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杂志的“主义”转向
【摘 要】 《新青年》杂志创刊伊始，致力于思想启蒙，是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激进派杂志。十月革命胜利后，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新青年》杂志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文章阐述十月革命胜利前后《新青年》杂志“主义”转向的关键依据，探窥《新青年》杂志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者间的必然关联。
【关 键 词】《新青年》；“主义”；转向；十月革命
【作者单位】王兰娟，厦门工学院。
【基金项目】2018年福建省中青年思想政治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项目（JZ180138）。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18.015
《新青年》杂志作为我国20世纪早期最具文化影响力与政治感染力的杂志，对民主启蒙运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均具有促进作用。自1915年9月创刊至1926年7月終刊，《新青年》杂志始终坚守推动文化革新与社会革命之初衷，不仅生动地展现了近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轨迹，而且加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与大众化的历史进程[1]。《新青年》杂志作为五四时期无数爱国青年知识分子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精神食粮，是研究我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动因的重要文献档案。《新青年》杂志创刊伊始致力于宣传思想启蒙，是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激进派杂志。十月革命胜利后，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新青年》杂志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本文对《新青年》杂志的“主义”转向进行研究，试图厘清《新青年》杂志“主义”转向的历史缘起与意义，探窥《新青年》杂志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者间的必然关联。
一、十月革命胜利前的《新青年》：西方思潮影响下的激进主义杂志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易名为《新青年》），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青年》杂志从创刊伊始，便向中国封建文化轴心（儒家思想）发起了攻击。十月革命胜利前的《新青年》杂志通过批判儒学的纲常伦理、价值结构与观念取向，以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为读者对象，以西方近代先进文明为学习标杆，以思想启蒙与社会革命为传播内容，号召确立与民主共和体制相适配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与伦理秩序，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办刊理念。《新青年》杂志的诞生不仅是社会变迁的客观需要，还吹响了近代激进思潮影响下面向伦理、文学与社会的整体性革命号角[2]。
第一，伦理革命是早期《新青年》杂志的核心主旨。十月革命胜利前，《新青年》杂志对中国传统宗法制度与道德伦理秩序的劣根性进行了揭露与鞭笞，认为必须革新国民伦理觉悟，其先锋性毋庸置疑。然而，在西方激进思潮影响下，此时《新青年》杂志所倡导的伦理革命暴露了激进思想的困境与局限。一方面，价值诉求与伦理秩序建构之间存在冲突。早期《新青年》杂志深刻批判了国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与腐朽文化，其坚持“重估一切价值”的革命原则虽然为改良个人道德境遇提供确当的依持，但“重估一切价值”，将孔学、道教视为亡国灭种之祸害根源，过于偏激，也不符合国情，因而，其价值诉求难以起到重构社会秩序的伦理效力。另一方面，理性至上势必导致人文缺失。早期《新青年》杂志倡导全盘采用西方启蒙思想来促进中国伦理范式的转换。“理性至上”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众在价值取向与文化认同上的危机，但全盘西化的代价是中华文化伦理断层。将中国文化伦理置于文明的对立面，显然是矫枉过正。
第二，文学革命是早期《新青年》杂志的文化主张。早期《新青年》杂志主张从形式到内容对封建文学进行彻底扬弃，将以白话文为代表的新文学作为政治改良与社会革命的重要载体，提出以“国民文学抒情主义”与“文学体例写实主义”来推进文学革命[3]。然而，将“革命”一词用于文学或文化，本身就是偏激的，甚至还有钱玄同要“废除汉字”的极端提议，似乎不采用矫枉过正的激进主张就难以取得成效。陈独秀也有言：“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加之部分极左派青年知识分子利用其激进口号，鼓吹颠覆式的文学革命，这些都导致了五四运动后期的教育与文学缺乏传统文化的继承。
第三，社会革命是早期《新青年》杂志的实践趋向。早期《新青年》杂志运用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学说，激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劣根性，倡导全盘采用西方社会制度来促进中国社会嬗变，并对中国民间极端迷信的封建礼教与陈旧思想进行严厉的抨击，敲响了近代中国新一轮社会革命的战鼓。然而，在一战结束、十月革命胜利之前，受激进思潮影响的《新青年》杂志的作者和编者们，一致认为只有西方理论与实践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不二之选。陈独秀在《东西方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将西方文明视为世界最为先进的文化样态与制度主张；李大钊在《新的！旧的！》中对体现的新与旧、中与西的好恶一目了然。事实上，盲目的崇洋与过于激进的社会变革主张，并不符合中国国情，早期《新青年》杂志倡导的社会革命实践理论，依据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实践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在中国不具可行性，因此，其所提倡的社会革命不能对中国社会进行彻底改造。
二、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杂志
十月革命胜利后，1918年10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第5卷第5期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自此开始，《新青年》杂志的办刊主旨逐渐从宣传激进民主主义向宣传马克思主义转变。据统计，自第5卷第5期至1926年休刊，《新青年》杂志共刊载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两百余篇，一边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边推广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功实践，有力地促进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推广。
第一，《新青年》杂志首先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必要。一方面，是马克思、恩格斯自身的社会认知局限性。《新青年》杂志在1921年刊发的《中国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以为只有英美法等国才具备建立理想社会的条件基础，不料却在制度极不完备的俄国率先实现。”另一方面，是中西方社会状况的差异性，发轫于西方的理论不一定完全适用于中国的现实情境。如存统在《新青年》第9卷第4期撰文写道：“马克思主义理论均是以产业发达的国家材料为依据的，因此它有些话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产业幼稚的国家。”[4]
第二，《新青年》杂志指出，要客观辩证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马克思主义思想发轫于西方先进生产力的社会环境。彼时中国的物质基础与经济条件难以与西方同日而语，为此，部分学者认为，中国不具备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土壤。《新青年》杂志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行性、必要性与伪马克思主义学派进行了激烈的理论论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浓厚的思想氛围与理论贡献。蔡元培在《社会主义史序》一文中对以张东荪为代表的伪马克思主义学派进行驳斥：“从表面上来看，虽然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可能有违理论原文……但这并不要紧，因为马克思主义并非是一个呆板的模型……我们只需要遵守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则与根本宗旨就是了。”《新青年》杂志主张要客观辩证地掌握及运用马克思主义，认为需要在实践活动与理论创新的循环往复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化之升华。
第三，《新青年》杂志倡导要以理论创新指导社会实践活动。这一提法主要源于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理论关系的正确认知。陈独秀在《马克思与苏维埃共产国际》一文中专门就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精准诠释：“每一个新经验会催生出新源泉，人在这源泉中又去吸取实际的理论解释。”可见，陈独秀已经认识到在实践中检验并创造理论的重要性。此外，五四运动后，《新青年》杂志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还进行了其他尝试。如试图将马克思主义放置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进而增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契合性。《新青年》杂志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即是对当时革命实践的反映，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良好的历史语境与理论起点。
三、《新青年》杂志“主义”缘何转向：社会变革与内部语境的双重演进
由于十月革命胜利后，《新青年》杂志才开始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因而，当前学术界将其“主义”转向的主要动因归于十月革命的胜利与五四运动的影响。诚然，这两个重大事件对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播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除了社会变革因素宏观而间接的影响，还有直接与具体的内部语境作用。《新青年》杂志的“主义”转向是在社会变革与内部语境双重作用下的结果。
第一，国内外一系列社会变革的影响。（1）一战后，中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游历欧洲，开始反思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诉求。尽管《新青年》杂志激进的革新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改观，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编者和作者们仍坚守其核心价值主张中的先锋性，坚持以西方文化唤醒沉睡中的中华文明。这无疑是《新青年》杂志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关键。（2）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宇宙观可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李大钊在《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中指出，十月革命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它将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3）五四运动的强烈民族主义精神，决定了中国所需要的西方思想绝非是达尔文主义式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不仅相当激烈地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而且还能够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国内外一系列变革运动为《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
第二，“民主”与“科学”奠定了《新青年》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在经历了维新变法与君主立宪的失败之后，陈独秀等认识到需要以国民伦理的觉醒来解决中国根本的政治问题。《新青年》杂志与五四时代青年进步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高度契合：社会个体要彻底冲破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秩序的桎梏，通过以个体自由到群体解放的方式实现国家层面的民主[5]。早期《新青年》杂志的重要历史贡献在于，将民主与科学共同作为评判一切价值诉求的标准，并认定只有在人权与科学并重理念指导下的社会革命，才能够“彻底打碎中国在政治、道德、学术与思想层面的枷锁”。虽然早期《新青年》杂志所主张的民主与科学仍具有浓厚的资产阶级色彩，但为十月革命胜利后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第三，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启蒙思想家打开了《新青年》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大门。以李大釗、陈独秀、陈望道为代表的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做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翻译与研究工作，成为推动《新青年》杂志“主义”转向的重要内因。李大钊通过《新青年》杂志发表了大量阐释马克思主义真理与思想价值的文章，成为《新青年》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引路人。李大钊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先后在《新青年》发表11篇文章，使《新青年》杂志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舆论阵地。陈独秀作为《新青年》杂志的缔造者，其思想倾向直接决定着《新青年》杂志的主旨导向。正是李大钊、陈独秀等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进步知识分子极力宣贯，赋予了《新青年》杂志为马克思主义鼓与呼的特殊色彩。
第四，共产国际的介入巩固了《新青年》杂志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正是在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组织援助与情报支持下，《新青年》杂志才得以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1）《新青年》第7卷6号之后，陈独秀与群益书社彻底决裂，并组建新青年社独立运营刊物。但是，迫于经费短缺与“北京同人群体”的消极供稿，《新青年》杂志一度陷入生存窘境。此时，共产国际提供的数万元经济援助解除了刊物出版的燃眉之急。陈独秀在1922年向共产国际提交的报告中指出：“自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止，整顿印刷所经费支出约一千六百元，印刷品经费支出约两千元。”[6]其中的“整顿印刷所”与“印刷品”便是指《新青年》杂志的开支。（2）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我国各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新青年》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了作者与读者基础。如中共在上海的早期组织——中共上海发起组，便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组建的，《新青年》杂志后期的诸多编辑均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员。可见，正是在共产国际的组织引领下，《新青年》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更广泛、更牢固。（3）共产国际为《新青年》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早期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的资料来源地主要为英国和日本，如我国第一部《共产党宣言》译本便是以日文版为蓝本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后，带来了《国际》《震撼世界十日记》等俄文版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成为《新青年》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的重要信息语料。可见，共产国际的物质与文化双重援助也是《新青年》杂志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支撑。
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青年》创刊伊始致力于思想启蒙，是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激进派杂志。十月革命胜利后，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新青年》杂志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缘起的重要理论依据。十月革命胜利后，《新青年》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革新。在《新青年》杂志的启示和带领下，一大批新青年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主力军。
参考文献
[1]周月峰. 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J]. 中共党史研究 ，2017（5）：28-47.
[2]罗志田. 体相和个性：以五四为标识的新文化运动再认识[J]. 近代史研究，2017（3）：43.
[3]傅正. 经“救亡”而实现的“启蒙”——以《新青年》的变化为线索[J]. 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6）：41-46.
[4]徐光寿. 陈独秀与《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J]. 青年学报，2018（1）：74-80.
[5]张立波. 叙述定向：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 现代哲学，2015（1）： 42-49.
[6]江巍. 《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缘起[J]. 池州学院学报，2014（1）：26-30.
【关 键 词】《新青年》；“主义”；转向；十月革命
【作者单位】王兰娟，厦门工学院。
【基金项目】2018年福建省中青年思想政治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项目（JZ180138）。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18.015
《新青年》杂志作为我国20世纪早期最具文化影响力与政治感染力的杂志，对民主启蒙运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均具有促进作用。自1915年9月创刊至1926年7月終刊，《新青年》杂志始终坚守推动文化革新与社会革命之初衷，不仅生动地展现了近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轨迹，而且加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与大众化的历史进程[1]。《新青年》杂志作为五四时期无数爱国青年知识分子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精神食粮，是研究我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动因的重要文献档案。《新青年》杂志创刊伊始致力于宣传思想启蒙，是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激进派杂志。十月革命胜利后，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新青年》杂志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本文对《新青年》杂志的“主义”转向进行研究，试图厘清《新青年》杂志“主义”转向的历史缘起与意义，探窥《新青年》杂志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者间的必然关联。
一、十月革命胜利前的《新青年》：西方思潮影响下的激进主义杂志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易名为《新青年》），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青年》杂志从创刊伊始，便向中国封建文化轴心（儒家思想）发起了攻击。十月革命胜利前的《新青年》杂志通过批判儒学的纲常伦理、价值结构与观念取向，以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为读者对象，以西方近代先进文明为学习标杆，以思想启蒙与社会革命为传播内容，号召确立与民主共和体制相适配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与伦理秩序，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办刊理念。《新青年》杂志的诞生不仅是社会变迁的客观需要，还吹响了近代激进思潮影响下面向伦理、文学与社会的整体性革命号角[2]。
第一，伦理革命是早期《新青年》杂志的核心主旨。十月革命胜利前，《新青年》杂志对中国传统宗法制度与道德伦理秩序的劣根性进行了揭露与鞭笞，认为必须革新国民伦理觉悟，其先锋性毋庸置疑。然而，在西方激进思潮影响下，此时《新青年》杂志所倡导的伦理革命暴露了激进思想的困境与局限。一方面，价值诉求与伦理秩序建构之间存在冲突。早期《新青年》杂志深刻批判了国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与腐朽文化，其坚持“重估一切价值”的革命原则虽然为改良个人道德境遇提供确当的依持，但“重估一切价值”，将孔学、道教视为亡国灭种之祸害根源，过于偏激，也不符合国情，因而，其价值诉求难以起到重构社会秩序的伦理效力。另一方面，理性至上势必导致人文缺失。早期《新青年》杂志倡导全盘采用西方启蒙思想来促进中国伦理范式的转换。“理性至上”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众在价值取向与文化认同上的危机，但全盘西化的代价是中华文化伦理断层。将中国文化伦理置于文明的对立面，显然是矫枉过正。
第二，文学革命是早期《新青年》杂志的文化主张。早期《新青年》杂志主张从形式到内容对封建文学进行彻底扬弃，将以白话文为代表的新文学作为政治改良与社会革命的重要载体，提出以“国民文学抒情主义”与“文学体例写实主义”来推进文学革命[3]。然而，将“革命”一词用于文学或文化，本身就是偏激的，甚至还有钱玄同要“废除汉字”的极端提议，似乎不采用矫枉过正的激进主张就难以取得成效。陈独秀也有言：“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加之部分极左派青年知识分子利用其激进口号，鼓吹颠覆式的文学革命，这些都导致了五四运动后期的教育与文学缺乏传统文化的继承。
第三，社会革命是早期《新青年》杂志的实践趋向。早期《新青年》杂志运用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学说，激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劣根性，倡导全盘采用西方社会制度来促进中国社会嬗变，并对中国民间极端迷信的封建礼教与陈旧思想进行严厉的抨击，敲响了近代中国新一轮社会革命的战鼓。然而，在一战结束、十月革命胜利之前，受激进思潮影响的《新青年》杂志的作者和编者们，一致认为只有西方理论与实践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不二之选。陈独秀在《东西方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将西方文明视为世界最为先进的文化样态与制度主张；李大钊在《新的！旧的！》中对体现的新与旧、中与西的好恶一目了然。事实上，盲目的崇洋与过于激进的社会变革主张，并不符合中国国情，早期《新青年》杂志倡导的社会革命实践理论，依据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实践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在中国不具可行性，因此，其所提倡的社会革命不能对中国社会进行彻底改造。
二、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杂志
十月革命胜利后，1918年10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第5卷第5期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自此开始，《新青年》杂志的办刊主旨逐渐从宣传激进民主主义向宣传马克思主义转变。据统计，自第5卷第5期至1926年休刊，《新青年》杂志共刊载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两百余篇，一边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边推广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功实践，有力地促进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推广。
第一，《新青年》杂志首先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必要。一方面，是马克思、恩格斯自身的社会认知局限性。《新青年》杂志在1921年刊发的《中国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以为只有英美法等国才具备建立理想社会的条件基础，不料却在制度极不完备的俄国率先实现。”另一方面，是中西方社会状况的差异性，发轫于西方的理论不一定完全适用于中国的现实情境。如存统在《新青年》第9卷第4期撰文写道：“马克思主义理论均是以产业发达的国家材料为依据的，因此它有些话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产业幼稚的国家。”[4]
第二，《新青年》杂志指出，要客观辩证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马克思主义思想发轫于西方先进生产力的社会环境。彼时中国的物质基础与经济条件难以与西方同日而语，为此，部分学者认为，中国不具备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土壤。《新青年》杂志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行性、必要性与伪马克思主义学派进行了激烈的理论论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浓厚的思想氛围与理论贡献。蔡元培在《社会主义史序》一文中对以张东荪为代表的伪马克思主义学派进行驳斥：“从表面上来看，虽然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可能有违理论原文……但这并不要紧，因为马克思主义并非是一个呆板的模型……我们只需要遵守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则与根本宗旨就是了。”《新青年》杂志主张要客观辩证地掌握及运用马克思主义，认为需要在实践活动与理论创新的循环往复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化之升华。
第三，《新青年》杂志倡导要以理论创新指导社会实践活动。这一提法主要源于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理论关系的正确认知。陈独秀在《马克思与苏维埃共产国际》一文中专门就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精准诠释：“每一个新经验会催生出新源泉，人在这源泉中又去吸取实际的理论解释。”可见，陈独秀已经认识到在实践中检验并创造理论的重要性。此外，五四运动后，《新青年》杂志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还进行了其他尝试。如试图将马克思主义放置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进而增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契合性。《新青年》杂志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即是对当时革命实践的反映，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良好的历史语境与理论起点。
三、《新青年》杂志“主义”缘何转向：社会变革与内部语境的双重演进
由于十月革命胜利后，《新青年》杂志才开始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因而，当前学术界将其“主义”转向的主要动因归于十月革命的胜利与五四运动的影响。诚然，这两个重大事件对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播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除了社会变革因素宏观而间接的影响，还有直接与具体的内部语境作用。《新青年》杂志的“主义”转向是在社会变革与内部语境双重作用下的结果。
第一，国内外一系列社会变革的影响。（1）一战后，中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游历欧洲，开始反思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诉求。尽管《新青年》杂志激进的革新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改观，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编者和作者们仍坚守其核心价值主张中的先锋性，坚持以西方文化唤醒沉睡中的中华文明。这无疑是《新青年》杂志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关键。（2）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宇宙观可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李大钊在《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中指出，十月革命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它将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3）五四运动的强烈民族主义精神，决定了中国所需要的西方思想绝非是达尔文主义式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不仅相当激烈地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而且还能够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国内外一系列变革运动为《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
第二，“民主”与“科学”奠定了《新青年》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在经历了维新变法与君主立宪的失败之后，陈独秀等认识到需要以国民伦理的觉醒来解决中国根本的政治问题。《新青年》杂志与五四时代青年进步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高度契合：社会个体要彻底冲破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秩序的桎梏，通过以个体自由到群体解放的方式实现国家层面的民主[5]。早期《新青年》杂志的重要历史贡献在于，将民主与科学共同作为评判一切价值诉求的标准，并认定只有在人权与科学并重理念指导下的社会革命，才能够“彻底打碎中国在政治、道德、学术与思想层面的枷锁”。虽然早期《新青年》杂志所主张的民主与科学仍具有浓厚的资产阶级色彩，但为十月革命胜利后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第三，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启蒙思想家打开了《新青年》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大门。以李大釗、陈独秀、陈望道为代表的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做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翻译与研究工作，成为推动《新青年》杂志“主义”转向的重要内因。李大钊通过《新青年》杂志发表了大量阐释马克思主义真理与思想价值的文章，成为《新青年》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引路人。李大钊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先后在《新青年》发表11篇文章，使《新青年》杂志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舆论阵地。陈独秀作为《新青年》杂志的缔造者，其思想倾向直接决定着《新青年》杂志的主旨导向。正是李大钊、陈独秀等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进步知识分子极力宣贯，赋予了《新青年》杂志为马克思主义鼓与呼的特殊色彩。
第四，共产国际的介入巩固了《新青年》杂志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正是在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组织援助与情报支持下，《新青年》杂志才得以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1）《新青年》第7卷6号之后，陈独秀与群益书社彻底决裂，并组建新青年社独立运营刊物。但是，迫于经费短缺与“北京同人群体”的消极供稿，《新青年》杂志一度陷入生存窘境。此时，共产国际提供的数万元经济援助解除了刊物出版的燃眉之急。陈独秀在1922年向共产国际提交的报告中指出：“自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止，整顿印刷所经费支出约一千六百元，印刷品经费支出约两千元。”[6]其中的“整顿印刷所”与“印刷品”便是指《新青年》杂志的开支。（2）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我国各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新青年》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了作者与读者基础。如中共在上海的早期组织——中共上海发起组，便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组建的，《新青年》杂志后期的诸多编辑均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员。可见，正是在共产国际的组织引领下，《新青年》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更广泛、更牢固。（3）共产国际为《新青年》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早期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的资料来源地主要为英国和日本，如我国第一部《共产党宣言》译本便是以日文版为蓝本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后，带来了《国际》《震撼世界十日记》等俄文版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成为《新青年》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的重要信息语料。可见，共产国际的物质与文化双重援助也是《新青年》杂志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支撑。
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青年》创刊伊始致力于思想启蒙，是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激进派杂志。十月革命胜利后，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新青年》杂志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缘起的重要理论依据。十月革命胜利后，《新青年》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革新。在《新青年》杂志的启示和带领下，一大批新青年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主力军。
参考文献
[1]周月峰. 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J]. 中共党史研究 ，2017（5）：28-47.
[2]罗志田. 体相和个性：以五四为标识的新文化运动再认识[J]. 近代史研究，2017（3）：43.
[3]傅正. 经“救亡”而实现的“启蒙”——以《新青年》的变化为线索[J]. 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6）：41-46.
[4]徐光寿. 陈独秀与《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J]. 青年学报，2018（1）：74-80.
[5]张立波. 叙述定向：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 现代哲学，2015（1）： 42-49.
[6]江巍. 《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缘起[J]. 池州学院学报，2014（1）：2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