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造型与写生的关系
郝志远
摘 要:在造型艺术中,写实、写意及表现、再现是我们经常提及的话语词汇。当艺术家选择某个概念来陈述自己的观点时,往往代表了其创作方法的倾向性;当观者选择某个概念来表达自身的喜好时,也往往预示着其根深蒂固的欣赏角度。无论选择何种概念,在意象造型中,写生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构思时存在,创作时存在,欣赏时亦存在。
关键词:意象造型;写生;写意
造型艺术作品的创作,一般是由艺术家先观察、构思,然后选择合适的表现形式,最后才行之于可视的媒介。本文所说的写生,广义上就是这样一系列的过程,可以称之为一个完整的机制。这个过程主要由“自然的世界—我—艺术作品”三个相互作用的部分构成,而“我”又是中心。由于“我”的不同,也就是艺术家生命个体的不同,在面对同一个“自然的世界”的时候,不同的“我”的感受是不同的。这不同就是艺术家天生的“禀赋”,也是我们所谈的意象造型得以发生的基础。写生发生的机制差别不大,但艺术家的创造形式千差万别,这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
一、写生机制中自然世界的再现与意象造型的关系
儒家对艺术的态度就如孔子所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这句话基本上把“艺术”的作用、位置规定好了。但是即便是“游于艺”也面临一个大的难题——如何再现自然,所以真着手做的时候态度就变得严肃起来了:虽小道,必有可观焉。战国时诸子论画,所谓犬马难、鬼魅易等,就是对写生中再现自然技法上不纯熟的反映。
到了六朝时,宗炳提出“以形写形,以色貌色”[2],即是以客观真实的山水写作画面上的山水之形色,这就是后来“外师造化”的先声,实际上就是提倡写生。要以形写形就要认真观察真实的山水,要深入自然世界写生,所以宗炳“西涉荆巫,南登衡越”[3]“凡所游历,皆图于壁”[4],以至于眷恋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绘画的开始,一般说来乃是始于人对自然的观察。顾恺之的传神说仍然是以客观的自然对象为准的,传神乃是传所画客观对象的神。宗炳的“以形写形”,谢赫的气韵说,都是以对象为准的。到王微的“拟太虚之体”和“明神降之”开始谈到了画家作画的主观作用。姚最在《续画品》中提出“立万象于胸怀”,更加明确了作画时写的不是客观物象,而是胸怀,但胸怀中立有“万象”,这就是主客观的结合,可以说开后世意象造型之法门。
马克思把艺术的美同人的本质联系起来,并以人的本质为中介,使美的规律置于社会生产实践的基础之上。马克思说:“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5]所以说,意象造型离不开写生机制中自然世界的再现。黑格尔说:“遇到一件艺术作品,我们首先见到的是它直接呈现给我们的东西,然后再追究它的意蕴或内容。前一个因素——即外在的因素——对于我们之所以有价值,并非由于它所直接呈现的;我们假定它里面还有一种内在的东西,即一种意蕴,一种灌注生气于形状的意蕴。那外在形状的作用就在指引到这意蕴。”[6]其实,这里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形与意本就是一体的,想表达意,必须要有承载其意的形,也就是外在的形状。
二、写生机制中自然世界的表现与意象造型的关系
韩愈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7]反映到艺术上可以用张彦远“书画之艺,皆须意气而成”[8]这句话来概括。这个“意气”指的是艺术家的性格、气质、情绪、志趣等方面的综合反映,尤其是自我由于偏激、主观而产生的极端的情绪,这是大艺术家创作成功的根本所在。前面说过,由于“我”的不同,也就是艺术家生命个体的不同,在面对同一个“自然的世界”的时候,不同的“我”的感受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带给艺术以无限的可能性。
“意气”的表现在意象造型中典型的例子就是莫奈的《卢昂大教堂》系列(图1)。从一系列的作品来看,画家明显是在对景写生,而且是同一固定的场景,但是从效果来看,已经完全是写意了。毕沙罗看到这些连作后写道:“这种不平凡的技巧使我失去了自制力……它是一幅深思熟虑的作品,是经过长期考虑的、追求瞬间细微差别的效果,我没有见到别的艺术家曾达到这种效果。”[9]说明莫奈的创作是成功的,他的成就得到了世人的认可。艺术家,各家有各家的面貌,正是“意气”不一样,反映到作品上也不一样,这样就形成了各家的面貌。否则,哪来的美的多元化,艺术怎么去发展。姚最说“心师造化”,不仅仅是眼睛、手師造化,而是心师造化。自然世界的形象本是无情之物,艺术家通过写生立意于胸中,心通过造化的涵养和充实,再表现胸中的“万象”。使本来无情之物渗入人的审美,渗以艺术家的意识、感情,然后凝练成意象造型,以手写心。如此,意象造型乃是通过艺术家之手传达艺术家之心,已经不是写生机制中自然世界的标本式的再现,而是艺术家的人格、气质、心胸、学养的表现。
以梁楷《泼墨仙人图》(图2)来看,匆匆几笔,却能勾绘出酣醉的人物形貌;画家把五官夸张地处理了,宽袍大袖,露着大肚子,滑稽极了。大部分以湿笔渲染,我们可以看到运笔的轻重与速度。这幅画生动地抓住了人物的表情动态,却不在意太多细节,这种自由潇洒的画法,在以后的中国绘画中称为“写意”或“泼墨”。此类型的画重视观察,简单几笔就需抓住人的神韵,例如“仙人”的腰带,仅仅四笔,但是肚子的形状和行走时衣带的飞动感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整幅画,不出十数笔之间,就将一位特立独行、眯着眼笑的仙人诠释得几近完美,他的画完成得相当迅捷,但却是一生绘画技巧经过千锤百炼的成果。这是反复的观察、凝练造型、构思的结果,也就是不断写生的结果。当然这个过程中构思和画家的修养起到决定性作用,正应正了张彦远那句“皆意气而成”。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94.
[2]陈传习.六朝画论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99.
[3][4][梁]沈约.宋书·隐逸[M].《点校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4:2279.
[5]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克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78.
[6]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469-470.
[7]卞孝萱,张清华编选.韩愈集·送孟东野序[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
[8]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八·历代名画记卷九》812-345.
[9]刘德滨、俞永康、邢志善.西方美术名作鉴赏辞典[M].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1989:222.
作者单位:
遵义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