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西南地区音乐期刊的出版传播研究
【摘 要】 抗战时期，重庆音乐期刊蓬勃发展，在我国音乐期刊发展史上有重要历史地位。受政治局势影响，这一时期西南地区的音乐期刊发行周期不定，但是期刊物质形态趋于成熟，出版主体基本实现了由个人办刊到团体办刊的转变；在传播特色上，这一时期西南地区音乐期刊刊登的音乐作品有明显抗战印记，音乐文论颇注重实践，事件、活动报道也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
【关 键 词】抗战时期；西南地区；音乐期刊；出版传播
【作者单位】马一宁，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18.016
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国民政府统治的西南文艺圈，涌现了大量反映抗日战争事迹、体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精神的文艺作品。音乐作为情感传达艺术，在抗日战争时期扮演着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重要角色。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作为陪都期间，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有22种音乐类期刊发行。一方面，这些音乐期刊通过传播简单易学的歌曲，促进了当时全民性音乐艺术和实践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些音乐期刊在音乐理论、音乐教育等方面也有突出贡献。
一、抗战时期西南地区音乐期刊概述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后，西方音乐艺术和思想不断传入中国，自此，国内音乐期刊发行环境更加开放。抗日战争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国内抗战士气高昂，文艺界提出了“文艺救国”的口号。此时，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新创了许多音乐期刊，其发行主体多元，发行范围广泛，这一阶段的音乐期刊在编辑、出版、发行等方面均有重大突破。
从数量上看，如表1所示，当时西南地区音乐期刊数量已超20种，占全国音乐期刊种类的半壁江山，其中，重庆最多，为11种。出版主体既包括专业化的期刊机构，也包括一些音乐专家个人；既有民营的，也有官办的。西南地区音乐期刊种类的井喷不是偶然的，重庆作为抗日战争的后方根据地，在成为陪都后，逐渐成为文化艺术中心、高等教育中心。一方面，大量的企业、文化机构向重庆搬迁，使得音乐创作和传播拥有了广泛的人才基础和大规模的受众基础；另一方面，社会对文化的需求缺口较大，文化发展迫切需要图书、期刊、报纸等一系列文化产品。此时，重庆乃至整个西南地区音乐期刊迅猛发展是有必然性的[1]。
在音乐期刊的种类上，歌曲和文论综合型音乐期刊仍旧占据大部分比重。与抗战前相比，娱乐性音乐期刊的比重有所下降，而以刊登抗战歌曲为主的歌曲集类音乐期刊则出现大幅攀升情况，关于音乐理论和音乐艺术的学术研究也更加深入，与东西方音乐思潮、民族音乐发展相关的理论不断出现，歌曲创作和音乐教育研究也十分活跃。
二、抗战时期西南地区音乐期刊的出版特征
受政治局势影响，这一时期西南地区的音乐期刊发行周期不定，但是期刊物质形态趋于成熟，基本实现了由个人办刊到团体办刊的转变。
1.期刊发行周期不定
抗战时期，音乐期刊的发展与政治局势密切相关，期刊的发行周期并不固定，常在旬刊、双月刊、半月刊、周刊间转换。音乐期刊的出版主体需要政府在经费和审批上的支持，和平的环境和开放的政策能够为期刊的出版发行提供有利因素。但是，当时抗日硝烟弥漫，重庆也时常受到战争的破坏，政府的政策也经常调整，使得音乐期刊的出版呈现片段式的发展特征。这种不定期的期刊出版发行方式以及常见的合刊情况，是该时期音乐期刊出版的重要特征之一。
2.音乐期刊物質形态逐步走向成熟
随着报纸传播的不断发展，不少报纸开设有艺术副刊或音乐副刊。后来形成的音乐期刊，有不少就是报纸音乐副刊的升级版。民国早期，由于一些出版物具备期刊、报纸的双重特征，很难对其进行报纸或期刊的界定，这也反映了当时音乐期刊发展的不成熟性。到1940年前后，音乐期刊的物质形态逐步走向成熟。尽管当时仍有出版物具备期刊、报纸的双重特征，如1943年李绿永于重庆创办的《音乐导报》，起初就是以报纸副刊形式出版的，但是此时，这类出版物已是个别现象，且《音乐导报》后来也逐步转变为以期刊形式进行编辑出版。“报”与“刊”的分家，意味着此时西南地区音乐期刊的物质形态已走向成熟。
3.由个人办刊到团体办刊
重庆国民政府下设的教育部曾经发文鼓励创办音乐俱乐部和音乐团体，以促进音乐事业的发展。这一举措间接使音乐期刊的出版机构逐渐从个人转变为团体，以团体名义出版的音乐期刊不断增多。革命乐社出版的《歌曲创作月刊》、三民主义青年团《青年音乐》月刊社出版的《青年音乐》等均是团队办刊的典型代表。虽然是以团体进行运作，但是新创音乐期刊还呈现了“民办为主，官办为辅”的发展格局。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20余种音乐期刊大都由音乐界人士或专业团体出版，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新音乐社主办的《新音乐》、缪天瑞主编的《音乐月刊》；官方团体组织主办的期刊数量较少，但乐风社主办的《乐风》杂志颇有影响。当时，《乐风》《新音乐》两刊在出版期数、出版内容等方面都要明显超出其他期刊。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以民办为主的音乐期刊，能够在政治倾向上、艺术性上保持相对独立，为音乐艺术研究和创新提供了较为自由的土壤。艺术独立性，对于当时解放社会思想，提升民众的音乐素质水平，进行普惠性的音乐艺术教育和美德教育具有重要意义[2]。
三、抗战时期西南地区音乐期刊的传播特色
在传播特色上，这一时期，西南地区音乐期刊刊登的音乐作品烙有明显抗战印记，音乐文论颇注重实践，音乐事件报道也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
1.音乐作品烙有明显抗战印记
为了丰富期刊出版内容，虽然当时也有一些音乐期刊对国外音乐进行关注与介绍，如改编自舒伯特的歌曲《菩提树》和Lowe作曲、张译重新填词的歌曲《钟》均成为广为传唱的西方歌曲，但是，以宣传抗战为主旨的音乐作品仍是主流。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蒋介石也曾指出，“抗战期间所最要者，莫过于提高国民之精神”，此时，西南地区的音乐期刊大都以团结抗战为主旨，通过传播具有精神号召力的歌曲，鼓舞全民抗战。甚至可以说，发布与传播抗战歌曲是当时音乐期刊的办刊宗旨。重庆的《歌曲创作月刊》、广西的《人民歌声》、贵阳的《新歌曲》等期刊均成为抗战歌曲传播的平台，大量易学习、易传唱的抗战歌曲在音乐期刊上涌现，群众性抗战歌曲创作和传播成为音乐期刊的重要任务。如1940年，日军对我国重庆地区进行间歇式轰炸，《空军颂》《保卫领空》等歌曲，反映了广大人民对空军战士的鼓励与赞扬；1942年，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一系列反映国际合作和中外交流的歌曲不断涌现，《缅甸行》展示了中缅合作抗日的激情，《平等颂》则为中外平等条约的签订和主权回归高歌报喜[3]。团结抗战是西南地区，亦是全国音乐期刊歌曲作品的核心题材，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地区音乐人“文艺统战、音乐救国”的主张。
2.音乐文论注重实践
抗战时期，音乐期刊除了发布与传播烙有明显抗战印记的音乐作品，还是音乐文论发表的重要平台。音乐文论主要包括理论研究、演唱技巧和中外音乐创新及音乐教育等方面内容，注重实践是这一时期音乐文论的典型特征。一方面，音乐期刊翻译、出版、传播西方音乐的文论。如《天然音阶的形成》（原作者：Goetschius，译者：缪天瑞）、《论唱名法》（原作者：K.W.Gehrkens，译者：张洪岛）等，这些翻译的西方优秀音乐文论大多注重音乐实践，对国内音乐教育和音乐理论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音乐期刊刊发了大量与实践密切联系的音乐文论。《乐风》《新音乐》《人民歌声》《音乐教育》等音乐期刊都较为注重音乐实践，刊发了许多论述音乐实践的文论。《论指挥法》《固定唱名法之我见》《歌咏指挥的应用》《二胡练习曲》等以通俗的语言向大众讲授音乐技巧；《作曲练习》《诗词入谱》等介绍了音乐作曲、作词技巧，提升了该时期民众音乐创新和歌曲创作的能力；一些反映中外音乐融合发展和古典音乐元素应用的文论也开始出现，为音乐文化的交流和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当时音乐教育体系不完善的背景下，音乐期刊扮演了社会音乐教育者的角色，大力对编曲、填词、演唱、指挥、演奏等多种音乐实践进行探讨与展示。
3.事件报道带有政治色彩
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音乐期刊在音乐事件的报道上，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色彩。
（1）在重庆出版的音乐期刊中，“音乐消息”栏目常常会出现官方音乐活动的报道，尤其是像《乐风》这类官办期刊。《乐风》出版发行4年中，单报道民国音乐教育委员会会议记录就达8次之多。这些报道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如“国民精神总动员之音乐大会圆满举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等[4]。（2）当时，主要的音乐期刊在全国设有众多分社和通讯站，一些政治性新闻报道通过自上而下的发行体系进行传播，贯彻政府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政治的稳定，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凝聚全国抗战力量发挥了积极作用。
4.音乐期刊承担着一定的教育功能
抗战时期，国家陷入战乱之中，统一的国民教育体系尚未形成，音乐期刊作为传播音乐理论与实践的读物，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音乐教育者的角色。（1）在青少年音乐教育方面，音乐期刊不仅作为中小学教育的教材或教辅走进校园，还发表了学校教师和音乐学者对青少年音乐教育的探索性文论。如1941年《乐风》刊载的《如何解決中小学音乐师资问题》（熊乐忱）一文，就中小学音乐教师的数量和素质、待遇等进行了介绍，指出了中小学音乐师资存在的问题，对当时音乐教育体系建设具有一定指导意义。（2）在军队教育方面，《人民歌声》《乐风》《新音乐》《乐坛》等音乐期刊登载了大量通俗的，能够对前线将士起到鼓舞作用的歌曲，这些歌曲成为军队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军队里去》就是一首体现军人抗战精神的歌曲，其号召广大民众积极参军入伍，为抗日浴血奋战，这一歌曲也在军队里广为传唱，为军队教育提供了素材。（3）在民众教育方面，音乐期刊在各地通过成立歌咏队、合唱队的方式，向全民普及音乐知识，并进行群体性的演出，以达到音乐教育与抗战宣传相结合的目的。军队教育和民众教育覆盖了全国绝大多数的民众，大量抗战歌曲的传播，使得音乐期刊成为社会性音乐教育的重要媒介和抗战时期社会文化传播的重要文化载体[5]。音乐期刊承担音乐教育功能，不仅促进了抗战时期的军民团结，鼓舞了战斗士气，还提升了全民的艺术素养和文化素质，为之后的音乐教育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
四、结语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不断发展壮大，西南地区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文艺圈，涌现了众多音乐期刊。这些音乐期刊不仅是传播音乐的工具，还是进行政治宣传和大众教育的工具，对大众抗战精神的鼓舞，对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作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南地区音乐期刊对西方音乐意识形态的吸收与借鉴以及对中国音乐教育的聚焦，对中国音乐及音乐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尤其是关于音乐教育的一些文论至今仍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苏朝纲. 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出版业的发展变化及其特点[J]. 出版史料，2004（2）：73-75.
[2]彭泽平，段润涵. 抗战时期大后方民众教育略论——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考察[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50-155.
[3]李莉，田可文. 抗战时期吴伯超在重庆[J]. 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4（1）：66-76.
[4]杨华丹. 民国期刊《乐风》研究[D]. 西安：西安音乐学院，2017.
[5]石春轩子. 民国音乐期刊的传播与出版研究[J]. 中国出版，2016（2）：62-64.
【关 键 词】抗战时期；西南地区；音乐期刊；出版传播
【作者单位】马一宁，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18.016
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国民政府统治的西南文艺圈，涌现了大量反映抗日战争事迹、体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精神的文艺作品。音乐作为情感传达艺术，在抗日战争时期扮演着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重要角色。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作为陪都期间，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有22种音乐类期刊发行。一方面，这些音乐期刊通过传播简单易学的歌曲，促进了当时全民性音乐艺术和实践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些音乐期刊在音乐理论、音乐教育等方面也有突出贡献。
一、抗战时期西南地区音乐期刊概述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后，西方音乐艺术和思想不断传入中国，自此，国内音乐期刊发行环境更加开放。抗日战争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国内抗战士气高昂，文艺界提出了“文艺救国”的口号。此时，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新创了许多音乐期刊，其发行主体多元，发行范围广泛，这一阶段的音乐期刊在编辑、出版、发行等方面均有重大突破。
从数量上看，如表1所示，当时西南地区音乐期刊数量已超20种，占全国音乐期刊种类的半壁江山，其中，重庆最多，为11种。出版主体既包括专业化的期刊机构，也包括一些音乐专家个人；既有民营的，也有官办的。西南地区音乐期刊种类的井喷不是偶然的，重庆作为抗日战争的后方根据地，在成为陪都后，逐渐成为文化艺术中心、高等教育中心。一方面，大量的企业、文化机构向重庆搬迁，使得音乐创作和传播拥有了广泛的人才基础和大规模的受众基础；另一方面，社会对文化的需求缺口较大，文化发展迫切需要图书、期刊、报纸等一系列文化产品。此时，重庆乃至整个西南地区音乐期刊迅猛发展是有必然性的[1]。
在音乐期刊的种类上，歌曲和文论综合型音乐期刊仍旧占据大部分比重。与抗战前相比，娱乐性音乐期刊的比重有所下降，而以刊登抗战歌曲为主的歌曲集类音乐期刊则出现大幅攀升情况，关于音乐理论和音乐艺术的学术研究也更加深入，与东西方音乐思潮、民族音乐发展相关的理论不断出现，歌曲创作和音乐教育研究也十分活跃。
二、抗战时期西南地区音乐期刊的出版特征
受政治局势影响，这一时期西南地区的音乐期刊发行周期不定，但是期刊物质形态趋于成熟，基本实现了由个人办刊到团体办刊的转变。
1.期刊发行周期不定
抗战时期，音乐期刊的发展与政治局势密切相关，期刊的发行周期并不固定，常在旬刊、双月刊、半月刊、周刊间转换。音乐期刊的出版主体需要政府在经费和审批上的支持，和平的环境和开放的政策能够为期刊的出版发行提供有利因素。但是，当时抗日硝烟弥漫，重庆也时常受到战争的破坏，政府的政策也经常调整，使得音乐期刊的出版呈现片段式的发展特征。这种不定期的期刊出版发行方式以及常见的合刊情况，是该时期音乐期刊出版的重要特征之一。
2.音乐期刊物質形态逐步走向成熟
随着报纸传播的不断发展，不少报纸开设有艺术副刊或音乐副刊。后来形成的音乐期刊，有不少就是报纸音乐副刊的升级版。民国早期，由于一些出版物具备期刊、报纸的双重特征，很难对其进行报纸或期刊的界定，这也反映了当时音乐期刊发展的不成熟性。到1940年前后，音乐期刊的物质形态逐步走向成熟。尽管当时仍有出版物具备期刊、报纸的双重特征，如1943年李绿永于重庆创办的《音乐导报》，起初就是以报纸副刊形式出版的，但是此时，这类出版物已是个别现象，且《音乐导报》后来也逐步转变为以期刊形式进行编辑出版。“报”与“刊”的分家，意味着此时西南地区音乐期刊的物质形态已走向成熟。
3.由个人办刊到团体办刊
重庆国民政府下设的教育部曾经发文鼓励创办音乐俱乐部和音乐团体，以促进音乐事业的发展。这一举措间接使音乐期刊的出版机构逐渐从个人转变为团体，以团体名义出版的音乐期刊不断增多。革命乐社出版的《歌曲创作月刊》、三民主义青年团《青年音乐》月刊社出版的《青年音乐》等均是团队办刊的典型代表。虽然是以团体进行运作，但是新创音乐期刊还呈现了“民办为主，官办为辅”的发展格局。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20余种音乐期刊大都由音乐界人士或专业团体出版，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新音乐社主办的《新音乐》、缪天瑞主编的《音乐月刊》；官方团体组织主办的期刊数量较少，但乐风社主办的《乐风》杂志颇有影响。当时，《乐风》《新音乐》两刊在出版期数、出版内容等方面都要明显超出其他期刊。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以民办为主的音乐期刊，能够在政治倾向上、艺术性上保持相对独立，为音乐艺术研究和创新提供了较为自由的土壤。艺术独立性，对于当时解放社会思想，提升民众的音乐素质水平，进行普惠性的音乐艺术教育和美德教育具有重要意义[2]。
三、抗战时期西南地区音乐期刊的传播特色
在传播特色上，这一时期，西南地区音乐期刊刊登的音乐作品烙有明显抗战印记，音乐文论颇注重实践，音乐事件报道也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
1.音乐作品烙有明显抗战印记
为了丰富期刊出版内容，虽然当时也有一些音乐期刊对国外音乐进行关注与介绍，如改编自舒伯特的歌曲《菩提树》和Lowe作曲、张译重新填词的歌曲《钟》均成为广为传唱的西方歌曲，但是，以宣传抗战为主旨的音乐作品仍是主流。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蒋介石也曾指出，“抗战期间所最要者，莫过于提高国民之精神”，此时，西南地区的音乐期刊大都以团结抗战为主旨，通过传播具有精神号召力的歌曲，鼓舞全民抗战。甚至可以说，发布与传播抗战歌曲是当时音乐期刊的办刊宗旨。重庆的《歌曲创作月刊》、广西的《人民歌声》、贵阳的《新歌曲》等期刊均成为抗战歌曲传播的平台，大量易学习、易传唱的抗战歌曲在音乐期刊上涌现，群众性抗战歌曲创作和传播成为音乐期刊的重要任务。如1940年，日军对我国重庆地区进行间歇式轰炸，《空军颂》《保卫领空》等歌曲，反映了广大人民对空军战士的鼓励与赞扬；1942年，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一系列反映国际合作和中外交流的歌曲不断涌现，《缅甸行》展示了中缅合作抗日的激情，《平等颂》则为中外平等条约的签订和主权回归高歌报喜[3]。团结抗战是西南地区，亦是全国音乐期刊歌曲作品的核心题材，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地区音乐人“文艺统战、音乐救国”的主张。
2.音乐文论注重实践
抗战时期，音乐期刊除了发布与传播烙有明显抗战印记的音乐作品，还是音乐文论发表的重要平台。音乐文论主要包括理论研究、演唱技巧和中外音乐创新及音乐教育等方面内容，注重实践是这一时期音乐文论的典型特征。一方面，音乐期刊翻译、出版、传播西方音乐的文论。如《天然音阶的形成》（原作者：Goetschius，译者：缪天瑞）、《论唱名法》（原作者：K.W.Gehrkens，译者：张洪岛）等，这些翻译的西方优秀音乐文论大多注重音乐实践，对国内音乐教育和音乐理论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音乐期刊刊发了大量与实践密切联系的音乐文论。《乐风》《新音乐》《人民歌声》《音乐教育》等音乐期刊都较为注重音乐实践，刊发了许多论述音乐实践的文论。《论指挥法》《固定唱名法之我见》《歌咏指挥的应用》《二胡练习曲》等以通俗的语言向大众讲授音乐技巧；《作曲练习》《诗词入谱》等介绍了音乐作曲、作词技巧，提升了该时期民众音乐创新和歌曲创作的能力；一些反映中外音乐融合发展和古典音乐元素应用的文论也开始出现，为音乐文化的交流和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当时音乐教育体系不完善的背景下，音乐期刊扮演了社会音乐教育者的角色，大力对编曲、填词、演唱、指挥、演奏等多种音乐实践进行探讨与展示。
3.事件报道带有政治色彩
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音乐期刊在音乐事件的报道上，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色彩。
（1）在重庆出版的音乐期刊中，“音乐消息”栏目常常会出现官方音乐活动的报道，尤其是像《乐风》这类官办期刊。《乐风》出版发行4年中，单报道民国音乐教育委员会会议记录就达8次之多。这些报道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如“国民精神总动员之音乐大会圆满举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等[4]。（2）当时，主要的音乐期刊在全国设有众多分社和通讯站，一些政治性新闻报道通过自上而下的发行体系进行传播，贯彻政府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政治的稳定，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凝聚全国抗战力量发挥了积极作用。
4.音乐期刊承担着一定的教育功能
抗战时期，国家陷入战乱之中，统一的国民教育体系尚未形成，音乐期刊作为传播音乐理论与实践的读物，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音乐教育者的角色。（1）在青少年音乐教育方面，音乐期刊不仅作为中小学教育的教材或教辅走进校园，还发表了学校教师和音乐学者对青少年音乐教育的探索性文论。如1941年《乐风》刊载的《如何解決中小学音乐师资问题》（熊乐忱）一文，就中小学音乐教师的数量和素质、待遇等进行了介绍，指出了中小学音乐师资存在的问题，对当时音乐教育体系建设具有一定指导意义。（2）在军队教育方面，《人民歌声》《乐风》《新音乐》《乐坛》等音乐期刊登载了大量通俗的，能够对前线将士起到鼓舞作用的歌曲，这些歌曲成为军队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军队里去》就是一首体现军人抗战精神的歌曲，其号召广大民众积极参军入伍，为抗日浴血奋战，这一歌曲也在军队里广为传唱，为军队教育提供了素材。（3）在民众教育方面，音乐期刊在各地通过成立歌咏队、合唱队的方式，向全民普及音乐知识，并进行群体性的演出，以达到音乐教育与抗战宣传相结合的目的。军队教育和民众教育覆盖了全国绝大多数的民众，大量抗战歌曲的传播，使得音乐期刊成为社会性音乐教育的重要媒介和抗战时期社会文化传播的重要文化载体[5]。音乐期刊承担音乐教育功能，不仅促进了抗战时期的军民团结，鼓舞了战斗士气，还提升了全民的艺术素养和文化素质，为之后的音乐教育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
四、结语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不断发展壮大，西南地区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文艺圈，涌现了众多音乐期刊。这些音乐期刊不仅是传播音乐的工具，还是进行政治宣传和大众教育的工具，对大众抗战精神的鼓舞，对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作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南地区音乐期刊对西方音乐意识形态的吸收与借鉴以及对中国音乐教育的聚焦，对中国音乐及音乐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尤其是关于音乐教育的一些文论至今仍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苏朝纲. 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出版业的发展变化及其特点[J]. 出版史料，2004（2）：73-75.
[2]彭泽平，段润涵. 抗战时期大后方民众教育略论——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考察[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50-155.
[3]李莉，田可文. 抗战时期吴伯超在重庆[J]. 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4（1）：66-76.
[4]杨华丹. 民国期刊《乐风》研究[D]. 西安：西安音乐学院，2017.
[5]石春轩子. 民国音乐期刊的传播与出版研究[J]. 中国出版，2016（2）：62-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