普希金的《黑桃皇后》、果戈理的《死魂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注重心理的描绘、人性的发掘，托尔斯泰则以思想家的天赋洞悉社会的全貌，探讨道德层面的人性关怀。作为托尔斯泰自传式人物的列文，一直在精神与灵魂的层面里跋涉，他为理想的爱情痴心、为贵族的堕落忧心、为底层的疾苦痛心，追寻人生的意义却备受困惑。他在精神层面的拘束、迷茫和不知所措在他哥哥死后变得坚定，他放下天马行空、虚无缥缈的想法，去辛勤劳作、去直面人生。电影对安娜悲剧故事的描绘浓墨重彩，对列文的人物刻画也入木三分。列文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对照安娜的不幸，更是为了提升电影核心价值的高度，从精神世界和灵魂深入探讨社会变迁对不同家庭在道德、伦理、人性以及人生的影响。列文纯粹而浓厚的真爱得到的是生活的本真，简单却美好；安娜纠结又贪婪的错爱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令人扼腕痛心。电影中列文的形象塑造，使一部爱情悲剧变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佳作，为作品涂上悲凉而豪壮的底色。

    （三）呼唤理性与思想的崇高

    在电影的结尾，在农场劳作的镜头中，一位与列文一起在田间劳作的农民对列文说：“你不压榨劳工，你活得理直气壮，为灵魂，而非果腹。”听闻此话，挥舞着镰刀的列文微微一笑，反问道：“我们如何知道什么叫活得理直气壮？”农夫回答：“天生就知道。不是吗？”列文却说：“但我相信理性。”究竟什么是理性呢？理性地面对生活的平淡与炙热，理性地控制欲望与冲动，坦然地面对生与死，简单而又幸福地迎来送往，人生的意义正在于此。人类探索人生意义的路途虽然漫长甚至曲折，然而大彻大悟可能就在一瞬间。俄国人多数信奉基督教，俄罗斯人的信仰要求他们要向上帝时刻检讨自己的内心，也就是教人们要理性地看待周围的人和事，并做出符合伦理道德的判断。列文形象对理性和崇高思想的呼唤挖掘了隐藏在安娜爱情悲剧后的深意，最大程度上呈现了原著的精髓和风貌。

    正如高尔基在《海燕》中所崇尚的伟大的变革精神一样，列文作为大地主、上流社会的佼佼者，为人正派、光明磊落，具有革新的精神。他正直，出身贵族却从不同流合污；他磊落，婚前敢于坦白自己以往的不堪；他善良，对底层人民的疾苦感同身受，他也无奈，抗争世俗努力在农场进行改革却最终一无所获。无论成与败，希望自己幸福也希望别人幸福是他一直追求和践行的理念。列文自始至终都在追求一种崇高，一种思想的崇高境界。

    结语

    爱德华·茂莱在《电影化的想象：作家与电影所说》一书中曾经指出：“如果在改编一部伟大的小说时，你变动了它的结构，改变了它的视点，歪曲了它的人物，完全选错了演员，原作的意图还剩下什么呢？”[3]2012年版的电影《安娜·卡列尼娜》就如同带着镣铐却仍能翩翩起舞的舞者，借助创作者的智慧与才情，将形式美与内在美有机结合，舞台剧形式与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碰撞似乎是莎士比亚与托尔斯泰的一次完美的邂逅。其中，列文的形象塑造把握了原著的精神实质与风格，展现了有血有肉、爱憎分明的人物特征，有助于观众深入挖掘原著文本的审美内涵，体味托翁的人生哲学，感受特定的历史环境，给观众以发人深思的启迪和思考。电影对列文的塑造，凸显了原著人物深刻的文化蕴意。列文不仅是推动情节起承转合的线索之一，更以亲历者的视角带我们领略了19世纪末俄国新旧更迭的社会现状、贵族与贫民生活的人生百态。更为重要的是，列文本身就是俄罗斯文学中追寻精神世界、探索灵魂深处、闪耀理性崇高的典型代表。他的成功塑造，对人类的思想的启迪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和伟.自由心灵的悲歌——《安娜·卡列宁娜》的创作主题及安娜悲剧分析[J].山东文学，2007（11）：89.

    [2]（法）让·米特里.电影美学与心理学[M].崔君衍，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81.

    [3]（美）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与电影[M].邵牧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1989：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