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偶然和必然之间：麦家作品缘何走红全球
沈利娜
在麦家红遍全球之时，如何将奇迹转变成制度和规则，如何借力和参与海外出版社的商业营销活动，把更多的中国作家推向海外，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新课题。
麦家作品十几年来在海外默默无闻，却出人意料地在2014年全球飚红，并引发了全球读者关注的“麦家现象”。“麦家现象”的出现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这次中国主旋律作品席卷西方大众市场，能给中国出版“走出去”带来什么样的思考呢？
偶然和必然的“解密”
2010年的夏天，米欧敏看完上海世博会后，准备坐上返程的航班，由于天气原因航班延误，滞留机场的米欧敏在机场书店闲逛时，一眼相中了麦家的《解密》，故事就此拉开序幕。米欧敏的爷爷曾经是英国的一名谍报工作者，看到《解密》的瞬间，米欧敏就想到了酷爱谍战小说的爷爷，精通汉语的她决定将小说翻译成英语给爷爷阅读。也许剥离了功利性，本着本心去做事情，任何事情都将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一次偶然的机会，米欧敏将她翻译麦家《解密》一书给爷爷看的事情告诉了英国著名汉学家蓝诗玲，而蓝诗玲转而又将英译版《解密》推荐给了英国企鹅出版公司。随后，《解密》被美国FSG出版公司签下美国版权，继而西班牙语、俄语、法语等24种语种版权陆续出售。距离麦家将自己作品的海外版权交给台湾的版权公司已经过去数年，麦家本人都未曾想过《解密》等书的海外版权能够如此顺利地被售出。
这个海外版权输出的故事带着几分欧式的浪漫色彩，如果说米欧敏是帮助麦家开启世界大门的钥匙，那么海外读者和媒体就是促进麦家的谍战之风吹向世界的各个角落的润滑剂。在《解密》英文版上市后，它创造了中国作家在海外销售的最好成绩。上市当天，《解密》即创造中国文学作品海外排名最好成绩：英国亚马逊综合排名第385位；美国亚马逊综合排名第473位，列世界文学图书榜第22位。这样的成绩在中国作家身上从未发生过，除了惊人的市场表现，海外各大媒体的关注度也前所未有。《解密》英文版推出后，受到全球媒体集体追捧，美国的《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纽约客》《出版人周刊》，英国的BBC电台，《每日电讯报》《卫报》《泰晤士报》《金融时报》《独立报》等40多家西方主流媒体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报刊记者更是专程从美国赶赴杭州对麦家进行采访。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在一个月内连续三次报道麦家；《纽约时报》说：“麦家在作品中所描述的秘密世界，不仅是关于中国的，也是关于世界的”；英国《经济学人》周刊更是在封面直接指出《解密》是“一部伟大的中文小说”。
2014年6月，麦家《解密》的西班牙语版在西班牙上市，首印3万册，12.5%的版税，18条公交线路连续40天的广告投放，十几家媒体同时追捧，这些都足以说明西班牙出版方对麦家的重视。结束西班牙的活动后，麦家又启程去了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带着《解密》西班牙语版与拉美读者见面。在著名的世界最美书店之一的阿根廷雅典人书店文学类作品排行榜上，《解密》排名第一；综合图书总销售榜单上，《解密》也攀升到了第二位，并在短短几天销售了上千册。对麦家来说，这是自己的作品得到世界读者肯定的幸事，然而对中国文学和中国出版界来说却并非值得庆幸的事情。我们不止一次地在问自己，如果没有世博会，没有米欧敏，没有航班延误，那中国出版和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这一段佳话是否就要重写了呢？面对麦家现象，笔者通过解密麦家现象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总结中国文学和中国出版“走出去”的20年历程。
偶然之中的必然
麦家现象是中国核心价值观和西方畅销图书市场的高度融合的体现。西方主流媒体几乎倾尽全力追捧中国的主旋律作家，让中国纯文学作家成为欧美出版界的“新宠”。麦家的小说被称为“新智力小说”的同时，也被认为是对红色经典的延续之作。麦家的谍战密码小说的背景总是关于国家民族命运的，而主人公为了国家利益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麦家的小说确实与红色经典在主题上有着一致性。但是，麦家的作品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有着不一样的地方，麦家在国家利益与个体自由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将民族利益隐藏在个体的努力和奋斗之中，脱去了政治的外衣，让读者看不到作品的直接政治指向，但这件外衣仍然存在，读者在阅读作品时，根本无法回避作品所设置的政治背景，将政治性置于有和没有之间，但正义和真理永远贯穿作品，这就是麦家的小说为什么总能同时具备文学性与消费性的原因之一。麦家小说之所以能够受到西方世界的一片好评是有迹可循的，也是有其必然性的，笔者认为有三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将故事沉重的政治因素剥除，讲述个体追求的故事。麦家在处理这个国家利益与个人自由的问题上同样表现出高超的写作技巧，他首先将主人公抛入时代背景之下，然而又将他们从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中抽离出来，如在《解密》中将容金珍放置到了封闭的701部队，使其受到最为周密的保护，连外面轰轰烈烈的“文革”斗争的硝烟也没能渗透进这里；在《风声》中将诸多嫌疑人关进“裘庄”，这些封闭的小环境马上与大时代有了巨大的鸿沟，这些小人物也就从历史中被剥离了出来了，他们要进行的是一场智力的角斗。对于容金珍、顾晓梦而言，指引他们这么做的最为关键的并不是对国家民族事业的考虑，而更多的是对自我的挑战、是无奈被迫的选择。李宁玉与顾晓梦分别代表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利益，但是最终能够互助并不是建立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之上，而是李宁玉胁迫顾晓梦的结果。容金珍更加是一个没有政治立场的人，他加入701并不是自主行为，而是一种被选中的命运。而破解密码对他而言，更多的是对另一个天才发起的挑战，他只要战胜了另一个天才，也就战胜了自己。这就是麦家的高明之处，谍战小说既然无法摆脱与政治的关系，那么麦家就再创造一个密闭环境，将故事简单化为一场智力的较量。一旦将政治的东西剔除了，小说就具有了普世价值，把民族大义和国家责任隐涵起来，作为一种深层的结构，而故事则在贴身的伦理和道德层面展开，这也是麦家的小说能够走向世界的原因之一。
第二，塑造有缺陷同时具有个体意识的人物形象，符合西方文化对英雄人物的认知。十七年文学热衷于对“高大全”英雄人物的塑造，这些英雄们都是具有神性光辉的，他们身上被作者精心地赋予各种最为美好的品质。西方的文学传统似乎并没有这样的爱好，作为西方文学起源的古希腊文学，即便是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也是都有各自可爱的缺陷的，他们会妒忌，会不顾全大局，会计较个人得失，也正是因为这些缺陷幻化出无数美妙的故事。麦家笔下的人物也契合西方文学的这一传统，他写天才并非将天才简单化为万能的神，《解密》中的容金珍既是一个具有绝对高智商的天才，同时又是一个生活白痴，一个无法应付复杂社会的人。这样的人物，即便在西方的肥皂剧中都随处可见，《六人行》中的罗斯、《生活大爆炸》的夏尔顿都是这类人的代表，可见西方文化中有这样一种文化认知，容金珍的人物塑造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由此塑造了一系列麦家笔下的真人而不是真神。缺陷拉近了读者与英雄人物之间的距离，如果作家只专注于人物缺陷来创作，那么文学也就失去了意义。我们在看到容金珍等人的缺陷的同时，更多的是被一种精神感染，麦家说从事密码工作不可缺少的是“信仰”，麦家赋予了他笔下的人物以“信仰”，但是“信仰”却不可简单粗暴地理解为某种政治信仰，这样做的话读者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兴趣了。在这里，麦家更多地将“信仰”幻化为一种品质，一种精神，一种追求。容金珍执着于解开密码，他更多地将这项工作当作一种研究，一种跟他的老师之间的智力较量，天才与天才之间的较劲，他的信仰可以说带上了科学研究的意味；关在“裘庄”中的李宁玉面对的是与肥源、王秋田，甚至顾晓梦的较量，较量的是谁的心理素质更好，谁的逻辑更为严密，谁的胆识更过人。在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中，李宁玉的唯一信念或者游戏目标只有一个，即将信息传递出去，而肥源的目标则是抓到老鬼，阻断信息的外传，小说的矛盾焦点变成了一种游戏。
第三，打开了后现代文学之门。拉美文学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最深，马尔克斯、略萨、博尔赫斯等人堪称中国当代作家的精神导师，麦家更是对博尔赫斯推崇至极。麦家自认为看了博尔赫斯笔下的人物，才发现纯文学也可以写盗贼、写间谍，他从来不愿意将自己归为类型写作的作者，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严肃的文学作家。《解密》的开头会让人以为他要讲述的是和《百年孤独》一样的家族故事，魔幻现实主义在这里显露了出来，当然单纯的模仿是一种拙劣的技巧，麦家并没有止于此。在《解密》中，众多人物的回忆构成了容金珍的人生轨迹，但是人物本身却从未发声，甚至连他的心理描写都从未出现，麦家最后留给读者的是容金珍日记本的片段，这是容金珍唯一的“真实”。但是不同的人又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了容金珍，在结构容金珍人生故事的同时，不同人物的理解同时又在解构着他的人生，塑造与毁坏同时进行。《风声》更是具有后现代的意味，在读者顺利读完一个故事之后，顾晓梦的出现却对前面完整严密的故事给予了无情的毁灭，她的叙述构成了故事的另一个“真相”，麦家做到了自我的解构，给小说留下了多元解读的可能，同时也说明了历史的真实是不可能再现的。后现代的元小说的元素在麦家的小说中也同时出现，元小说即故事包含多层故事，前一个故事就是后一个故事的元故事，而后者往往是对前者的解构。无论是《解密》，还是《风声》，麦家对历史的解读、对人物的描写都采取了一种开放的态度，他让主人公缺席，在他人的述说中解构他们的人生，不同人物的叙述使人物的形象具有更多元的角度，同时也形成了自我矛盾，永远无法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后现代反对的就是传统的宏大叙事，反对一元的解读，主张多元的共存，而麦家的小说正是这种努力的再现。
从内容到文体，《解密》等作品与传统的西方文学并没有太多隔阂，这也为西方读者的接受奠定了基础。这也是麦家小说被西方接受的必然性。
出版“走出去”的后麦家时代
在麦家红遍全球之时，如何将奇迹转变成制度和规则，如何借力和参与海外出版社的商业营销活动，把更多的中国作家推向海外，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新课题。
中国作家和中国出版的海外推广往往存在两张皮的问题，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海外对某个中国作者感兴趣了，买了版权，花很多钱去推广，甚至国内出版社都不知道。例如余华、莫言、麦家都是这样的例子，国内的各类推广资助计划在这些知名作家面前似乎很无奈，所谓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更有甚者，那些不是借助体制而自行“走出去”的中国作家，往往在作品内容上存在诸多非议。不说余华，莫言直到2012年才终于踏入茅盾文学奖的门槛，而获得第一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余华，至今仍然与茅盾文学奖无缘。《甄嬛传》红遍海内外，但仍然被戴着宫斗的“黑五类”帽子。还有很多不断“走出去”的作家在国内默默无闻，也值得我们加深对中外文化交流两张皮的思考。因此，很多中国作家的海外推广往往由境外出版单位一手操办，国内出版单位不知如何援手，甚至一脸茫然。麦家现象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后麦家时代，中国出版如何“走出去”，又成为一个问题。国内外的出版单位合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一个中国作家，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策划的麦家作品的全球推广计划可能成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一个创新。从2014年6月开始，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和浙江省作家协会将在一年时间内，依托海外出版麦家作品的出版社，在麦家作品出版的英国、美国、西班牙、德国、法国等十多个国家进行巡回推广，麦家将亲赴海外参加各种文学沙龙、文学之夜、媒体和读者见面会等。目前，中国图书的对外推广基本上局限于翻译费资助，并在一些国际书展上做一些常规的签约、发布等活动，还没有为一个作家进行过在时间，地理上大跨度，并投入巨资的系列推广活动。这个全球推广计划除从人力物力上支持海外出版社共同推广麦家作品外，还将肩负着两项主要的使命。
一是告诉海外读者《解密》是什么样的作品。通过中外联合推广，尽力正确解读宣扬麦家作品本身包含的中国文化核心价值和各种中国文化元素，比如具有中国特色的英雄主义、国际主义，中国人的善良、刻苦、奉献，等等，都在麦家作品中有充分的体现。麦家一直在塑造新英雄的形象，他们为国家利益付出了包括生命在内的许多难能可贵的东西。在这个不相信英雄的年代，他通过自己的创作，使无名谍战英雄的丰满形象深入人心。麦家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把凭借意志力克服人类弱点和局限的超凡脱俗的中国英雄形象传递给世界，告诉世界一个完整的中国，这是作品真正的价值内涵。麦家的作品更多地将“信仰”幻化为一种品质，一种精神，一种追求，这造就了麦家作品的普世价值和跨界传播力。
二是纠正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误解。虽然目前境外媒体都肯定了《解密》的文化价值和文学特色，但还是有一些媒体的宣传突出谍战主题和商业属性，这就导致西方读者会对作品产生理解上的偏误。《纽约时报》就提到：“斯诺登新闻事件发生后，美国情报部门对全世界大规模实施监视、侦听这一耸人听闻的事件公之于众后，人们对麦家的作品顿时又有了新的认识和感受，其现实意义不容置疑。”《解密》从商业上来说，确实借势了斯诺登事件的影响，但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从一些已经发表的境外书评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西方读者和媒体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接受习惯：比如突出作家的家庭成分，不幸的童年，地主、基督徒和右派概念，小说的政治背景，借助密码破译的神秘突出东方文化中的灵异，等等。这些情况都在理解上存在很大的偏差。在向世界推广麦家的同时，能够准确和及时地传达我们的表述，这也是中国出版界的责任。
后麦家时代给我们的诸多启示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如何重视优秀译者的培养。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搭建更多桥梁和平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葛浩文、陈安娜等海外翻译家的翻译工作是分不开的。麦家的作品能够在海外走红，与译者米欧敏在上海机场书店的偶遇《解密》有关。译者特别是海外众多汉学家，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媒介。他们不但是称职的翻译，更是书稿最有力的推荐者，海外出版社引进翻译图书，往往都会找汉学家审读。鉴于海外译者资源的重要作用，建立海外汉学家和译者数据库，搭建中外作家和译者的交流平台，经常性开展各种交流培训活动变得非常重要而且紧迫。英国企鹅出版公司于2009年开始，连续三年在中国举办中英文学翻译培训班，并投入大量资金，邀请海外一流翻译家和中外作家汇聚一堂，交流中英翻译经验，培训年轻翻译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麦家作品的全球推广计划，与海外出版机构和汉学家、翻译家的零距离接触交流，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中国图书“走出去”的平台建设工程。
（作者单位：浙江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