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学术之路

    高靖

    学术语言基本上没有国界，特别是科技语言，基本上就是世界语言，很少有文化障碍。阅读学术著作的大多数人是研究人员，翻译以“信”为主，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内容的准确而不讲究形式优美，对语言有较大的宽容度。

    中国出版“走出去”日益提升到国家的文化战略，各级政府投入越来越多的力量推动图书实物出口、版权和资本“走出去”。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中外版权贸易的逆差已从10年前的15∶1缩小到2∶1。

    但是，这些年来，也不断听到各种关于“走出去”的“画外音”：到了境外书店，仍旧很少看到中国“走出去”的图书；检索海外图书馆馆藏，由中国翻译出去的图书仍然不多；版权输出整体数量上升，但对应比较欧美发达国家，版权逆差仍然不小。一些疑问也自然产生：统计数据有没有水分，版权输出的合同实现率究竟有多少，等等。也有人在作一些务实的思考，比如中国图书“走出去”究竟靠哪个门类，走哪条线路，是大众图书，还是学术专著，哪个类别的图书真正有效地提升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事实上，有很多理由可以认为，学术图书“走出去”有必要引起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一、学术出版成为“走出去”中坚的理由

    从近十多年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格局看，学术图书“走出去”至少从理念上并没有成为重点，出版界热捧的还是文学作品、文化普及类图书，诸如莫言的作品、《狼图腾》和《论语心得》等，赞誉之声不绝于耳。对这些图书在海外影响力的热捧，也许就形成了我们对大众图书“走出去”一些过于乐观的期望。对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认识是否存在一个误区：以为大众图书也可以像国内那样热销，学术专著也如同国内一般，只是小众和花瓶。实际上，这些年学术著作日益成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中坚力量，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1. 政府对学术著作“走出去”的扶持导向

    目前出版“走出去”的政府资助评审最看重两点：一是外方出版社的品牌，二是作品的学术含量。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工程、中华学术外译工程等三个国内主要的政府出版“走出去”扶持项目，都日益倾向于支持学术著作，其中中华学术外译工程百分之百扶持社科学术著作，补贴标准千字千元，力度巨大。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工程和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对学术著作的偏重也非常明显。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从2014年还开始了对科技类学术专著的扶持。

    在政府大力资助下，中国的学术著作近年来与众多的世界知名出版社深度合作，并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发展。与大众类图书相比，学术著作的合作出版社级别明显提升。斯普林格、爱斯维尔、剑桥、圣智等，都是知名的跨国出版集团，图书完全进入全球主流发行渠道。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与国内几十家学术出版社合作出版英文学术专著，包括科技类和社科类学术专著，无不代表国际上这一领域的学术前沿，借助施普林格的全球发行渠道和电子书平台SpringerLink，进入主流书店和图书馆。而且出版的品种规模很大，仅斯普林格出版社与浙江大学出版社合作的“中国科技进步丛书”规模就达近百种。斯普林格出版社与社科文献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梦想”学术系列，规模达50多种，得到国家文化专项资金上千万元的扶持。

    与此同时，国内出版资本“走出去”的第一大案例——人民卫生出版社收购加拿大BC戴克出版公司全部医学图书资产，也是科技类的项目。这说明从科技类开始走进欧美出版圈，也许更能实现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软着陆，就如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以医学保健和农业技术图书开始走进非洲一样。

    2. 大众图书“走出去”面临的困难

    大众图书“走出去”的困难反衬学术图书“走出去”的优势。在学术著作不断进入欧美主流渠道的背景下，大众图书的“走出去”，特别是走向欧美主流市场，往往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对大众图书进入海外图书市场的影响仍然很大。与学术图书不同，进入海外商业图书市场的文学类、生活类、大众文化类、儿童类图书的翻译关比想象中更难以通过。大众图书面向大众，中国人的翻译一般很难让境外出版社满意，既懂中国文化又精通汉语的外国人却太少。中国人翻译、外国人润色的模式似乎合理，但很多外国校译者抱怨还不如重译省事。特别是文学作品和儿童读物，要保证质量，非得母语为译入国的外国人翻译不可。但这类翻译人才严重缺乏。前美国文学翻译家协会主席陶忘机（John balcom）教授认为，文学翻译在美国仅占3%的市场份额，而中国文学英译作品大约是每年出一本。被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葛浩文甚至认为，目前英语世界致力于中国文学翻译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本人，翻译中国小说，另一个是陶忘机，翻译中国诗歌。像麦家作品《解密》译者米欧敏，也只是在一个偶然的时间客串了一回翻译，一开始甚至并非为了出版。因此，中国文学作品想像我们引进的外国文学作品一样在海外铺满排行榜，是非常不现实的。

    同时，中国大众图书的表述方式和语言习惯也与海外差距较大，直接翻译大众图书而不加调整的做法被证明大多行不通。葛浩文翻译莫言的作品时，对作品做了很多针对性的改动。而学术语言基本上没有国界，特别是科技语言，基本上就是世界语言，很少有文化障碍。阅读学术著作的大多数人是研究人员，翻译以“信”为主，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内容的准确而不讲究形式优美，对语言有较大的宽容度。

    从海外的市场和图书馆收藏的中国主题图书构成来看，直接译自中国的作品屈指可数。据前几年的一个检索，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中国主题图书竟多达5000多种，但大部分是西方作者写的，直接由中国翻译过去的不足百种。由于翻译的问题，以及中国作者不能直接用英语到海外做宣传等原因，一些国内一流的作家作品销售在西方往往不如欧美二流华人作家。甚至与大陆血肉相连的台湾，大众类图书也是自给自足，诚品几十万种大众图书，基本上都是台湾本土作品，只有学术著作较多从大陆进口。台湾与大陆的文化表述习惯都已经存在差异，一衣带水都不能相融，更何况国外。

    中国大众图书，特别是文学作品“走出去”的困难还在于没有好的作品。读者对当代文学的病诟众所周知，因此，当代文学作品输出和引进的逆差，责任并不全在出版界。甚至像莫言、余华这样“走出去”的大户，评论也不是一边倒，不少人，包括海外汉学家质疑他们的一些作品迎合了海外读者对中国丑恶、落后、涂黑的偏好的倾向。莫言到2012年才被评上茅奖，而余华至今与茅奖无缘，曾引起业内外对评委会的一片口水。我们可以质疑茅奖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批评体制对文学评奖的左右，但茅盾文学奖毕竟有几十名中国最优秀的评论家和作家，他们的评价不能说一无是处，毫无水平。还有更多人则在设问，我们究竟有多少当代作品可以像《百年孤独》一样征服全世界读者的心。

    我们自己的图书出不去，而外国人写的中国题材图书很多不能准确地反映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变化，数据老化，案例片面的现象非常普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简单地责难人家，更要问问自己，我们给国外提供了多少可以让海外读者接受和喜欢的图书。渠道是一方面，内容更是一方面。我们还是更加愿意相信好酒不怕巷子深的道理。经典的东西总有一天会“走出去”，比如麦家。

    3. 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天时地利

    中国学术在国际上的地位是中国学术图书“走出去“的基本保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表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特别是科技研发投入在快速地增长，我国涌现出大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成果，已经具备了繁荣学术出版、推动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良好条件和经济基础。

    目前中国已成为学术出版大国，在出版物品种和数量上处于优势地位。国家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研发，由此产生大量的科研成果。据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2013年发布的数据，2003年至2013年9月，我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科技论文11430万篇，排在世界第2位；论文共被引用709万次，排世界第5位。

    中国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我国学术出版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除了用于科研的基金，近些年，国家还投入大量资金直接用于支持学术出版，例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出版基金、创新工程出版经费等。

    海外对中国学术著作的关注也前所未有。学术出版是公认的最稳定的、利润率最高的产业部门，是世界各大出版商竞争最激烈的板块。爱斯维尔和斯普林格都是靠学术赚钱，利润率将近40%，简直就是暴利行业。面对中国日益丰厚的学术资源，欧美知名出版公司，如德国Springer、De Gruyter、英国Elsevier、Routledge等，纷纷在中国设立编辑部门进行组稿，清一色都是学术部门。例如在中国设立编辑部门最久、收益最大的德国Springer出版社目前在中国已有编辑几十人，且学科分类齐全，作者资源强大。目前中国许多知名作者已直接与这些国际出版机构签约进行全球出版和发行，而这些“走出去”项目往往还不在我们的官方统计口径之内。除了政府资助的因素，这些学术著作“走出去”也有着完善的商业模式，有较强的自我造血功能。如学术图书的定价都很高，一般定价都在近百欧元，甚至一百多欧元，只要销售几百本就有利润。只要内容合适，并提供合格的英文译稿，一般都可以签约。世界最大的科技出版商之一——英国Elsevier出版集团科技图书高级副总裁汤米·多伊尔曾透露，在Elsevier的全球市场中，预计到2020年，中国市场将成为其全球学术出版市场的第一位。学术专著的全球出版也已经率先建立了成熟的数字模式。

    全世界都在关注和研究中国，使研究中国的学术著作日益受到欢迎。越专业越好，社科类图书甚至不讲究时效，压箱底的也没有关系，这是海外出版社对中国学术图书需求的一种表述。近年来，社科学术外译一直在不断地增长，剑桥的《中华文明史》《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圣智的《宏观经济学》，麦格劳希尔的《中国经验丛书》，都是引进中国版权。

    不过，学术图书“走出去”也存在着“木桶的短边”。虽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高水平论文在世界排位中仅居第十三名，国内高水平的论文95%以上投到国外。国内出版社手中掌握的高水平学术著作版权并不是很多。因此，中国学术出版如果先做好国内文章，支持更多的优秀学术著作在国内出版，“走出去”才不会成为无米之炊。

    4. 海外图书馆对中国学术图书的青睐

    《中国图书世界馆藏影响力报告》是关于中国图书在海外馆藏的一个统计数据报告。《2013中国图书世界馆藏影响力报告》通过对中国大陆581家出版社出版的中文图书监测数据发现：中国出版的中文图书进入全球30家以上图书馆的品种数量为18010种。数据显示，中国共有34家出版社100种以上图书进入全球30家以上图书馆，合计品种为10817种。其中，排名第一位的是中华书局，有1568种，第二位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有892种，第三位到第十位依次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文物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从以上排名不难看出，世界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图书中，中国的学术专著占有重要地位，前十名的出版社中，一半以上是专业的学术出版机构，其次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具有不可本土化的特质，外国人必须原文引进。而大众阅读类图书基本上本土化，图书馆很少收藏中国出版的图书。学术无国界，中国学者的学术思想成果正通过国外机构自发的接纳来影响高端的读者人群，从而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二、中国学术图书“走出去”的展望

    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天时地利，方兴未艾，我们对它的发展前景充满希望。这也是从数字时代世界出版大格局和中国综合国力发展的前景中得出的结论。

    1.学术图书是未来中国传统出版的最后阵地

    根据国内图书结构分析，在每年的新闻出版统计中，学术图书出版是增长最快的门类，近年来中国图书品种的增长，主要来自专业出版。在教育、大众和专业三大出版板块中，教育出版基本稳定，大众出版飘忽不定，只有专业出版充满活力和希望。未来传统出版业大众图书将逐步让位于新媒体，包括网络和影视，教育出版也会逐步进入网络和多媒体时代，传统的教材板块终将受到颠覆。未来世界出版或许只有学术著作还会以文字的形式存在。学术出版也许会成为未来的中国传统出版的诺亚方舟。

    2. 学术出版与数字技术的结合成为最佳模式

    学术出版是整个出版链条中与数字出版结合最紧密的出版种类。多家国际知名出版社已宣称其数字出版的收益已超过传统出版。据法兰克福书展内容与技术大会统计，2013年的数字版权交易超过了之前5年的总和。知名学术出版机构Wiley出版公司的CEO史蒂芬·史密斯介绍：2013年其在全球获得的利润中，来自数字产品和服务的收入已经超过了50%。数字出版能够创造更高的价值，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学术著作的传统印刷出版虽然仍旧有盈利，但变得越来越艰难，虽然现阶段还不可能完全数字化，但Wiley的最终目标是要做到完全的数字化，就像许多IT公司一样，他们不仅仅提供内容，还将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也就是说，提供技术服务。从内容到技术服务，这就是Wiley出版公司的发展规划，也代表着学术出版业未来的一种发展方向。各大国际知名学术出版机构都拥有国际化的数字平台，为作者和读者提供技术和内容支持诸如Science Direct、SpringerLink等。数字出版支撑了学术著作多品种、小印数的发展模式。学术出版代表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新模式，也预示着在数字化的模式下，学术图书“走出去”存在着巨大的空间，在未来几年，学术图书通过数字化，将在中国图书“走出去”的进程中担当着先锋。相比学术出版，大众出版数字化在阅读习惯、读者分层、版权保护、硬件配合等方面还存在着复杂的过渡期，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

    3.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期待

    知名学者胡鞍钢曾表达：中国经济的信心来源于天时、地利和人和。中国很快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学术也会占据世界学术更重要的地位。未来的十余年，仍然是中国快速发展和进步的黄金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必将会带动学术的繁荣，这个黄金十年得益最多的将是学术出版，特别是科技出版。中国大飞机八字还没有一撇，爱斯维尔出版社就从上海交通大学引进了中国“大飞机出版工程”等5种学术专著的英文版权，这可以很有意思地说明海外对中国前沿科技学术的关注和重视。在现有国情下，文化和艺术的繁荣仍然受体制的左右，但学术研究，尤其是经济科学和自然科学会较少受体制的影响，学术出版可以更畅通地接轨国际，高速发展。

    中国学术出版商应着眼于出版未来的发展方向，努力为学者创造一流的学术平台，从而在为自身创造稳定收益的基础上，为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在世界的推广和传播做出贡献。

    我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不能在学术研究——这一文化核心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不完全的。中国学术著作“走出去”对提高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意义深远，人们已经认识到：学术权力，才是世界权力。

    4. 海归学者为学术图书“走出去”带来福音

    2013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达到41.39万人，比上年增加25%，而留学回国人数达到35.35万人，增长率达到了29.5%。中国的海归正在井喷式增加，这些人不仅带来了国外最先进的学术成果，更带来了海外的表述习惯、文化背景和高水平的外语能力，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可以直接用英文写作，很多“海归”学者的专著直接就是英文版。用英文写作，还可以节约大量的翻译成本，使学术著作的“走出去”速度更快，规模更大，成本更低。在出版界，也有越来越多的海归入职加盟，他们同样也带来了与国际接轨的出版文化理念和外语图书的编辑组稿能力。出版人才队伍的国际化，也是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重要前提。

    （作者单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际分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