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多重解读
方薇
【摘 要】 本文通过结合笛卡尔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笛卡尔个人经历对笛卡尔第一哲学原理即“我思故我在”进行多重分析与解读,了解到笛卡尔第一哲学原理确立后所留下的问题,通过分析和把握这些问题,更好的理解笛卡尔的第一哲学原理,以及在此基础上来指导现代人理性思维之旅。
【关键词】 我思 我在 理性
15到16世纪这个时期,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人们的视眼由局部拉开到世界,这段时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也把人的眼光由神转向了人本身,哥白尼的日心说更是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这意味着近代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密不可分。笛卡尔是近代哲学的奠基者和唯理论的创始人,众所周知,他的“我思故我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近代哲学奠定了反思性,主体性原则和理性主义等基本特征,标志着近代哲学的开端。好学的笛卡尔寻找哲学基础原理的思路与他推论出解析几何的数学公理是密不可分的,找到第一公理,然后才能推论出以此为基础的知识,所以笛卡尔想找到一条哲学上的不容置疑、无法反驳的基础原理,以此来重构知识之树。该原理就是“我思故我在”。当用怀疑的方法怀疑一切的时候,就会发现只有怀疑本身是不容置疑的,即我思,故我在。
一、当前理论界对“我思故我在”的解读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是用经验论的解释原则,即经验上的层面来理解“我思故我在”其中的含义,例如我国著名的哲学家苗力田和李毓章两位先生在《西方哲学史新编》中是如此来论述,“既然肯定我在思想,那么就必须也肯定思想着的我必然是某种东西,这就意味着我的存在”,在这里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在思维的东西是某种物体性的东西的结论。而这种经验式的解释方式给学术界带来了理论上的困境,张志伟先生曾在他的《西方哲学十五讲》中从这一命题反题的荒诞性来反驳这种经验式的解读,肯定我在思想,那么意味着思想着的我存在,“如果我停止了思想,我就不存在,那我们不思想的时候,我们在哪?”并且在张志伟看来,笛卡尔通过我思故我在这一认识论的反思转化为本体论的结果,亦即认为我是一个思想實体是不合法的。但是笔者认为我思故我在本身所蕴含的道理不是仅此而已。笔者在下文将对我思故我在进行逐字解析。
二、对我思故我在逐字解读
面对一些大家或学者不同的解读,笔者产生了许多疑惑,也引发了许多思考,例如对于这个“故”,到底是表示什么的关系词,这其中牵扯到“我思”与“我在”的同一性问题。其次对于“我思故我在”中的两个“我”,到底该如何在遵循笛卡尔原意的前提下去理解它们本身所包含的不同的意义。最后这个“在”,它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笔者将以自己的知识限度作出如下的逐字分析陈述。
(1)第一个“我”。作为“我思故我在”中的第一词,我们应该正确的把握它的含义以便与第二个“我”加以区分,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类我”,大众的我,可以是任何一个能像笛卡尔一样思考的人,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习惯把具体的事物进行抽象,笛卡尔的第一个“我”也是经过他的思维再抽象而来的我,是一个能思考能思想的人。现象学家梅洛庞蒂认为“我思故我在”确立了一种自我意识的哲学,并导致了“他者”的消失。其实他所指向的正是这里的第一个“我”,这个“我”是一种大我,当我们确立这样一种自我意识以后,很容易导致在与他人交往中会忽略他人的想法与能力,所以梅洛庞蒂也积极地寻找一种方式来克服这个“类我”所带来的困境,体现在他的具身认知思潮里面。
(2)“我思故我在”中的“思”。这里的“思”泛指所有的思考思想活动认识,包括感觉、怀疑、思考、意愿、反思等等,其中有两类之思,一种是主体之思,另一种是对主体之思,即反思。“思”既是自识又是反思,可以是像笛卡尔式的“我在散步”一样的对自我行为意识的感觉,也可以是对生活中发生的具体事情的自我反思,思维是最不受限制的东西。我思表明我有自我的观念,这观念清楚分明。
(3)“我思故我在”中的关系连接词“故”。“故”作为连接“我思”与“我在”的词语,把握其意义尤为重要。笛卡尔用“故”加以衔接,这就使其中的逻辑关系始终存在着争议,有部分学者将哲学认识论问题与逻辑推论式相对立,认为“我思”与“我在”之间并不存在同一性而是一种因果关系。即采取了故最通俗的意思即因此所以。按照这种理解方式成了“我思”是“我在”的因,“我在”是“我思”的果,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张志伟先生根据这个命题的反题所提出的反问,“我在思考所以我存在,那么我不思考的时候,我在哪?”所以我们能在心中清楚的排除“故”作为因果关系词的推定。按照笛卡尔原本的意思,他所找到的这样一条哲学上的第一原理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它们必须是明白而清晰的,人心在注意思考它们时,一定不能怀疑它们的真理”;第二,“我们关于别的事物方面所有的知识一定是完全依靠那些原理,以至于我们虽然可以离开依靠于它们的事物,单独了解那些原理,可是离开那些原理,我们就一定不能知道依靠于它们的那些事物。”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原理,笛卡尔称之为天赋观念,认为是自然而然存在在人头脑中的观念,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证明,与此同时别的知识的存在需要该原理的支撑,所以我们可以很自然的把“故”看作是一种顺延,因为实际上就是主体通过心灵的简单直观把其后“我在”看成某种不证自明的东西,即我们可以通过理性的直观和领会来把握到这个原理,根本不需要进行三段论式的推论。若是假设大前提的存在,将会导致逻辑上的无穷倒退,而“我思故我在”俨然失去了第一原理的地位。在笛卡尔看来,理性直观的领会方法来自人类均等的健全的理智,也全然是不容置疑的东西,所以这里的“故”是一种可以通过理智直观到的顺延的关系词。
(4)“我思故我在”中的第二个“我”。理解第二个“我”是整个原理的精华之处,“我”是纯思想,纯思维,我是一个心灵实体,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清楚“A ?thing that
thinks”的意思,“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还是是一个思维的东西,在笔者看来,如果说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的话,那么就还有一层隐藏的意义在里面,即这个东西除了能思维还能干别的事情,比如“在散步的东西”,那就否定了这个东西的思维特性,所以我们应该理解为是一个思维的东西,它的唯一特性就是思维,它就是思维本身;其次这个“我”不同于思维者“thinker”,思维者相当于能思维的东西,通常来说是指人,人是个能思维的东西,通常包括肉体和心灵,而这里的“我”就是指后者—心灵,它作为一个心灵实体,思考的时候就意味着它的存在。
(5)“我思故我在”中的最后一个字“在”。在张志伟先生看来,笛卡尔把一个认识论的反思转变成了一个本体论的结果这是不合法的;然而笔者看来,虽然“存在”是一个本体论范畴,但是我们应该多从认识论的意义上去理解这个“在”,联系到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中的存在:只有通过理性直观确认无误的东西,就能认为它存在。这里的存在并不是像你手中的瓶子或者你眼前的书一样的存在,也不是像外面大山大海一般的存在;而是一种内心的确信存在,我们更多的把它往认识论上靠拢,是一种认识论上的确认,我确实的认识到了什么,我便说它是存在的,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性的,甚至可以是上帝。
通过把“我思故我在”这个整体拆分成五个部分进行分析与理解,目的不是拆分,而是在把原理敲碎以后更加流畅的被我们大脑吸收,更加自然的联系在一起,從而把握整个原理本身。
三、理论本身留下的困境
笛卡尔的“我思”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为近代哲学鉴定了反思性、主体性原则和理性主义等基本特征,标志着近代哲学的开端,黑格尔认为“他是一个彻底从头做起、带头重建哲学的基础的英雄人物,哲学在奔波了一千多年之后、现在才回到这个基础上面。”[1]但是笛卡尔是通过将客体即思维内容与主体即思维形式区分开来的方式来确定主体性原则,这使该原理难免二元论困境,笔者在此着重讲二元论困境问题以及笔者本身对“我思”与“我在”同一性问题的理解。
(1)身心二元对立。早年笛卡尔认为心灵与物体是二元对立的,心灵有思想而没有广延,物体有广延而没有思想导致,导致心物对立。正是因为笛卡尔所持的身心互不相关二元对立的理论。他才不得不依靠上帝存在来试图最后证明物质世界存在,当然其中也应该包含了在当时时代背景下(伽利略和哥白尼的事例)所面对的一些宗教的压力,选择证明上帝的存在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他的体系里,只有上帝是真正的实体,心灵与物体在来源上都依赖于上帝,但就其本性而言,他们也是因为其各自的本性才互为自己,两者之间互不依赖,只有依靠上帝才能将这两个世界重新联结起来,但是仅仅依靠上帝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笛卡尔晚年时期也试图去解决二元论困境问题,他提到“灵魂与肉体的联合体,两者虽然不同却联系得如此亲密,当外界事物通过运动而影响我们的感官,使我们的身体发热或疼痛时,我的心灵就产生了避开的念头”[2],笛卡尔找到我们心灵与身体这两个运动过程的交换台—松果腺体,认为通过他们进行身心交感,虽然现代医学已经否认这个松果腺体的原理,但是也表明了笛卡尔本人也在为解决二元论困境问题作出努力。后来的哲学家们在此问题上也始终难以摆脱困境。
(2)有关“我思”与“我在”同一性问题的理解。通过以上的了解,我们认识到我思故我在原理背后的最大的缺陷性,把物质的我与思考的我一开始就进行了分离,以至于之后的哲学家都在为二者的联结作努力,但是笔者认为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他们之间的同一性,物质的我实际上就是现实中存在的这样一种生存的我,生存的我与思考的我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生存的我是思考的我之基础条件,你必须先存在才有可能进行思考,而思考的我是生存的我之必然要求,一个人活着不可能只是机械式的生活,人需要反思,需要理性的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选择,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在于他的理性思维不同于动物,人在于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所以在笔者看来,“我思”与“我在”是具有同一性的,并且相互紧密联系。任何一个都不能离开另一个而独立存在。
四、笛卡尔哲学观的时代意义
作为近代哲学唯理论的开创者,笛卡尔通过怀疑一切的方法找到哲学上的第一原理即“我思故我在”,确立了主体性的原则以及重新恢复了理性的光辉,而主体性原则哲学聚焦于人类本身依靠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理性去不断改造客观世界,从而成为自然的主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树立人的主体地位是非常建设性的一步,在人的活动过程中,人类充分认识到自身对自然的主体性地位,并且形成了世界都是沿着一定的规律发展的普遍共识,认识自然及其规律就是为了更好地使其为人类服务,于是人们利用理性认识自然、发展科学、提高生产,直接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崇尚理性和科学,这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原来的手工工场被机器大工业取而代之,也相应地影响了人的生存方式和交往方式,所有这一切改朝换代式的改变更进一步向人们证明了理性的无穷力量,理性成为了一种时代精神,在笛卡尔时代这样的一种理性精神无疑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催化剂。然而不讨论笛卡尔主客观二元对立的客观缺陷,笛卡尔倡导的这样一种对人本身的反思、人的理性精神以及主体性思想对于现代人的生活也是意义重大的,虽然现象学家梅洛庞蒂对“我思故我在”解读为排除了“他人”的一个人的沉思之旅,但是我们可以在不讨论与他人交往的基础上去理解笛卡尔哲学对现代人生活的意义,就是去考虑到人自身的问题,人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先要找到自己的客观定位,“反思的我”是人们在生存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人本身是因为能够理性思考而精彩,“反思的我”的存在是不断的在寻找人生存的意义,这个意义离不开客观物质世界的繁荣,也更离不开精神世界的丰富,精神上的多产需要人依靠自己的理性不断的进行深度思考与探究,最后通过自我心灵的思考与思想的回馈,实现并达到人生活在世界中对“意义”的要求与理想。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四卷[M].商务印书馆.1978.
[2] 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