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女人·杨贵妃》：盛唐气象的合“理”化建构

    邢祥虎

    

    

    唐玄宗、杨贵妃的悲剧故事可以称得上是最大的爱情“IP”，被无数“文本”建构，又被无数“文本”解构——诗词、戏曲、舞剧、电视讲坛、网络小说、多媒体实景演出、电视剧、电影。白居易在《长恨歌》里以一个诗人叙事者的身份，向读者诠释了李杨的千古爱情悲剧。借由文字符码，历史人物被塑造成了艺术典型形象。如果说白居易的诗人身份给该故事增添了“臆想”色彩，那么电影《王朝的女人·杨贵妃》中塔西佗以历史学家的“叙述者”身份则带给观众丝丝“真实”的感觉。当代美国电影教授莎拉·考兹洛夫认为：“从叙事理论得知，每一个叙述故事都可以被分为两个部分：‘故事部分，即究竟发生了什么和对谁发生的部分；再就是‘话语部分，即这个故事的讲述方式。”[1]与叙事诗《长恨歌》着意突出一个“恨”字——浪漫爱情与残酷权力难以两全的憾恨、悼惜相比，电影《王朝的女人·杨贵妃》更着意“王朝”——盛唐气象的全景式搬演与复现，这是莎拉·考兹洛夫所指的“故事部分”，而塔西佗的历史学家旁观式讲述则构成了影片的“话语部分”。

    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电视剧相仿，《王朝的女人·杨贵妃》中有一个“主持人”解说的角色——塔西佗。“在电视镜头前，主持人把他们的魅力和诚信以及人性化特点，都附加在了那个无形的电视叙述机构身上。他们的作用就是让非人性化的东西沾染上人性的活力。”[2]众所周知，塔西佗是罗马帝国初年的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电影设置了塔西佗这样一个“全知视角”，无非是想让摄影机镜头前的塔西佗以历史学家的魅力和诚信，给电影沾染上了人性的活力和符合历史事实的合“理”化建构，让叙事接受者——观众认可塔西佗从“奥林匹斯山的有利位置”通观的故事剧情，在世界文明坐标系中给李唐帝国的盛世气象一个全方位展示舞台。其实，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历来有“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之说，我们不必深究细枝末节是否符合历史上的真实。因为“所有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历史叙述不是生产‘真理，而是站在此时此地对彼时彼地的回溯和表达，甚至是建构”。[3]下面，我们就通过塔西佗这位古罗马史官的大唐“史记”来感触“繁盛华美、自信磅礴”的盛唐气象。

    一、 高堂阔殿，城垣宫阙错落有致的帝都气派

    其实，塔西佗的生卒年大约是公元56-118年，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东汉时期，他的生命不会和李唐王朝有任何交集。但是影片让其“穿越”到600多年后的唐玄宗时期，充任影片文本的“隐含作者”，完成“叙述”任务，这在影视叙事学批评上是无可厚非，因为“隐含作者”本身就是虚构的。

    影片开场是大秦东罗马帝国使臣塔西佗主教觐见唐玄宗的场景，二位使臣拾步走在大明宫的台阶上。台阶开阔平坦，不计其数，似有一眼望不边的感觉。摄影机低机位横移，跟随使臣步伐而仰拍大明宫城，地平线升高，视野开阔，云雾缭绕，宫殿似与天接，威仪宇内，影片以“窥一斑而见全貌，观滴水可知沧海”的艺术手法，向观众呈现了“千宫之宫”的城邦神话，这样的帝都气派在诗词中也有体现。《帝京篇》十首其一：“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这是唐太宗称颂唐帝国京都的雄伟壮丽的诗篇。台阶尽头便是富丽堂皇的宫殿，宫门高耸，四名守门武士在高耸的宫门下如蝼蚁般大小，见到如此雄阔的宫殿，两位使者惊叹愕然，气喘吁吁地说：“这算大唐吧！”据史料记载，公元7世纪，唐长安城面积达84平方公里，而公元2世纪的古罗马城仅有13平方公里。东西方两大文明古城面积差别之大，难怪塔西佗在影片开篇就说：“罗马时刻在向世人提醒着自己的伟大，而繁盛华美、自信磅礴的大唐对自己的伟大却并不自知。”宫门开启，二人走入宫殿，穹顶高耸，廊柱浑圆，深长甬道将二人引向远方，宫殿内豢养的一头黑豹着实吓二位使者一跳，从眼神中流露出新奇与叹服。“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笔下的大明宫，是何等的雄伟威严：那层层叠叠的宫殿大门如九重天门，迤逦打开，深邃伟丽。

    盛唐起自唐玄宗开元初年（712年），下至唐代宗大历初年（766年），在这50余年的辉煌岁月里，唐朝的统治者主要是唐玄宗李隆基。唐玄宗在位44年，前期政治清明，励精图治，任用贤能，使得大唐经济迅速发展，天下大治，人口增多，疆域扩充，唐朝进入历史上有名的“开元盛世”。杜甫的《忆昔》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开元盛世”期间，首都长安城是世界最大的城市，八方来朝，各族各色人种频繁往来，唐帝国均以开放包容的胸襟友好对待异邦使者，此时的长安称得上世界大都会，其城市规模远超古罗马城。

    影片中还有一场马球比赛的情节，比赛双方纵马驰骋在方阔的马球场内，“百马攒蹄近相映”。整个马球场面积开阔自不必说，四周的阙楼相依相连，整齐有序，坐满了观众，其欢呼雀跃，气氛热烈。

    马球运动，也叫击鞠，是唐朝最受欢迎的一项体育娱乐消遣活动，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无论男女都喜爱打马球。马球场地建造要求条件高，韩愈在《汴泗交流赠张仆射》诗中写到：“汴泗交流郡城角，筑场千步平如削。短垣三面缭逶迤，击鼓腾腾树赤旗。”表明马球场地的面积有千步之阔，地面平整，犹如刀削的一般。[4]《王朝的女人·杨贵妃》用多种视听语言展现了这场马球比赛的激烈、紧张程度，摄影机追随拍摄，连续性剪辑，既有全景镜头的空间环境交代，也有特写镜头的细节展示。太子李瑛、寿王李瑁纵马侧身击球，风驰电掣一般。观众台上还是民女身份的杨玉环说：“跑那么快，我哪知道谁是谁呀！”影片借由她的视角形象地传达出了一派酣战的精彩场面。韩愈则描述的更加惊心动魄——“球惊杖奋合且离，红牛缨绂黄金羁。侧身转臂着马腹，霹雳应手神珠驰。”影片里的这场马球比赛共有两队16人参加，对阵双方人数相等，这与辽宁博物馆珍藏的绘画作品《明皇击球图》反映的情形基本一致。此画描摹的正是唐玄宗李隆基和嫔妃们骑马击球的情景，整幅画共有16名赛手。[5]

    二、 华服美妆，体态丰腴，热烈放恣的身体美

    众所周知，唐朝人以胖为美，这个开放社会容许袒胸露臂，崇尚的女性体态美是额宽、脸圆、体胖。环肥燕瘦这个成语充分印证了唐人的审美观。

    片中杨玉环着一袭素衣丧典领舞，其婀娜身姿、修臂圆胸令皇帝李隆基称颂：“那领舞者其哀如舞自己。”据野史考证称，杨贵妃身高1.64米，体重138斤，也有说杨贵妃身高1.55米，体重120斤，但杨贵妃究竟有多胖，至今无法考证。但从这部影片里观众对杨贵妃丰腴的体态还是印象深刻的，不仅如此，惠妃、梅妃、韦妃等片中出现的角色均有低领抹胸装束，尽显其尺幅春光。

    唐朝后宫女子的衣服分冠服和常服两类。冠服是参加受册、助祭、朝会、亲蚕、宴客等重大场合穿着的最正式服饰，受到国家礼法、律令的严格规定。常服是在上述场合以外，日常生活中穿着的便装，相比冠服受限较少，更为随意，因而也更能体现出当时的社会面貌。《大唐开元礼》是盛唐开元年间制定的冠服律令，该律令规定皇后的冠服分为禕衣、鞠衣和钿钗礼衣三等。皇太子妃服分为褕翟、鞠衣和钿钗襢衣三等。嫔妃分为翟衣、钿钗礼衣、花钗礼衣与公服等名目。常服只有一种，叫襦裙，由上身的襦衫与下身的长裙搭配而成。

    在《王朝的女人·杨贵妃》中有杨玉环与唐玄宗大婚一场戏，婚典上杨玉环则着翟衣。《开元礼》规定：“翟衣青质，罗为之，绣为翟，编次于衣及裳，一品翟九等，并素纱中单，蔽膝，随裳色，以娵为领缘，加以文绣。”从律令中可以看出翟衣包括上衣、下裳、内服、领口、袖口、衣边、前襟、蔽膝、大带等严格而又繁复的形制。在影片中和田惠美为这场戏设计了精美绝伦的服装，杨玉环身穿朱红冠服，层层叠叠，领口、袖口均绣有精致图案，长纱逶迤曳地，尽显盛唐服饰雍容华贵之美、社会生活富足殷实甚至奢侈之貌。塔西佗在片中则惊羡道：“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王朝。”

    影片中杨贵妃等宫廷女人大部分时间穿着襦裙常服，这是盛唐社会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主要的服饰类型。盛唐社会“崇尚一种丰满、浓艳之美，赏花喜欢观赏牡丹，人则讲究男无肩女无颈，就连在挑选马的时候也要头小颈粗臂部大的，一种以体态丰腴为美的新审美趋势流行了起来”[6]。这一时期上衣襦服的袖子开始加宽加大，衣领逐渐降低，以至出现了袒领，半露或全露酥胸，唐诗对此有较多描写，譬如“罗薄透凝脂”“长留白雪占胸前”“粉胸半掩疑晴雪”“慢束罗裙半露胸”“胸前如雪脸如花”。《王朝的女人·杨贵妃》中所有女性的服饰无论贵妃、惠妃、梅妃、韦妃还是宫女都是这种露胸装。这一阶段更盛行单色裙，颜色多艳丽光鲜，以白、红、绿、粉红、杏黄、绛、月青、草绿、郁金、深紫为主。在唐玄宗赐死惠妃那场戏里，杨玉环上身着月青色襦衫，下着百裥裙，就是一种用整幅缎子打折成百裥的长裙，褶皱层层叠叠，下裙宽大，走起路来长裙曳地、轻盈飘逸。恰似孟浩然在《春情》诗中云：“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还有，太医为杨玉环诊脉一场戏，杨玉环此时还是寿王妃。杨玉环便着一杏黄色襦裙，坦胸露乳，就连身后垂手而立的两位侍女也是如此。在襦裙外还搭披一件帛巾，帛巾绕过双臂，松松的搭在双肩上并由肩部长长的垂挂下来，其装饰性大于实用性，这也是盛唐时期贵族妇女常见的着装方式，可见盛唐审美雍容华贵、胸襟开放之特质。

    除了衣饰外，盛唐妇女的发饰也流露出成熟大气、高耸奢华的特点。

    唐代文学家段成式（字柯古）也在他的《髻鬟品》一文中指出：“明皇帝宫中双环望仙髻、回鹘髻，贵妃作愁来髻，长安城中有盘桓髻、惊鹄髻，又抛家髻及倭堕髻。”[7]唐代发式多种多样，是华、夷多种文化的产物。

    《王朝的女人·杨贵妃》中，杨玉环、梅妃、惠妃等主要女性角色的发髻均时有不同。比如在杨玉环初遇塔西佗主教时，梳的发髻样式叫双环望仙髻，将头发分成两股，用黑毛线或黑带束缚成环，高耸于头顶，此发式有追求之感，瞻望之状，故称双环望仙髻。而当李隆基与杨玉环大婚仪式上，杨玉环的发髻叫云朵髻，这种发式把头发梳成云朵状，髻前装饰珠翠，这种发式显得丰盈优雅，为唐代有身份有地位的贵族妇女所喜欢。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描写杨玉环：“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这里便提到云鬓的发式。

    唐朝妇女发髻上还经常插以梳、篦、簪、钗、步摇、翠翘、搔头、珠翠金银宝钿等作装饰。[8]形成一种繁复奢华、雍容富态的装饰风格。步摇在唐代非常流行，受到广大妇女的喜爱。它的样式很多，材料一般用金玉，有的还在上面缀很多玉珠，这样走起路来玉珠来回摆动，煞是好看。[9]同样，在《长恨歌》里白居易如此来描写杨贵妃的头饰：“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王朝的女人·杨贵妃》里，唐玄宗与杨贵妃大婚典礼上，特写镜头展示了杨玉环头戴的金步摇格外精致，金光闪烁、璀璨熠熠，走起路来抖抖颤颤、叮叮咚咚，其声音相当悦耳。

    盛唐女子还十分在意自己的妆容，尤其是贵族宫廷女子。比如，贴花钿、贴面靥、描斜红、点唇脂等。面靥是施于脸庞两侧酒窝处的一种妆饰，通常用胭脂点染成黄豆般的两颗圆点。额头也可以进行贴饰，称额妆。在《王朝的女人·杨贵妃》里，李杨大婚一场戏，杨玉环酒窝、额头均进行了贴画。酒窝处点染圆点，额头描画落梅妆。落梅妆来自于寿阳公主。《宋书》记载，公主休息时，梅花落在公主额上，成五出之华，拂之不去。后来人们以此为美，争相效仿。除此以外，杨玉环在多个剧情里都画有额状，比如接见大食阿拉伯帝国使者的朝礼上。影片不仅表现了杨玉环的额妆，而且也表现了梅妃娘娘的额妆。在第二场马球比赛那场戏，梅妃娘娘描画了一幅飞鸟状的额妆。点唇脂就是用朱砂、胭脂等颜料在嘴唇上涂抹成樱桃的形状，双唇并合便是人们常说的“樱桃小口”。白居易在诗中将其描述为“朱唇素指匀，粉汗红绵扑”。同样在李杨大婚这场戏里，杨玉环的正面特写镜头就展示了她的樱桃小口。

    三、 自信包容，交好异族外邦的博大胸怀

    据史料记载，唐长安有100万人口，其中2%是异国人，这些异国人可以参与朝政，京城任官者，715人次刺史，其中外国人76人次。不仅如此，外族人还可以掌兵带领军队，唐朝公主还可与异族人通婚。其中唐玄宗有30个女儿，5个女儿嫁给了异族驸马。这样的中外交流状况表明唐朝是一个十分开放的朝代。

    在《王朝的女人·杨贵妃》中，影片也显示了这种景象。本片以一名东罗马帝国使者的口吻向观众进行讲述，这名使者不仅觐见了唐玄宗，而且还为杨玉环充当音律教师，教授其弹奏箜篌，这充分表明了唐玄宗对他的信任。朝廷举行一次舞会，着各族各国服饰的人在宫中翩翩起舞，塔西佗用自己的声音告诉观众：“波斯皇帝是在大唐宫廷长大的王子，这的秘书长是日本人，副丞相是安南人，甚至负责皇室警卫的重将也用天竺人，他们开放得不像是一个帝国，像整个世界。”“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唐朝宰相共369人，凡98族，而少数民族上层分子任宰相者多达24人，凡15族，占唐朝宰相总数的6%左右。”[10]这就是说唐朝对少数民族分子、外国人参与政权甚至把持国家枢密机关均不加介怀和歧视。影片中典型的人物就是安禄山。他有粟特人和突厥人的混合血统，在唐玄宗时期官拜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成了大唐军界第一人。在影片开场部分，唐玄宗出乎使臣意料的是要听罗马帝国的哀歌而不是颂歌。唐玄宗“接到了边疆战争胜利的捷报，但战事的惨烈使他决定把庆祝胜利的狂欢，改成了哀歌中生命为大，祭奠双方死亡将士的丧典”。这就是颇具包容博大胸怀的盛唐统治者。

    唐玄宗不仅容忍异族外邦人来到长安经商贸易、参政议政，而且对他们的宗教信仰也持包容态度。“当时的外来宗教除了佛教外，还有景教、袄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均能在唐朝建立寺院，并传播其教义……例如景教，为基督教的别派，当时称大秦教，在中国长安、洛阳、成都等地都有大秦寺的建立，唐政府明令保护，允许传教。”[11]大秦是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及近东地区的称呼。《王朝的女人·杨贵妃》中塔西佗的第一个身份是使臣，另一个身份是传教士，是位基督教大主教。影片中有多处镜头拍摄了基督教堂，教堂大厅肃穆庄严，花岗岩拱窗尖耸明亮，烛光摇曳，十字架高高矗立，从中可见出基督教堂的宏伟与神圣。高力士先后两次来到教堂向塔西佗吐露心声，寻求灵魂慰籍。一次是目睹寿王李瑁愤而自残，一次是对自己阉人身份的不安。这表明景教在大唐王朝可以受到皇族高官的礼遇，甚至成了他们派遣心中郁闷的感情寄托。

    盛唐之时，异族音乐、舞蹈可以在皇宫、民间自由演奏。《通典》记载：“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二弦，竖抱于怀中，而两手齐奏，俗谓‘擘箜篌。”箜篌在罗马被称为竖琴。杨玉环擅音律，对弹奏箜篌已有不浅的功底，唐玄宗为了满足她的“不情之请”，亲自安排塔西佗任其箜篌教师。唐玄宗本人多才多艺、通晓音律，影片里他与十数名胡人乐手一起演奏，音乐风格明显呈西域特色，使用的乐器有起源于波斯的达卜、都塔尔等，这些剧情表明域外乐器在大唐王朝受到欢迎，流传甚广，成为盛唐之音的主旋律。域来音乐在唐代盛行的同时，外来舞蹈亦毫不逊色。安禄山晚年虽体胖肥圆，但历史记载其“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风焉”。白居易《胡旋女》诗云：“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在《王朝的女人·杨贵妃》中，杨玉环与李瑁新婚不久，唐玄宗在宫中偶遇杨玉环，询问她：“瑁儿呢？”杨玉环满怀醋意地回答：“他正在专注地看波斯舞娘跳舞呢。”这个情节间接表明了胡舞在大唐皇宫的盛行程度，竟然引起新婚王妃的嫉妒。

    从军事政治到社会生活，从宗教信仰到音乐舞蹈，以上种种镜头剧情均表现了大唐政府当时包容、自由、宽松的思想政治环境。

    结语

    一部由豪华创作阵容打造的古装大戏，从导演到演员，从摄影到美术造型，均是强强联合。创作者的“野心”似乎不言自明——为豪华的盛唐“复魅”。虽然有人微辞“搬出了杨贵妃，救不了烂电影。”“华服美人掩盖不了剧情的羸弱以及主题的空洞”。[12]诚然，《王朝的女人·杨贵妃》却有主题诉求方面的不足之处，这并非是本文所关注的焦点。即使毁誉参半，但做为一部今人拍摄的带有史诗气质的影片，在“空间优位”叙事上，确实比较认真地重现了盛唐气象，其画面细节、服装道具细节的考究给人印象深刻，并且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判定这些细节基本符合史实。“《杨贵妃》是技术层面上，属于对细节着迷的那种电影。”[13]伊泽尔指出文本具有一种召唤读者阅读的机制——“文本的召唤结构”，这种结构可以满足接受者的“期待视野”。《王朝的女人·杨贵妃》的“召唤结构”正是这些合情合理的戏剧细节，它们“建构”起了观众脑海中的盛唐气象。

    参考文献：

    [1][2]（美）莎拉·考兹洛夫.叙述理论与电视[M]//罗伯特·艾伦.重组话语频道（第2版）.牟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0，70.

    [3]罗群.今天，我们怎样思考历史和爱情——评电影《王朝的女人·杨贵妃》[N].北京：中国文化报，2015-08-13（6）.

    [4]彭昆.唐朝马球发展分析[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2（11）：48.

    [5]李新国.从《明皇击球图》看唐玄宗对马球运动的喜爱[J].兰台世界，2014（36）：119.

    [6]韩佳珉.唐代贵族妇女服饰审美研究[D].兰州：西北民族大学，2014（5）：13.

    [7]张宇澄.香艳丛书（第二册）[M].上海：上海书店，1991：88.

    [8]张利艳.论唐代发式设计的文化意蕴[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3.

    [9]刘文娜.唐代妇女服饰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1（3）：35.

    [10][11]申红星.唐朝社会的开放风气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05（6）：17，27-28.

    [12]张希明.搬出了杨贵妃，救不了烂电影[J].中国经济信息，2015（7）：8.

    [13]韩浩月.细若游丝的欲望，在时间长河里执着生长——评《王朝的女人·杨贵妃》[N].上海：文汇报，2015-09-01（12）.