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造园”说考论
摘要：营造园林耗资较大、用时较长，盛世繁荣安定、物阜民丰，造园相对更容易实现，“盛世造园”逐渐成为时下学术界一个常见不疑的论断。实际上，在中国园林历史上，盛世造园的实例有之，乱世兴园的现象也很多；古代文人园林多为写意性的精神家园，对盛世的物质基础依赖程度相对较低。因此，“盛世”与“造园”之间并非简单的因果顺承关系，“盛世造园”这一论断不仅存在学术认知上偏谬，对当代园林事业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误导影响。
关键词：盛世；造园；园林；历史；理论；考述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志码：A
Abstract： Building a garden must cost a lot of money and take a long time. At a peaceful time When people have much money gardening is easier. “Flourishing Age With Garden flourishing” slowly become a theor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fact， in the Chinese garden history， there are as many stories of creating garden at peaceful time as the stories of creating garden at trouble time. Chinese ancient literati garden had Imagery character and gardening didnt spend much money. Therefore， the relationship of “Flourishing Age” with “Garden flourishing" was not one-to-one .The theory of “Flourishing Age With Garden flourishing” not only has academic bias， but also mislea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Key words： prosperity， gardening， landscape， history， theory， research
1 “盛世造園”论已成共识
在历史学上，“盛世”和“乱世”是两个宏观层面的词汇。“盛世”通常是指政通人和、文化繁荣、经济富庶的时代；反之，“乱世”则是指政局动荡、世风颓靡、民生艰难的时代，战乱可谓是乱世之最。园林是一种实景艺术，营造园林需要消耗一定的物质财富，盛世经济繁荣、政治安定、物阜民丰，造园也就更容易实现。因此，“盛世”和“造园”两个词汇常被人们组合在一起使用，“盛世造园”不仅逐渐结合成为日趋稳定的语片，甚至在当下的学术界已成为不被质疑的论断。例如：
《园林理论与实践》：“康熙、乾隆两个时期为盛，形成了盛世造园的又一个高潮。”[1]
《古建筑假山》：“当今，盛世造园，方兴未艾……”[2]
《园林规划设计》：“常言道‘盛世造园。”[3]
《苏州文艺评论》：“……欣逢盛世造园的时代、生态文明的世纪。”[4]
《苏园品韵录》：“在当今改革开放、盛世造园的新时代……”。[5]
《苏州古典园林营造录》：“盛世造园，经过百年的空白，苏州园林归位为私家宅园。”[6]
《苏商领袖光荣与梦想》：“乱世毁园，盛世造园……盛世才能够造园啊。”[7]
《品读成都园林》：“古人说‘盛世造园。”[8]
王占伟：“盛世造园，无论中外，历来如此。”[9]
易文清：“按古人‘盛世造园的思想，明清盛世，造就了江南园林。”[10]
能够被人们如此广泛地引用，“盛世造园”之说显然是有些依据的。首先，北宋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说，“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园圃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11]，并由此得出洛阳园林废兴乃天下盛衰之标志的结论，这似乎可以被视作“盛世造园”说的文献之源。其次，繁荣盛世在物质积累和环境安定方面具有客观优势，历史上也不乏具体的例证。例如：西汉文景盛世后，汉武帝营造建章宫及附属园苑、重建上林苑；大唐盛世时，营扩西苑、大兴城、九成宫、华清宫；大清康乾盛世期间，营造三山五园以及避暑山庄等等。第三，从当代现实来看，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建设，在国泰民富的局面下，“盛世造园”也符合今人不断改善人居环境的心理需求，符合人类生产活动的一般规律。
2 “盛世”与“造园”的错位及原因
2.1 错位
尽管在主观与客观、历史与现实等方面，“盛世造园”说都存在某些合理依据，但是，从历史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的园林兴废与世道荣衰之间所存在的大量明显错位的现象，也是不可忽视的。盛世造园故事有之，而乱世兴园故事更多，因此，“盛世造园”说并非必然规律，而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论断。
夏、商及其以前的帝王台苑，至今已难以考实，如果从《诗经》《春秋》等文献中的造园相关活动起算，中国园林已有约3 000多年历史了。在这个漫长的艺术历史长河中，从国家到个人，乱世兴园的案例实在是多。
国家乱世造园最集中的案例，莫过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家园林的持续兴盛，北宋徽宗营造艮岳直至亡国，以及晚清慈禧太后重修颐和园等。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充满变故与动荡的乱世，“八王之乱”“永嘉南渡”“五胡乱华”等，成为这一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其间，曹魏、西晋、东晋历时约200年，在先后历任20余帝王中，6帝被弑，7帝被废，帝王平均寿命约35岁。南朝宋、齐、梁、陈四朝历时约160年，先后有24任帝王轮替。在短命王朝和短寿帝王频繁轮替的背后，大多是作乱、弑君这样的惨烈局面。尽管持续乱世，这却是中国园林历史上的重要时代。此间，无论是在北方的邺城（邯郸）、洛阳，还是在江南的建邺（南京），王室家族都有持续不断的造园活动，先后有西园、铜雀园、元武苑、芳林苑、芸林苑、华林苑、桑梓苑、龙腾苑、华林园、游豫园、芳林园、西游园、琼圃、石祠、灵芝苑、芳乐园、玄武苑、乐游苑、上林苑、湘东苑、芍药苑、仙都苑、王游苑、桂林苑、方山苑、博望苑、娄湖苑、灵邱苑、古东园等等，有的是数度易主重修、同园异名，也有的是时间和地点都不相同的同名异园，构成了帝王热衷造园的连续画卷。与热闹的造园盛况相比，这一时期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园林完成了从华丽宫苑向自然山水园的审美转型，奠定了中国园林自然审美思想的理论基础。因此，余开亮博士说：“就园林艺术本身来说，六朝园林同时也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奠基期……园林开始成为一门自觉的艺术门类。”[12]北宋末年宋徽宗营造艮岳之时，内有宋江、方腊的起义，外有北方强敌凭陵，“宣和遗事”和“花石纲”早已成为历史上乱政与亡国的代名词，然而，艮岳却如赵佶的绘画和书法，成为中国皇家园林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晚清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重修颐和园，也是正值中华民族历史上妇孺皆知、不堪回首的乱世之际。
历史上文人私家园林乱世兴盛的现象，以江南为最多。元末、明末、清末，江南私家园林兴造都曾盛极一时。
元末东南一带，从白莲教到红巾军，朱元璋、陈友谅、方国珍、张士诚等持续鏖战约二十年，也是历史上典型的乱世时期，此间的造园活动也因此长期未被学界重视，甚至被认为是“总的说来处于低潮状态”[13]。实际上，这期间江南不仅造园局面热闹、名园多，而且园林文化艺术活动也异常繁荣。元末文人陈基在《风林亭记》中说，“无锡为邑，在东南山水间，物产之夥，最于他壤，百里之内，第宅园池甲乙相望。”[14]当时文人园林雅会也极其盛行，仅顾德辉的玉山佳处，每年都要举办数次的文人雅集。围绕无锡倪云林的清閟阁、常熟曹善诚的梧桐园、苏州光福徐达佐的耕渔轩、苏州古城的狮子林、昆山顾德辉的玉山佳处、上海下砂（浦东）的瞿氏园、浙江嘉善的陈爱山园、吴江同里宁昌言的万玉清秋轩等名园，文人留下了大量诗文图绘之类的园林艺术资料。其中顾德辉编纂的《玉山名胜集》和徐达佐编纂的《金兰集》，就是当时文人游园的诗文唱和之集。再如，晚清也是一个动荡多难的时代，遗存至今诸多古典园林，却都是营造于这一时期，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苏州的怡园、耦园、退思园、曲园、羡园（严家花园）、启园（席家花园），扬州的何园、个园、蔚圃、逸圃，无锡的梅园、蠡园、惠山园、潜庐、兰苑、薛家花园，湖州南浔的小莲庄、颖园，广东的粤中四大名园等。
此外，今人把“盛世”“造园”两个词汇合成语片、持之不疑，并说这是“常言道”“古人云”，貌似引经据典之说其实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出处。虽然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说起二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其本意是借助感慨北宋洛阳园林不若盛唐时兴盛而借古讽今，主旨是在表达对北宋末年飘摇乱政的忧虑，而这时候恰是北宋皇家造园最热闹的时候。
2.2 原因
这些错位案例看起来似乎不符合营造学的常规，然而，这么多反常现象的本身，已经说明其中必有某种内在的规律性，只是其致因超出了园林工程的一般物质规律之外。
第一，与现代风景园林有所不同，古代园林多为私人属性，无论是皇家还是私家，造园活动都具有很浓厚的个人因素，与天下盛世之间并不需要密切对应。约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是一部漫长的人治社会史，国有明主、朝有贤臣，通常是造就盛世的重要条件。就国家而言，明君和贤臣对于广造园林以供帝王享乐之类的事情，都会相对更节制一些。反之，在昏暴之君和奸党佞臣主政的乱世，却更易大兴土木。就古代文人而言，盛世效命于朝廷，乱世逃隐于江湖，壮年积极进取，暮年退隐园林，这是最常见的人生轨迹，因此，园林往往是古代文人在面对人生抑郁、政治失意、时局动荡时，退隐自乐、修身养心、陶冶性情的物质空间和精神家园。“盛世”通常是指天下安定、举世乐业的普遍状态，然而，中国古代园林主人多出自相对富裕之家，这种个体性富室的存在，也并非国泰民安的盛世才有。因此，从国家到个人，世道盛衰与广造园林之间出现错位，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中国古代文人园林以写意造景为主，对盛世的物质环境依赖程度比较低。隋唐科举制度开启了中国准公务员模式的官僚制度体系，在这种制度中，文人无论官阶高低都不可世袭，这与此前汉魏时期的士族和欧洲的封建贵族领主之间，都有着巨大的差别；唐代的里坊制度，又限定了文人在城市之内住宅空间的范围。这些都决定了文人造园，难以再如汉魏的梁冀、袁广汉等那般奢华、宏大，加之诗歌、绘画、书法等文人写意艺术的相互影响，文人园林逐渐从自然山水园向写意小园发展。唐宋以降，以十亩宅、五亩园的小尺度空间构成宅园合一的写意性小园，逐渐成为文人园林的主流，白居易在洛阳履道里的宅园、司马光在洛阳的独乐园、朱长文在苏州的乐圃等，是此类园林的典范。这种园林既有农田、菜园、鱼池、屋宇，“桑柘可蚕，麻纻可缉，时果分蹊，嘉蔬满畦，摽梅沈李，剥瓜断瓠”[15]，是可以满足园主一家安身立命的生产田园；又有翠竹、白莲、湖石、琴瑟等，园主可以于其中诗赋书琴、观鱼养鹤、采菊嗅兰、听雨听松，因此成为主人寄托逸情雅趣、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修养心性的潇洒之地。这种集生产田园与精神家园于一体的小园林，既不会因盛世而兴，也不会因乱世而废，因此也不必遵循“盛世造园”的逻辑。
此外，在中国园林历史上，还有把写意手法运用到极致者，或造园于文字之中，或筑园于图画之内，如“将就园”“乌有园”“也是园”等。此类园林尽管已虚化为纯粹的精神艺术，但是其所承载的人格精神与审美情怀，依然与实体园林合拍同致。这种近乎导向理念与信仰层面的精神之园，已經完全脱离了园林艺术的基本物质形态，与盛世或乱世之间，就不再有任何直接关系了。
3 “盛世造园”论的误导与影响
尽管“盛世造园”说符合当今人们推动风景园林事业发展、改善人居环境的愿望，然而这一说法把造园艺术的本质聚焦在物质层面之上，具有浓厚的物质决定论意味，很容易造成对中国传统园林审美认知的简单化、表象化、物质化，并进一步误导了人们对古典传统园林艺术的历史研究、理论归纳、继承发展和现实应用等。
3.1 审美误读
中国古代园林的艺术构成，不仅有山水、建筑、植物等物质元素，还有园主的人文情怀、审美趣味、人格修养等主观层面的精神元素，而且，精神与文化元素往往统摄并决定了物质造景的象征意蕴和园林的景境品位，并逐渐形成了先品人后论园（以园主人品高低来评价园境品第）的风尚。唐宋以后，随着儒释道哲学的相互渗透融合，文人的生活与审美追求也多呈现出入三教的风貌与趣味，推动了文人艺术的写意性不断深化，文人园林的造景艺术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在意不在实的象征艺术，园林艺术的审美表达，常常就在丛菊、丛竹、一梅、一梧之间。如果主人是陶、谢、林、倪，在菊竹梅梧实景之外寄托了丰富的人文意蕴，这里就是园林空间；如果主人只是一般的农夫、村妇，这里就仅是菜地或田畴而已。反之，历史上也有一些极尽富贵的土豪之园，如元末明初的沈万山园，虽然物景奢华，却因意蕴浅俗而得不到人们的审美认同，也是这个原因。此外，在传统园林的艺术构成中，匾额楹联是园林造景的画龙点睛之笔，这种形式简单朴素、内容睿智明哲的雅物，是典型的人文精神符号，却非通常意义上的物质造景元素。
中国古代私家园林也是文人们的生产与生活空间，其中有大量的生产性景观。例如，吴宽东庄是明中叶时期的苏州名园，时人刘大夏有“吴下园林赛洛阳，百年今只见东庄”的盛誉[16]，其园景中就以“稻畦”“麦山”“果林”“竹田”“菱濠”“桑州”等为景，沈周以此图绘二十余帧，今藏于南京博物馆中。这种园林造景工程，只是对既有地形顺势而为、略施改造，如低洼之地疏浚成池以蓄水，既可以使园中潦流有所归、保障水产供给，也可以寄托江湖情怀；地势高处再以凿池之土增益成山，既可以种植稼穑、登高望远，也可以独享山林逸趣。这种文化美与自然美、写意性与生态化高度融合的园林造景，在很少的物质元素上，浸透了禅宗哲学性命双修和道家文化得鱼忘筌的高妙智慧，达到了理想的审美境界。
可见，用简单表象的“盛世”物质化造园规律来解读中国传统园林，不仅难以认清其文化艺术的本质特征，难以洞悉其中丰富的象征比德意蕴，也很容易因专注于物质造景元素而导致审美误读。
3.2.现实影响
“盛世造园”说对于中国园林历史与审美的误读，也影响了现当代园林对传统园林艺术的继承发展与活化应用。
“盛世造园”论从物质化的逻辑起点出发，审美判断侧重于景观工程的视觉效果，这不完全是中国传统园林审美思想的现代化发展，更多是从西方风景园林和景观建筑那里舶来的思维方式。东西方园林根植于两种类型的文化土壤，各自渗透着地域与民族个性，审美理论和艺术手法上差异巨大、互补性强，却不能相互替代，也难以笼统论短长。一般来说，西方造园艺术具有规模尺度较大、几何形式美、彰显人的理性和意志等特点。这种基于“天人相分”思想的工程技术体系更加符合现代景观工程的需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学界有人就把西方景观学的理论、技术及思维方式当作普遍意义上学术原则，用以裁量和质疑中国古典园林文化艺术的价值，宣判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终结，不断推动着当代中国风景园林设计朝着背离传统、务求视觉效果的物质造景艺术方向快速发展。其实，这种以物质为起点，又在物质技术手段上落脚的逻辑，既切断了中国现代园林设计与传统园林艺术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不符合现代风景园林的低影响开发、减量设计的理念，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实际设计作品也很容易成为缺少文化根蒂、场地历史文脉关系、内在精神与灵魂的泛化景观。
中国传统园林尽管以院落为空间边界，却善于以写意审美和相应技法赋予有限院落空间更大更广的象征意蕴，营造一个物我和谐的文化境域，可以说，小空间寄托大境界，是中国传统园林内在的精神气质、艺术之魂，也是继承和发展传统园林艺术的核心价值。有人认为，这种拘囿于院落空间之内的传统园林已完全不再适合现当代的风景园林设计，实际上，尽管现代公共园林尺度更大，但是，通过分割空间形成园中园的布局，是其最基本的设计形式。这种园中园布局与传统园林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相似性，只要设计者心中有这份精气神，就可以通过借鉴传统园林写意造景手法提升其局部园景的文化意蕴，也可以通过加强各个区域之间的呼应关系实现园林造景的整体和谐，同时对物质资源的消耗也相对较少。
只要院落式建筑不会消逝，中国古典园林依存的艺术表现空间就不会消逝，现代住区环境、小区内景观绿地等，都是适合传统园林艺术表现的空间。如果把中国古典园林的诸多活力因子分散运用，实现对现代社会生活的自然融入，那么，从城市街景和绿地，到人们家居空间内的书房、客厅，都可以借助传统园林的写意设计，来提升空间的文化审美气息，表现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品格。更重要的是，这些源自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设计，不仅简约、自然、生态、低消耗，而且与民族的文化审美心理相契合，是继承着深厚文脉的中国样式。
可见，只要破除了物质造景的简单逻辑关系，在现实与未来的园林事业中，就能够发现中国传统园林审美理论与方法客观存在的广阔发展空间。
4结论
尽管“盛世造园”论似乎已是园林学界的共识，但是，其理论视角主要聚焦于园林营造的物质基础层面，是基于当代风景园林营造盛况的感性化描述。这一论断既不符合中国古代园林发展的历史真相，也模糊了古典园林的艺术本质，容易引起今人对传统园林艺术审美价值的简单解读、自疑自弃，进而影响了中国现代风景园林设计对民族文化艺术传统与个性的继承。中国古典园林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种审美风格，甚至是精神信仰的空间载体。在当代和未来，这种艺术审美依然具有很大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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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学智.苏园品韵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44.
[6]苏州民族建筑学会.苏州古典园林营造录[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4.
[7]钱鹏飞.苏商领袖光荣与梦想[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167.
[8]谢伟著.川园子——品读成都园林[M].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107.
[9]王占伟.从文化差异看中西方园林发展[J].科技信息，2009（12）：523+525.
[10]易文清.四川易园的生态与文化理念及其现实意义[J].四川建筑，2009（2）：32.
[11]陈植，张公弛.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34.
[12]余开亮.六朝园林美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6.
[13]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352.
[14]陈基.夷白斋稿（四部丛刊本）[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36：402.
[15]王稼句编注.苏州园林历代文钞[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18.
[16]魏嘉瓒编著.苏州历代园林录[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65.
作者简介：
郭明友/1972年生/男/安徽蚌埠人/副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
通信地址：215123苏州市仁爱路199号 苏州大学建筑学院；Email：5065223@sina.com
关键词：盛世；造园；园林；历史；理论；考述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志码：A
Abstract： Building a garden must cost a lot of money and take a long time. At a peaceful time When people have much money gardening is easier. “Flourishing Age With Garden flourishing” slowly become a theor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fact， in the Chinese garden history， there are as many stories of creating garden at peaceful time as the stories of creating garden at trouble time. Chinese ancient literati garden had Imagery character and gardening didnt spend much money. Therefore， the relationship of “Flourishing Age” with “Garden flourishing" was not one-to-one .The theory of “Flourishing Age With Garden flourishing” not only has academic bias， but also mislea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Key words： prosperity， gardening， landscape， history， theory， research
1 “盛世造園”论已成共识
在历史学上，“盛世”和“乱世”是两个宏观层面的词汇。“盛世”通常是指政通人和、文化繁荣、经济富庶的时代；反之，“乱世”则是指政局动荡、世风颓靡、民生艰难的时代，战乱可谓是乱世之最。园林是一种实景艺术，营造园林需要消耗一定的物质财富，盛世经济繁荣、政治安定、物阜民丰，造园也就更容易实现。因此，“盛世”和“造园”两个词汇常被人们组合在一起使用，“盛世造园”不仅逐渐结合成为日趋稳定的语片，甚至在当下的学术界已成为不被质疑的论断。例如：
《园林理论与实践》：“康熙、乾隆两个时期为盛，形成了盛世造园的又一个高潮。”[1]
《古建筑假山》：“当今，盛世造园，方兴未艾……”[2]
《园林规划设计》：“常言道‘盛世造园。”[3]
《苏州文艺评论》：“……欣逢盛世造园的时代、生态文明的世纪。”[4]
《苏园品韵录》：“在当今改革开放、盛世造园的新时代……”。[5]
《苏州古典园林营造录》：“盛世造园，经过百年的空白，苏州园林归位为私家宅园。”[6]
《苏商领袖光荣与梦想》：“乱世毁园，盛世造园……盛世才能够造园啊。”[7]
《品读成都园林》：“古人说‘盛世造园。”[8]
王占伟：“盛世造园，无论中外，历来如此。”[9]
易文清：“按古人‘盛世造园的思想，明清盛世，造就了江南园林。”[10]
能够被人们如此广泛地引用，“盛世造园”之说显然是有些依据的。首先，北宋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说，“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园圃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11]，并由此得出洛阳园林废兴乃天下盛衰之标志的结论，这似乎可以被视作“盛世造园”说的文献之源。其次，繁荣盛世在物质积累和环境安定方面具有客观优势，历史上也不乏具体的例证。例如：西汉文景盛世后，汉武帝营造建章宫及附属园苑、重建上林苑；大唐盛世时，营扩西苑、大兴城、九成宫、华清宫；大清康乾盛世期间，营造三山五园以及避暑山庄等等。第三，从当代现实来看，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建设，在国泰民富的局面下，“盛世造园”也符合今人不断改善人居环境的心理需求，符合人类生产活动的一般规律。
2 “盛世”与“造园”的错位及原因
2.1 错位
尽管在主观与客观、历史与现实等方面，“盛世造园”说都存在某些合理依据，但是，从历史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的园林兴废与世道荣衰之间所存在的大量明显错位的现象，也是不可忽视的。盛世造园故事有之，而乱世兴园故事更多，因此，“盛世造园”说并非必然规律，而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论断。
夏、商及其以前的帝王台苑，至今已难以考实，如果从《诗经》《春秋》等文献中的造园相关活动起算，中国园林已有约3 000多年历史了。在这个漫长的艺术历史长河中，从国家到个人，乱世兴园的案例实在是多。
国家乱世造园最集中的案例，莫过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家园林的持续兴盛，北宋徽宗营造艮岳直至亡国，以及晚清慈禧太后重修颐和园等。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充满变故与动荡的乱世，“八王之乱”“永嘉南渡”“五胡乱华”等，成为这一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其间，曹魏、西晋、东晋历时约200年，在先后历任20余帝王中，6帝被弑，7帝被废，帝王平均寿命约35岁。南朝宋、齐、梁、陈四朝历时约160年，先后有24任帝王轮替。在短命王朝和短寿帝王频繁轮替的背后，大多是作乱、弑君这样的惨烈局面。尽管持续乱世，这却是中国园林历史上的重要时代。此间，无论是在北方的邺城（邯郸）、洛阳，还是在江南的建邺（南京），王室家族都有持续不断的造园活动，先后有西园、铜雀园、元武苑、芳林苑、芸林苑、华林苑、桑梓苑、龙腾苑、华林园、游豫园、芳林园、西游园、琼圃、石祠、灵芝苑、芳乐园、玄武苑、乐游苑、上林苑、湘东苑、芍药苑、仙都苑、王游苑、桂林苑、方山苑、博望苑、娄湖苑、灵邱苑、古东园等等，有的是数度易主重修、同园异名，也有的是时间和地点都不相同的同名异园，构成了帝王热衷造园的连续画卷。与热闹的造园盛况相比，这一时期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园林完成了从华丽宫苑向自然山水园的审美转型，奠定了中国园林自然审美思想的理论基础。因此，余开亮博士说：“就园林艺术本身来说，六朝园林同时也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奠基期……园林开始成为一门自觉的艺术门类。”[12]北宋末年宋徽宗营造艮岳之时，内有宋江、方腊的起义，外有北方强敌凭陵，“宣和遗事”和“花石纲”早已成为历史上乱政与亡国的代名词，然而，艮岳却如赵佶的绘画和书法，成为中国皇家园林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晚清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重修颐和园，也是正值中华民族历史上妇孺皆知、不堪回首的乱世之际。
历史上文人私家园林乱世兴盛的现象，以江南为最多。元末、明末、清末，江南私家园林兴造都曾盛极一时。
元末东南一带，从白莲教到红巾军，朱元璋、陈友谅、方国珍、张士诚等持续鏖战约二十年，也是历史上典型的乱世时期，此间的造园活动也因此长期未被学界重视，甚至被认为是“总的说来处于低潮状态”[13]。实际上，这期间江南不仅造园局面热闹、名园多，而且园林文化艺术活动也异常繁荣。元末文人陈基在《风林亭记》中说，“无锡为邑，在东南山水间，物产之夥，最于他壤，百里之内，第宅园池甲乙相望。”[14]当时文人园林雅会也极其盛行，仅顾德辉的玉山佳处，每年都要举办数次的文人雅集。围绕无锡倪云林的清閟阁、常熟曹善诚的梧桐园、苏州光福徐达佐的耕渔轩、苏州古城的狮子林、昆山顾德辉的玉山佳处、上海下砂（浦东）的瞿氏园、浙江嘉善的陈爱山园、吴江同里宁昌言的万玉清秋轩等名园，文人留下了大量诗文图绘之类的园林艺术资料。其中顾德辉编纂的《玉山名胜集》和徐达佐编纂的《金兰集》，就是当时文人游园的诗文唱和之集。再如，晚清也是一个动荡多难的时代，遗存至今诸多古典园林，却都是营造于这一时期，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苏州的怡园、耦园、退思园、曲园、羡园（严家花园）、启园（席家花园），扬州的何园、个园、蔚圃、逸圃，无锡的梅园、蠡园、惠山园、潜庐、兰苑、薛家花园，湖州南浔的小莲庄、颖园，广东的粤中四大名园等。
此外，今人把“盛世”“造园”两个词汇合成语片、持之不疑，并说这是“常言道”“古人云”，貌似引经据典之说其实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出处。虽然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说起二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其本意是借助感慨北宋洛阳园林不若盛唐时兴盛而借古讽今，主旨是在表达对北宋末年飘摇乱政的忧虑，而这时候恰是北宋皇家造园最热闹的时候。
2.2 原因
这些错位案例看起来似乎不符合营造学的常规，然而，这么多反常现象的本身，已经说明其中必有某种内在的规律性，只是其致因超出了园林工程的一般物质规律之外。
第一，与现代风景园林有所不同，古代园林多为私人属性，无论是皇家还是私家，造园活动都具有很浓厚的个人因素，与天下盛世之间并不需要密切对应。约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是一部漫长的人治社会史，国有明主、朝有贤臣，通常是造就盛世的重要条件。就国家而言，明君和贤臣对于广造园林以供帝王享乐之类的事情，都会相对更节制一些。反之，在昏暴之君和奸党佞臣主政的乱世，却更易大兴土木。就古代文人而言，盛世效命于朝廷，乱世逃隐于江湖，壮年积极进取，暮年退隐园林，这是最常见的人生轨迹，因此，园林往往是古代文人在面对人生抑郁、政治失意、时局动荡时，退隐自乐、修身养心、陶冶性情的物质空间和精神家园。“盛世”通常是指天下安定、举世乐业的普遍状态，然而，中国古代园林主人多出自相对富裕之家，这种个体性富室的存在，也并非国泰民安的盛世才有。因此，从国家到个人，世道盛衰与广造园林之间出现错位，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中国古代文人园林以写意造景为主，对盛世的物质环境依赖程度比较低。隋唐科举制度开启了中国准公务员模式的官僚制度体系，在这种制度中，文人无论官阶高低都不可世袭，这与此前汉魏时期的士族和欧洲的封建贵族领主之间，都有着巨大的差别；唐代的里坊制度，又限定了文人在城市之内住宅空间的范围。这些都决定了文人造园，难以再如汉魏的梁冀、袁广汉等那般奢华、宏大，加之诗歌、绘画、书法等文人写意艺术的相互影响，文人园林逐渐从自然山水园向写意小园发展。唐宋以降，以十亩宅、五亩园的小尺度空间构成宅园合一的写意性小园，逐渐成为文人园林的主流，白居易在洛阳履道里的宅园、司马光在洛阳的独乐园、朱长文在苏州的乐圃等，是此类园林的典范。这种园林既有农田、菜园、鱼池、屋宇，“桑柘可蚕，麻纻可缉，时果分蹊，嘉蔬满畦，摽梅沈李，剥瓜断瓠”[15]，是可以满足园主一家安身立命的生产田园；又有翠竹、白莲、湖石、琴瑟等，园主可以于其中诗赋书琴、观鱼养鹤、采菊嗅兰、听雨听松，因此成为主人寄托逸情雅趣、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修养心性的潇洒之地。这种集生产田园与精神家园于一体的小园林，既不会因盛世而兴，也不会因乱世而废，因此也不必遵循“盛世造园”的逻辑。
此外，在中国园林历史上，还有把写意手法运用到极致者，或造园于文字之中，或筑园于图画之内，如“将就园”“乌有园”“也是园”等。此类园林尽管已虚化为纯粹的精神艺术，但是其所承载的人格精神与审美情怀，依然与实体园林合拍同致。这种近乎导向理念与信仰层面的精神之园，已經完全脱离了园林艺术的基本物质形态，与盛世或乱世之间，就不再有任何直接关系了。
3 “盛世造园”论的误导与影响
尽管“盛世造园”说符合当今人们推动风景园林事业发展、改善人居环境的愿望，然而这一说法把造园艺术的本质聚焦在物质层面之上，具有浓厚的物质决定论意味，很容易造成对中国传统园林审美认知的简单化、表象化、物质化，并进一步误导了人们对古典传统园林艺术的历史研究、理论归纳、继承发展和现实应用等。
3.1 审美误读
中国古代园林的艺术构成，不仅有山水、建筑、植物等物质元素，还有园主的人文情怀、审美趣味、人格修养等主观层面的精神元素，而且，精神与文化元素往往统摄并决定了物质造景的象征意蕴和园林的景境品位，并逐渐形成了先品人后论园（以园主人品高低来评价园境品第）的风尚。唐宋以后，随着儒释道哲学的相互渗透融合，文人的生活与审美追求也多呈现出入三教的风貌与趣味，推动了文人艺术的写意性不断深化，文人园林的造景艺术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在意不在实的象征艺术，园林艺术的审美表达，常常就在丛菊、丛竹、一梅、一梧之间。如果主人是陶、谢、林、倪，在菊竹梅梧实景之外寄托了丰富的人文意蕴，这里就是园林空间；如果主人只是一般的农夫、村妇，这里就仅是菜地或田畴而已。反之，历史上也有一些极尽富贵的土豪之园，如元末明初的沈万山园，虽然物景奢华，却因意蕴浅俗而得不到人们的审美认同，也是这个原因。此外，在传统园林的艺术构成中，匾额楹联是园林造景的画龙点睛之笔，这种形式简单朴素、内容睿智明哲的雅物，是典型的人文精神符号，却非通常意义上的物质造景元素。
中国古代私家园林也是文人们的生产与生活空间，其中有大量的生产性景观。例如，吴宽东庄是明中叶时期的苏州名园，时人刘大夏有“吴下园林赛洛阳，百年今只见东庄”的盛誉[16]，其园景中就以“稻畦”“麦山”“果林”“竹田”“菱濠”“桑州”等为景，沈周以此图绘二十余帧，今藏于南京博物馆中。这种园林造景工程，只是对既有地形顺势而为、略施改造，如低洼之地疏浚成池以蓄水，既可以使园中潦流有所归、保障水产供给，也可以寄托江湖情怀；地势高处再以凿池之土增益成山，既可以种植稼穑、登高望远，也可以独享山林逸趣。这种文化美与自然美、写意性与生态化高度融合的园林造景，在很少的物质元素上，浸透了禅宗哲学性命双修和道家文化得鱼忘筌的高妙智慧，达到了理想的审美境界。
可见，用简单表象的“盛世”物质化造园规律来解读中国传统园林，不仅难以认清其文化艺术的本质特征，难以洞悉其中丰富的象征比德意蕴，也很容易因专注于物质造景元素而导致审美误读。
3.2.现实影响
“盛世造园”说对于中国园林历史与审美的误读，也影响了现当代园林对传统园林艺术的继承发展与活化应用。
“盛世造园”论从物质化的逻辑起点出发，审美判断侧重于景观工程的视觉效果，这不完全是中国传统园林审美思想的现代化发展，更多是从西方风景园林和景观建筑那里舶来的思维方式。东西方园林根植于两种类型的文化土壤，各自渗透着地域与民族个性，审美理论和艺术手法上差异巨大、互补性强，却不能相互替代，也难以笼统论短长。一般来说，西方造园艺术具有规模尺度较大、几何形式美、彰显人的理性和意志等特点。这种基于“天人相分”思想的工程技术体系更加符合现代景观工程的需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学界有人就把西方景观学的理论、技术及思维方式当作普遍意义上学术原则，用以裁量和质疑中国古典园林文化艺术的价值，宣判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终结，不断推动着当代中国风景园林设计朝着背离传统、务求视觉效果的物质造景艺术方向快速发展。其实，这种以物质为起点，又在物质技术手段上落脚的逻辑，既切断了中国现代园林设计与传统园林艺术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不符合现代风景园林的低影响开发、减量设计的理念，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实际设计作品也很容易成为缺少文化根蒂、场地历史文脉关系、内在精神与灵魂的泛化景观。
中国传统园林尽管以院落为空间边界，却善于以写意审美和相应技法赋予有限院落空间更大更广的象征意蕴，营造一个物我和谐的文化境域，可以说，小空间寄托大境界，是中国传统园林内在的精神气质、艺术之魂，也是继承和发展传统园林艺术的核心价值。有人认为，这种拘囿于院落空间之内的传统园林已完全不再适合现当代的风景园林设计，实际上，尽管现代公共园林尺度更大，但是，通过分割空间形成园中园的布局，是其最基本的设计形式。这种园中园布局与传统园林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相似性，只要设计者心中有这份精气神，就可以通过借鉴传统园林写意造景手法提升其局部园景的文化意蕴，也可以通过加强各个区域之间的呼应关系实现园林造景的整体和谐，同时对物质资源的消耗也相对较少。
只要院落式建筑不会消逝，中国古典园林依存的艺术表现空间就不会消逝，现代住区环境、小区内景观绿地等，都是适合传统园林艺术表现的空间。如果把中国古典园林的诸多活力因子分散运用，实现对现代社会生活的自然融入，那么，从城市街景和绿地，到人们家居空间内的书房、客厅，都可以借助传统园林的写意设计，来提升空间的文化审美气息，表现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品格。更重要的是，这些源自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设计，不仅简约、自然、生态、低消耗，而且与民族的文化审美心理相契合，是继承着深厚文脉的中国样式。
可见，只要破除了物质造景的简单逻辑关系，在现实与未来的园林事业中，就能够发现中国传统园林审美理论与方法客观存在的广阔发展空间。
4结论
尽管“盛世造园”论似乎已是园林学界的共识，但是，其理论视角主要聚焦于园林营造的物质基础层面，是基于当代风景园林营造盛况的感性化描述。这一论断既不符合中国古代园林发展的历史真相，也模糊了古典园林的艺术本质，容易引起今人对传统园林艺术审美价值的简单解读、自疑自弃，进而影响了中国现代风景园林设计对民族文化艺术传统与个性的继承。中国古典园林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种审美风格，甚至是精神信仰的空间载体。在当代和未来，这种艺术审美依然具有很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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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明友/1972年生/男/安徽蚌埠人/副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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