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署名关义利

    张国功

    闲来好读书。最近翻读陈晓维《好书之徒》，中有《聂崇岐与翦伯赞》一文，记录史学家聂崇岐批评翦伯赞不当署名的学林旧事：20世纪50年代，翦主持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由聂编纂《捻军》。交稿之时，翦当面提出，聂在“三反”运动中成为“重点”，不宜单独署名，且这种资料丛书从无一人署名者，因此建议署名由范文澜领衔，翦居其次，聂列第三，又嘱推荐两人以凑成五人之数。聂推荐自己的学生许大龄、陈仲夫。不料翦未用许陈，而改以其助手林树惠与秘书王其榘。“于是此书编者项下遂居然有五人矣。”对这种署名徇私的做法，书生聂崇岐大为感叹：“呜呼！义利之不明久矣，彼寝馈儒经者尚难辨此，又何责于今之人哉？”陈晓维介绍说，聂崇岐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先后服务于哈佛燕京学社、中法汉学研究所、哈佛东方语文系，历史复杂；加上为人耿直，“三反”中，即以“态度恶劣，对抗运动”而遭“隔离反省，交代问题”。而翦伯赞则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早在1937年就已入党，此时正是燕京大学意识形态上的领袖人物，“是党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一座策略性的桥梁”。他“先一针见血地点出聂在三反运动中的不利处境，一句话先把聂摁在椅子上，使其在谈话中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然后再提出署名问题”，聂还能再说什么呢？文章中还提及，聂崇岐在另一著作《中外历史年表》的题跋里，就署名问题也对翦多有不满：“此书下力最多者为余，次为刘君，次为齐君，翦则总其成者……旋又争名次前后，翦先生与刘固旧交也，意存偏袒。”署名的顺序是：翦伯赞主编，齐思和、刘启戈、聂崇岐合编。80年代重印时，著者排名顺序照旧，但在著者项下加上了一行字：以笔画为次。

    由聂崇岐先生的遭遇，我想到同样时代环境中的另两桩与署名有关的学林旧事。1957年，王国维之子王仲闻，因参与创办同人刊物被打为“右派”，遭开除公职。词学大家唐圭璋先生，不顾其政治身份，力荐王参与审订中华书局正在编辑的《全宋词》。王因此以临时工的身份，在中华四年补编《全宋词》。成稿后，唐先生毫不顾虑地向学院党委、中华要求采用“唐圭璋编，王仲闻审订”的署名方式。但“右派”的名字，怎么可以见诸社会主义的出版物中呢！最终，王的劳动成果被一笔抹杀。1969年，因为曾在国民党“中统”掌控的上海邮政局任职员，王仲闻蒙有“国民党特务”的嫌疑，走投无路，效其父投昆明湖，却未能死，最终仰药含冤自尽。其生前出版的《南唐二主词校订》和校注《蕙风词话 人间词话》署名王幼安，“文革”前就打好纸型的《李清照集校注》1979年出版时署名王学初。至于《全宋词》，直到1999年中华出版增订简体本，才补上“王仲闻参订”的署名，给了他一个迟到的正名。

    无独有偶，与唐圭璋先生一样，特殊时期，不顾政治影响而同意署名的，还有被许多人讥为不问世事的钱钟书先生。徐友模在《为钱钟书先生的署名喝彩》中介绍：1964年，社科院文学所领导余冠英分派年轻人吴庚舜与钱钟书先生承担研究洪升《长生殿》的任务，最终完成论文《也论〈长生殿〉》。两人都是谦谦君子，为署名先后相互推让。钱机智地署下“郑辛禹”这个笔名——三字均居“吴庚舜”之后，让吴无话可说。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论文从人性的角度明确指出，这场爱情“绝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爱情”；还锤炼出“心上的人”“心下的人”“心外的人”“分爱”“钟情”“素喜”等系列概念，“仅仅这些词的出现，每个了解‘文革的人都应该能设想出，一旦被‘四人帮揪住，钱吴二位将招致什么后果，令人不寒而栗啊！这才是钱先生会署名的根本原因……不署钱钟书，而居后签上郑辛禹的笔名，只是为了负责地居后而已。”

    中国现当代的学术，包括论著署名这样极其微小的一个细节，都可能蕴含着深沉的信息。要不是有心人记下这些编辑史上的小事，学术史也许要失去很多深沉的况味。在今天，我们常常听到学界因成果署名而产生问题，大多是为署名谁先谁后的功利之争；或是如高校中博导教授们将自己大名“理所当然”地冠在学生研究成果之前，行政领导“当仁不让”地冠名于学界作者姓名之前。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一旦出现学生抄袭他人成果而让导师大受牵连、反受其累的后果，让局外人不知是该替导师叫屈还是当痛说“活该”。说起来，这些多是因名利作怪而产生的怪现状。署名关乎义利，古今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